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孩子的精神疾病是一面鏡子

情感導師 2022-11-25 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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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場朋友聚會發生在17年前，2002年。

昔日的醫學院朋友們頻頻舉杯，其中很多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只有孫黎是兒童精神科醫生。有些酒杯到了她面前，就繞過去了，別人開玩笑說，「就不用給你敬酒了，我們一般不會找你。」

孫黎開玩笑說，「你放心，以後就你一定能用上我。」

那個時候，孫黎正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讀博士，同時跟隨導師出門診。此前，她在北京的天壇醫院做了8年的兒科醫生，並且擔任了主治醫生。那個年代的兒童疾病譜主要是感染性疾病，包括傷寒、痢疾和腦炎等。後來，疫苗漸漸地減少了這些疾病的患病率。她發現很多孩子有心理問題，但家長和醫生都沒有意識到，所以得不到恰當的診治，例如多動症只是被歸類為兒童保健，而非精神科。醫學界對兒童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療明顯滯後。

31歲那年，孫黎決定去全國最有名的精神專科醫院北大六院攻讀博士學位，從炙手可熱的兒科到了非主流的兒童精神科。她開玩笑地說，當時全國的精神兒科醫生不到200人，大熊貓都有2000多隻。

孫黎喜歡和病人談話交流，傾聽別人的感受，覺得自己在理解別人方面比較有悟性。剛開始的幾年，她每年的門診量是約1000人次，其中很多獨生子女的家庭。她認為，當時求醫的部分家長是望子成龍，揠苗助長，影響了孩子的精神狀況。

最近幾年，來求診的兒童更多了。北大六院的精神兒科醫生增加到15個了，但是全國也不超過500個，孫黎每年的門診量提高到3000多人次，整個醫院的一年門診量是數萬人次。家長們從全國各地帶着孩子來求醫，醫生們加班加點地出診，甚至工作到凌晨。孫黎總想，舉手之勞，就能幫一個孩子，一個家庭。可是，病人越來越多，病情越來越複雜，舉手之勞也忙不過來了。

在我國，目前尚缺乏全國性的兒童和少年精神障礙患病率的數據，但是，區域性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兒童少年精神障礙患病率已經與國外接近，並且呈逐年增高趨勢，甚至可能高於國外水平。北大六院的王玉鳳教授曾做過調查研究，1985年北京地區僅兒童行為問題的檢出率即為8.3%，1993年上升到10.9%，2004年北京中關村部分重點小學兒童行為問題的檢出率則高達18.2%。2006年，學者徐婓等撰文稱，南京地區中學生中僅抑鬱障礙的患病率即高達14.8％。

美國青少年抑鬱症患病率高達5%-10%；日本有1.5%的中小學生患有抑鬱症，中學生則有4.1%。中國雖然沒有系統的流行病學調查，但在精神醫學領域已形成共識，隨着兒童青少年成長環境的複雜化，各種壓力不斷增加，很多兒童正遭受抑鬱症的折磨。抑鬱症只是兒童易發的精神障礙疾病之一，此外焦慮症、多動症、強迫症、恐怖症、孤獨症等在兒童青少年中的患病率也逐年增加。

兒童期的精神障礙，症狀常常會持續至成人期，比如兒童多動症，如果精神疾病在兒童期不能得到有效干預治療，60%患兒的症狀往往會延續至成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曾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報告指出，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20年以前，全球兒童心理障礙還會增長50％，將成為致病、致殘、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家長在育兒的過程中陷於迷茫，孫黎成了社交場合很受歡迎的人。她說，「朋友找我說話，沒別的，全都是孩子的問題。」朋友說她太有眼光了，「當時怎麼就知道選擇這個專業？」

孫黎喜歡心理學，在決定讀博士的時候，懵懵懂懂地認為，精神科就是用醫生的心去醫治病人的心。後來，她在臨床中發現，還需要治家長的心。

今年夏天，一個家長帶着女兒來看病，聲稱孩子上六年級了，注意力不集中，寫作業磨蹭，不聽話，擔心孩子有多動症。可是，通過談話，孫黎觀察到那個孩子挺好的，就讓孩子先填一些測試表。通常情況下，她還會要求孩子的老師和父母都填一下，全面了解孩子的行為表現。數據顯示，那個女孩的溝通能力、情緒能力都沒明顯的問題。而且，孩子在學校的成績都在90分以上。可是那個媽媽仍然懷疑孩子有需要治療的地方。孫黎對她說，如果你認為孩子有問題，有可能問題未必在於孩子，而是你。

孫黎認為，有些媽媽可能會追求完美。在她看來，成長過程中發生一些問題，如果符合孩子的成長規律，父母是可以等待的。有些父母把剛入學的兒童，甚至幼兒園的孩子帶來就診，覺得孩子在學習的時候注意力不夠集中，可能有多動症。孫黎會問有些媽媽，平時念書時，孩子能聽多久？有一個媽媽回答，只有10分鐘。孫黎說，能堅持5分鐘就算正常了。孩子發育需要一個過程，不要給孩子過早地貼上標籤。如果對孩子的學習要求過多，孩子容易有逆反心理，惡性循環，親子關係會變僵。

孫黎在給病人治病時，如果發現其家庭影響了疾病，就會開展家庭治療。她強調家長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注意和孩子溝通的方式，尊重孩子的意願。這一句看似普通的話語，挽救了不少病重的孩子。

大約十年前，孫黎接診了一個輟學的孩子。他曾經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無論是學校的功課還是課外輔導班，他嚴格遵循着母親的培養計劃。他的母親對兒子的期望很高。在初中升高中時，他根據母親的意願，填寫了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中學。然而，他心有不甘。開學後，他的牴觸情緒越來越嚴重，然後出現了情緒障礙。漸漸地，他和同學交往也產生了問題，不得不轉學。病重時，他進入了北大六院住院，通過藥物控制病情。

「如果孩子沒有主見，背後肯定有一個太強勢的媽媽。」對於社會上流行的這個說法，孫黎認為是因為很多爸爸在育兒中缺席。在家庭治療時，她常常會要求孩子的爸爸也參加，可是他們坐在旁邊，像一個局外人，對孩子的情況幾乎不了解。夫妻育兒，是互動的模式，如果女性太強勢，男的一方無法參與，就會幹脆躲一邊。看上去相安無事，實際上對孩子不好。孫黎說，這是社會病，父親缺席，女性當全能媽媽。如果是職場女性，會承受更大的精神壓力。她們想高效地管理孩子，然後，去完成自己的工作。這樣，就會變得所謂的「強勢」。

孩子的劇變讓那位母親非常痛苦。孫黎提醒她，「能不能試着往後退一退，不用幫他做決定？凡事你來決定，就是代替他成長了。」那個媽媽慢慢地改變了對兒子的養育方式，陪伴他走過病情反覆的歲月。

精神疾病是社會、心理和生物學因素共同作用的疾病。隨着社會氛圍變化，精神疾病的情況也隨之改變。二胎政策實施後，大孩子的心理狀況值得關注。

越來越多的孤獨症、多動症孩子被確診；厭學的、網絡成癮的病人也越來越多。此外，「不要輸在起跑線」這個錯誤的教育理念在普遍地指揮着家長和老師，很多學齡孩子出現了抑鬱和焦慮的精神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初二現象」。13歲左右的初中生在經歷了「小升初」大戰的之後，馬上又要準備考高中，除了學校的「題海」，放學後又是課外班。如果累積的壓力得不到釋放，家庭和孩子又溝通不暢，孩子們就會產生抑鬱和焦慮的情緒，甚至自殘。孫黎在門診室看到很多初二的學生，女孩居多，挽起袖子，都是用刀片等利器刮的一道道傷痕。這些病例，孫黎在10年前都很少遇見。

目前，整個醫學界對精神疾病的病因都只是在探索階段。她在臨床中發現，某些孩子有天生的劣勢因素，但是，如果父母採取開明民主的方式來教養，帶着孩子去參加各種活動，多動症的發生率就降低。可以說，精神科疾病的治療是藥物、心理治療和家庭治療共同完成的。

孫黎醫生。正午記者羅潔琪拍攝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正午記者羅潔琪拍攝

目前，兒童和青少年的很多精神疾病的病因並不是特別明確，曹慶久說，可是目前已經發現了一些危險的因素，例如母孕體的抽煙可能會導致孩子有較高的多動症發病率；再比如環境污染，PM2.5的濃度、有機磷的使用等，這可能會和兒童孤獨症、多動症發病率都有關係……曹慶久認為，對於不良因素，儘量避免，如果避免不了，還是要早期發現、早期干預、早期治療。

曹慶久是孫黎的師弟，兩人都是北大六院王玉鳳教授的學生。作為兒童精神科的醫生，他常常感慨，現在，能夠生出來、養出來一個心理健康的孩子，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每個年齡段都有不同的問題需要操心。

在不同的年齡階段，來求醫的病人不太一樣。年齡特別小，三歲以下的孩子常見於孤獨症，這些疾病的症狀在生命早期就能發現，例如孩子語言發育比較遲緩，社交活動也比較困難。到了五六歲的學齡孩子，被確診多動症的比較多；到了青春期，就是抑鬱和焦慮的孩子比較多了。據最新的科研數據，孤獨症的患病率越來越高，高達59分之一，多動症是6.26%，國內有的地方甚至達到了10%。抑鬱和焦慮症發生率在青春期孩子的終身患病率達到20%。這意味着，如果有5個人曾經在青春期有過抑鬱和焦慮症狀，那麼其中有一個就可能終身患病。

青春期是非常特殊的階段。孩子的心理才開始逐步成熟，身體上可能已經發育成熟，孩子的自我意識發展，會呈現個性，甚至喜歡標新立異。而很多家長的教育方式還沒變。小時候，家長對孩子是手把手照顧，到了青春期就容易引起孩子反感。這時候，家庭往往容易產生矛盾，一方面孩子要獨立自立，另一方面家長又不能放手。在學校，他們也容易和老師、同學產生矛盾，反抗功課壓力，和朋友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身體的激素分泌會導致情緒的變化，再加上社會和家庭的各方面壓力，就會讓抑鬱和焦慮的發生率增高，女孩的患病率有可能是男孩的兩倍。

對於青春期孩子的症狀，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心理問題，往往需要整個家庭的變化。曹慶久認為，父母和孩子的溝通模式，不是靠醫生在病房說幾句話就能改變的，需要一個反覆而且很漫長的過程。很多家長都是更加關注成績，很少關心孩子各種各樣的體驗和感受。很多孩子覺得自己很孤獨，得不到家長的理解。

曾有個北京的初中女生，在母親陪伴下走進曹慶久的門診室。掀開袖子，上面都是用刀子刮的新舊傷痕，一道一道的，部分還有血痂。女生說，疼感能緩解內心的焦慮。

她從小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各種考試和比賽都是名列前茅。英語通常都是滿分，連99分都很少出現。有一次，她的英語考了97分，媽媽的臉馬上就沉下來了，很嚴厲地責問她為什麼分數會這麼低。這些都讓她時刻處於緊張之中。

另外，由於她從小優秀，父母就認為她是個很省心的孩子，很少去關注她的情感和生活上的變化。她自己說，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就被緊張和焦慮籠罩，認為自己必須要有很好的成績，否則父母會很失望，她在同學中也很丟臉，被老師看不起。到了初中後，功課壓力大了，她並不能每次都達到家長和老師定下的目標。這種壓力，她沒法對父母宣洩，於是，回到家就把房門關上，不和家人交流。而一牆之隔的父母卻以為，她是在房間安靜地學習。

到了初中二年級，父母發現她的自殘行為，才意識到問題很嚴重。但她已經把父母長期的高要求內化為自覺的標準，「成績好就是有價值的，就會受人喜歡；如果成績不好的話，就是沒有價值」。據曹慶久的臨床觀察，這種孩子往往自己很難降低對自我的要求，這也意味着，很難擺脫焦慮和抑鬱的情緒。這需要整個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的改變，例如家長、老師對她的學習成績是不是真的能夠放下，讓她有權利自我管理。家長要學會接受孩子不可能一直優秀，成長會有曲線。另外，如果孩子找到一個學習之外能夠體現價值的地方，也應該給予正向的肯定。這樣的話，孩子才有可能慢慢一點點變、緩解症狀。

在做家庭治療時，很多家長的邏輯都是，成績好才能考上一所好大學，考上好大學，才能找到好工作，孩子有出息，父母才有面子。是否做到這一切，孩子就一定會有快樂的人生？曹慶久說，很少家長會想到這一點。

在曹慶久的大部分病例中，家長帶孩子來醫院看病，就說明家長有改變的動機。但是，每個家長改變的動機是不一樣的。而且，每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層次不同，決定了最後的改變程度也不同。有的家長改變起來很快，有的需要一個過程，有的家長甚至到最後改變也不大……而這些，都最終決定着每個孩子的康復程度。

曾有個農村的母親帶着一個10歲左右的男孩來求醫。他整個身體是蜷縮的，腿的肌肉萎縮了，不能走路，也不能說話交流，唯一能和別人進行交流的方式就是右手寫字。

幾年前，他的母親帶着他改嫁，然後生了一個弟弟。家裡經濟條件不好，養父因為家庭經濟負擔很重，長期在外打工，母親在家照料兩個孩子，有什麼好吃的零食，先滿足小兒子，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小兒子身上。他感覺受到了冷落，對弟弟也產生了嫉妒的心理，但是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情緒。家人對此沒有察覺。

某一天，他在學校和別的同學發生矛盾了。同學踢了他一腳，他覺得疼，只能慢慢地走路，後來漸漸地就不能走了。母親帶他去醫院檢查軀體的原因，可是沒有發現什麼異常。後來，就懷疑他是裝的，把他留在家裡不管。他整天在床上閉眼呆着，不走路，不說話，身體的肌肉萎縮得越來越厲害。半年之後，整個身體都不能動了。

一個救組貧困兒童的基金會發現了他的病情，送他去了綜合醫院治療。醫生說，找不到軀體原因，就可能是心理問題。於是，他被轉到了北大六院。在詳細了解發病經過後，曹慶久初步診斷是分離轉換性障礙，屬於癔症性癱瘓，主要是心理原因導致的。

北大六院為他成立了一個團隊，從藥物到心理治療，進行救治，還進行了家庭治療。最初，他的媽媽並不相信需要治療，仍然認為是孩子裝病。曹慶久花了很長時間去勸說那個母親，孩子是真的生病了，是心理上的病。建立了信任關係，醫生才能和家長進行有效的溝通。

在進行心理治療的同時，康復科的醫生用石膏塑形，讓他先坐起來。過了一段時間，再一點點地往外擴，幫助他逐漸達到一個正常的姿態。病房的醫生給他提供了足夠的心理支持，帶去了玩具、收音機，鼓勵他和醫務人員交流，對他進行催眠治療。一開始，他只能用紙筆交流。住院了兩個多月之後，春節時值班的一個女醫生，突然聽到男孩用很小的聲音喊阿姨，她喜出望外。從那以後，他漸漸地恢復了語言功能，也能很慢地走路了，雖然不穩當。

四個月後，男孩出院了，然後，持續了一年左右的門診隨訪。醫生向家長交代，在照顧小兒子的同時，也要滿足大兒子的合理需求。一年之後，他恢復了正常上學。

這樣的結果是曹慶久始料不及的，沒想到一個嚴重的癔症病人可以康復到這個程度。但同時也反映出，兒童精神疾病和家庭有很大的關係，社會提供的各種支持系統也很重要。起碼心理上，要讓孩子有安全感，感覺到愛。很多人幼時缺愛，雖然能頑強地活下來，但是內心會比較痛苦。有些人，在長大之後，需要花很長時間，甚至花一生的時間去尋找內心渴望的情感。

曹慶久醫生的工作照。圖片由採訪者提供

曹慶久醫生隨身帶着記事本，記錄着病人的症狀，提醒查房時額外關注。圖片由採訪者提供

在精神科醫院的病房裡，留守兒童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患病群體。在曹慶久看來，如果父母的陪伴可以分為物理陪伴和精神陪伴的話，大量留守兒童就是兩者都缺的群體。

曹慶久曾接診過一個自殺的農村少女，是留守兒童，父母和哥哥都長期在外打工，她在老家和爺爺奶奶同住。讀初中的時候，她患了抑鬱症，最近一年頻頻有自殺的行為。某一天，她又悄悄地服了大劑量的藥，被家人發現並送去醫院洗胃。住進北大六院後，在醫生問診時，她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兒童對不良環境的耐受力是要差一些，成年人遇到惡劣環境，會有策略去抵抗打擊，但是兒童還沒有。他們需要更好的環境保護，內心才能逐步成長起來，才夠健康。所謂挫折教育，是某些家長有意讓孩子吃苦，如果不能吃苦了，他們還有退路，得到保護。但是，有些孩子沒有退路的，缺乏支持系統，例如很多留守兒童。

這個留守女孩就是沒有退路的孩子。父母和哥哥都長期在外面打工，她和爺爺奶奶在老家。家裡經濟條件不好，母親生病，需要錢治病，哥哥娶媳婦也需要錢。每次，當母親離家，她都會哭着求母親在家陪自己。上初中後，學習有壓力，和同學關係處理不好，她沒法和爺爺奶奶溝通，也得不到幫助。她對醫生說，希望媽媽能留在家裡，可是，她知道家裡很缺錢。所以，她為自己的這種想法感到自責，也很矛盾。產生了情緒問題後，她更為自己生病拖累家庭而自責。因為女孩的自殺慾念太強，醫生安排了住院治療，同時和家長做家庭治療。

在治療中，曹慶久告訴病人的母親，如果不得不出外打工，要設法滿足孩子情感上的需求。比如打電話時，用更加積極的方式去溝通情感。有些父母，整天在家陪伴孩子，也未必能理解孩子，不能滿足孩子情感的需求。當孩子講述學校的事情、和同學的矛盾，家長要先去接納孩子的情緒，給予共情，鼓勵孩子傾訴。在孩子願意溝通時，再告訴他們一些合適的解決方法。這樣的步驟，會讓孩子感受到家長的支持，感受到自己被愛。

在治療的過程中，曹慶久很少對家長或者孩子講愛。他相信，每個送孩子來醫院的父母都是愛孩子的。除了藥物，他側重於從溝通和交流的角度來解決孩子的情緒障礙。很多家長誤以為，當孩子哭鬧時，縱容這些情緒，就是溺愛；或者，當孩子的情緒還沒宣洩出來，很多家長就迫不及待地說教，用成年人的價值觀來作出判斷。漸漸地，孩子的情緒被壓抑，親子關係產生對抗，如果是在青春期，孩子更容易產生情緒障礙。

那個自殺少女的病情並非僅僅是青春期導致，她的激烈程度遠遠超出了青春期情緒的範圍。曹慶久認為，她的病情反映了大量留守兒童家庭的共同特點，就是缺乏陪伴，缺乏有效的溝通，孩子的情緒長期遭受壓抑。留守兒童的抑鬱症和焦慮症發生率比較高，女童更甚，最後甚至導致輟學，自殘自殺。

城市家長容易過度關注，用放大鏡看待孩子的一些缺點；而留守兒童的家長則經常是走向另一面，受到本身文化素質和生活條件的限制，對孩子的關注遠遠不夠。當留守兒童的社會性根源尚未解決時，曹慶久認為，雖然沒有物理性的陪伴，但是起碼可以改變溝通方式。這個轉變，可以為留守兒童爭取一定的心理健康空間。

和留守兒童一樣，父母離異家庭的孩子，也是精神創傷機率很高的群體之一。

曾經有一天，曹慶久的病房收了6個孩子，其中4個孩子的家長都是離婚的。他認為，並非單親家庭不可以培養出心理健康的孩子，但是讓孩子長期目睹父母吵架，一定會遭受精神的創傷。

那4個孩子的症狀是情緒低落，悲觀，焦慮，自卑，甚至認為自己沒有價值了，活着是父母的負擔。症狀嚴重的孩子甚至會有自殘、自殺的傾向。在家裡，感情破裂的父母們互相攻擊，在孩子面前詆毀對方。有些孩子儘管很愛爸爸，但是卻被禁止流露出對爸爸的好感，甚至不讓見面。成年人的矛盾和壓力被轉嫁在孩子的身上，這是曹慶久常見的病例，很少有父母能讓孩子在離婚過程或者離婚之後，仍然能感覺到父母雙方的愛。

兩年前，一個六年級的孩子有了自殘症狀，母親帶着她來到北大六院。她的父母關係不好，雖然沒有離婚，同一屋檐下，一個睡臥室，一個睡沙發。媽媽對她的學習要求很嚴格，成績一旦不好了，就會反覆批評。她覺得家裡的氣氛不好，情願在外面寫作業，也不願意回家。有一次，她考試不好，媽媽又罵她，當時是冬天，她就穿着內衣內褲跑到陽台，想把自己凍死。可是，她媽媽說，「凍死就凍死，成績不好，你還敢生氣！」

隨後，她開始逐漸出現自傷的行為。在家裡，父母情緒都不好，也甚少關注她的情緒，只是想死死守住她的學習成績。在學校發生了矛盾，她也不願意回家傾訴，因為往往只是被批評，「你怎麼又和別人發生矛盾了，就不能大度一些嗎?」她不想再聽這樣的大道理。直到一次她自傷得太嚴重，被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療。

孩子的父母都認為，儘管吵架，但雙方不離婚，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殊不知，不和睦的家庭反而可能給孩子造成更大、更深重的傷害。

曹慶久給家長解釋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包括家庭氣氛和充分的溝通。當孩子不開心時，父母要關注她的情緒，及時疏導。必要時，父母應該做一些夫妻關係的治療。孩子出院後，有一段時間，家裡的吵架少了一些。但上初中後，父母吵架又頻繁了，孩子的情緒又多起來，重新出現了自傷行為，再度休學住院。孩子甚至覺得，如果自己生病住院了，家裡的氣氛反而會好一點。

第二次住院後，孩子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療，但是，她的家庭只能發生有限的變化，而這決定着她的病能否根治。對於未成年的孩子而言，家庭既是引發病症的誘因，也是從根本上治療的關鍵。

楊磊是北大六院進食障礙科的醫生，病人一般都是16歲以上的年輕人。這些青少年的病者身上，仍然折射出，在成長過程中，影響精神疾病變化的種種因素。

對於已經成年的病人，楊磊不主張患者和家屬去尋找病因，例如是否因為教育方式不夠好，父母犯了錯誤，孩子才患病。在問題發生後與其找原因，帶來壓力和自責，不如找解決方法，大多數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至少可以改善。他主張尋找積極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例如家庭關係緊張、父母的教育方式讓孩子感到壓力的話，那是可以調整的。

對於當下很流行的「原生家庭」一詞，楊磊也有些牴觸。在臨床中，他很少去追溯原生家庭的問題，對於治療而言，他覺得那並非是決定性的。原生家庭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存在了，再去追溯，只是徒增負罪感。而且，很容易導致病人把原生家庭當成藉口，讓問題固化在那裡，甚至有人說，如果父母不改變，他也不改變。楊磊認為，成年的孩子有自主權。在逆境當中生長的孩子，可以通過努力把這個影響減少，甚至有權利脫離他的父母。

十幾年前，楊磊考到了北大六院的碩博連讀。剛入學的時候，宿舍里有一個同學是辭職進修的醫生。同學自我介紹說，在原來的醫院裡，有很多病人都治不好。他來北大六院，是希望提高能力。有個老師恰好站在身邊，對他說，「你來這就會發現，我們也治不好。」

精神疾病都是慢性病，也很難確定病因，沒有特別有效的快速的治療手段。最後，楊磊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精神科治療就是減少疾病給人帶來的傷害和損失。有些人是能夠恢復的，有些人是不可以的，疾病會終身相伴。很多時候，醫生並沒有能力完全把疾病從病人身體和心理上去除的。

醫生陪伴着慢性病人，漸漸地就會接觸到疾病以外的東西。精神疾病可能和外部壓力有關，但也不能完全說沒有遺傳因素。楊磊說，現在的醫學會認為很多精神症狀的出現存在遺傳上的易感性，受到類似的外界環境刺激，有些人受刺激不會得病，而有些易感的人就會受剌激、患病。

他常常遇見學習成績很好的病人，考上大學後，患上了抑鬱症。大學不像高中那樣，採用單一和固定的評價體系，有了更多層次的評價。很多人從小到大都是尖子生，很難接受還有很多人在其他方面比自己更加優秀的事實。其中一些人調整不過來，就容易情緒低落，嚴重之後，甚至有了自殺傾向。

很多患者對自己都特別苛求，家庭和學校的高要求被孩子們內化為自己的標準，可是不可能所有的標準全都能達到。成年之後，不是孩子們找不到台階下，而是他們根本不想往下走。在楊磊看來，這樣的孩子像走鋼絲一樣，越走越險，路也會越走越窄——對自己不斷地提高要求，達不到，自責自卑，然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父母都有各自的原因，導致了形形色色的家庭。楊磊認為，如果父母足夠愛孩子，當孩子出現問題，在見到醫生後，會自覺尋求改變，幫助孩子康復。不過，這世上沒有絕對正確的育兒做法，也沒有所謂的育兒專家，楊磊說自己不會像專家一樣指導父母，因為不覺得他比別的父母高明到哪裡去。他始終倡導，做溫柔又堅定的父母。

楊磊醫生的工作照。圖片由採訪者本人提供

工作中的這些病例見多了，楊磊在和妻子討論怎麼教育孩子的時候，就跟她講一講病人的情況。他會說，「你看，咱的孩子還挺健康的，不要對他要求太高了。多跟他交流就好。」

多年和孩子打交道的經歷中，孫黎對愛有了獨特的理解。接受採訪那天，她特意穿上黑色印花的真絲裙子，梳着細細的捲髮，眉毛細細彎彎的。她準備了兩張打印好的紙，擺在桌子上，說那是她眼裡特別美好的愛。

其中一張紙上是《聖經》中的句子：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另一張上是台灣作家的文章《牽着一隻蝸牛散步》：

上帝給我一個任務，

叫我牽一隻蝸牛去散步。

我催他，我唬他，我責備他。

我拉他，我扯他，甚至想踢他，

蝸牛受了傷，流着汗，喘着氣，往前爬……

真奇怪，為什麼上帝叫我

牽一隻蝸牛去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