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控無處不在，我們還有隱私嗎？究竟是好是壞？

馬歇爾和辛德勒將普通智能手機送入軌道來進行試驗，他們想確認一下相對廉價的拍照設配能否在外層空間發揮作用。「我們當時就在想我們能用這些拍來圖像做些什麼？」辛德勒說道。「我們如何才能用這些東西造福於人類呢？

技術越來越先進，而我們對於隱私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這好像是一對矛盾。現實世界中的我們還存在隱私嗎？或許隱私正在變成人類的回憶！

圖註：英格蘭東南部大倫敦地區某處高分辨率攝像頭捕捉到的畫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白色上衣男子的體態相貌和周邊環境的細節。

倫敦北部伊斯靈頓區某個周六的上午10點半左右，兩個騎着輕型摩托車的男子來到上街（Upper Street）的購物區。他們戴着頭盔、手套，身穿夾克，他們的行蹤看起來不像是人類，反而像是電子遊戲裡的狂躁角色。他們在繁忙的道路上高速穿梭，即便身旁有着雙層巴士也肆無忌憚。巴士司機都被這他們的行為嚇到了。這還沒完，這倆騎摩托的人還把前輪抬起來騎！

大概過了三、四分鐘，騎摩托車的倆人突然在上街拐了個彎然後駛入一處安靜住宅大街，街道兩旁樹木枝葉茂盛。他們停下來熄了火，然後開始說話，當然說什麼只有他倆知道。但這倆人可能不知道，就在1.6千米外的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內，另外兩個人正在注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

「他們又開始動了，」薩爾向埃里克說道。

薩爾和埃里克坐在伊斯靈頓閉路監控控制室的控制台前。控制室牆體和地面都是灰色的，沒有做任何裝飾。當摩托車手又開始騎行時，薩爾在鍵盤上敲了幾下，隨後10號攝像頭捕捉的畫面就呈現到了電腦顯示器上。屏幕顯示這倆騎手又在上街飛駛。當這倆騎手在薩爾面前的屏幕中消失後，埃里克很快在163號攝像頭監控中發現了這倆人的行蹤，然後他使用操縱杆捕捉到摩托車牌照並放大查看。

薩爾聯繫到了警察局：「我們發現有倆摩托車騎手在上街區域玩特技，這很危險。」

圖註：兩名閉路監控系統工作者正在伊斯靈頓控制室內觀察着街道上的狀況。倫敦的視頻監控幫助警方破解了2005年的一場恐怖襲擊，在這次襲擊中有52人不幸罹難。（圖/ 托比·史密斯）

工作人員面前是一大片顯示器，這裡有16個顯示屏。這些顯示屏與180個閉路監控攝像頭相連，實時傳輸着伊斯靈頓地區的情況。通過視頻監控來看，這周六的早上沒什麼事。而在本周早些時候，一個年輕人在一所公寓內被刺傷身亡，而另一個男人從拱道（Archway Road）的立交橋（此橋被當地人稱為「自殺橋」）上跳下後墜亡。今天晚些時候，芬斯伯里公園（Finsbury Park，位於倫敦哈林蓋倫敦自治市的一座公園），監控攝像頭會花幾個小時的時間在參加節日活動的35000人中尋找扒手、醉酒鬧事者以及各種搞事情的閒散人員。

然而就目前而言，伊斯靈頓地區的監控主要作用就是搜尋飛車族。薩爾在這行幹了15年，埃里克做這份工作也有4年時間，可以說他們都算是老手，他們一會兒盯着這塊屏幕，一會又轉向另一塊屏幕，他們經驗豐富，但遇到突發情況時他們也會緊張的心跳變快。他們認為這片區域某個幫派的兩個成員一年多來一直擾亂着該區的秩序。他們搶奪行人的智能手機然後賣到黑市。在這座有着近23.3萬名居民的市區，這類事件每周大約有50起。

然而對於那些尚不知情的人來說，他們不會把觀察的重點放在危害公共安全的飛車族這一事情的本身上。就拿我來說，我一想象到街區上的兩個行人的一舉一動都在他人的觀察之下就會感覺有些迷惑，監控下的某些行人究竟是罪犯、反社會分子還是普通民眾的確不好確定。但唯一確定的是，我們在觀察着這些行人的一舉一動，而他們卻看不到我們在幹什麼。這就好比一隻可憐的鹿跑進了瞄準器內，同理，監控下的民眾可能人畜無害，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隱私顯然暴露無遺。

當晚在監控室幾千米外，我坐在倫敦西南方的一輛拖車內，就在沃克斯豪爾地鐵站（Vauxhall Underground Station）的街邊。我身旁是一名和藹可親的年輕人，他被人稱為Haz。我們面前排列着數個閉路監控屏幕，屏幕顯示着10部監控攝像頭捕捉的畫面，目標是附近的兩個夜總會。

城市監控

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遭受了恐怖分子卡車炸彈襲擊後，倫敦當局就開始普及閉路電視監控。從2012到2015年，倫敦的監控攝像頭增加了72%，占全英國監控總數的三分之一！今天的倫敦人是世界上「最受關注」的群體。舉個例子，倫敦中心以北的伊斯靈頓區就有180個監控攝像頭。

圖註：倫敦市和伊斯靈頓區閉路監控攝像頭分布情況。（圖/英國民間維權機構Big Brother Watch；伊斯靈頓市區政府；英國陸地測量部）

Haz在這兒待了一個多月了。夜總會裡燈光閃爍，老闆希望藉此來保證毒品交易的老顧客不用惹上法律麻煩，所以警方委任了一個移動閉路電視運營商和一名前警員戈登·泰爾曼，希望讓他們的夥伴Haz留意來往的人群。如果夜總會有人偶爾發現了監控，他們就會朝着攝像頭豎中指或者坦胸露乳，因此，Haz就從屏幕上看到了這些不雅動作。如果來往於夜總會的男男女女太多的話，Haz就很難進行觀測了。

「這是迄今為止我體驗到的最棒的工作，這份工作非常激動人心，」Haz說道。「一切都是那麼安靜，但突發事件會在不經意間爆發。」

Haz在拖車裡一坐就是10個小時，他的雙眼盯着夜總會的顧客。如果他看到毒品交易或者暴力衝突，他就會用對講機通知夜總會內的安保部。Haz對毒販的輕率舉動感到吃驚，因為毒販就把毒品放在襪子裡，這在專業偵查人員看來太過顯眼，而且他們的交易過程也很肆無忌憚，他們似乎毫不在意警衛的存在。「我們問他們，『你們怎麼這麼蠢？』，而他們仍然沒當回事兒。」

今晚這片區域沒有毒品交易、沒有鬥毆事件，偶爾會有些年輕人或酒徒做些蠢事。他們挽着胳膊踉踉蹌蹌地走在大街中間。他們互相攻擊。他們就躺在人行道上。如果是獨自一人，孤獨感突然襲來，那麼就會有人放聲大哭。Haz聲稱自己已經從這項工作中獲取了寶貴的技能，這些技能主要是他在沃克斯豪爾看到的街區萬象和人生百態。

Haz驚嘆道：「我在監控屏幕上看到過許多人，我認為這些人的舉動不像是成年人，他們好像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了。」

但他們真的搞不清自己是誰嗎？或者說，他們真的不知道有些人在暗中觀察着他們的一舉一動嗎？

圖註：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的射擊探測系統中的一種壁掛式裝置（圖片左上角），這種裝置可以發現建築物內的槍手。這個系統利用聲學軟件來辨別槍聲，還能用紅外線探測裝置核實射擊然後自動向安全員提供火力點的精確位置。（圖/羅伯特·克拉克）

1949年，在歐洲威權主義（指政府要求人民絕對服從其權威的原則）幽靈的背景下，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發表了他的反烏托邦傑作《1984》，在這部作品中有着可怕的警告：「政府正在監視着你。」這一說法令人頗為不安，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監視」的範圍和影響力並不大。同年，一家美國公司發布了第一個商用閉路電視系統。兩年後的1951年，柯達公司推出了布朗尼便攜式攝像機，公眾對此頗受震撼。

如今互聯網上每年分享和儲存的圖片就多達2.5萬億張以上，而互聯網之外人們自己存儲的照片和視頻更是數不勝數。一家電信公司估計，到2020年全球將有61億人擁有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機。與此同時，在一年的時間裡，估計會售出1.06億新的監控攝像頭。全球有超過300萬台ATM機盯着它們的顧客。數以萬計被稱為車牌自動識別裝置的攝像頭會抓拍超速駕駛或違章停車，同時還可以追蹤犯罪嫌疑人的蹤跡。

以前是只有警察可以攜帶執法記錄儀，而現在醫院工作人員和其他一些非執法人員反而也可以攜帶，而且這些人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個人監控設備的使用量也在激增，比如行車記錄儀、自行車手頭盔上的攝像頭。還比如，門鈴上監控攝像頭會記錄下小偷的體貌，這些工具很快成為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難以量化但更令人煩惱的是，數以十億計的不知情公民的照片被面部識別技術捕捉並儲存在執法部門和私人部門的數據庫中，而我們卻對此無能為力，這些數據根本不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上述種種的監控設備還不算什麼，因為我們至少可以看到監控攝像頭。現如今天空中到處是無人機，美國的業餘愛好者和企業部門在2016年就購買了總計250萬架無人機！這一數字還不包括美國政府使用的無人機。美國政府的無人機不僅可以轟炸也門的恐怖分子，還可以阻止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不僅可以監視德州的颶風洪水，還能在北達科他州協助警方抓捕偷牛賊。這只是美國，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如俄羅斯等國家也存在着機載監視設備。

頭頂上有監控，天外也有監控。1700多顆衛星正在注視着我們的星球。即便身處500千米以外，有些衛星也能辨別一群水牛或者判斷森林火情的大小。而外太空的相機拍攝到的我們工作街區的情況也能被某個完全陌生的人獲取到。

圖註：2015年，彼得·戈爾德在試圖營救一名遭持槍綁架的婦女時遭到槍擊。這一事件被當時的監控攝像頭記錄下來，畫面顯示一名男子射中了戈爾德的腹部，當戈爾德受傷躺在人行道上時，歹徒又試着朝他的頭部開了兩槍，萬幸的是這兩槍都卡住了。據悉，捕捉這個畫面的監控是一位企業主自己安裝的。如今，越來越多的城市和私人個體都安裝了街頭監控來打擊犯罪。（圖/新奧爾良警察局）

圖註：戈爾德回到了2015年他遭受槍擊的新奧爾良街道。當時戈爾德是一名25歲的醫學生，當他看到一個男人試圖將一名女性拖上一輛汽車時他出手相助。後來經警方確認，這麼持槍歹徒名叫尤里克·凱恩。（圖/馬克斯·阿奎萊拉-黑爾韋格）

或許在同一個街區，在我們還未察覺時，我們的個人圖像已經被存儲到數據庫中了。我們的智能手機、網絡搜索以及社交媒體賬戶都在泄露我們的秘密。維權組織隱私國際(Privacy International)的執行董事格斯·侯賽因指出，「如果在19世紀，一個警察想搞清楚你腦子在想什麼，那麼他會嚴刑拷打。而現在，他們只需找到你的電子設備即可。」

英國未來學家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書名看上去挺美，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反諷。正如卡耐基梅隆大學信息技術教授阿里桑德羅·阿奎斯蒂所說，「在貓捉老鼠的隱私保護遊戲中，數據的主體方總是較弱的一方。」簡單地服從「遊戲規則」是個令人沮喪的命題，但積極地尋求保護個人隱私可能會更加令人沮喪。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研究教授倫道夫·路易斯在他的新書中寫道，「有些人對監視很敏感，監視對這些人來說簡直是種折磨：攝像頭無處不在，秘密已經算不上是秘密，你的行蹤暴露無遺，就連你在超市買了什麼都有人知道。」

阿奎斯蒂說道：「對隱私的渴望是人類的普遍特徵，這一點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條件下都是一樣的。你可以在古羅馬和古希臘找到注重隱私的蹤跡，你在《聖經》和《古蘭經》裡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東西。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在個人層面喪失了隱私，那麼只有在我們都失去隱私之後我們的整個社會才能意識到隱私的價值與意義。」

「奧威爾式的世界」已經成為事實了嗎？或者是否有更樂觀的前景？在很多方面都受到監視的世界會不會變的更好？考慮到以下情況我們會感到樂觀些，比如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在中國使用的463個紅外攝像機能夠監視瀕危的大熊貓、肯尼亞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的巡邏員藉助熱成像裝置可以發現偷獵者、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研究人員自行研製的聲控水下攝像系統在科特斯海（Sea of Cortez）能追蹤瀕臨滅絕的小頭鼠海豚（也稱加灣鼠海豚，是鯨豚類中體型最小者，眼睛四周有深色眼圈），還有安裝上「森林看守人」攝像頭可以幫助斯里蘭卡保護日益萎縮的林地。

面部識別

面部識別技術發展地很快，越來越多對高安全性要求頗高的場所都採用了這些技術，如機場和政府辦公室。現在，一些商店甚至用它來識別回頭客或店內扒手。

圖註：人臉識別三步驟。個人設備和閉路電視監控根據捕捉到的人臉畫面分析其特點，然後創建個體臉部模型。算法會根據熱成像、幾何特點和其他數據形成一個精確的結果。隨着數據庫中個體數據的越來越多，剩下的就是對號入座了。（圖/美國政府問責局；密歇根州立大學）

「如果你想知道未來世界會變成什麼樣，那你就想象一下每個人都一直戴着面罩的場景。」奧威爾在他的經典著作中這樣寫道。這種消極願景低估了一項可能，即政府可能會使用這些工具使得街道更加安全。比如說，監控攝像機的鏡頭記錄的畫面幫助警方破獲了2005年倫敦地鐵案和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有了監控，很多躲在隱蔽角落的罪犯也被抓獲，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射傷杜蘭大學醫學生戈爾德的歹徒尤里克·凱恩。（戈爾德倖存下來，尤里克·凱恩因為強姦、持槍搶劫和蓄意謀殺的罪行而被判入獄54年。）

在波士頓港，國土安全部測試了一種監視船上貨物的新技術，這種技術是由麻省理工大學的兩位物理學家羅伯特·勒杜和威廉·貝爾托西發明的。這種名為核共振熒光的技術手段，在不打開集裝箱的情況下其檢測儀就可以識別箱內的基本物品。這種技術和典型的X線掃描還不一樣。X線只能顯示容器內物品的形狀和密度，而共振熒光可以辨別出汽水和無糖汽水、自然鑽石和人造鑽石、塑料和高能炸藥以及非核材料與核材料！

過去的150年以來，世界上的監控越來越嚴格，我們的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安全嗎？我們可能知道開膛手傑克（英國倫敦系列兇殺案兇手的綽號）的身份，我們也可能搞清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美籍古巴人，被認為是肯尼迪遇刺案的主凶。案發兩日後，奧斯瓦爾德在警察的嚴密戒備中當眾被傑克·魯比開槍擊斃。

而魯比最後也因癌症死於獄中，臨死前稱被人下毒才得癌症，這一系列事件使肯尼迪遇刺案變得更曲折離奇）是否是單獨行動，我們還有可能弄清O·J·辛普森是不是在自導自演。當然，在奧威爾時代之前，公共安全一直是監視的藉口。但今天人們認為這種技術能以更廣泛的方式來拯救生命。多虧了衛星攝像機提供的圖像，救濟組織方能在摩蘇爾附近安置難民、方能在伊拉克北部的沙漠中紮營。多虧的大量的太空探測器，科學家方能證明世界氣候正在發生着巨變。

偉大的奧威爾的設想會失敗嗎？獨裁政府是在拯救人類還是在奴役人類？或者是這兩種情況可能在同時發生着？

圖註：行星實驗室公司(Planet Labs)的飛船高級技術員迪諾·波托利諾拿着一個裝有攝像頭的人造衛星，這家舊金山公司稱這種衛星為鴿子(Dove)衛星。這種衛星大小如同鞋盒，該公司有150多顆鴿子衛星在軌道上飛行，它們每秒能夠拍攝兩張照片。有了這個衛星群，當條件最優時，該公司可以在一天內拍攝地球上的整個大陸。（圖/克雷格·卡特勒）

「英國對監控很感興趣，我在世界其他地方尚未發現這一點，」世界知名監控攝像專員托尼·波特說道。當我們坐在倫敦政府辦公室的自助餐廳時，角落裡的閉路電視攝像頭就在窺視着我們。作為一名前警員及反恐專家，波特於4年前被招募到女王陛下的內政部，它主要負責國家安全領域工作，對這個國家日益增長的監視狀態進行監督。在每年預算只有32萬美元的情況下，波特和三個員工在工作日期間一直在敦促那些使用監控攝像頭的政府及商業用戶要遵守相關準則和指導方針。波特的辦公室會向議會提供那些不遵守準則的用戶名單，但波特他們沒有強制執行的權利。

儘管如此，波特評價英國是世界上對監控技術接受度最高的國家，這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最早在上世紀90年代，倫敦就構想過監控攝像頭網絡的問題，隨後愛爾蘭共和軍就在倫敦市金融區製造了兩起爆炸案。然後監控技術的傳播可以說達到了狂熱的程度。正如蘇格蘭斯特林大學公共政策教授、監控專家威廉·韋伯斯特回憶的那樣，「當時關於公共安全的言論是，『如果你沒幹什麼壞事，那麼你沒必要對監控感到擔憂害怕。』事後看來，這種表述的方式你可以追溯到納粹德國。但這句話經常被人引用，說着說着，人們一開始對於閉路電視監控的擔憂也就消失了。」

倫敦城最初的安全體系架構被稱為「銅牆鐵壁」（ring of steel），後來車牌識別技術的出現增強了主幹道的監控覆蓋。現在全國各地遍布着有9000台這樣的攝像頭，這些攝像頭每天拍攝並存儲3千萬至4千萬張照片，這個數字不單是超速車輛或涉嫌違法車輛的數目，而是所有單行車輛牌照的照片數。正如蘇格蘭前警察、反恐協調員艾倫·伯內特所指出的那樣，「如今你想經過蘇格蘭而不被自動車牌識別攝像頭拍到話，那簡直太難了。」

「我相當確定現在英國的人均閉路監控的數量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要多，」英國前副首相尼克·克萊格告訴我說當他坐在倫敦辦公室時，街對面的一家攝像機就監視着自己的一舉一動。「這件事就是這麼發生了，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公共辯論或政治辯論。我認為事情這麼順利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法西斯主義和非民主政權的歷史，如果換做其他國家，那麼這種行為會受到深刻的懷疑。我們這兒對此感覺良好。而且我們可以從歷史角度看這件事，在負面影響發生之前的確不便進行苛責。」

圖註：2017年4月23日，中國首艘航空母艦在大連港建成下水。上面的三張圖片就是由行星實驗室公司鴿子衛星拍攝的。照片顯示航空母艦23號停在泊位中，26號駛入水中，27號又停駐在泊位旁。行星實驗室公司可以逐日拍攝類似的照片，其拍攝範圍可以覆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圖/行星公司）

人們更注重安全，這可以算是英國監控如此發達的一種合理解釋。英國是一個被間諜所拯救的國家：倫敦西北60多千米處的布萊切利公園內有着紀念二戰中傳奇破譯員的博物館，如今這裡遊客頗多。

倫敦電影博物館一直展覽着電影形象詹姆斯·邦德，而邦德就是英國作家及前海軍情報官員伊恩·弗萊明筆下的人物。但是戰後的世界也不太平，英國是第一批面對恐怖襲擊的國家之一。當談到保護人民安全的時候，相比其他自由社會，英國政府的作為更令人欣賞。甚至在美國國際安全局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泄密事件曝光後，英國和美國情報機構還在一直收集本國公民的大量數據，這一披露也引發了美國兩黨對改革的呼籲，國會在2016年年底通過《調查權利法案》，這一行為在本質上承認並維護了國家監控權，而這一行為沒有引起廣泛的民眾抗議。

正如英國政府通訊總部（英國某情報機構，斯諾登曾爆料該機構收集了大量數據）前任主管大衛·阿曼德告訴我的一樣，「總的來說，我們認為我們的政府是高效良性的。政府運行着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公共教育和社會安全。感謝上帝，我們還沒經歷過穿着棕色皮風衣的男性在凌晨4點敲門的經歷。所以當談論政府監控時，我們觀點較為樂觀。」

就拿美國來說，美國國民對政府權力的使用更加謹慎，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國民就完全不會受到監視的影響。美國大部分警察局都在使用或考慮使用執法記錄儀。而至少到目前為止，公民自由團體是非常支持警察佩戴視頻記錄儀的，因為這可以防止執法部門濫用自身權力。美國許多城市都使用自動車牌識別攝像頭來作為交通和停車執法工具。在9·11恐怖襲擊之後，紐約市就加強了閉路電視監控系統的建設，如今僅曼哈頓一地區就有大約2萬部官方監控攝像頭。同時，芝加哥在其3.2萬部閉路監控設備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以幫助警方抑制市內謀殺案的頻繁發生。

美國的有些城市不僅沒有恐怖主義襲擊歷史，而且暴力犯罪率也相對較低，但他們也接受了監視技術。我發現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已經悄悄擴展到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中心。2005年時，休斯頓沒有一部這樣的監控攝像頭。但隨後公共安全和國土安全市長辦公室主管丹尼斯開始參觀其他城市。「根本上來說，我在倫敦的所見所聞使得我對這項技術產生了興趣，」丹尼斯回憶道。今天，感謝聯邦政府的撥款，休斯頓已經有了900部閉路監控攝像頭，隨後將再安裝400部。和倫敦一樣，官方不會每分鐘都監視着每個屏幕，正因如此，丹尼斯表示，「這本質上不是監視，因為我們不能一直盯着所有的屏幕，所以我們也希望民眾不要對監控抱有太大的期望。」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休斯頓的閉路電視監控系統才會很快就擴展到市區以外的地方。你要知道，民眾對德州政府的信任度相對較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監控還能發展的如此之快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圖註：上世紀60年代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建造了270多個18米寬的混凝土十字架。這些知名的模型幫助校正了世界上第一顆軍用偵查衛星。兩位藝術家拍攝了地上的十字架，然後追蹤了空中衛星的軌跡，並在天空中畫出了其軌跡才創造出上面的圖片。（圖/朱莉和戴蒙·薩奧爾）

同樣，英國國民對監控的默許也頗為引人注目。閉路電視系統和自動車牌識別攝像頭與城市內其他基礎設施混搭在一起。在倫敦的三個星期里，我漫步在奧威爾和赫胥黎曾經居住過的安靜的社區里。奧威爾家在伊斯靈頓卡農貝利廣場（Canonbury Square），該區域現在處於幾個閉路監控和自動車牌識別攝像頭的監視之下，而且從這裡到市區監控控制室只需步行大約4分鐘。而幾千米外赫胥黎的舊居也在監控室的監視之下。

在南約克郡城外，我參觀了巴恩斯利醫院，這裡的一些安保人員配備了隨身監控攝像機，這樣一來那些不守規矩的病人和遊客多少會受到些震懾。在我停留期間，也有報道稱教師也測試使用過類似的攝像機。據估計，有15萬名英國警察已經配備了這樣的設備，考慮到這一點，再把設備配給教師和護士也許並不困難。那麼接下來又要給誰配備呢？乘務員？郵政人員？心理學家？還是人力資源主管？

「一些地方政府正試圖強制出租車司機使用監控系統，」監控攝像頭專員波特向我說道。「考慮到這一點，再考慮到醫院和學校也會使用監控設備，那麼我會有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想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中？監控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侵害並幫助案件調查，但所有人都願意接受合法監視嗎？』」

圖註：現在天空中運行着1700多顆人造衛星，其中有些衛星和我們相距160多萬千米。這些衛星主要起到地球觀測、通信、導航、技術開發和空間科學研究等作用。在衛星數量上，美國以814顆衛星處於全球第一，中國以205顆位居第二，俄羅斯以140名列第三，其中行星實驗室公司運行的衛星就占202顆。圖中的實心小點表示商業衛星，空心小環表示政府或軍用衛星。（圖/科學家關懷聯盟；行星實驗室公司）

在後來的幾天中，我在倫敦街道上漫步時一直思考着上面最後一個問題。當我來到泰晤士河上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橋，我發現自己周身環繞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他們舉起手中的手機想以倫敦為背景來自拍。我因為進入到別人的鏡頭中而道歉，但回頭一想，明明是這些手機攝像頭拍到了我。我的一舉一動都被這種方式隨意就下來了嗎？考慮到每個人都在「監視」着其他人，那麼政府看沒看監控真的有什麼區別嗎？

一名前教師克洛伊·孔比寫；額她的第一本書，書名叫做《Generation Z: Their Voices, Their Lives》（Generation Z，中文譯為「Z一代」，指1995年後出生的新新人類），這本書是她和英國青少年進行了數百小時訪談後寫出的。這些被採訪的年輕一代在幾乎所有可以想象的場景中對被拍攝或被攝像都表現出一種明顯漠不關心的態度。「你可以通過手機觀看某人一生的紀錄片，」孔比對我說道。「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沒有秘密的世界裡。隱私只會成為一種商品，只有那些有錢人才會購買，到那時，隱私反而成了一個人真正具有財富和權力的標誌之一。對其他人來說，整個世界都將是一個舞台，所有人都在有意識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孔比提出的未來派設想，即每個人在一周24小時內同時兼具偷窺狂和自我表現者的角色，我認為這一觀點和《1984》、《美麗新世界》有些許相似之處。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家威廉·斯特普爾斯在2000年提出了「永久可見性狀態」（state of permanent visibility）的觀點，我們已經到了這種狀態的端點了嗎？我們的這種狀態除了自己的默許外就沒有受到政府力量的影響嗎？我們看到的圖片和視頻中充滿了可愛的嬰兒、小貓和大象，但是除此之外還有ISIS斬首、名人艷照、兩面派的政客以及槍殺手無寸鐵平民的警察。與此同時，我們也被機場顯示屏和智能廣告牌上的內容所吸引，而這些內容正是根據我們的外表而量身定做的廣告，並且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的形象是被誰拍攝的。

這一切結合起來是否能造就一個更加開明的社會？我請教了神經系統科學家和著名的社會媒體批評家蘇珊·格林菲爾德的想法，格林菲爾德恰好也是英國議會的一名成員。格林菲爾德的評價和孔比的有相似之處。「隱私的概念就是保留自己的秘密，」她說道。「我們需要有自己的空間。而現在好像每個人都認為我們應該事事連接、我們應該展示自己。但是當一切都以文字或視覺方式暴露無遺的時候，那世界會怎樣？

打個比方，你在谷歌圖片上是找不到『榮譽』這個詞，那麼你該如何解釋『榮譽』這一概念？我的意思是，很多東西都是抽象的，而正是這些抽象的東西影響着人類的精神與文明，在如今「暴露型」社會的環境下，如果我們只關注表層的東西，那麼也就意味着隱私的消失。隱私的破壞最終會導致生命間細微差別的消失！」

圖註：位於西班牙的三座觀測火衛二的望遠鏡。這三座望遠鏡的主要任務是觀測可能會損壞到人造衛星的近距離小行星和人造空間碎片。航天工程師諾莉婭·桑切斯·奧爾蒂斯和該天文台負責人、天文天文學家傑米正在監測儀器的情況。（圖/盧卡·洛卡特里）

就像我和托尼·波特在內政部辦公室交談的那樣，我在重複自己幾個月前曾向他表達過的東西：現在看來，人們對政府的擔憂不是顯得有些太過悲觀嗎？

波特最近參觀了阿聯酋，這個壓制異議的貴族聯合會對監視技術很感興趣。這讓波特感到有些擔憂。「國家的監控是有侵犯性的，他們勢力強大，能超出普通民眾的想象力。這種監控和民眾個體的自拍是完全不同的。」他說道。

他繼續說道，「當我們轉向集成監控（顧名思意，即多子系統集中統一管理，將相互之間的數據進行合理聯動，利用數據分析、挖據技術，最終實現多子系統協同管理、總平台統一調度的功能。舉個通俗的例子，你在某搜索引擎搜索了某一商品，然後某購物網站竟然給你推送該商品，這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集成監控）時才是真正的威脅。大型零售商花費數百萬英鎊來研究集成監控的所有可能的要素。我是個中年胖子；我走進一家超市，然後超市內的商品宣傳音響就開始廣播羊角麵包。」如果情況變得更不可思議，他們會從我Facebook個人資料中把目標對準我女兒並看到她在哪裡購物。誰來監管呢？誰來保護民眾的隱私呢？或者說這事根本就不用監管嗎？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嗎？

圖註：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為肯尼亞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工作人員配備的熱成像攝像機。有了這種裝備，巡邏隊在晚上也可以保護野生動物。（圖/皮特·穆勒）

圖註：在白天，巡邏隊拯救了一頭與象群走散了的小公象，走散的小象很容易受到食肉動物的攻擊。最後，這頭小象被空運到保護區。（圖/皮特·穆勒）

圖註：在一個漆黑的夜晚，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的管理員利用一架熱成像攝像機很快抓住了偷獵分子。（圖/世界自然基金會；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

監視技術似乎每分鐘都在進步，但對於一些公民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就像是一輛失控的高速列車。正如劍橋大學安全工程教授羅斯·安德森警告的那樣，「我們需要超前思維來思考20年後會是怎樣。20年後可能是增強現實的時代，一部Oculus Rift 2.0每英寸至少有8000像素，也就是說，你坐在大教室的最後排也能看清老師手機上的內容。同時，大教室里的100部閉路電視監控能夠看清你在手機上輸入的密碼！」

赫胥黎曾在作品中對2540年的倫敦進行過設想，他認為彼時倫敦市將達到高度工業化，即便如此，他也沒有想象到高度監控下我們的秘密已算不上秘密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該如何是好？一方面，很難想象普通民眾能夠阻止監控技術的發展與普及。倫敦律師大衛·安德森作為政府反恐立法的獨立審查員工作了6年時間，「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都得接受這一現實，但民眾的態度也有區別，你可以接納科技的變革力量並要求政府做好保障措施；如果你堅信這項技術太過可怕那你只好裝作不見，因為你很難改變這一趨勢。我是第一種，我選擇接納，這並不是說我就認為所有政府都是可信的，而是因為我相信在民主政府環境下我們有能力使得這項技術利大於弊。」

另一方面，允許監控技術進入一個基本不受監管的市場似乎有些輕率。哥倫比亞大學騎士第一修正案研究所（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的創始主任賈米勒·加法爾表示，「我的確認為現在生活中監控與記錄越來越多，而且我還認為我們只是開始糾結這一現象的影響，所以在我們採用新技術之前，或者在我們允許新的監視形式在社會中確立之前，我們應該考慮的是這些監視技術會產生何種長遠影響。」

這種判斷是如何得來的呢？現在有一項突破性技術徹底改變了我們觀察世界的方式，而我們在尚未思考清楚影響的情況下仍然大力發展這種技術着實令人煩惱。事實上，遊戲規則的改變者已經出現了。我們在文中一直談論的監控技術現如今可以每天都監測地球上的整片大陸。這家總部位於舊金山的公司就是行星實驗室公司，這家公司是由三位理想主義者、前美國宇航局科學家威爾·馬歇爾、羅比·辛德勒和克里斯創立的。

行星實驗室公司總部就在舊金山市場街區一個不顯眼的倉庫里。但公司內部的場景可以說是硅谷的翻版：200多名身着休閒裝的工程師（大多數是年輕人）彎腰敲擊着鍵盤，工作空間是開放式的，還有一些以公司內名人和世界知名人物命名的會議室，如伽利略、甘地、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格爾。我來到一家會議室，俯瞰着高級的員工餐廳，午餐過後供應的是納帕區葡萄酒和加利福尼亞當地釀造的啤酒。

貨物監測技術

按貨物體積計算的話，海港貨物量大概占到全球貿易的80%，此外海港在邊界安全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波士頓港的一個試點項目中，科學家和工程師設計了一種先進的掃描儀，這種儀器可以識別貨品的分子組成，這種快速區分技術比以往的任何技術都更加強大。舉個例子，該技術可以識別出箱內是鹽還是可卡因。

圖註：這一新型貨物檢測系統將傳統的高分辨率成像和新的高能反向散射成像技術相結合，在幾分鐘甚至幾秒鐘內即可探測出威脅性物質。（圖/詹森·特里特；賴安·威廉姆斯）

馬歇爾和辛德勒加入了我的調查。馬歇爾是個戴着一副金屬框眼鏡的瘦長英國人；寬肩膀的辛德勒是個性格隨和的加州人。他倆都39歲了，前天晚上他倆在慶祝行星實驗室公司全職工作五周年紀念日上喝高了，現在看起來剛恢復過來。在美航局工作室他倆就對太空拍攝極感興趣，尤其是從太空拍攝地球，他們認為這項愛好更多的是出於人文主義考慮而非科學本身。

他們將普通智能手機送入軌道來進行試驗，他們想確認一下相對廉價的拍照設配能否在外層空間發揮作用。「我們當時就在想我們能用這些拍來圖像做些什麼呢？」辛德勒說道。「我們如何才能用這些東西造福於人類呢？於是我們列出了當今世界存在的問題：貧困、住房需求、營養不良和森林砍伐。如果我們有更多的關於地球的最新信息，那麼上述幾個問題解決起來就會容易一些。比如說通過太空拍照我們可以發現亞馬遜森林出現了大面積砍伐，而如果我們能很快將這一信息提供給巴西政府的話那麼情況會不會有所改觀？」

故事的發展像小說一樣，馬歇爾和辛德勒在硅谷的一間車庫裡開發了他們的第一個模型。他們的想法就是設計一種成本低廉、鞋盒大小的衛星，他們想方設法把成本降到最低。然後，正如馬歇爾告訴我的，「我們要發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衛星群。」通過部署許多這樣的設備，該公司就能夠看到地球表面每天的變化。

圖註：美國海軍小型無人機。這些基本上由空氣動力學電路板組成的迷你型無人機不僅能夠檢測颶風、設置邊境線，還能引導農民播種田地。（圖/馬克·蒂森）

2013年，馬歇爾他們發射了自己的第一顆衛星並收到了第一張照片。與此前的全球地圖圖像相比，他們的技術能夠以一種更動態的方式來觀察世界。「最讓我們吃驚的是，我們拍到的每一張圖片幾乎都顯示了地球在如何變化着。土地被改造了，河流也發生了移動，森林遭到了砍伐，高樓成排建起。我們看到的這一切完全改變了我們對這個星球的認知。拍照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展示森林的消失，更重要的是讓政府和民眾看到這種破壞並採取有效行動。」馬歇爾說道。

如今，行星公司在軌道上有200多顆衛星，其中150顆鴿子衛星在合適條件下每天都能拍攝下地球上的每一片土地。行星公司在冰島和澳大利亞都有地面衛星接收站。行星公司的客戶也很多，該公司和亞馬遜保護協會合作以追蹤秘魯的森林砍伐。公司還向國際特赦組織提供圖片，這些圖片記錄了緬甸安全部隊對羅興亞村莊（緬甸的一個穆斯林族群）發動的襲擊。在米德爾伯里研究所的防擴散研究中心，實時變化的全球成像幫助智庫關注着伊朗或朝鮮導彈試驗基地的變化。為了回擊反對派對敘利亞城鎮的化學攻擊，美國軍方於去年4月曾對敘利亞沙伊拉克空軍基地進行過轟炸，今日美國和其他媒體想要獲取該空軍基地在轟炸前後的航拍圖像，於是這些媒體就聯繫到了行星公司請求幫助。

上面的一些例子都是公益性服務。行星公司的付費客戶包括Orbital Insight，這家地理空間分析公司的總部位於硅谷，他們根據衛星圖像來解讀數據。有了行星公司提供的圖像，Orbital Insight就可以追蹤南美洲道路或建築的發展情況，也可以看到非法棕櫚油種植園在非洲的擴張，還能追蹤亞洲的作物產量。在該公司的會議室里，首席執行官詹姆斯·克勞福德打電腦向我展示了某國浮動儲油裝置的航測圖，根據儲油罐上浮動蓋的位置能夠判斷出儲油量的多少。「但儲油罐里有什麼東西，只有對沖基金、銀行和石油公司他們自己清楚。所以瞬時清晰度（也稱時間分辨率，指在同一區域進行的相鄰兩次遙感觀測的最小時間間隔）非常重要。」他頑皮地笑着說道。克勞福德的公司還使用行星公司的圖像來進行慈善活動。例如，利用建築高度和汽車密度作為生活水平的參考，該公司為世界銀行調查墨西哥的貧困狀況。

圖註：上圖是一張長時間曝光的照片，照片中上部的半圓形亮線是美國林務局的一架飛機的飛行軌跡。加州紅杉國家森林公園靠近伊莎貝拉湖的森林發生大火，飛機用熱紅外掃描儀拍攝了火情的圖像。火情數據在下面的兩張圖中，這些數據為消防員提供了精確的火點從而有利於消防員制定救援計劃、預測火情並識別威脅。（圖/斯圖爾特·帕利）

圖註：紅杉國家森林公園火情數據圖。（圖/美國農業部林業局）

與此同時，行星公司的營銷團隊整天都盯着航拍圖，他們想找出圖片中附近也沒有潛在的客戶。功夫不負有心人，營銷團隊有了些收穫。一家保險公司想要追蹤美國中西部地區的洪水災情，而挪威的一名研究人員正在尋找冰川侵蝕的證據。但是，如果一個政府想要追捕一個流動的反對派軍隊時該怎麼辦呢？

碰到上面最後一種情況時，行星公司的道德準則就得起作用了。行星公司不僅會拒絕與心懷惡意的客戶進行合作，也不會允許客戶對所購買的圖片進行獨家所有權的聲明。另一個重要的限制是技術的使用，行星公司以10英尺的分辨率監視着世界，這足以分辨出一輛卡車的大概輪廓但不會識別出一個人的輪廓。從分辨率上來說，也有能夠提供1英尺分辨率的衛星成像公司，這家公司就是DigitalGlobe。但目前而言，只有行星公司能夠提供地球上所有陸地的日常圖像，這得益於該公司強大的衛星部署能力。「班尼斯特是第一個突破1英里跑4分鐘大關的人，我們在航拍方面也是具有開創性的，但取得這種成績的確並不容易。」

儘管如此，行星公司已經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未來會有其他公司進行效仿的。當更多的公司涉足這一領域，他們將如何駕馭這種監視全球的權利？他們是否會試圖完善衛星攝影精度實現更高的分辨率從而達到侵犯個人隱私的程度？馬歇爾的態度倒是很樂觀。「想要從500千米以外辨認出一個人，那麼你得有一個和公共汽車一樣大小的相機，」馬歇爾對我說道。他隨後還補充說，「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哪家美國公司想實現這一目標，那麼他們必須得解決聯邦政府嚴格的監管限制。」

當然，就像我們可以改變技術的界限一樣，規則也是可以改變的。就在一兩年前，在軌道上運行衛星數量最多的是美國政府，大概有170顆。而現在，行星公司的軌道衛星運行數量超越了地球上最強大的政府！

誰將是下一個行星公司呢？

在舊金山一個涼爽的秋日夜晚，我回到了行星公司，通過大量的圖片以全方位的視角觀察着這個世界。有十幾個客戶將在這裡展示他們是如何使用衛星圖像的，他們都在見證着地球的實時變化。

技術員圍成半圓形全神貫注地盯着監視器，我在他們的身後觀察着他們。無論我在哪裡，世界都能進入我的視野。我看到，在巴西北部的帕拉州深綠的森林裡出現了一片裸露的土地，這是有人在砍伐森林。我看到了新加坡港口繁忙的航運活動。我看到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狀況堪憂的農田。我看到在敘利亞遭受戰爭破壞的阿勒頗有了全新的道路網，我還看到了道路上有個障礙，這可能是炸彈炸出的大坑。我看到了西伯利亞的鑽井平台比1年前多了17%，這一增加產量的跡象令人頗為驚訝，這一情況可能會使人們對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產生新的評估。

約翰是個高個年輕人，他有一家名為GeoSpark Analytics的公司，該公司位於弗吉尼亞州，他向我介紹了他們公司將犯罪數據與行星公司的圖像進行了匹配。幾次點擊之後，我們就看到了尼日利亞的一些社區，這些社區已經被極端組織博科聖地接管。更多點擊之後，我看到了索馬里首都摩加迪休附近的新月形海岸線，我在9年前曾去過那裡，海岸線的形狀是索馬里反政府武裝組織索馬里青年黨炸彈襲擊造成的。再點擊幾下，我看到了更加熟悉的圖像，這是我在華盛頓特區居住地附近的街區。

行星公司的負責人暫停了一下展示並說了幾句話。首席營收官安迪·懷爾德用略微激動的聲音談到這一尖端領域。正如懷爾德所說，「這種技術將普遍應用，且將成為地球上所有陸地工作的幫手。」首席運營官湯姆·巴頓表示，「我希望從現在算起，一年以後我們能夠自信的說出：『天啊，我們真的改變了世界。』」

當我正在思考這個問題的含義時，一位年輕女士像我展示了她筆記本電腦上的東西。她名叫安妮·尼利，是一名空軍退伍軍人，現在行星公司主管「客戶解決方案工程」。安妮的一個客戶需要一個解決方案，該客戶是一家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的保險公司。事情是這樣的，該公司懷疑有些房主已經安裝了游泳池，但又懷疑這些房主瞞着不說實話。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更新保險合同會使公司受損。所以該保險公司請求行星公司提供德克薩斯州普萊諾市相關房主房屋的衛星圖像。

安妮向我展示了她的發現。我們清楚地看到有着1500戶房屋的街區中有520處游泳池形狀的發光區域。這個比例遠遠超過了保險公司客戶所聲稱的情況。安妮聳聳肩、淡然一笑道：「你知道了吧，有人在說謊哦。」

現在她的委託人知道了真相。保險公司會如何處理這些信息呢？對普萊諾的房主來個突然造訪？提高保險費？所以說，這種技術不僅要打擊偷伐木材者、竊賊和恐怖分子，同時也能警示人性中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說撒謊。所以我認為如果監控技術能得到很好的使用，那麼透明度的時代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