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地理｜門西小巷裡的民國報人

南京門西釣魚台東側，有一條普普通通的小巷，連巷名都沒啥個性，以巷口的門牌號碼命名，叫做釣魚台一二三巷。

其實，這是一條很有歷史的古巷，原名叫侍其巷，相傳古時有一戶複姓侍其的家族聚居在這裡，還出過一些名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條巷子裡曾居住過一位民國南京報界元老級人物，他的名字叫於緯文，他創辦的《新中華報》報社也設在這裡。

時值12·13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恰好於緯文的最後一段故事也與這段歷史有關，特推出本文，以紀念84年前這段不能忘卻的歷史，和當年為守護南京這座城市付出努力的人們。

釣魚台一二三巷路牌（陸暉 拍攝）

《新中華報》的創辦人

於緯文（1888-1940），江寧（南京）人，民國著名報人、作家，其創辦的南京地方報紙《新中華報》自民國初年開始發行，直到1937年底停刊，是這段時期南京地區資格最老、發行時間最長的民營報紙。

《新中華報》前身為《明德白話報》，是一份白話新聞小報，由曾益士、鮑醒籟、曹葛仙共同創辦於民國二年（1913）五月，曾益士為首任經理。《明德白話報》以木刻版印刷，雖然只有四開三小張，卻是南京地區早期極少的新聞報紙之一，當時同城出版的民營報紙還有一個《中華報》，但銷量遠遜《明德白話報》。

《明德白話報》開辦僅兩個月，南方各省發起「二次革命」，相繼宣布獨立討袁，但很快被袁世凱派兵鎮壓。「癸丑之役」中，張勳攻占了南京，《明德白話報》因有討袁嫌疑停刊，報社被封，財物損失慘重。直到九月份局勢安定後，報紙才恢復發行，但元氣已傷。

1914年7月，隨着第二任經理李希白辭職離去，《明德白話報》再度停刊。同年秋，原《明德白話報》編輯鄭芳菽、於緯文被同仁推舉，共同主持報務，恢復報紙出版，對報紙進行改版，改白話文為文言文，並改名為《新中華報》。

1915年，鄭芳菽亦離職，《新中華報》遂由於緯文擔任經理，1916年再度改版，日出一大張半（對開6版），開始躋身「大報」之列。

此後，《新中華報》一直由於緯文獨力經營，其間多次因抨擊當局、揭露權貴等原因被停刊、查抄，報紙版面不時也因經濟壓力縮減，銷量長期不溫不火，但仍艱難維持，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攻占南京前夕，才被迫停刊。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於緯文住進了釣魚台侍其巷，他將新中華報社也設在家中。在這裡，他迎來了人生的巔峰時期。

於緯文一家原來租住在別處。據於緯文女兒於夢霞回憶，有一時期家裡很窮，房東幾乎每日都來坐索房租，甚至拍桌子罵人，於緯文整日在外奔走忙碌，夫人韋氏帶着兒女只能噤若寒蟬，這一狀況直到搬家後才有好轉。

緯文的新家在侍其巷4號，與著名的湖南會館僅一牆之隔。這是一座典型的南京城南兩進民居，正屋為四房兩廳:前廳待客，後廳開飯；四間房子，一間是於緯文的臥室兼書房，是他寫稿子的地方，也是報社的首腦部門，遇有報社重大問題需要討論，就三五個人在房裡談一陣子，其餘三間，則分住着他的家人。

於緯文將報社設備都搬進家中，有印報的機器、鑄字爐子、銅模、字盤、字架等等，員工也增加不少，一時家中好不熱鬧，將並不寬裕的房子擠得不能再擠，連家人的臥室也要一再撥出一部分充作公用。報紙由外面拿回自己印刷，機器開了工，這裡便成了「連家店」，集住家、報館、印刷廠於一個屋檐下。

在管理報社全盤業務同時，於緯文也不輟筆耕，除了每日撰寫時評、社論，還創作了《宿雨新潮》、《碧眼金蟾》、《武俠春秋》等多部長篇小說在《新中華報》副刊版連載，頗受讀者歡迎。筆記體文言小說《武俠春秋》還發行了單行本，金陵名宿程先甲為之作序。於緯文文思敏捷，每當報紙缺稿需要補白時，他就操起毛筆，一篇小品文在即刻間完成。

隨着《新中華報》銷量不斷擴大，一架對開印報機已無法滿足需求，而釣魚台家中也無更多空間安排添置設備，於緯文便在夫子廟另租一處房屋，將經理、編輯兩大部門和印刷工廠一併遷至新址。1929年5月，以這一年干支紀年命名的「戊辰印刷社」在貢院西街22號正式開業。

1929年7月25日，這一天是《新中華報》是發行總6000期的日子，各版滿滿刊登了諸多政要名流的題字、賀詞，其中不乏軍政界大佬，如孫科、王正廷、戴季陶、張學良、劉紀文等，金陵著名書家「江東周琪」也為報紙題字。

在報社隔壁的釣魚台湖南會館戲台，《新中華報》舉行了盛大的紀念大會，並連續三天在金陵大戲院和下關大世界包場演出京劇，於緯文作為知名票友也登台獻藝，演了一出《問樵漁樓》。這是《新中華報》自誕生以來最為風光的時刻。

可惜好景不長，僅僅兩三年後，《新中華報》便走上衰敗之路。

《新中華報》由盛轉衰

《新中華報》鼎盛時，發行遍及全國，甚至遠及東南亞。1930年，商務印書館印行為新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做廣告，用《新中華報》的評論做推薦語，可見當時《新中華報》已具備相當社會影響力。

可惜好景不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着南京報業的迅速發展，競爭也更加激烈，湧現出一批各有特色的後起之秀，如王公弢的《朝報》、成舍我的《民生報》等，雖然都是四開小報，但都由專業人士運作，內容豐富，文字生動，排版美觀，成為《新中華報》強有力的對手。《新中華報》徒有大幅版面，但形式老套，內容單調，越來越不適合讀者胃口，在競爭中明顯處於下風。

於緯文不善理財，雖經營《新中華報》多年，經濟狀況卻並不穩定。戊辰印刷社成立後生意不錯，本是可以用印刷賺的錢養活報社的，但經營不到兩年就發生虧損，這與於緯文大手大腳的一貫做派當有很大關係。

於緯文結交朋友雖眾，但良莠不齊，錦上添花者多，雪裡送炭者少，甚至還有趁火打劫的。《新中華報》資金困難時，連採購印刷紙張都要賒賬。奇望街有一家彩霞室紙鋪，是《新中華報》的合作夥伴，紙鋪老闆是個非常精明的人，平素和於緯文稱兄道弟，似乎很給面子，沒錢也可儘管拿紙去用。於緯文也將報紙最好的廣告位留給彩霞室紙鋪。

待得紙債日積月累，這位老闆卻突然拉下臉來，提出要於緯文用家藏的名人字畫抵債。於緯文這時才知中了圈套，但一時拿不出錢，只得就範割愛，任人將心愛之物拿走。事後心痛至極，惟有抱着兒女哭泣。

於緯文一家合影，居中坐者為於緯文

《新中華報》缺錢，稿費支付經常不及時，導致高質量稿源不足，越發滿足不了市場需求，讀者群逐漸萎縮，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加上1934年5月和1935年1月，《新中華報》兩次因刊登新聞不慎，受到當局處罰，被勒令停刊三日，更是雪上加霜。多重打擊之下，《新中華報》無可挽回地走向下坡。

1936年，一家上海小報的記者撰寫了系列文章《南京的報人列傳》，搜羅記述了三十四位南京報界名人狀況，其中有張慧劍、張友鸞、張恨水、趙超構、龔德柏等著名報人，於緯文名列第二十四位：

他是江寧人，因為上了幾歲年紀，對於報紙本身的事業不大去注意，更談不到與他報競爭的話，所以他的老資格《新中華報》，除了送人家的義務報和貼幾份壁報外，在報攤子或派報處很難買到，因為這個報的內容實在沒有甚麼可看之處，就是承他的美意送上一份報，人家拿了去也不過包包東西，或積上幾斤賣給挑荒貨擔子的，換幾個碗。所以有些人說新中華報是好像一個大草包，中看不中用（因為它是一份對開日出兩張的大報）。反正於先生的精神並不是寄托在這上面，任人家怎樣批評，他還是我行我素，並不去改進。

（於緯文）每日裡除了正事到報館裡去一趟外，成天價死守在家裡陪着他的那兩個如夫人，有時叉叉麻雀，有時靠靠橫鋪，倒也十分安閒寫意。他嘗對人說，他的辦報好像開店做生意一樣，只要牌子老，不要在貨色上去考究，兼以在這個年頭，如果貨色太講究了，還要貼本，或有倒閉之虞。

在這位記者筆下，此時的《新中華報》已近乎廢紙，於緯文也儼然成為頹廢的「躺平一族」。

誰也沒有想到，這樣一份苟延殘喘的《新中華報》，竟在苦苦支撐一年多後，於南京城大難臨頭，眾多報館紛紛逃離之際，卻能重燃鬥志，依然堅守在城內，直到最後一刻。

1931年9月下旬，《新中華報》版面印上了大大的抗日口號。

抗戰中的於緯文

其實，於緯文也曾很有血性，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結的愛國者。

1918年8月，日本因米價暴漲發生了「米騷動」風潮，日本駐華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請求，希望中國解除米禁，允許米商（主要是江蘇，因為日本人打聽到無錫地區尚有二三百萬石存米）向日本運售大米，以緩解日本國內危機。消息傳來時，正值中國民眾反日情緒日益高漲之際，江蘇民眾反應激烈。江蘇當局以本省米糧尚不敷供應為由，拒絕日方請求，民間輿論普遍認為米糧馳禁將對地方民生產生深遠影響。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上海組成「糧食研究會」，要求政府開放江蘇米禁。

於緯文當時已是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公眾人物，他於1919年2月在南京發起組織民間組織「民食維持會」，撰文怒斥有人甘心為虎作倀，以重利蒙蔽政府視聽，呼籲官方務必順應民意，堅持到底。

由於江蘇官民的強烈反對，加上不久五四運動爆發，江蘇米糧馳禁之議終被擱置，日本僅通過走私渠道獲得一些糧食。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新中華報》連續多日報道抗日新聞，並將副刊由文藝版改為抗日宣傳專版，刊登抗日文章和南京市民的抗日建議，改副刊欄目名為「救亡雪恥」。報紙版面上印着大大的抗日口號，呼籲「同仇敵愾，一致抗日」，愛國之情躍然紙上。

可惜到了後來，在嚴酷現實打壓之下，那個不畏強權、敢於發聲的熱血書生逐漸被磨平了稜角，一步步走向遲暮，變成了小報記者筆下那副不堪形象。

1937年7月22日《新中華報》刊登讀者來信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後，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而《新中華報》的副刊仍不時刊登明星花絮、票友活動等娛樂信息。一位讀者忍無可忍，給報社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信，要求文藝副刊立即改版，屏蔽一切風花雪月、粉飾太平的文字，調轉筆頭，注入民族意識的血液，以喚起讀者救亡的責任。

國難當頭之際，於緯文一腔熱血終於被重新激發出來。

1937年8月13日，淞滬戰役爆發，戰雲隨即籠罩在南京城上空。8月15日，日本飛機首次空襲南京，八府塘平民居住區慘遭轟炸。於緯文親兼記者，不顧危險趕到現場，獲取第一手信息。他親眼目睹被炸死者分屍掛在樹枝上的慘狀，不禁驚心動魄，從此落下了氣虛的毛病。

1937年8月15日，八府塘被日機轟炸後的慘狀

隨着戰局變化，南京城裡的新聞機構紛紛準備向後方轉移，《新中華報》卻沒有撤離的打算。於緯文對「守土抗敵」的前景始終樂觀，他認為，這個時候前方尤其需要新聞報道，敵機轟炸以後，民眾也需要了解哪裡有毀損，哪裡有傷亡。這時的於緯文打足精神，一掃以往的頹廢之態，他要以一個報人的方式，守護這座城市。

報社工作人員都已離開，兩個女兒便成了他的助手，每日幫助記錄廣播消息，陪着他往返於家與印刷廠之間。晚間燈火管制時，於緯文就秉燭躲在報架下編寫文章，即使敵機在頭頂盤旋，遠近傳來山崩地裂的爆炸聲，他也不為所動。

於緯文就這樣一天天堅持着。每當看到《新中華報》被搶購一空，他便感到莫大的慰藉。

淞滬戰役失利後，日寇逼近南京城。釣魚台離中華門不遠，這一帶民宅大多住進了中國軍人。於緯文家因掛着報社的牌子，被軍隊特意讓過。於緯文便主動打開大門歡迎駐兵，聲明家裡家眷不多，報社員工已走空，可以容納保衛首都的戰士們駐防。

到了11月間，形勢日益緊張。一位借住在於緯文家的連長勸告他，最好帶着家眷到城外避一避。於緯文這才放下了幾乎維持到最後一刻的《新中華報》，匆匆收拾一點衣物，雇了一條小船，打算到南邊的鄉下避難。

待逃出城外，才知道局勢已十分危急，小船走到半途便被軍隊徵用，連行李也遺失了一部分。兵荒馬亂之際，幸有老鄉用大木盆順流將他們送到對岸，一家人才得脫離險境，躲過不久後降臨的屠城之厄。

報人在貧病中離世

南京淪陷後，於緯文帶着家人躲避在鄉間，靠四處借錢度日。在這裡，於緯文度過了五十歲生日，他感慨萬分寫下四首《五十感懷》詩，其中一首寫道：

水村曲蠖待時清，兒女猶殷祝壽情。

華發頻添應笑我，壯懷虛擲負平生。

瓣香好祝慈雲護，杯酒難禁客淚傾。

無限江山無限感，不堪回首憶京塵。

半年之後，劫後餘生的於緯文返回城內，發現釣魚台的家已被洗劫一空，藏書和字畫喪失殆盡。於緯文是名人，地方上一些人企圖借他的名望，以安民為由，成立類似維持會那樣的漢奸組織，他們可跟着分一杯羹。於緯文斷然拒絕，痛斥這些無恥之徒「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他說：「我這輩子功過不足論，但氣節二字一定是要保守的，要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豈能做貳臣！」

由於不願隨波逐流，於緯文一家陷入困苦之中，家徒四壁，常無隔宿之糧，連昔日親友也不再登門。於緯文倒十分泰然，正好落得清靜，可以閉門讀書寫作。他打算編一本《成語大辭典》，卻因生活過於清苦，只完成一半就一病不起。

對於中國的抗戰前景，於緯文始終抱有必勝信心。他在病中常念叨，等收復失土，報紙依舊可以恢復起來的。即使家中財物典賣殆盡，一架劫後餘存的對開印報機仍一直保存着。可惜，他終於沒能等到山河重光的那一天。

1940年4月19日（農曆三月十二日），報人於緯文在貧病交加中離世，終年52歲。

陸 暉

校對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