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頑童王正方：我是死不悔改老不羞

「過幾天新書發布會，要錄像的是吧？那我得收斂一點，不能滿口髒話吧。」王正方說。

王正方的身份很複雜，在海外華人群體中，他是一個奇人。他是提名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演員，是前美國大學工程教授，是拍過《北京故事》的美國華裔獨立導演，也是親身參與並在「保釣運動」中擔當學生領袖、獲邀訪問中國與周恩來晤談六小時的老左翼。但這個在採訪過程中喜歡滿口粗話的 80歲老頭，最貼切的形容應該就是他的新書標題，一個「老頑童」。

《十年顛沛一頑童》，作者：王正方，出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11月

最近，王正方自傳三部曲第一部《十年顛沛一頑童》剛由十月文藝出版，寫的主要是10歲離開大陸去往台灣前的童年往事，這也是他的書第一次在大陸出版。而我與王正方的採訪，主要圍繞他80年代人到中年時半路出家踏進電影圈後的故事展開，採訪中他談到美國獨立電影的黃金年代、早年海外左翼知識分子的現場、「保釣運動」的經歷。這是一份老一輩海外華人左翼知識分子的自白。

從電機博士到電影導演：我經歷了美國獨立電影最好玩的年代

1982年，王正方還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工程系的副教授。一天，他找院長說，不想幹了，他想去拍電影。院長很詫異，當時州政府撥了許多經費，系裡只有兩個有副高級別的教師，如果他幹下去，過不了多久就可以榮升教授、系主任。此前，王正方已經參演過華裔導演王穎的《尋人》，也導過幾部紀錄短片。院長知道王正方痴迷電影，但他的建議是，王可以寒暑假去拍電影，對此，王正方的回答是：這個世界上有兼職的教授，但是沒有不全身心投入的導演。

王正方投身電影，老友戈武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的兩人，一個是工程師，一個拿到加州大學電影戲劇系學位後跑到「東方好萊塢」香港準備一展宏圖，兩人都做着電影夢。

戈武就是電影《半邊人》的原型，電影講的是一個懷才不遇的海歸編劇和一個試圖通過上演員培訓班擺脫無聊生活的賣魚女的故事。戈武的劇本寫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在香港做過演員訓練班的老師，而戲裡的阿瑩就是他的學生。但戈武的劇本屢屢被退，把劇本給了好友方育平。方育平是香港電影新浪潮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當時已經憑藉《父子情》拿到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

電影還沒開拍，戈武因為一次手術事故，不到四十歲就英年早逝。而方育平也為戈武的這個劇本一籌莫展。最後托人介紹，找到戈武的好友王正方來修改劇本，因為他對戈武最熟悉。

當時方育平找到王正方寫劇本時，他還有一絲猶豫，因為當時還有一個孩子在念私立中學，剛離婚的他還要付贍養費，沒有收入怎麼辦？結果方育平講了一句話就把他的路給堵死了：我們的好朋友戈武為了拍電影，命都不要了，你那點破薪水怎麼樣嘛！

「我想，這有點過不去。一去就走上不歸路了。」就這樣，王正方放棄了教職，變成了全職電影人。

後來，《半邊人》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內部放映，放到「你認不認識有錢的女人，介紹給我，他媽的這輩子就為藝術犧牲了」這句台詞時，觀眾都笑了，因為這句台詞說到了這些沒戲拍吃閒飯的電影青年的心坎兒里。

做完《半邊人》，王正方無心教書了。用他自己的話說，自己是在沒譜的情況下「跳進去了」。

王正方放棄收入頗豐的教職投入電影，一方面是源自於對電影的迷戀，另一方面也有一個大的結構性的時代背景，即越戰、少數族裔運動風起雲湧的革命年代。

「越戰對美國來說是很大的轉折點，不然我也不能拍電影。因為這樣一個大的轉折，讓美國整個年輕一代有自省的過程，他們想了解外面的世界。80年代中期，越戰結束後的七八年，出了很多獨立製片，少數民族的故事、非好萊塢的故事通通出來了，斯派克·李這些人就是那時出來的。」

王正方經歷過真正的獨立製片的黃金年代。在他看來，今天所謂的獨立製片與那時相差太遠，已經沒有那麼獨立了。當時的獨立製片採取的是有限合伙人制度

（limited partnership）

，一個電影可以有很多股東。「你可以有35個股東，每個人都有意見，那聽誰的？聽我的。我是導演，是我的主意說服了你，你出點錢，想把你的主意加進去，把你女朋友安插進來一個角色，那不行。可是這個問題就是你弄不了多少錢。35個股東，每個股東出一萬美元，就這麼來了北京。」

今天，知道《北京故事》的人不多了，但實際上，這部王正方自導自演的電影有非常特殊的意義，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部來中國大陸拍攝的美國電影，而且也是第一部探討中西文化衝突的美國電影，比李安的同類題材《喜宴》還早6年。儘管沒有在大陸上映，但是1986年美國年度特別片種（非好萊塢製作）賣座前五名。

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部在大陸拍攝的合拍片，王正方的團隊也經歷了中美文化衝突、國情不同等矛盾。《北京故事》在美國上映後，美國頭號影評人羅伯特·艾伯特專門寫了影評，他談到一個細節，當時外國攝製組還不能與當地人一起住。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部中美合拍片，中方和美方都沒有經驗，雙方工作方式也不同。「美國的劇組人員很實在，你負責給錢，他就好好給你干，但一個禮拜要有一天休息，其實這很對，這樣效率更高。中方的工作人員蹲在地上抽煙了，就等着太陽落山好收工。那倆哥們說，導演，你不懂，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愛干就干！這真要命。」

在《北京故事》裡，有一幕，兩個大陸官員看着打扮入時的李勤勤扮演的女孩面露不悅之色，而在戲外的拍攝過程中，與當時中國的官僚制度的周旋也讓王正方頗費腦筋。電影裡，有一幕是男浴室里，洗澡的人光着身子走來走去，為了拍這一幕，王正方雖然說服了幾個不情願的演員裸體出鏡，但官方出於對裸體場景的擔憂，威脅要沒收他的膠片。「如果你們這麼決定的話，就拿走吧。」最終，這一幕在當時的中國題材電影裡頗為罕見的裸體場景還是保留了。

王正方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北京故事》（1986）劇照

雖然主題是中美文化衝突，但《北京故事》沒有集中的戲劇衝突，用王正方自己的話說，拍電影和寫作一樣：If you can show it, don’t tell it

（如果能展示，就別講述）

。你就給幾個場景，背後有深意，只有生動的細節才有意義。

「我看過一個電影，講一個男女之間的關係，不講I love you ，一個大男人坐在床腳，給女人剪腳趾甲，這說明了多少事兒？現在有幾個電影能到這個份兒上想到不會想！不想看了，真的不想看了，看了生氣。」

王正方導演的片子不多，他的拍片哲學是，他只能拍自己的故事。《第一次約會》和《北京故事》都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多年不拍片的他現在只想專心寫作。「這麼大年紀了，反倒擔心沒人出錢找我拍電影嗎？從前就沒有。有機會就玩一票，不行就算了。」

王正方（右二）導演的電影《第一次約會》劇組聚會，左二、左三為周華健、張世

與陳映真最大的區別：他是文科的，我是搞科學的

「你清楚麼這個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寫作方面的王子。當然意識形態方面也是，我們那時也反對政府，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我沒見過他那時候。」王正方說的是已故台灣作家、台灣左翼思想領袖陳映真。

在電影《半邊人》裡，王正方飾演的演員培訓班老師張松柏給學生排演的話劇《將軍族》就是根據陳映真的同名小說改編的。

《將軍族》，作者：陳映真，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

《將軍族》是陳映真的代表作之一，主角是「三角臉」，一個國民黨退伍老兵，另一個主角叫「小瘦丫頭」，一個因家境貧寒被賣為娼妓出逃到康樂隊的台灣小姑娘，兩人發展出了一段忘年戀，但最終雙雙殉情。一個昔日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互相認領對方的左翼故事。

方育平執導、王正方主演的電影《半邊人》（1983）獲第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獎。

說國語的舞台劇《將軍族》構成了粵語電影《半邊人》的戲中戲，但排演一個台灣作家寫的台灣背景的故事，香港導演方育平不幹了。「方育平覺得，你們這個台灣的故事跟香港有什麼關係？我臭罵了他幾句，我說你懂屁啊！有共性啊，《將軍族》講的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互相認同的故事，三角臉和小瘦丫頭命運相同，都想打破命運的束縛，這不和我們《半邊人》的故事一樣嗎？不能因為是台灣的故事就不能在香港演。」王正方的堅持成就了這部香港新浪潮中帶有鮮明左翼色彩的電影，而負責製作發行的是當時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銀都機構。

而《半邊人》裡另一個左翼符號是魯迅。演員許素瑩扮演的賣魚女阿瑩去書店買書，鏡頭掃過一排魯迅全集。我問王正方，這些地方是不是都是他設計的，王正方說：「當然都是我，左派思想都是我灌輸的，香港導演哪會想到這些？」

對於魯迅的親近和接受，來自於王正方的父親王壽康，一個五四時期受到魯迅感召的老左派，王正方回憶說他家有魯迅的書。儘管王壽康自己喜歡魯迅，但他告誡兒子，不要着迷。王正方也沒讀過馬列的書，因為在國民黨推行白色恐怖的年代，讀這樣的書很可能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

除了陳映真和魯迅，王正方真正成為一個左翼青年還是到了美國之後。他直到今天還記得，1962年剛到美國念研究生，由於是窮學生，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工作之餘看閒書，讀到的第一本書居然就是斯諾的《西行漫記》，書中豐富的細節讓他認識到了原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宣傳的「赤匪」形象完全不同。

在灣區讀書時，王正方也是戲劇積極分子，排過幾次曹禺的《雷雨》《日出》之後，他不要演曹禺的戲了，認為都過時了，他至今認為曹禺不怎麼樣，四個作品裡，有3個是外國人的創意。於是他將視野投向了自己喜歡的陳映真的《將軍族》，後來這個話劇在美國東西兩岸演出多場，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在王正方的印象中，「保釣運動」之後，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圈子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左翼圈子，以前海外中國的左翼學生還處在零敲碎打的階段，而隨着日後反越戰運動、民權運動的到來，左翼學生終於找到了組織。

王正方還記得，當時他們成立了一個叫Yellow Seeds

（黃子）

的社團，專門組織反歧視亞裔的活動，他還請過《翻身》的作者、美國歷史學家韓丁（William Hinton）

來演講，韓丁向他們介紹了自己在山西親歷土改的經驗。

1991年，陳映真（左一）在「五一」遊行隊伍中

我問王正方，他對陳映真的看法有沒有發生過變化。王正方說，「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對共產主義有很執着的堅持，後來有人說他太左。」

但對於王正方來說，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他對陳映真還是有一種情緒情感上的喜歡。「有時候覺得他太偏執，認定了某一種理念，特別固執，可是整個來說，他這一輩子是很無私的。我沒有他這種堅持，讓我坐牢，不用打我就招了。這點我佩服他。」

王正方知道，大陸知識界許多人喜歡陳映真。「很難得的一個人。現在的年輕人沒人知道他了。那怎麼辦？整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王正方也很感慨。

隨着蘇東解體，社會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遇到重創，作為左翼，要如何面對？「這不光是陳映真面臨的困惑，我們都面臨這個問題。左派思想現在怎麼樣？中國大陸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那相信什麼呢？以前的信仰怎麼辦呢？」

王正方嘆了一口氣。

「你現在還是一個左翼嗎？」我問他。

「哈哈哈！」王正方大笑。「現在很難說，什麼是左，什麼是右。我只能說，我不是保守主義者，思想比較開放，對不公平的事兒，不贊同。」

時過境遷之後，曾經的左右之爭對於親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似乎不再成為一個有效的問題。如今的王正方更傾向於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他以一種技術主義的方式解決了與陳映真的不同，他認為自己和陳映真的最大區別可能是陳是搞文科的，他是學科學的。「如果你這個事情沒有辦法得到科學的論證，沒有實證，沒有enough evidence

（足夠的證據）

，你還要讓人相信？」

王正方認為，陳映真可能後來陷入了自己的問題，他不願意批判原來相信的主義。

「我想不透，跟映真一樣，我沒有答案。我也沒有宏圖大志，沒辦法改變。悲觀一點說，有時候我真慶幸自己已經這麼老了，也不用擔心這麼久了，你們年輕人好好去干吧。年輕的時候，真的以為I can make a difference

（我能產生影響）

，不說改變世界，憑自己的一點才智，可以make a little difference（產生一點小小的影響）

。」王正方喝了一口水，沉默了。

與周恩來面對面的六小時：「保釣運動」中的學生領袖

「你要寫嗎？我本來不想講這個事兒的，十天也談不完。」王正方說的事兒指的是1970年他在美國參與「保釣運動」，並以學生領袖之一的身份受大陸方面邀請於1971年國慶前夕訪問大陸，並受到周恩來接見。

雖然千頭萬緒，難以盡述，但都要從一本名為《釣魚島須知》的小冊子講起。1970年底，這本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小冊子傳遍了美國華人學生圈。這本小冊子重點提到了釣魚島問題背後隱藏的日本對於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爭奪，並且從地理、歷史、海洋法等方面闡釋釣魚島主權隸屬於中國的事實。

一年前，美日聯合公報決定：將琉球於1972年5月15日「歸還」日本，其中包含了歷來屬於台灣的釣魚島。這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國留學生的家國觀念和民族底線。就這樣，海外華人群體紛紛響應，成立「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強調以行動「警告日本」、「抗議美國」、「呼醒國人 」。

「蔣介石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跟日本人作對，他們不敢。老蔣派了一個官員來，那人根本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他就說，同學們，你們要好好讀書。那口音聽着要命。」王正方模仿那位蔣介石派來的浙江籍官員的口音笑道。

蔣介石當局對學生運動的敷衍態度沒能讓風暴平息，反而助推「保釣運動」發展到風起雲湧，無法遏制的地步。王正方自己也沒料到事態會發展到全美兩萬多華人留學生集體大串聯。「我們到處串聯，那時很困難啊，現在有微信，那時打長途電話很貴。我們就在辦公室偷偷發傳單。結果1971年4月10日在華盛頓辦了一個最大的遊行。那次來了3500人，當時美國華人留學生總共是2萬人，這比例嚇死人。《華盛頓郵報》有個記者寫了個文章，說這要換成美國的比例，等於來了300萬人，不得了，非常轟動。」

後來，保釣團體分裂成親北京的左派和親台北的右派，雙方為誰代表中國、為自己支持的政府和信仰鬥爭。根據王正方的回憶，後來純粹為了保衛國家領土的人越來越少，更多人轉向了他口中的支持蔣介石的「保皇黨」。

「你是哪派？」我問他。

「這還需要問嗎？我上了台灣的黑名單，都不能回去了。」

因為1971年9月10月的中國大陸之旅，王正方上了國民黨當局的黑名單。當時，大陸政府通過加拿大大使館方面向海外華人留學生發出了組團回祖國參觀的邀請，最終，王正方與李我焱、陳治利、陳恆次和王春生共5人踏上了中國的秘密之旅，他們自己戲稱這個團是「海外保釣第零團」。

所謂的學生領袖，當時也沒有正式封號。由於王正方熱心，熟悉整個事件，而且能說會道，帶有一定的煽動性，就這樣他被選進了代表團。

「這次訪問大陸是秘密進行的，但台灣當局馬上就知道了。我們一踏上大陸的土地，台灣報紙就發表了頭版文章：五留美學生投匪為文化特務，赴匪區受訓……」。基於當時的形勢，大陸方面也秉持「不上報紙，不拍照片」的原則秘密行事。

而這次大陸之旅的最重要事件便是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在來大陸之前，王正方完全不知道會見到誰，沒有人事先通知。

「保釣第零團」與周恩來的傾談從深夜至凌晨，整整持續了6個小時。這6個小時裡，周恩來與五位海外留學生到底談了什麼？根據王正方的回憶，周恩來先問他們關於台灣的事情。當時兩岸隔閡敵對，互相了解很有限，學生們也問了周恩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還向周打聽了林彪叛逃的事情，當時黨內剛宣布，他們在海外聽到風聲，但對這樣的敏感問題，周恩來巧妙地對付過去了。

「他有很強的人格魅力。這樣的人也不多了，以後估計也沒有了。」這是周恩來給王正方留下的印象。

除了看到共產主義中國，這次大陸之旅對王正方還有一重重要的意義，那是他10歲離開北京跟隨家人去往台灣後第一次回北京。雖然童年時只在北京住過兩年，但王正方依然保留着一口標準的京味兒普通話。

「那時候北京沒有現在變化大，71年比我84年拍《北京故事》的時候看到的變化反而小。我小時候住西總布胡同38號。小時候印象太深刻，原來胡同挺寬，現在怎麼這麼窄？」

在王正方後來的《北京故事》裡，出生北京的美國華僑方立群去國三十載回京時，坐在出租車上看着窗外的北京城，「Those god damn high rises！

（這些該死的高樓）

」，方立群用英語罵道。

1971年，對再一次置身於北京城的王正方來說，最大的感受是城牆沒了。「這個最難受，太難受了。」

有朋友看了《北京故事》後對他說，北京城很古典。他非常詫異：「80年代的北京還古典啊？那我是什麼？我成出土文物了！」

王正方在《北京故事》片場。

王正方這樣回憶當時看到的故國河山。

「中國那時是一個很乾淨很講紀律的社會主義國家。至少給我的印象是，老百姓都很積極向上。當然大家都很窮，但沒什麼人犯罪。」

八周的中國行接近尾聲時，王正方們被告知台灣當局已經宣布他們的護照失效，但由於王已拿到美國綠卡，所以他順利回到了美國。

第一部「保釣運動」題材小說《昨日之怒》

「保釣運動」的親歷者之一、海外華人作家張系國日後出版了第一部寫「保釣運動」的小說《昨日之怒》，正如這個標題表明的，像王正方、張系國、劉大任等人屬於昨日的華人知識分子，而他們當年主要是為國民黨當局的軟弱無能而怒。在這種心情的驅使下，他們產生了認同轉向——重新回歸大陸的祖國。然而，現實和理想，總是存在距離，他們看到「文革」後的中國滿目瘡痍，理想很快破滅。

活了80年，還算可以吧

在做完這次採訪後，沒過幾天，傳來王正方的老朋友、意大利導演貝納爾多·貝托魯奇去世的消息，我打電話給王正方，他講到幾年前在電視上看到貝托魯奇擔任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評審主席時已經需要坐輪椅。老友去世，他很感傷。

「河西老弟，我也快了。我80了，他77吧，我們也都到這個歲數了，哈哈哈哈！」末了，王正方在電話里大笑。

在11月24日的新書發布會上，王正方講到他寫《十年顛沛一頑童》時，與哥哥通電郵確證小時候的生活細節。當時他哥哥已經罹患癌症晚期，但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快馬加鞭把第一稿看完改完，還寫了一句評語：你這篇東西看了以後，我如沐春風,如飲春酒，天下至樂,莫過於此！

8月22日，王正方哥哥去世。「我已經得到了我的報償，已經得到了我的滿足，能得到我哥哥的肯定，我相信也得到了天上父母的肯定。王正方這小子活了80年，他們覺得還算可以吧。」

「我自傳第二部剛寫完，題目叫《白色恐怖一少年》，講白色恐怖時的事情。第三部就叫死不悔改老不羞吧，就寫電機博士到電影導演的故事，哈哈哈！」採訪最後，王正方大笑。

作者 新京報記者 瀋河西

編輯 徐悅東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