內斂、奢靡與偽裝：中國人如何在鏡頭前表達愛情？

采寫 | 林子人編輯 | 朱潔樹

1978年，上海人民公園內，一對年輕男女並排坐在一張公園長凳上。他們之間沒有肢體接觸，但兩人相向蹺着二郎腿的動作和微微向對方傾斜的姿勢流露出彼此的親密。在長凳另一端坐着的老人嚴肅地盯着他們，眼神中流露出不認同。

2016年，同樣在上海，一對跨國情侶在摩托車上起了爭執。「我想拍個水下婚紗照，」來自烏魯木齊的Jenny說，「你知道吧，然後我們可以……」「我不要。」來自澳大利亞的David打斷她。但男生還是向女生妥協了。女生穿着一條火紅的長裙，在男生的懷裡溫柔凝視對方。兩人潛入一個巨大的水缸，女生的髮絲和裙擺在水波中飄蕩開來。站在水缸外的攝影師迅速按下快門。

《中國式愛情》（2016），奧利維亞·馬丁-麥圭爾這是上海攝影藝術中心日前開幕的新展「炎夏之愛」中展出的兩張照片，它們各自代表着中國人私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面向——浪漫愛情——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兩個標誌性節點：早年，浪漫愛情在一個奉行集體主義的社會中被置於次要位置，婚姻在組織的安排下往往更是一種愛國責任，而非個人追求；隨着時代變遷，愛情的外在表達開始浮現，充斥於公共空間和言談之中。人們在公開場合小心翼翼地談情說愛的時代篇章迅速略過，日漸奢靡的婚紗照和婚禮變得司空見慣，愛情，也許成為了中國人少數擁有的完全自主的心靈領地。從劉香成拍攝於1970年代末的照片，到奧利維亞·馬丁-麥圭爾（Olivia Martin-McGuire）鏡頭中當下中國的婚紗照拍攝現場，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短短四十年的時間裡，中國人的愛情觀和愛情表現經歷了多麼大的變化。

但中國人真的在「展現愛情」這件事上徹底改頭換面了嗎？「炎夏之愛」策展人、英國人凱倫·史密斯（Karen Smith）認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她注意到劉香成鏡頭下新婚夫婦在拍婚紗照時的嚴肅神情，馬丁-麥圭爾也抓拍到年輕情侶在某個瞬間的面無表情，她不禁自問，內斂是否一直潛藏在中國人的愛情觀當中，「中國人是否就是天性比較害羞呢？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上海，一位老人注視着公園長椅上的一對年輕情侶》（1978），劉香成從拘謹到開放：改革開放時代的愛情表達

對於中國人來說，浪漫愛情的概念是一件西方舶來品。《吻的歷史》作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語言人類學教授馬塞爾·達內西（Marcel Danesi）認為，在19世紀早期的西方社會，自由戀愛取代了由他人撮合的方式，成為多數社會階級中結婚的首要條件。伴隨西方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張，「自由戀愛」「浪漫愛情」等觀念逐漸擴散至全球。

在中國，《巴黎茶花女遺事》《少年維特之煩惱》等西方小說的傳入帶來的自由戀愛觀念，幫助20世紀初的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擺脫儒家傳統的束縛，以爭取婚姻自由的方式構想一種全新的個體身份，即擁有自由、平等、權利的現代社會公民。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近三十年時間裡，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統攝公共和私人生活，壓抑人們對浪漫愛情的追求。然而當改革開放的時代大幕開啟、國家開始從私人生活中退場時，那些曾經被認為不那麼重要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不可抑制地噴薄而出，再度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人類學家閻雲翔通過考察一個中國北方村莊在1949年到1999年間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觀念變遷史發現，浪漫愛情是在當代年輕人當中傳播最為迅速的觀念。

這也是史密斯策劃此次展覽的重要原因：「攝影是探索這個話題的絕佳方式。通過比較在中國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拍攝的照片，你能夠看到中國人在那些事關愛情的場合中有如此不同的反應。」

《北京，動物園遊人如織的馬路邊，背過身去談戀愛的男女青年》（1979），劉香成1970年代末，剛剛來到中國的《時代》（Time）雜誌外籍攝影記者劉香成以鏡頭為筆，記錄下改革開放時期政治逐漸從日常生活中退居幕後、人們開始在私人生活中享有越來越多自主權的奇妙瞬間。「此前，毛主席過世後，我於1976年首次回到中國。我注意到人們肢體語言的改變，肩膀自然放鬆，表情和體態也更為柔和。到了70年代的尾聲，這平和的氣氛中更是注入了一種安靜的樂觀精神和內斂的開放態度。」

劉香成注意到人們開始小心又雀躍地嘗試在公共場所出雙入對，談情說愛。1978年，他在上海人民公園拍到了一對在老人嚴肅注視下坐在長凳上聊天的情侶。1979年，他在北京動物園遊人如織的馬路旁拍到了一對背過身去談戀愛的青年男女。「早些年，人們在公共場合還是比較害羞的，即使是你們在公園裡坐得比較近，也會被人怒目而視，因為人和人之間距離過近被認為不符合規矩。」史密斯告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劉香成在當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們會在公園裡大排長隊，只為了有機會能坐下來「談戀愛」，「光一起散散步可不行，意義可不如在公園裡一起坐下來。」

在她看來，「談戀愛」這個詞也頗有中國特色：「我不知道在英語裡是否有『談戀愛』這個詞，大概『courting』比較貼切吧，因為這裡面有一個與你想與之成婚的人正式相處一段時間的意味。」

時光流轉至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拘謹的「談戀愛」早已消失不見，被一種開放的，乃至帶有公開炫耀意味的戀愛話語和實踐取代，這一點在馬良的作品《我的移動照相館》（2012）中一覽無餘。情侶和夫婦在馬良的鏡頭前盡情發揮想象力，裝扮成自己理想中最有意思的樣子，戲謔地與彼此互動。「我喜歡這組作品的原因是它誕生於一個全新的時代。人們更有個性，更時髦別致，不再順從某一個好的唯一標準，女孩的形象也不再千篇一律。每個人都能夠做自己。」史密斯說。

《我的移動照相館》（2012），馬良閻雲翔觀察發現，20世紀末的中國農村青年就已深受媒體、流行文化、城市生活等多方面的影響，將大多數現代的情感表達方式融入生活中。鑑於全球信息流通與國際流行文化的日益普及，他認為過去的那種不善表達以及藉助微妙方式來傳達親密感情的情況將很大程度上隨着「美國戀愛文化的全球化」而消失。在中國當代農村尚且如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在對外交流更頻繁的城市也是一個普遍現象。

但當下中國人真的能夠直率坦誠地談論愛情了嗎？史密斯認為這個問題還不是那麼容易回答。「炎夏之愛」展覽中也包含了上海攝影藝術中心發起的「關於我愛你」（The One I Love）作品公開徵集的獲選作品，史密斯告訴界面文化，令她驚訝的是在徵集到的1萬餘張照片中，真正和愛情切題的作品其實並不多。

「很多照片會讓你覺得作者在拍攝的時候並沒有在想着愛情。很多照片是風景照，這沒問題，如果你能在風景中感受到愛，這很難解釋。而且很多人跟我說，現在我想看看那些和愛情無關的其他照片。這就比較棘手了，因為我沒法說誰的照片和愛情無關，因為這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事情。」史密斯認為，從此次公開徵集的作品來看，很多中國年輕人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愛情是什麼模樣。

但在另一方面，這位1992年就來到中國工作生活、在中國文化中浸洽已久的英國人反而會認為，和美國戀愛文化相比，中國人更內斂含蓄的戀愛方式亦有其可取之處：「在好萊塢電影裡人們能夠為愛而死，這是如此極端的一種感情——愛是至高無上的。但當你生活在中國，你會發現中國社會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更加實際，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實用主義在建立長期良好的親密關係上會更有用，因為我認為青春時代的浪漫愛情是不可能維持一生的。浪漫愛情能夠讓你和某個人走到一起，也許在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和愛的人在一起，而是要遵循父母之命成婚，但長久來看，只要你們彼此之間不那麼無情，也許你們也能建立一種維持一生的夥伴關係，這可能比那種可能會令人窒息的炙熱愛情要好得多。」

真實還是偽裝：婚紗照中的「中國式愛情」

戀愛過程一帆風順，締結婚約就水到渠成。自古以來，婚禮就是中國人一生之中的重要大事。「婚禮儀式用象徵的方式承認新娘和新郎的性活動，並且確認這對二人關係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婚禮也為雙方家庭社會的和情感的需要服務。」在關於宋代婦女婚姻和生活的《內闈》一書中，漢學家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寫道，「婚禮讓雙方家屬用內斂的、不會導致危險的方式表達這些焦慮。婚禮作為儀式還有助於使婚姻變得更有趣。儀式和慶祝活動提供了途徑，把人們不願意看到的婚姻的某些方面掩飾或模糊掉，把可能被認為是交易的某些東西重塑成愛情和友誼。」

鋪張奢侈的婚禮傳統一度在毛時代被中斷，而後又在改革開放時代得到復興——西式婚禮的諸多元素（比如男方手捧鑽戒跪地求婚、新娘新郎身穿白色婚紗和西服）被融入中國人的婚禮流程。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在正式婚禮前拍婚紗照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一項新的婚禮傳統。

當澳大利亞攝影師、導演奧利維亞·馬丁-麥圭爾發現自己總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到情侶們穿着繁複的結婚禮服，在攝影師、打光助手和化妝師的簇擁中擺拍時，她被這個現象迷住了。「深入研究後，我發現這為我們理解中國提供了一扇有趣的窗口。這讓我思考，在中國到底什麼是愛情？這裡的夢想是什麼，幻想是什麼？」她在接受《南華早報》的採訪時說。2016年，她創作了一組題為《中國式愛情》的照片，深入中國最為成功的婚紗攝影工作室之一——嘉豪集團的婚紗攝影拍攝現場，捕捉新人們在拍攝出一組完美無瑕的照片過程中的種種瞬間。2018年，同名紀錄片在澳大利亞上映，並進入了悉尼電影節最佳澳洲紀錄片獎最終名單。

《中國式愛情》（2016），奧利維亞·馬丁-麥圭爾馬丁-麥圭爾援引《中國結婚產業發展報告》的數據指出，在2015年，中國結婚產業的營業額達到800億美元，比四年前上升了230億美元。在這之中，中國情侶通常將20%到25%的婚禮預算花在拍婚紗照上。

「幾乎每一對結婚的中國情侶都會在正式婚禮前拍婚紗照，有些甚至會提前一年。拍照時情侶們要頻繁換裝、換場景，這樣你就能成為自己幻想中的任何角色。在一些更有異域風情的拍攝地點，情侶們拍婚紗照的花費甚至可以高達25萬美元。」根據馬丁-麥圭爾的觀察，婚紗照不僅是婚姻的證明，更重要的是，這是愛情、浪漫、自由和經濟實力的證明。

除了年輕情侶之外，她還注意到一些中老年夫婦也會補拍婚紗照，作為對革命年代喪失浪漫自由的某種彌補。在紀錄片中，她記錄了一對上海老夫婦的婚紗照拍攝現場。在親朋好友的圍觀中，兩人穿着白紗和西服依偎在一起，流下感動的淚水。「他們被壓抑了太久，突然有了追求這些東西的自由。30年前沒有人會想象到有這麼一天。」一位在拍攝現場的年輕女性說。

《中國式愛情》（2016），奧利維亞·馬丁-麥圭爾拍攝婚紗照對於中國人來說司空見慣，但在外國攝影師眼中就是「一扇理解中國的有趣窗口」，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將中國人的生活奇觀化了？在史密斯看來，她能夠理解外國人在觀察中國人拍婚紗照時的驚訝：「在英國，人們會在婚禮當天邀請攝影師來拍照——我猜婚禮攝影是一門好生意——但沒有人會花幾千英鎊（比如說一萬五千元人民幣）來請攝影師拍婚紗照。人們驚訝的是在中國拍婚紗照的昂貴程度，而且居然有那麼多人願意花這麼多錢。」

如果說拍婚紗照是一種奇觀，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像中國這樣在短短几十年時間裡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對於西方社會來說已經是太過遙遠的記憶了——在英國，大批人白手起家、發家致富的階段是在18世紀，在美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而現在是屬於中國的時刻。「所以外國人在看到這些照片時的反應會是『哇哦，中國人真有錢，能經得起這樣揮霍』。是這件事讓他們驚嘆。這裡沒有刻意將中國描繪得很有異域風情，僅僅只是因為剛好現在中國人有錢。也許在1980年代是日本，1990年代是韓國，但現在是在這裡。」

然而這組作品的一個同樣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攝影師用她的鏡頭戳破了婚紗照的完美表象，讓觀眾看到情侶們放縱幻想時刻背後的真實——不合身的租賃禮服、藏在新娘紗裙下的不配套的鞋子、拍攝間歇的睏倦呆滯……「我認為這個項目有趣的一點是讓我們看到，那麼多人為了各種理由做這件事，獨獨不是為了愛情。」史密斯說。

向來以戲劇化場景見長的馬良的作品《我的移動照相館》則與《中國式愛情》形成了一組有意思的對照。2012年，已經在攝影道路上走了十年的馬良突然想脫離慣常的風格，創作一組和現實生活有關聯的作品。他在微博上發了一條消息，稱要駕車週遊全國給網友拍照，網友反響熱烈，一天時間內就有800人報名。馬良和他的朋友於是買了兩輛車，將其中一輛卡車改造成移動照相館，在10個月的時間裡跑了全國35個城市，路程達三萬多公里，期間，為1600人拍了1000多組照片（其中有50-100組照片為情侶或夫妻的合照）。事後回憶起來，馬良樂呵呵地說那是一段特別有趣的時光，「很high，每天都像喝醉了一樣。」

馬良會與前來拍照的人一起設計拍攝場景和故事，「有一對夫妻說想演哈利·波特，我說可以，他們兩人住在成都的農村，我就給他們拍了一個鄉村版的哈利·波特，穿得很土，跨了把掃帚。」在馬良看來，攝影有一定的圓夢色彩，人們在鏡頭前的表演和假裝其實也是人們對用攝影記錄下人性美好面貌的真誠願望，而攝影師應該對此予以尊重和理解，「我希望我的作品有戲劇感，我特別喜歡那種表演的感覺，但其實他們是真實夫妻。我就給他們做一些民國打扮，或者穿好玩的衣服，給他們做道具。他們於是在那樣一個戲劇情景下又演了一下自己，用一種特別開心的方式重新扮演了一下生活。我覺得挺好的。」

《我的移動照相館》（2012），馬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馬良一直在收集老照相館的結婚照，通過照片中人的穿着來猜測這些陌生人的身份。他逐漸意識到，自照相館誕生之初，圓夢就是它的存在目的。「其實照相館是提供衣服的，很可能來拍照的人就是一個販夫走卒，生活並不好，但他們會選最好看的衣服穿，所以你看照片上人精神面貌，他們可能不是很有錢，但都穿得很好，」他說，「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其實這種偽裝也是真實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有這種渴望，而且他們已經把這些渴望變成了這個世界上現存影像的一大部分。其實攝影不只是攝影，攝影也有很多攝影之外的美好意義，比如說青春、回憶、愛。」

馬良覺得，外國人會用一種「獵奇」的角度觀察中國人拍婚紗照，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因為他們注意到了這一行為表象下的某種不和諧，更確切地說，是西方戀愛文化落地中國後，與此間的真實生活形成的某種微妙的張力：「穿婚紗、拉小提琴、喝香檳，這是他們的正常生活，是他們的文化方式。上海還好一點，有很多（中國）城市本身不是這種風格，只有在結婚照里才能過上西方的生活，（在結婚照里）他們穿衣的方式，包括愛情的姿態是很西化的。但實際上中國的愛情姿態是不一樣的。很多北方男人不尊重女性，只有在照片裡會為女性跪下來，搞笑的地方就在這裡——在西方這是正常的（舉動），但在這裡就覺得有些刻意。」

「傳統的中國人拍照的方式就是兩個人站在一起，對着鏡頭笑。我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是這樣拍的，並肩坐在一起，頭靠在一起，微笑。這就是他們最大的愛情表現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