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在北京：享受胡同生活，參與歷史風雲，捲入午夜兇案

1928年，23歲的美國記者斯諾來到中國，廣袤美麗的中國大地和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給他的內心帶來極大的震撼與衝擊，令他放棄了原本在中國只停留6個星期的計劃。

1933年斯諾來到北平，古都的美麗，普通百姓生活的艱難和隨處可見的社會不公，激起了斯諾的正義感。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中國急需一名改革領袖，一名極具卓越力量的支柱人物，一名實事求是的理想家。他必須有能力領導中國人民擺脫一切腐朽桎梏……」

不久，斯諾發現了這位領袖。他從北平出發前往陝北，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上百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普通士兵。結束採訪後，他回到北平，完成了鴻篇巨製《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向全世界報道了真實的紅軍。

安家北平●

1930年前後的東交民巷，在京外僑聚集於此。

1933年初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新婚妻子海倫·斯諾來到北平，出任報聯社駐平記者。

幾年前，斯諾曾因採訪來過北平，但是那次來去匆匆，沒有體會出這座城市的韻味。這回他攜妻安家北平，被古都的壯觀與古樸震撼了。在自傳《復始之旅》中，他這樣描述對這座城市的初印象：

北京是亞洲無與倫比的、最雄偉、最吸引人的都市。它是一個具有將近三千年連綿不斷歷史的文明古國的中心。市內的紫禁城寬敞美麗。有幾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牆壁的寺廟宮殿卻又給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覺。站在高大的內城城牆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樹夾道的大路，金碧輝煌的琉璃屋頂和園林，長年蔚藍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過油漆的牌樓、高大的石砌城樓，一直可以望到遠方蒼黃的西山。

事實上，自從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等國簽署《北京條約》允許各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後，以外交人員和傳教士為主體的外國人小群體便在北京出現了。雖然外國人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受到很大衝擊，但運動平息不久，他們又涌回北京。

特別是「一戰」後，歐洲人引以為豪的工業文明被戰火擊得粉碎，「昨日的世界」杳如黃鶴一去不返。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對自己篤信的物質主義產生懷疑，他們開始轉向東方，希望通過古老的東方文明求得醫治世界的解藥。此時，外國學者、作家、藝術家，成群結隊來到北京。古老的北京城儼然成為西方人維持「舊秩序」的桃花源、一個還沒有受到現代世界污染的城市。

與生活在上海等港口城市、從事商業活動的外國人不同，住在北京的外僑大多是外交官、知識分子、藝術家和靠老家匯款過活的閒人。他們居住在東交民巷或附近的胡同里，體會着老北京獨特的風土人情。穿梭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的人力車，翹起的古建築檐角，停在樹上的烏鴉，以及夜空中閃亮的星星……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外國僑民們。

1928年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立南京為首都，北京不但失去了國都的地位，而且連名字也被改成了平民色彩極重的「北平」。英國漢學家蒲樂道在《老北京奇聞錄》中抱怨道：「北京就像個被廢黜的皇后，依舊穿着留下來的皇袍，徒勞地擺出一副普通家庭主婦的姿態。」

即便如此，外僑們仍然選擇居住在這裡，甚至許多外交人員都不願意把使館立即搬到南京。他們抱怨南京「既沒有中式奢侈品，也沒有能令外國人感覺舒適的居所」，甚至連自來水供應都成問題，「在綿延的城牆之內，只有小米地、蘆葦沼澤、污濁的水塘和打滾的水牛。」

北平對外國人產生巨大吸引力，除了這裡有濃郁的古都特色和便利的配套設施之外，物價低廉也是一大因素。1933年，斯諾夫婦抵達北平後，很快就感受到了這一點。

到北平幾周後，斯諾夫婦在煤渣胡同21號租了一處小院。煤渣胡同位於王府井大街東側，呈東西走向，東起東單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與北帥府胡同相通，北鄰金魚胡同。明代稱「煤炸胡同」，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在胡同中段路北設立神機營衙門，負責守衛紫禁城和三海，並扈從皇帝巡行。

煤渣胡同21號小院不大，但是很新。穿過紅漆的大門，有一個圓形月洞門，門後是一道影壁，影壁上畫着一條威風凜凜的龍。影壁後面是一個小巧玲瓏的小園子，園子裡栽着各種花卉和果樹。斯諾夫婦搬進去的時候，園子裡生機盎然。

小院裡共有二十間房，廚房、餐廳、臥室、浴室、起居室、會客廳、書房一應俱全，另外還有一排廂房，包括三間下房和一個浴室。這麼多房間住宅月租只要60元。除此之外，斯諾夫婦還雇了廚師、雜役和車夫。這些傭人的月薪也低得離譜，只要15元。

1933年，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做過一系列關於北平人生活支出的調查。據《北平生活費之分析》記載，當時北平普通小學教員的月薪在40至50元之間，普通家庭大多只租三五間房子，房租在5至7.5元之間。與之相比，在華外國雇員的收入則高得令人咋舌。1928年，擔任《紐約時報》駐平記者的阿班，每個月稿費達300美元，折合中國銀元約900元。雖然斯諾並沒有提到自己剛剛定居北平時，薪水幾何，想來與阿班也差不多。難怪他會感嘆：「駐北平的外國記者要習慣於過銀行行長一樣的生活。」

外國人的小圈子●

埃德加·斯諾和妻子海倫·斯諾。

北平物價低廉，配套服務成熟，各種外國貨也很容易買到，許多外國人即便靠着微薄的退休金，也能在北平過上在母國難以想象的貴族生活。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平成為外國僑民的天堂。久而久之，外僑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太被本地人了解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等級森嚴，繁文縟節，而且充滿着各種無聊的鄙視鏈。

甫到北平，便有人提醒斯諾，「第一樁要緊的事就是要準備足夠數量的名帖」。曾經有一名長居上海的美國商人卡爾·克勞，因為印製的名帖尺寸比公使的還要大，受到美國公使館三等秘書的呵斥。他這才意識到，在北京狹小的外國人圈子裡名帖尺寸比良好的舉止更重要，而且新進入社交圈的人必須登門拜訪他們想結識的「前輩」，並留下自己的名帖。「先生給先生留名帖，太太給太太留名帖」，夫妻倆還要留下一張具着夫妻二人名字的名帖。

一些好心的「老居民」曾經提醒斯諾夫婦，千萬不要搞錯投名帖的次序。「如果一位主婦認為自己是這個社交圈子中的第五號人物，那麼當她發現新鄰居先去拜訪第七號人物時，她就會進行報復，不給回帖，把她排斥在小圈子之外。」反之，如果新人願意遵守這套遊戲規則，他們可能很快就會收到大使、司令官或使館秘書的邀請，去參加他們的家宴、舞會或觀看各種表演。

初到北平的一段時間裡，斯諾夫婦也未能免俗，他們經常在煤渣胡同21號舉行聚會。不過與浮華、虛榮的外國人社交圈不同，斯諾夫婦的聚會並不在乎「絕不允許混進雜人」的社交死規矩，他們的客人形形色色，無所不包。

在那一年，後來被譽為「頭號中國通」，並一手創建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漢學家費正清，剛剛來華不久，還是清華大學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講師；從小在中國長大的美國作家賽珍珠，剛完成她的代表作《大地》，雖然這部小說十分暢銷，但估計連她自己也沒有想到，幾年後她會憑藉此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將一隻名叫「戈壁」的白色小狗送給斯諾夫婦，因為他正在籌劃再次踏上絲路探險之旅；參與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考古發掘的法國古生物學家泰爾亞·夏爾丹，成為海倫·斯諾最好的朋友；而剛從英國留學歸國、後來享譽文壇的大翻譯家楊憲益夫婦，則對斯諾家的酒會讚不絕口，稱這是他「有生以來參加的最好的酒會……」

這些後來在各自領域做出卓越成就的人，風雲際會一般聚集在斯諾家的小院子裡，也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一扇窗。

不過，與組織和參加酒會相比，斯諾夫婦更熱衷於騎馬。來北平不久後，斯諾夫婦就買了一匹健碩的蒙古種賽馬，並且參加了一個賽馬俱樂部。

中國傳統的賽馬活動古已有之，不過斯諾迷上的是自清末傳入中國的西式賽馬。1860年之後，西方列強先後在北京設立公使館，各國使節和外僑為了排遣單調的生活，在西郊開闢了一個賽馬場。義和團運動中，這座賽馬場一度被燒毀。不過戰事平息後，賽馬活動又活躍起來。

宣統年間，順天府將西便門外蓮花池附近200多畝土地撥給北京西紳俱樂部修建賽馬場。重建的跑馬場為環形，跑道周圍設有兩圈木製白色欄杆，跑道北側有一座兩層的看台，樓內乾淨、整齊，透過走廊前面的玻璃窗，整個賽馬場一覽無餘。

1913年出版的《京漢旅行指南》中記載，「（賽馬場）距前門站十四里，自西便門車站至此計程二里，因站西南為西人賽馬之區得名，車行過站之後，遙見四圍喬木蔚然深秀者即跑馬場也。」賽馬活動每年春秋兩季的星期日進行，每到賽馬日這裡便人山人海，不但外國人熱衷此道，中國人也趨之若鶩。

當年曾與父親一同觀看過賽馬的杭思源記得，看台後面有個廚房，由西餐名師製作餐點。「一局跑完，獲勝者呼酒喚菜，觥籌交錯，歡笑不已。失利者有的垂頭喪氣，大呼負負，有的晃動拳頭表示非挽回敗局不可。」也許你想不到，當年斯諾也是這些人中的一員。

斯諾到北平不久，供職的報聯社倒閉了。剛剛在北平置辦了新家，他口袋裡的錢已經所剩無幾，往後的日子怎麼辦呢？此時，美聯社駐北平特派記者吉姆·米爾斯向他伸出橄欖枝，只要斯諾同意跟美聯社簽兩年合同，就可以成為美聯社駐北平記者，而且米爾斯承諾，兩年後任命斯諾為美聯社上海分社社長。

美聯社待遇優厚，但是斯諾卻猶豫不決。他曾在上海做過一陣子美聯社的兼職記者，深知這是份苦差事，「事事都得報道，生怕別的通訊社搶先一分鐘，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拴在電話旁」。而斯諾不願意困在事無巨細的新聞報道中，他希望從感興趣的事情中發掘新聞，去認識形形色色的中國人，通過與他們的接觸了解真正的中國社會。

到底要不要為一份「按時發放的支票和養老金，而出賣自己的自由歲月？」斯諾猶豫不決。此時，他天生愛冒險的性格再一次顯露出來。斯諾將僅剩下一些錢分成兩份，一份押在障礙賽馬上，另一份押在「獨贏」賽馬上（即只限跑第一的馬匹獲獎），心想，如果輸了就跟美聯社簽合同。

「真像小說里寫的故事情節那樣不可思議」，斯諾在《復始之旅》中感嘆，他押的障礙賽馬得了第二名，而另一匹「獨贏」的賽馬竟然真得了冠軍。斯諾一下子贏了1000多美元，這些錢足夠支撐斯諾在北平繼續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和報道中國。

有道是好事成雙。不久，斯諾收到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一張750美元的支票。幾個月前斯諾曾給《星期六晚郵報》投過一篇稿子，後來沒收到回音，他也就把這事給忘了，沒想到《星期六晚郵報》不但給他寄來豐厚的稿費，而且主編喬治·霍勒斯·洛里默還親自向斯諾發來約稿信。

《星期六晚郵報》是世界上稿費高的媒體之一，此後斯諾便與這家報紙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係。斯諾夫人海倫·斯諾認為，《星期六晚郵報》在某種程度上資助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而斯諾則變成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橋樑。

任教燕京大學●

生活在北京的外國人酷愛去北京周邊遊玩。

在煤渣胡同21號的日子富足而閒適，用海倫·斯諾的話說，如果不是她和斯諾都有一層「閃光的保護殼」，他們真要被北平的安逸生活所「化掉」了。雖然他們喜歡這樣的生活，但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社會，靜下心來寫書，1934年初斯諾決定接受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聘請，講授「新聞特寫」「旅遊通訊」等課程。

燕京大學位於北平西北郊的燕園，即今日之北大校園，距離進城最近的西直門也有八九公里的路程。在缺乏公共交通的上世紀30年代，每天從城裡往返於燕園上課，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斯諾夫婦決定搬到燕園附近居住。此時，位於海淀軍機處8號院的一處小別墅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這座小別墅位於在今天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房子中西合璧，寬敞的院子裡有一個占地一英畝的花園，甚至還有一個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邊，可以看到頤和園和西山風景。這處小別墅的主人是燕大畢業生、銀行家莊占美。他本打算退休以後住進這座小別墅，但是經歷了一次襲擊後，莊嚇壞了，他希望能把房子租給外國人，哪怕房租低一些也無所謂。於是，斯諾夫婦以每月40美元的低廉價格租下了這座房子。

1934年3月的一天，斯諾夫婦帶着在北平置辦的全部家具，搬進海淀軍機處8號院。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斯諾與學生們建立起非常緊密的聯繫。在第一堂課上，他就對學生說，自己到中國來不是為了教書，而是為了學習。

1934年5月，他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我努力在燕京大學做一個中國青年記者班的老師，每周教兩個小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益的體驗，我正在尋找各種新的觀察中國人生活的視角以及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的視角。我認為燕京大學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從斯諾的新家步行到燕京大學只要十分鐘，不遠處還有清華大學，許多中國學生和教授都居住在這一帶。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斯諾夫婦隱約感覺到，看似平靜的中國大地正醞釀着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三省。此時，日本鯨吞中國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可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一門心思撲在內戰上，竟然幻想通過國際社會的干預阻止日本侵略的腳步。對於日本人的野心，西方列強表現得出奇的無動於衷。他們大多認為，既然日本已經占領了中國東北廣大的領土，大概會放過其他省份，因此都不願意多管閒事。

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日軍得寸進尺。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6天以後，在日本的扶持下偽滿洲國成立。1933年2月，日軍將戰火燒向熱河，北平岌岌可危。連身處東交民巷，整日紙醉金迷的外國僑民都感到了戰爭的威脅，可主政華北的何應欽和身在南京的蔣介石卻依然強調着他們一貫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蔣、何二人認為，對於日寇的侵犯行徑，最好的辦法就是退讓，只有滿足了日本人的野心，才能讓心滿意足的日本人退兵。

在中國生活5年的斯諾，對蔣介石的法西斯行徑和對日本的不抵抗態度越來越感到不滿。斯諾認為，如果不是日本人過於貪婪，迫不及待地想鯨吞中國，國民黨和日本人之間很可能會找到共同點。

「從思想上看，兩個政權的差別不大。無論是法西斯意大利還是希特勒德國都給國民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蔣介石選擇德國軍官訓練他的陸軍，請意大利人訓練他的空軍。德國人以蓋世太保為模子幫他組織了政治憲兵隊『藍衣社』。國民黨軍校教育其學員要像法西斯分子對待元首一樣，絕對忠於領袖蔣介石，而這一方針很快就通過三青團在公立學校貫徹。」斯諾在《復始之旅》中這樣寫道。

不得不說，作為一名洞悉世界格局的西方記者，斯諾的見解一針見血。

1933年，德國總統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納粹黨不費吹灰之力便奪取了政權，臭名昭著的第三帝國由此誕生。上台後，希特勒馬上開始推行其迫害猶太人的政策。就在全世界對希特勒的反人類行徑感到震驚時，蔣介石卻表現出對希特勒的傾慕之情，感嘆道：「希特勒乃當今世界偉人也！」

在蔣介石的提倡之下，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盛行一時，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懸於各處。國民黨元老張繼曾公開表示說：「蔣中正先生就是中國的希特勒。」

此後國民政府與納粹德國往來日益頻繁。蔣介石還邀請了一批德國將領來華當軍事顧問，其中就包括幫助蔣介石制定第五次「圍剿」紅軍策略的德國國防軍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

在國民黨的宣傳中，1927年至1937年被標榜為民國的「黃金十年」。然而，在當時身處中國的斯諾看來，「在那個時期里，年年都有數百萬人死於饑荒、水災、時疫和其他一些本可以預防的災難，年年都有數百萬農民失去土地。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老是宣布補救計劃，但總是不付諸實施，大量的國家預算都被他用於持續不斷的戰爭之上，以便把軍閥歸於他的指揮。」

「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蔣介石極有可能把中國拉入軸心國的隊伍中。」不單是斯諾，許多在華外國人都持有相同的觀點，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1934年，司徒雷登請斯諾為學校里的師生做一次有關法西斯主義的演講。

與此同時，斯諾夫婦開始第一次系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雖然斯諾在回憶錄中一再強調，自己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他顯然對共產主義報以極大的同情。

吸引青年學生的小客廳●

陸璀手拿擴音器發表演說的照片登在《大眾生活》雜誌的封面上。

與那些置身事外的外交人員不同，斯諾時刻關注着日本人在東北的動態。1935年初，他只身前往日本控制下的東北，發現「日本人就像麵粉廠里的象鼻蟲大軍一樣人丁興旺」。事實上，自從1932年全面控制東北以後，日本就連續不斷地加大對東北三省的投資和移民。

結束這次考察後，斯諾為《星期六晚郵報》寫了一篇報道並預言：「（偽）滿洲將很快在財政上控制中國，這不僅是想象，而是可能。」

文章發表不久，斯諾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斯諾夫婦感到了明顯的威脅，他們認為還是搬回城裡比較安全。恰好此時，英國《每日先驅報》向斯諾伸來橄欖枝，聘他為駐平特派記者。於是，斯諾夫婦結束了為期一年的中國鄉村生活，搬回城裡，租下了崇文門附近的盔甲廠13號。

1935年的北平有一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窒息感。這一年，日本侵略軍先後侵入熱河、山海關、唐山、天津，對北平形成包圍之勢。面對日軍的鐵騎，國民政府卻下了一道所謂的「邦交敦睦令」，禁止一切抗日團體和抗日言論。7月份，國民黨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天津駐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把包括平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拱手讓與日本，眼看北平就要淪為第二個東北。

海倫·斯諾在《我在中國的歲月》中這樣寫道：「1935年底是中國極度消沉的時刻，是活地獄般的時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氣停止了流動，充滿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爛發出的沼氣」。

不單斯諾夫婦感到窒息，青年學生們更感到窒息。此時，斯諾夫婦雖然已經從海淀搬到盔甲廠13號，但是學生們仍從燕京大學追到這裡，其中就包括後來曾經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陳翰伯。

1935年10月的一天，陳翰伯第一次來到盔甲廠13號斯諾家的小院。他記得，院子不大，但清靜幽雅。院中落葉點點，幾盆菊花，陳設得錯落有致。陽光透過明亮的大窗子，把斯諾家的小客廳照得暖洋洋的。

其實，陳翰伯與一同前往的同學張兆麟、王汝梅，都沒上過斯諾的課，但是斯諾消息靈通，又支持學生們的愛國活動，而且軍警們不敢輕易闖入美國人的私宅，因此他們經常拜訪斯諾，並把他的小客廳當成了一個重要據點。

身為記者，斯諾能獲得許多外界難以知曉的秘聞，甚至包括「紅軍正在向陝北進擊，也許還要進入華北，以阻止華北特殊化」。雖然這些消息並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學生們得知確實有這樣一股抗日力量存在，就像是在黑夜中看到了一絲光亮。

進入11月，日本人已經下定決心要占領華北。斯諾聽說，曾一手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土肥原賢二，將一千萬元中國鈔票放在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面前，逼他脫離南京政府。一天晚上，宋哲元的秘書馬雲漢情緒激動地來到斯諾家說：「老宋已準備向土肥原屈服了。他曾一再致電南京，提出如果他起來抵抗日本，望予支援，但是蔣介石只含糊其辭地做了答覆。面對日軍的入侵，宋哲元獨木難支，已經決定要宣布在華北成立『獨立』政府了。」

第二天，斯諾將這個壞消息告訴給來訪的學生張兆麟。身為東北人的張兆麟感到，發生在東北的歷史就要在華北重演，不由得流下淚來。

斯諾說：「哭有什麼用？我們要行動起來。」

要怎麼行動呢？海倫·斯諾提議：「用稻草扎一個假人，在它身上寫上『華北』二字，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用這個辦法告訴群眾，華北即將滅亡！」大家覺得這個辦法太「美國味」了，不夠嚴肅。

其實，學生們早已討論過「怎麼辦」的問題，而且成立了一個組織——北平市學生聯合會。

1935年12月初，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開全體同學大會，通過決議，並由平津十五校聯名簽署《十五校通電》，向全國發布。海倫·斯諾將這個《通電》打成電訊稿，由斯諾向國外發出。這時斯諾說：「我的住所已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工作總部了，我再也不是中立者了。」

直到1971年海倫·斯諾重訪中國時，仍以為「一二·九運動」是在他們家的小客廳里發起的。陳翰伯等當事人一再解釋，其實「一二·九運動」一直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進的。斯諾家小客廳中的常客，如北大哲學系學生俞啟威（即後來曾任天津市市長的黃敬）、清華經濟系學生姚克廣（即後來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燕大學生王汝梅（即後來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黃華）……當時都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也在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建立了黨團，彭濤（原名劉定乾，後來曾任化學工業部部長）為書記。

見證一二·九風雲●

「一二·九」當天，學生們手打橫幅走在北平街頭。

12月6日，學生們得知，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國民政府同意於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極為震驚。第二天，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決定於9日舉行學生大請願，反對「華北自治」。

12月8日下午，燕京大學的學生骨幹們躲進未名湖東岸的男生體育館，拿着一份北平地圖，劃定各校的遊行路線——燕大、清華沿西郊大道向西直門進發。隨後，陳翰伯等人來到海淀布店買了幾尺布，製作了幾幅大標語。為了防止壞人破壞，學生們還特意選定同學擔任糾察隊和自行車交通隊。陳翰伯回憶，為了防止走漏消息，這些準備工作都是在兩三個小時內完成的。

萬事俱備，當晚學生們把宣言、口號、遊行路線和集合地點都告訴給斯諾。斯諾夫婦連夜將學生們要求抗日的通電譯成英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國報紙發表。

12月9日清晨，燕大和清華的學生按計劃從西郊前往西直門，一路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響徹雲霄。與此同時，北平城裡的五六千學生也打着橫幅走上街頭，遊行隊伍所到之處，不時有人加入隊伍中。一直跟蹤報道的斯諾看到，「商店老闆、家庭主婦、手藝人、和尚、教員和穿着緞袍的商人都站在街旁向遊行的學生喝彩，或走出去撿傳單看，甚至人力車夫也喊起了被禁止的口號：『打倒偽獨立運動！逮捕賣國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拯救中國！」

目睹了這一切的斯諾夫婦感嘆，他們還是第一次在國民黨統治區看到這種景象。

「一二·九」當天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北平，並隨着新聞報道很快傳遍國內外。可國民黨當局竟然無視人民反對的聲浪，悍然決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於是，中共北平市臨時工委、北平市學聯決定於16日組織第二次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這一天，國民黨當局顯然有備而來。斯諾和合眾國際社記者麥克·費爾希在宣武門看到，荷槍實彈的憲兵身着皮外套，頭戴鋼盔，駐軍已經上好刺刀，消防隊已將水管全部拉出對準學生們。

這是一場對峙。一名身材矮小的姑娘突然從學生隊伍中衝出，徑直衝向憲兵的刺刀和毛瑟槍，而憲兵像打牲口一樣瘋狂地毆打着她。那姑娘突然避開憲兵，撲倒在石板路上，然後乘機滾到城門下面，抽掉了城門上的門閂。不等她打開城門，憲兵又開始瘋狂地毆打她。斯諾和費爾希連忙跑上去制止，但是憲兵根本不理睬，將姑娘抓回警署。

斯諾追到警署採訪了這位姑娘。一問之下，他才知道姑娘名叫陸璀，是清華大學的學生。12月9日，當遊行隊伍被軍警堵在西直門外時，陸璀站在一個小板凳上，舉着簡易的擴音器，慷慨激昂的向人們發表演說。這一幕恰巧被人拍攝下來，並寄給了當時在上海的鄒韜奮。鄒韜奮將這張照片選為那一期《大眾生活》雜誌的封面。陸璀舉着話筒大聲疾呼的畫面，從此成為「一二·九運動」的象徵，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斯諾深深被陸璀的英勇行為感動，回到家寫了一篇報道《中國的貞德被捕了》，這無疑是對陸璀的極高評價。

這篇報道在國外引起很大反響，陸璀也成為國民黨當局的眼中釘。「一二·九」運動後，她一度遭到通緝，在斯諾夫婦家躲避了很久才躲過風頭。

全程見證「一二·九」運動之後，斯諾感到，在中國面對最危險的時刻，國民黨根本起不到領導、鼓舞的積極作用，反而成為悲觀、停滯、鎮壓的象徵。大批愛國青年正前赴後繼地聚集到中國最後的希望——紅旗之下。

突破封鎖線●

斯諾早有前往紅區，會一會真正共產黨人的想法。然而，當時紅軍正在長征之中，他的採訪計劃顯得有些遙不可及。1936年初，斯諾得知紅軍已經抵達陝北，並與張學良、楊虎城達成了停火協議。於是，他重啟了採訪計劃。

「一二·九」運動之後，許多進步學生都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中就包括與斯諾夫婦交往頗為密切的俞啟威（即黃敬）。俞啟威離開北平時，斯諾向他表達了自己想去蘇區採訪的意願。1936年3月，斯諾收到一封俞啟威言語含糊的來信，提到他已經向K·V先生匯報了斯諾的情況，讓他耐心等待回音。斯諾不想把寶押在俞啟威一人身上，他決定去上海請宋慶齡幫忙。

宋慶齡剛好接到中共中央的電報，請她協助選一名西方記者和一位有經驗的醫生到蘇區去。於是，宋慶齡把斯諾想去蘇區採訪的信息轉告給地下黨組織。

1936年6月，斯諾從上海回到北平不久，一位名叫徐冰的東北大學教授找上門來。他將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信交給斯諾。這封信是中共北方局負責人K·V指示北平地下黨負責人戴維（即柯慶施）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20多年後，斯諾才知道這位K·V先生就是劉少奇。

斯諾能夠去陝北採訪，到底是得益於宋慶齡的幫忙，還是得到了劉少奇的首肯，亦或二者兼而有之，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總之，1936年的夏天，斯諾開啟了神奇的紅色之旅。

在北平生活的幾年中，斯諾雖然一直都在努力學習中文，而且據他自己說已經學會了1500個漢字，並且能閱讀白話文，但是中文對於西方人而言還是太難了。於是，啟程前他向王汝梅（即黃華）發出邀請，問他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去陝北採訪。

黃華在回憶錄中提到此事時，興奮地寫道：「真是喜從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興地一口答應了。」

斯諾對黃華說，自己先去西安，安頓好後，用密語電告妻子海倫，黃華再動身前往西安。黃華不露聲色，應付完考試、照了畢業照後，帶着一隻皮箱，悄然離開學校，「宿舍內的一切原封未動，也未告訴任何同學和親友。」

黃華在事先約定好的西安西京招待所找到斯諾，當時與斯諾在一起的還有宋慶齡介紹到陝北的美國人喬治·海德姆醫生，也就是後來獻身蘇區和新中國衛生事業而舉世聞名的馬海德大夫。

在西安玩了幾天後，斯諾和馬海德大夫在一名東北軍上校軍官和一名中共駐東北軍聯絡軍官的陪同下，乘東北軍軍車前往蘇區。黃華則又在西安呆了好幾天才被允許前往陝甘寧蘇區東部的前沿指揮中心——安塞縣的白家坪。

在陝北，斯諾採訪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上百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普通紅軍戰士，全方位地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人。眼前的一切超乎他的想象，共產黨的領袖生活儉樸，和普通士兵一樣，與國民黨的達官貴人完全不同。後來，他在著作中寫道：「如果要中國人對國民黨統治作一估價，幾乎沒有人會認為在道義上國民黨比共產黨更得人心。」

10月中旬，與紅軍相處了四個月後，斯諾踏上返回北平的行程。

《紅星照耀中國》問世●

被稱為「狐狸塔」的內城東南角樓。

1936年10月25日早上，海倫·斯諾正像往常一樣伏案忙碌，忽然傳來一陣敲門聲，一個鬍子拉碴的人風塵僕僕站在台階上——斯諾回來了。

回家後的兩三天，斯諾興奮地對妻子談個沒完。海倫在書中寫道，一般來說斯諾對任何事都不過分熱烈，除了孫夫人宋慶齡，從不崇拜任何人，但是「他現在發現了毛澤東，不僅為他自己，而且為中國人民發現了這個人，這是真正的新大陸。」

斯諾從陝北帶回許多珍貴的資料，其中包括一張他為毛澤東拍攝的照片。照片中，毛澤東在窯洞前，頭戴八角紅軍帽，倔強地看着鏡頭，一個不屈的革命者形象躍然紙上。這張照片成為毛澤東在陝北的經典形象。

海倫·斯諾看着丈夫帶回的資料感嘆：「這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

在盔甲廠13號的小院中，斯諾夫婦夜以繼日地謄寫採訪筆記，整理思路，開列大綱，就當一部傑作一點一點出現時，盔甲廠胡同發生了一起命案。

1937年1月8日清晨，內城東南角樓下發現一具女屍。死者是一名年輕的白人女孩，她衣衫不整，肢體嚴重損壞，手腕上昂貴的手錶指針正好停在午夜時分。經過調查，死者是斯諾夫婦的鄰居、退休的英國前外交官倭訥的養女、19歲的帕梅拉·倭訥。

1937年的北平岌岌可危。日軍已經步步緊逼，1937年初他們甚至在距紫禁城幾公里的地方建起大本營。受僱的日本浪人在北平販賣鴉片、尋釁滋事，隨時都想尋找藉口占領北平。

如果說生活在北平城中的外國僑民，此前還能對時局熟視無睹，但帕梅拉被謀殺的消息爆出後，恐懼不安在外僑中擴散開來。

如前所述，「一戰」前生活在北京的僑民多是傳教士和外交人員，「一戰」後許多因革命失去財產的白俄難民，因經濟大蕭條從歐美流落東方尋找淘金機會的無業游民和各種不法分子、癮君子、妓女也隨之而來。

東交民巷很快就容納不了那麼多外國僑民，於是這些落魄的外國人聚集到東交民巷東邊，北起蘇州胡同、南至內城南牆、西到崇文門一帶的胡同中。他們在這裡開廉價酒吧、低等的旅店、餐館和窯子，藏污納垢，無法無天，成為令人談之色變的「惡土」。

斯諾夫婦居住的盔甲廠13號就距離「惡土」不遠。這座四合院原是瑞典地質學家奈斯特龍博士的產業，奈斯特龍回國後，將它租給斯諾夫婦。

海倫·斯諾其實並不喜歡這裡，因為傳說這宅子「鬧鬼」，而且傳說不遠處的內城東南角樓里住着狐仙，因此也被稱為「狐狸塔」。盔甲廠胡同「除了蝙蝠、燕子之外，空寂冷落，渺無人煙。」她在書中這樣寫道。可由於這裡租金便宜——一個月只要10美元，斯諾夫婦還是住下了。

帕梅拉遇害的時候，斯諾正在沒日沒夜地寫巨著《紅星照耀中國》。突如其來的兇殺案，第一次讓他們感受到死亡的威脅。海倫找到負責辦案的英國警探譚禮士表示，兇殺案有可能是衝着他們倆來的。也許是國民黨當局知道斯諾正在寫《紅星照耀中國》，因此派「藍衣社」想幹掉斯諾，讓這本反映共產黨的書胎死腹中。海倫甚至認為，她自己才是兇手的真正目標，藍衣社想殺掉她來警告她的丈夫。不幸的是兇手誤殺了她的鄰居帕梅拉。但譚禮士覺得，帕梅拉之死並不像藍衣社的風格——藍衣社喜歡直接開槍崩頭。

儘管警方否定了海倫的擔心，但在隨後的日子裡她一直生活在恐懼中，甚至晚上坐黃包車回家都儘量避開「狐狸塔」附近的林蔭道，因為「帕梅拉·倭訥的屍體就是在那兒被發現的。」

與之相比，斯諾倒是安之若素，他仍沉浸在自己的創作中，直至1937年夏天，這本鴻篇巨製完成。

《紅星照耀中國》完成之時，也正是日軍發動「七七事變」占領攻入北平之日，斯諾在南苑目睹了日軍的瘋狂進攻和中國軍人的頑強抵抗。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出版，當月就加印了3次，銷售量很快突破10萬冊。這本書第一次客觀地告訴世界，中國的西北正在發生着什麼？中國共產黨人是一群怎樣的人？《紅星照耀中國》不但在世界範圍內引起轟動，更吸引了無數中國知識青年對延安的嚮往。幾年後，記者愛潑斯坦訪問陝北時，隨便問了一些中國人：「你們是怎麼到這裡來的？」他們的典型回答是：「看了斯諾的書。」正如費正清所言：「《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當1937年夏天，斯諾離開生活了5年的北平，那時他「肯定已經不再是一個『中立者』了」。

（原標題：斯諾在北京：享受胡同生活，參與歷史風雲，捲入午夜兇案）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 記者 黃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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