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二十載，格桑花在日光城悄悄綻放 呂淑霞：讓人生的「算計」成為偽命題

在2020屆普通藏族文科（3）班畢業晚會上，學生們為班主任呂淑霞獻哈達。受訪者供圖

呂淑霞在拉薩中學教學樓前。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王姍姍/攝

2017年1月，09屆宏志生諾吉·曲擁措姆（左一）去拉薩中學看望呂淑霞。曲擁措姆現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在職博士，在共青團中央統戰部民族宗教處掛職。受訪者供圖

呂淑霞和06級「宏志班」學生在拉薩中學合影。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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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老師，教師節快樂！」

2020年9月10日，呂淑霞迎來任教以來的第20個教師節。她不斷地回復手機里彈出的祝福和感恩消息，在你一言我一語中，她和學生們打開了話匣子。

「我今年就要去成都讀博士，學成歸來繼續做一名人民教師！」「呂老師，一直記得那個您陪我去醫院治療腎結石的午後，謝謝您！」「親愛的霞霞，9月我就去北京讀書了，要想我哦！」呂淑霞援藏20年的時光像碎片一樣在腦海中一一閃現，有淚點，也有笑點；有欣慰，也有虧欠；有失去，更有得到。

一時間，她陷入了回憶的漩渦中，試着將碎片拼湊完整……

最強的「鎧甲」

無論哪一段記憶碎片，都繞不開20年前那個格桑花盛開的夏天。

2000年8月，25歲的呂淑霞從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畢業，和很多迷茫的應屆畢業生一樣，面臨着何去何從的難題。

一心只想做人民教師的她穿着簡樸的職業裝，拿着簡歷和各類資格證書穿梭於煙臺各大招聘會現場，期盼着招聘人員能在數以萬計的應聘者中看出她強烈的任教意願。

找工作之路註定是波折的，對一心想跨專業做英語教師的她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作為家中唯一一個女孩和第一個高材生，呂淑霞沒有因此而得到家人的「優待」，也就從未想過和家人傾訴就業之難，以獲得一絲安慰。

「我母親40多歲才生下我，和三個哥哥也因年齡差而像是『兩代人』。所以，很多事情和他們說了也只能徒增煩惱罷了。」在呂淑霞的記憶里，出身貧苦家庭的她從小就習慣了自己拿主意。她瞞着家人和西藏自治區拉薩中學簽訂了8年工作合同。

連日來「單兵作戰」式的求職之旅在拉薩中學的招聘宣講會上迎來轉機。時任拉薩中學校長在講台上描述着「西部大開發」政策、拉薩的藍天白雲、優厚的薪資待遇、順暢的職稱評定渠道……但最令呂淑霞心動的是她在拉薩中學能教英語課，以及作為一名拉薩中學教師肩負的幫助窮苦農牧民孩子走出高原的責任。

在20多歲的年紀，迷茫的年輕人評估所謂的後果和挑戰，一類是悲觀的，他們也許內心憧憬挑戰，但因為各種原因還是選擇了現實的安穩；一類是樂觀的，甚至覺得必須親自嘗一嘗苦澀這味調味料，人生才顯得真實，才能稱得上是不悔青春。

「去！」呂淑霞無疑是後者。

那時，「西部大開發」政策剛剛實行，拉薩經濟、交通等各方面發展都還很落後。她僅有的一雙百元皮鞋被一條條土路硬生生磨掉了底，水壺裡倒出的是永遠燒不開的「開水」，常常因小跑去教室而產生高原反應，和當時的男朋友也因異地而分手，無數次因想念幾千公里外的父母而夜不能寐……更令她頗受打擊的是，教學事業也並非想象中的一帆風順。

雖如願成為英語教師，任教高一藏族C班，但因為是非英語專業出身，她必須比其他英語老師成倍地付出，才能有底氣站上講台。

她像打了雞血一樣，幾乎將所有的個人時間全部傾注在教學上，常常草草對付一口晚飯就趕忙跑去給學生聽寫單詞、背誦課文、備課、琢磨教案到深夜，不厭其煩地和學生們分享西藏外面的世界，樂意接受學生的每一次「家訪」邀請。

兩年下來，她和學生們愈加熟悉，教學能力也得到同事和學校的認可。就在她準備和學生們一起迎接高三、全力備戰高考時，卻被「潑了一盆冷水」：學校通知她改任2002級漢族班班主任兼英語老師，不再任教高三班。

年輕氣盛的她去找學校領導「辯論」，「他們是我第一批學生，兩年朝夕相處，真的捨不得。不讓我教高三，我就辭職。」她坦言，這是她20年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萌生了離開拉薩的念頭。

她的「威脅」沒起任何作用，這場帶着情緒的「討說法」以她「戰敗」收場，但不論是從3年後她所帶的班級取得優異的高考成績，還是學校領導給予的能力認可，亦或是客觀上積累的班主任經驗來看，又是「勝利」的。

沒有賭氣離開拉薩的呂淑霞，還迎來了另一場「勝利」——收穫愛情。2003年年底，她和志同道合的援藏教師張頂傑結婚，第二年，女兒張馨予出生了。

自此，平凡而幸福的三口之家在高原上紮下了根。

20年來，呂淑霞被問及「因為什麼留在拉薩」的次數要多於「為何來到拉薩」，她試着從記憶拼圖中抽出一塊最合適的碎片來回答，都失敗了。但這次，她在和學生們的微信對話界面上，寫下了她認為的最好回答：可愛的你們、和睦的家庭以及愈加壯大的援藏隊伍成了我最強「鎧甲」，讓我告別了曾經「單兵作戰」的日子……

移動的「講台」

挑戰還在繼續……

2006年，剛滿30歲的呂淑霞沒有因為照顧女兒而將重心轉移，反而在教學事業上「加碼」——向學校申請擔任「宏志班」班主任。

2000年，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組織實施西部開發助學工程，2002年開始面向品學兼優的特困學生開辦高中「宏志班」。

作為西藏自治區第一所中學，拉薩中學自2002年開辦「宏志班」以來，考慮到「宏志生」生活習慣和拉薩市區的本地學生有所不同，更不用說和漢族老師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因此，班主任一職均由藏族老師擔任，當時還沒有漢族老師當班主任的先例。

呂淑霞又一次找到學校領導「辯論」。這次，她以「勝利」收場——2006年至2015年，她連任三屆「宏志班」班主任，班級本科率均為100%，一本率也從84%上升為90%和96%，還帶動更多的漢族老師主動申請任「宏志班」班主任。

由於「宏志生」學生漢語和英語水平參差不齊，交流和適應新環境成了呂淑霞首要解決的兩大問題。教授英語課時，她會根據經典英文歌曲為學生們取英文名，用講英文名著故事等方式讓他們記得住、用得好英語。她還利用課後時間挨個和學生單獨談話、練習漢語，鼓勵他們嘗試用漢字寫下個人簡介，藉助趣味漢字故事幫助他們發現漢語之美。

「現在都記得呂老師教英語『三最法』——最快速、最清晰、最大聲。」畢業於南京航天航空大學的莫阿子是09級宏志生，因家庭貧困，直到小學四年級才開始上學，「我們的基礎薄弱，但呂老師從來沒有放棄過。她早起陪我們早自習，晚自習後還要來宿舍給我們聽寫英語單詞和語文課文，沒有幾個老師能做到這樣。」

白天是老師，晚上做父母。9年間，呂淑霞的「講台」不只局限於教室里的三尺之地。

很多宏志生因從小生活環境惡劣、健康意識欠缺，自身患有一些疾病但不重視，有的甚至是到高考體檢才確診。為了照顧好學生，她成了個「半路醫生」，查詢、搜集相關疾病信息，諮詢醫生，四處打聽治療方法，向藏族同事「取經」。每晚，她還重點去生病學生的宿舍關注病情有無異樣。

一次，班裡一個女生因肺膜炎導致身體不適，無心聽課。呂淑霞帶着火罐到宿舍為她按摩、拔罐，進行輔助治療。「罐有多大，拔出來的泡就有多大。拿針準備把泡里的水擠出來，結果劃了一圈都沒出來。最後才發現泡裡面是像果凍一樣的東西，根本流不出來。」每每想起那個女生，呂淑霞都心疼不已。

「她從來不會因為學生家庭貧困、身體疾病亦或是學習成績不好而區別對待。」德西忘不了呂老師帶她去醫院治療腎結石的那個午後，「掛號、問診、做檢查的時候，看得出她是真着急了，最後還幫我墊付了醫療費，一直照顧我到晚上。」

呂淑霞能走進學生的心裡，還源於她細膩的共情力。

2008年，06級宏志生洛桑嘎登作為西藏自治區學生代表去北京觀看北京奧運會比賽。臨走前，呂淑霞私下找到他說：「第一次去北京，別害怕，身上的錢夠嗎？」說着，她將事先準備好的路費塞到洛桑嘎登手裡，再三囑咐要注意安全。

有段時間，學生次多（化名）常常上課走神。呂淑霞便找了個辦公室，在沒有其他老師的時間和次多談話。

次多是個單親家庭的孩子，和母親相依為命。因為母親的突然住院，他擔心自己會成為孤兒才無心學習。此後，呂淑霞帶着次多和慰問品開車一個多小時趕到曲水醫院看望他的母親，次多的臉上終於又有了笑容。

其實，在3屆「宏志班」中，單親、留守兒童或是孤兒並非個例。呂淑霞能體會到他們因貧窮等家庭因素帶來的自尊、自卑以及對愛的渴望，並小心翼翼地呵護孩子藏在內心深處的「禁地」。

當然，呂淑霞並不贊同過度的「溺愛」和一味的同情憐憫，該嚴厲的時候也絲毫不心軟。

因為她知道取「宏圖寄黨恩、志願為國強」之意的宏志生並非「草莓族」，他們更需要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他們身上肩負着一個家庭甚至是西藏教育事業的希望。

也因此，她給自己立下「軍令狀」：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講台。

曾經，她因教學工作表現突出，被暫時調至西藏自治區教育考試院工作，如今看來，這是一次「高就」機會。

在考試院近兩個月時間內，她過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也有了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但她沒有忘記自立的「軍令狀」，選擇放棄了這次可能升職的機會，回歸了講台，繼續教書育人。

紮根講台二十載的背後，是她不止一次抵住「誘惑」的堅定信念，是不把援藏作為個人「鍍金」跳板的可貴品質。

失衡的「扁擔」

呂淑霞像一個超大容量的「硬盤」，「裝」的學生多了，留給自己和家人的空間就只能被壓縮。正所謂，「扁擔挑水兩頭擱，顧得了一頭，顧不了另一頭」，這些年，她忙碌於講台前後，心中對女兒和父母的虧欠，千言萬語不能訴盡。

呂淑霞從小就患有尿血症，雖沒有給身體帶來過明顯的傷痛，但精力比一般人容易消耗得多。在缺氧的高原上，每走一步，消耗的體力較內地而言，也許是成倍的。

她不止一次因過度操勞、體力不支住進醫院。近兩年，高血壓和高血脂也愈發加重，心悸頻次更是逐年增加，上課時的聲音不如以往洪亮，步伐不再雷厲風行，下眼瞼略顯鬆弛的皮膚上「墜」着顯而易見的眼袋，頭頂是黑色短髮沒能掩蓋住的斑禿，她也因此將亮色系的衣服都壓在了衣櫃最下面，「臉色看起來沒精神頭，撐不起鮮艷的衣服咯」。

的確，在今年剛畢業的學生次珍記憶里，「3年裡只見呂老師穿過一次橙色的運動衣」。洛桑嘎登每每在全區教師思政培訓會上遇到呂淑霞，都會看到她時不時按一按手上的穴位，行動也比之前慢了不少。

呂淑霞的丈夫張頂傑自1999年從西藏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拉薩第一中學教數學，教學任務重。這兩年，肺部也常常出現不適，還因患有腸易激綜合徵，疼得一夜夜失眠也是常有的事。

「我們倆都不心疼自己，只是覺得孩子是無辜的，本不該為我們的選擇『埋單』。」記者在採訪時，見到了剛上完古箏培訓課的呂淑霞的女兒張馨予。她皮膚白皙，個頭也比媽媽高出不少，黑框眼鏡下是自學的時尚眼妝，愛和人打招呼，但大多時候，還是喜歡和手機「獨處」。

和母親一樣，張馨予在3歲時，也被查出了尿血，加上對拉薩生活環境和氣候條件的不適，吃藥打針成了家常便飯，5歲長期定居拉薩前，她只能不停地往返於拉薩和四川廣安的爺爺奶奶家，調理身體。

那時，呂淑霞剛帶第一屆「宏志班」，沒法抽出時間照顧女兒，只能在寒暑假帶着她四處求醫。

呂淑霞在紙上列下網上能搜到的相關專家的信息，帶着女兒做各種檢查，但結果都不理想。她開始打聽民間偏方，自學拔罐、推拿和艾灸，只要是聽說可以緩解女兒病症，什麼她都會試一試。

她想儘可能地彌補女兒，周末寒暑假堅持接送上下古箏課，親自輔導作業，參加各類親子活動，下載當下流行的歌曲和女兒分享……當然，有時刻意的「殷勤」也引得女兒「嫌棄」和「吐槽」。

去年，身體逐漸好轉的張馨予考上了河南鄭州第四中學的內地西藏班。「小時候就陪伴不夠，現在又去了異地讀書。」高興之餘，呂淑霞心中也多了幾分不舍和虧欠，所以，每當寒暑假女兒回拉薩時，她又不自覺地格外「殷勤」。

不論對女兒有多虧欠，最起碼每天都能見着，不會存在距離的阻礙，但對千里之外的父母來說，「連最基本的盡孝都是有時間差的」。

因和丈夫的家鄉相隔太遠，放寒假時，一家三口就去廣安陪伴公公婆婆；放暑假時，才回山東煙臺看望父親母親（西藏學校的寒暑假時間和內地相反，寒假為2個多月，暑假不到1個月——記者注）。青藏鐵路開通後，她可以坐火車到北京或者徐州，再轉車回山東煙臺，但單程就要花費3到4天。

離家千里，交通不便，20年來她回山東的次數少之又少，更不用說在二老床榻前悉心照料，這大概就是「回不去的是故鄉」所描述的兩難境地吧！

前幾年，為了讓患有牛皮癬、一輩子沒去過公共浴池的父親能舒服地洗澡，她在家鄉溫泉小鎮給父母買了一套溫泉水可以通到自家浴室的兩居室。她把這當成能力範圍內可以實現的一份孝心，而至今在拉薩的住處，女兒張馨予的房間還只是客廳一角。可見，她口中的「能力範圍內」實際上是她的最大限度。

聚少離多、報喜不報憂成了她和父母的相處之道。有一年寒假，70多歲的母親上山摟草時摔傷了腰，臥床了半個多月也沒告訴她。在後怕、愧疚以及萬幸等複雜情緒下，呂淑霞在電話里「吵」了母親幾句。

「父親84歲的時候被查出胃癌晚期。我母親不願麻煩兒女，就自己騎着三輪車送我爸就醫，直到2017年我父親去世。其間，每次打電話都說父親病情好轉，讓我安心教書……」眼淚滴在呂淑霞黝黑的手背上，父親的去世成了她心裡最痛的疤。

張馨予也記得，從山東回來後，媽媽抱着她不停地哭着說：「媽媽沒有爸爸了，媽媽沒有爸爸了……」

如今83歲的母親成了獨居老人，但呂淑霞依舊不能陪伴左右，因為，剛滿45歲的她接到學校的新任命，擔任2020級「宏志班」班主任。

這是一場永遠超越算計的人生

「比起『宏志生』，我對你們管得太鬆了，下一屆還是得嚴厲些。」今年8月初，呂淑霞和剛畢業的2020屆普通藏族文科（3）班的學生約在常去的涼粉店，這是學生離開西藏去內地讀大學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強扎是個典型的藏族男孩，黝黑的皮膚，大大的眼睛在眼眶裡轉啊轉，好像在「籌劃」些什麼。他是班裡公認的最調皮的學生，對學習以外的任何事都充滿了好奇心，也因此挨了呂淑霞不少批評。

「呂老師從來沒有放棄過我或孤立我，對我和其他學生是一樣的。」強扎今年高考分數並不理想，但仍在畢業後第一個給呂老師發了條感謝短信。

呂淑霞知道，「藏族孩子雖然特別要面子，但他們是善良的，從不記仇，我從來不怕他們因為挨了批評而記恨我」。她記得剛來拉薩中學時和一個學生發生的最大一次衝突，「旦巴旺久學習態度不端正，被我當眾批評後摔門而出。但是下課後又笑嘻嘻地跑來幫我搬自行車」。

今年已經36歲的旦巴旺久不太記得這次「衝突」，就記得「呂老師對藏族孩子格外好」。

的確，即使學生畢業，呂淑霞對他們的關心也未停止，她無私的愛依舊產生着「效益」。

2013年，呂淑霞帶着女兒到北京尋醫，和正在北京讀研的洛桑嘎登見了面。

「她以給侄兒買衣服的藉口，讓我陪同挑選。在分開時，快速把衣服塞給了我，讓我好好吃飯，好好學習，多參加些社團活動。」洛桑嘎登至今都記得2013年站在北京地鐵口的那個瞬間。

洛桑嘎登坦言碩士畢業後回西藏教書的選擇就源於呂老師，「我也想做一名能走進學生心裡的人民教師」。

大學時，莫阿子因漢語水平差，常常因表達不清惹笑話，久而久之也就不敢開口，變得自卑、內向。

「畢業時，呂老師和我們說過大學不要做『書呆子』，要全面發展。但現在……」消沉的莫阿子萌發了一個念頭，「當初呂老師教的『三最法』能不能用來學漢語？」

大二開始，每個清晨，她都會在校園一角大聲地朗讀文章。她記得呂老師常說的「只要肯努力，一定會有收穫」。一年下來，她終於可以無障礙地在公共場合發言。重獲自信的她不僅參加了各類社團，還自發組織了支教活動。

「只有他們走出去了，並把先進技能和理念帶回來，我們的家鄉才會越來越好，才會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到西藏、留在西藏！」如今，莫阿子選擇回到家鄉昌都創業，「我要把曾經得到的愛傳遞給更多像我一樣的藏族孩子。」

呂淑霞的付出不只得到學生的認可。一次，她走在路上，一個陌生的藏族女人和她熱情地打招呼：「我老公不止一次說您對藏族學生特別好，謝謝您。」原來，她是學校原政教科老師的妻子，聽說過呂淑霞在拉薩中學教書的故事。

如今，呂淑霞和學生們依舊保持聯繫，一些學生主動聯繫她，詢問是否需要幫助，都被她拒絕了。她從未想過從學生身上圖些什麼。

有人說呂淑霞「虧了」。他們將其20年的援藏歲月量化，試圖用理性的數學公式或所謂的「成功」標準去計算或評判她的得與失，最終得出結論——奉獻至今，仍是個普普通通、最平凡不過的高中教師。

的確，她是平凡的，沒有驚天動地的感人事跡，也沒有經歷什麼戲劇化的跌宕人生。但她又是不可或缺的。她像高原上一朵默默綻放的格桑花，雖沒有玫瑰的嬌艷，也不及牡丹的高貴，但只要成片成片地綻放，就能創造出雪域高原上最為震撼的花海景觀。

在龐大的西部基層工作者群體中，像她一樣平凡的人無疑是大多數。他們幾十年、一輩子，有的甚至是幾代人甘願平凡，這種極致的平凡，又何不是一種「非凡」呢？

今年暑假結束前，呂淑霞一家決定約上張頂傑的大學同學和家屬「過林卡」（在西藏指郊遊的意思——記者注）。從呂淑霞講述「過林卡」時那種興奮的表情中，我似乎一下子掂出了紮根基層的「呂淑霞們」所獲得的那份一般人難以得到的沉甸甸的幸福。

「有的被分配到拉薩偏遠的區縣教書，有的夫妻二人分在不同的地區，有的自身存在殘疾但仍堅守講台……這些年我結識了許多援藏教師，我們像家人一般彼此珍惜。」呂淑霞穿着一身深色系的衣服，一邊向記者介紹每一位援藏教師的故事，一邊招呼着大家吃水果。

這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聚會，沒有主角，沒有觥籌交錯，也沒有阿諛奉承。孩子們聚在一起打遊戲，男人們聊聊教學、談談工作，女人們則更關注子女的學習生活以及養生方法。因為他們信念一致、彼此珍重、感情淳樸，每一次聚會都堪稱是「真正的幸福的盛會」。

「格桑花開，無所顧忌地綻放……我捂住胸口對望着西藏，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嚮往。」呂淑霞望着藍天唱起了最愛的《格桑花開》，這場像家庭聚會一般的「過林卡」在藍天、白雲、溪水的見證下溫暖進行，草地上成片的格桑花也悄悄地融入了這場「盛會」……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王姍姍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