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女性主義書寫，是另一種英雄主義敘事

近年來，亞洲各國湧現出了一批標誌性的女性主義文本，這些女性主義的文學書寫或是破除着性侵案件中的「受害者模板」，或是對「制度化的母職」提出尖銳的反叛。藉助這些小說奏響的「改變之音」，我們可以去重新思考和界定性別的分類，以及倫理秩序的文化內涵。

撰文 | 戴濰娜

在女性被戕害的古老歷史裡，流傳着一則則罪惡傳奇。倫敦東區白教堂一帶連續殘殺多名妓女，僅留下一件血披風的開膛手傑克，其殘忍的作案手法被不斷模仿，其寫信挑釁警察局的行為被反覆抄襲；籠罩塞西爾酒店半個世紀，陰魂不散的黑色大麗花慘案，一遍遍穿上藝術的外衣，其超乎想象的殘暴，被描述成一場難解的行為藝術，創造出五百多人主動供認自己是兇手的歷史記錄；擁有博士學歷，儀表風度翩翩，無差別姦殺三十五名少女的泰迪·邦德，被冠以高智商的美譽，僅憑庭審上一個迷人的微笑，斬獲情書萬卷……這些仇殺女性的屠夫，被奉為頂級流量的連環殺手，他們的故事經由獵奇和浪漫化處理，透過影視、搖滾、遊戲、文化T恤，在流行文化中招搖過市。人們不去關心死者，而把獵奇心、窺探欲，甚至偶像崇拜，投射到罪犯身上。某種意義上，姦殺者篡奪了原本只屬於英雄的光輝。

極端事例無情地證明：「人對於他者的痛苦是毫無想象力的」（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08年，第193-194頁）。無論男女，多數人更願將自己代入故事中光鮮的贏家，手持兇器掌握力量的施刑者；鮮有人會將自己代入曝屍街頭的妓女，內臟掏空的大麗花，花季殞命的少女……誰會去孜孜探究她們的極端身心體驗，追索她們雖失敗了卻奮勇的反抗與掙扎？我們的人類文化中，整一套關於性犯罪和性壓迫的敘述策略，是不正義的。在顛倒的英雄敘事中，施刑者得以向受害者持續行使他們的暴力：將她們牢牢釘死在受害的那一刻。關於她們的生命敘事，將全部圍繞強暴或死亡展開。

她們，成為故事中沉默的道具和永恆的缺席者。

不義的英雄敘事，有待被改寫。這兩年，台灣、韓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不約而同出現了標誌性的女權主義文本。它們都是憤怒的書，窒息的書，復仇的書。然而積極的憤怒，攜帶着改變的力量。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林奕含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1

破除「受害者模版」

「世上存在從一開始就註定無法起訴的案件」（伊藤詩織《黑箱》，匡匡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95頁）。性侵，從來都是人類歷史上被掩護最深，發聲最難的暴力罪行。受害者自遭遇性侵那一刻起，就生活在恐怖的回聲中，如同不得超生的魂靈，永遠被困縛在「最黑的一個夜」。往後的日子，她們需要將極夜無數遍地咀嚼，如同一則無限循環播放的恐怖錄像帶。日本記者伊藤詩織根據自己被時任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安倍晉三傳記作者山口敬之性侵的遭遇寫作的《黑箱》，完整記錄了案發始末及接下來艱難的報案取證過程。「在日本，想要確立性犯罪的證據十分困難。日本的刑法有重視犯罪嫌疑人主觀動機的傾向。當然，嫌疑人主動承認性侵的例子極其罕有，總是會宣傳是雙方同意之下發生的行為」。立案過程中，受害者面對警務司法系統被迫一遍遍複述強姦細節，無異於「二次強姦」。

這場日本歷史上女性首度公開具名指控的職場性侵案，歷時四年，於2019年12月18日贏得勝訴，受害者總算扳回一局。四年裡，詩織沒有如媒體、社會期許的那樣，做一個安分的受害者——整日以淚洗面，素服加身，表演苦情（這番苦刑實在毋需表演，歷盡強姦對身心的核摧毀，任何對痛苦的再現都顯得輕浮）。出人意料地，她頻頻出現在記者聽證會、視頻採訪和演講台上。聚光燈下的她妝容精緻、衣品不俗，沒有社會分配的受害者囚服，沒有唯唯諾諾的失語，沒有楚楚可憐的面容，沒有所謂的「受害者就該有個受害者的樣子」。她的生命力非但沒被吞吃，反而被激怒而噴發，一手爛牌打出王炸。倖存者，不再是只配獲得他人憐憫的可憐鬼，不再是被壓在身下反覆凌辱的被動方；相反，他們可以勇敢地站到舞台中央獲取主動性，自覺顛覆社會對施虐者和受害者的情感邏輯，破除「受害者模版」。

這番抗爭需要持續地付出代價。詩織的高調復仇，旋即遭遇了四面夾擊的誹謗、中傷、威脅，以至她不得不遠走海外。「出風頭、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圖」 。這些都是對受害者最古老的誹謗，是毫無創造力的邪惡臆測，是人性里赤裸裸的趨利主義。

「非要死的話，可以帶着破釜沉舟的心情，跟那些非改變不可的問題挨個死磕，把想做的事一一做完，把自己的生命徹底花光用盡，屆時再死也不遲。」（《黑》：172-173）時至今日，我們不能再用「受害者」三字概括詩織，她已然成為日本性別平權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日本社會公平公益的重要力量。她所揭發的調查機構和司法體系中的「黑箱」，打破了一直以來日本被奉為強姦率最低的安全國度的幻覺，戳穿了色情產業有助於釋放剩餘荷爾蒙，降低強姦率，締造穩定社會環境的商業謊言。根據聯合國藥物犯罪調查局2013年公布的數據，瑞典這樣女權相對發達的國家，高居強姦率榜首，而日本排在第八十七位，貌似是最安全的社會之一。就連強姦已成為社會公害的印度，也因報案率極低，而擁有了一個較為理想的排名。

事實上，各國的報案率，幾乎與女權程度呈正相關。詩織發現瑞典具備讓受害者敢於報警的法律和社會環境，其警務系統內女性任職比例是日本的四倍。與此同時，日本缺乏像瑞典一樣人性化的強姦報案系統和諸如斯德哥爾摩南綜合醫院的「強姦受害緊急救助中心」。此類的公益機構里，「強姦發生十日之內，都可以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證採集包』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將由中心保管六個月。受害者可以首先在中心接受檢查、治療及心理輔導，待一系列救助措施都結束之後，再考慮是否報警」 。與此同時，詩織也在各公共平台普及性教育，「整個社會，也必須糾正『沒有say no（說不）就等於同意』的舊觀念，教育大家認識到，『沒有say yes（說好）』，就等於不同意」（《黑》：158）。

《黑箱》，[日]伊藤詩織著，匡匡翻譯， 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4月。

不同於《黑箱》訴求的現實政治中的司法正義，《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追索的是文學政治中的詩性正義。這部台灣女作家林奕含的遺作，貢獻了一則完美的心理標本，它完整擁抱了姦污創傷中受害者的全部心緒、情感、思索和創造力，是近年來文學價值最高的一部女權主義啟蒙之書。小說中，從十三歲起被老師誘姦的女主人公，在這番倒錯、殘暴、「天地難容」的愛里，發現了「一種屬於語言的，最下等的迷戀」。這本相信「生氣才是美德」的書，將受害者殘忍精緻的生存藝術，挖掘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是一場面向美學的掙扎與解放。有趣的是，無論是沉淪在精緻地獄裡的房思琪，還是悶殺於黑箱中的詩織，她們在還原犯罪現場，力圖擊穿偽善世界扭曲秩序時，都不忘順便嘲弄了施暴者的性能力。那些姦污者，才不配當強姦神話中的體能超群的魔鬼，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專向女性下手的無能無恥之輩。強姦，這一蒙上神秘保護罩的古老罪惡由此祛魅。

詩織和林奕含發出了她們的吶喊。然而，日本多數強姦案的受害者都會三緘其口，連警察都會勸她們封口。2010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在性犯罪的案件中，通過庭外和解和協商的方式撤回訴訟的比例，實際高達35.4%。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同意了庭外和解」 。詩織曾在採訪中表示，「我不認為人們必須站出來講述如此具有創傷性的故事。我認為每個人都有他們生存的不同方式」；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結尾處，林奕含同樣借伊紋之口道出，「你有選擇……你可以放下、跨出去、走出來，但是你也可以牢牢記着，不是你不寬容，而是世界上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

並不是每個受害者都有打破沉默的義務，也不是非得擁有詩織和林奕含般的成就才算得上英雄，更沒有誰規定必須要在被侵犯時表現英勇，以死相拼。詩織查閱斯特哥爾摩強姦救助中心的數據發現，70%的強姦受害者會在受侵害過程中會陷入「解離」狀態（緊張性強直靜止）。對此，她用了一個更直接的翻譯：假死。亦即「從殘留的身體上的疼痛和感覺中抽離。有一種想把自己的身體脫下來丟掉的衝動」（《黑》：43）。林奕含同樣花費眾多文墨，描述了受害者在極度痛苦中，靈與肉強行割離的條件反射。這種「心理休克狀態」有時甚至會延續幾天，以至延誤報案的最佳時間。社會對完美受害者的要求，顯然是嚴重缺乏常識和同理心的。她們在侵害發生之後，選擇繼續漂亮的生活，就是最大的英雄主義。

《坡道上的家》劇照。

2

被創造的母親

如果說林奕含提供了文字，詩織提供了行動，她們共同創造出一種倖存美學，那麼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小說，則填補了傳統小說人物類型的空缺，塑造了一位倖存的母親。

小說描繪了一種過去從未聽說，也無從得知的育兒生活，一種周遭生過孩子的同事、親戚、朋友、連同母親也絕不會分享的，然而卻最真實的育兒困境。故事圍繞一個年輕母親溺死親生嬰兒的懸案展開。同為新手母親的小說主人翁里沙子，被選為陪審團成員，聆聽各方在法庭上的供詞與爭辯。然而隨着她對案情和被告逐步深入了解，一件看似離奇的殺嬰案，成為了一場無限貼近自身的恐怖故事。正因殺嬰者看起來如此普通，跟自己的生活如此接近，才讓里沙子深切地感受到整起案件多麼恐怖，逼迫她正視自己的隱秘感受，不再一味的逃避思考。在母職里筋疲力盡的里沙子，心頭縈繞着無法平靜的膽怯、看似消極的思考漩渦、無力申訴的委屈，和時刻捲土重來的挫敗和厭倦。那些猶疑的筆觸所帶出的，婚姻和育兒生活中難于澄清，卻無處不在的微妙的「不公感」，令人毛骨悚然，像一條漫長而孤獨的夜路，沒有逃離之途。作者呈現了社會所規定的人母的既定範式，與女性的個體意識覺醒之間的激烈衝突。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運用了漂亮的「反筆」，表面情節是在審判有罪的母親，審判女性，實則藉助主人翁內心的諸多質疑，控訴男權，審判男權社會對「母性」的綁架。

世上沒有天生的母親。角田光代挑釁了一直以來被男權定義的「母性本能」，巧妙道出了社會對母親的種種催眠式的綁架和要挾。小說中，里沙子和丈夫間的一次重大衝突，是因丈夫懷疑她在哺乳期間偷吃巧克力而導致奶水不足。「聽說喝母乳長大的嬰幼兒比較不會有氣喘之類的毛病，而且母乳可以促進孩子腦部發育；母親也會因為哺乳，降低罹患乳癌、子宮癌等機率……總之，哺乳可以讓母子之間的羈絆更深」（角田光代《坡道上的家》，楊明綺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頁），一直想換配方奶的里沙子只要想起 「母乳能促進孩子的腦部發育」這句話，就會深感恐懼。「要是孩子因為我的緣故成了笨蛋，那怎麼辦？要是因為我的緣故，孩子不會念書、功課很差，怎麼辦？要是因為我……」（《坡》，31）就在她因產不出奶水萬分焦慮之時，身邊沒有人說其實配方奶也不差，所以一定得讓孩子吸收足夠的母乳才行，「因為母親的身體就是有此構造」。這位陷入到自責中的全職媽媽，在無人安慰的狀況下，因丈夫一句「你該不會偷吃巧克力吧？」氣得考慮離婚。而當她決心離婚，獲取獨立，找份工作、爭取撫養權，開啟自己的新人生時，驀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可以說全被陽一郎巧妙地奪去，我根本無處可逃。然而，其實是我選擇溫順的捨棄，搞得自己毫無立足之地。」（《坡》：345）母職制度有效地離間了她真實的身體感受與精神訴求，如同理論家裡奇（Adrienne Rich）所指出的，「這個制度——我們所知的人類社會的基礎，只允許我以某些觀念、某些期待來對待做母親這件事」（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New York:W.W.Norton,1979,p.38-39）。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女性解放歷史上，激進女性主義針對「母性本能」有諸多反省。費爾斯通徵用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提出「性的階級」，認為生育關係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她相信，婦女受壓迫的核心正是她們要生育和撫養孩子，並由此推論「孩子是由這種責任關係來定義的，在心理上是由這種關係塑造的；他們變成什麼樣的成年人以及制約他們成長的關係，將決定他們最終要建成的社會」（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Bantam Books,1970,p.72）。人類生育模式的改變體現在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於避孕工具的發明推廣，生育與性生活得以相分離；第二階段，生育與母體相分離。唯有生育撫養模式的改變，會帶來下一代社會關係的革新。

與之相反，一個男權社會中成長塑造出的母親，最終只能將自己的悲劇複製到女兒身上。而這恰恰是發生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悲催情節：母親讀完小學，就開始幫家裡務農，十五歲起隻身北上首爾打工供養兩個哥哥讀書。她一直期許女兒可以活出不一樣的人生。及至女兒填報大學志願，因還有年幼的兒子要撫養，母親勸她報考學費便宜的師範。當母親得知女兒最終順從了她的意見，放棄了更好的前途時，禁不住趴在女兒書桌前放聲大哭，「分不清到底是在心疼女兒，還是在心疼當年的自己」（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尹嘉玄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4頁）。小說中，類似的兩代人之間不斷重演的悲劇還有很多。大女兒出生之時，母親哭着向婆婆不斷道歉，體貼的婆婆安慰她道：「沒關係，第二胎再拼個男孩就好了」；待到金智英生出女寶寶，婆婆亦安慰她：「沒有關係」。然而，「那些話聽在金智英耳朵里很有關係」。兩代婆婆都貌似通情達理，可這些刺耳的安慰背後，存在巨大的不公平的預設：沒有生出兒子的媳婦是有罪的。唯有生兒子，才能讓一個女人昂首挺胸站在公婆面前，無愧地活在人世間。作家趙南柱注意到，在韓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鑑別嬰兒性別和女嬰墮胎之風持續蔓延，至九十年代達到巔峰，第三胎以後的出生性別，男嬰比女嬰多了一倍。這也從另一面證實了全社會對於女性困境的高度共識——即便為了兒孫的幸福，也不要生出女兒讓她來世上受欺。

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憧憬技術的發展磨滅兩性生物學上的界限，讓生育「不再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p.12.），從而阻斷悲劇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的複製。她質疑了「名為母性的宗教」，雄辯地指出，「生育和養育孩子的欲望未必是『真正喜歡』孩子的結果，而更多地是以孩子作為『替代』，滿足自我擴張的需要。對男人來說，孩子使他的名字、財產、階級和種族身份得以不朽；對婦女來說，孩子證明她在家裡的地位是絕對必要」（羅斯瑪麗·帕特南《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艾曉明等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44頁）。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英國母親在孕育和哺乳上，平均要花費掉十五年時間；隨着生育與性的剝離，這個數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縮短到四年。（See Juliet Mitchell，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 1966，Nov./Dec）時至今日，生育功能始終還是社會定義女人的終極標準。母職，被描述成一件世間最偉大又無比美妙，不可褻瀆的事業。金智英初婚不久就覺察到了男女在生育代價上的不對等，卻依舊不能改變命運的不公。備孕期間，當丈夫勸她不要只盯着自己的失去，她也曾質問，「我現在很可能會因為生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朋友等社會人脈，還有我的人生規劃、未來夢想等種種，所以才會一直只看見自己失去的東西，但是你呢？你會失去什麼？」當丈夫表示將來會幫着一起帶孩子，她也曾怒吼：「能不能不要再說幫我了？」然而，她還是走入了被奴役的母職。就在她為了孩子付出一切，放棄了生活、工作、夢想之後，竟最終變成了別人嘴裡的一隻「媽蟲」。

《坡道上的家》劇照。

無論是矛盾體的《坡道上的家》，還是吵架體的《82年生的金智英》，都對「制度化的母職」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反叛關於「母職」的文化建構，試圖捅破這個壓迫性的神話。當聽到外界質疑「你的體內沒有母性本能嗎？」必須認識到：像許多青少年無法安順地渡過青春期一樣，不是每個母親都能可以抵禦身心動盪安然度過育兒期，並不是每個母親都會快樂，也不是每個女人都必須承擔母職——但這決不意味做人的失敗。不僅是性別需要更精密的劃分，擁有「無窮差異性和普遍相似性」的女性群體內部，也同樣需要更精緻的分類。母親的英雄主義，不僅體現在血汗交織的孕育與分娩，還體現在女性自身可以擁有的多重需求與多樣化的承擔。社會可以繼續向母親唱誦英雄讚歌，但充斥着男性特質的「英雄」的詞性有待修改——它同樣涵蓋着女性對自身和世界的體察與反省，包含着重建我們與自然秩序間親密博弈的勇氣。

「這一切有着遠為激進的涵義，等待我們去理解。」（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New York:W.W.Norton,1979,p.31.）關於母性的革新，必定是更理想主義，更博學，更包容，也更可怕。這場激進的革命，無不通向烏托邦之途。皮爾西（Marge Piercy）在《時間邊緣的女人》中構想了未來世界馬塔坡伊賽特。那個世界消滅了私有財產和核心家庭，女性主動放棄了自然生育而選擇社會化的人工生育。她們認識到自然生育是所有偏見和性別歧視的本源，而破除性的等級制，放棄她們專有的生育權，是隸屬於這場漫長的婦女革命的一部分。在馬塔坡伊賽特，每個孩子被分配三個母親共同照料，權力關係的最初範式得以瓦解。

對女權主義最好的批評，往往來自於女權主義內部。費爾斯通、皮爾西等的激進自由派女權主義理論，收穫了來自激進文化派女權主義陣營的嚴肅批評。激進文化派女權主義者們批判道，女性絕不該拋棄或對抗她們的身體，生育力里蘊含了女性解放力。然而，這一批判顯然延續了以生育為標準的女性價值判斷，其思考還是在現有的權力邏輯內展開。對於激進自由派熱衷的生育技術革新，反對者認為那反倒會巧妙迎合男性攫取生育權力的企圖，最終導致對女性肉體更深的奴役。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受此啟發，寫作了《使女的故事》。在吉列得共和國，生殖娼妓所出借的，是比陰道更深痛的子宮。阿特伍德用另一則完全不同的烏托邦故事，激烈反駁了激進自由派女權主義者們構想的社會化生育的烏托邦，警惕消滅私有制後，子宮從私有財產變成國有資產。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3

沒有終點的演進

這些烏托邦想象，連同女權主義激進的歷史，似乎昭示着女性解放缺乏更現實的根本解決辦法。然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剝削女性的社會秩序。傳統的倫理關係和價值體系，都建立在男性主體的基礎上，男權社會是對現有世界立法的唯一想象。

任何真理和邏輯中均暗藏性別無差異的預設。（露西·伊瑞葛來《此性非一》，李金梅譯，台北桂冠圖書，2005年，第90頁）性別的差異性在立法中被抹除，被遺忘。而存在於這一體系中的性別剝削，正是整個社會價值系統賴以維持運轉的基礎。在這樣的結構性缺陷中，即便精神科男醫生同情金智英，心疼在母職中荒廢的數學天才太太，希望她們可以做真正想做的事——他看起來幾乎快要加入女權主義陣營，然而一轉身還是會暗自決定：再招女職員一定要找未婚單身的才行！

小說之外的情節同樣精彩，幾乎可以作為故事註解。據韓媒統計，《82年生的金智英》的讀者中男性僅占22%，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還未上映，門戶網站上就已布滿了惡意評分，女主演鄭裕美更是頻遭網絡暴力的無端攻擊。倘若沒有價值觀牽引出的法律和制度層面的改變，那麼這樣的社會還是指望不上，金智英們永遠無法康復。

阿倫特指出自古希臘時期起，父權專制之下的私人領域就充斥着暴力。誰也無法預料，性暴力的下一個受害者會是誰？如果是我們自己或親愛的人呢？即便倖免於詩織、林奕含所遭受的性暴力，遠離了伊紋所承受的家庭暴力，誰又能逃過金智英、里沙子每天忍受的隱形暴力呢？所有的惡意都並非有意，所有的傷害都理所當然，隱形暴力里沒有手揮鞭子的施暴者，而那慈眉善目潛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看不見的鞭子，卻在無知無覺里蠶食男權結構中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

這些隱形鞭子甚至嵌入在字詞屬性、語法句式當中。詩織事後懊悔自己對施暴者竟一直使用敬語。強姦發生之時，自己說不出一句粗魯的指責，只能用英語罵了句「What a fuck are you doing!」；強姦發生之後，面對山口打來的電話，自己居然禮貌回應：「失禮了，再會。」她進而反思日語中的男權基因，「女性面對比自己年長、位高的男性時，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議性語句，我卻無法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或許日語裡原本不存在這樣的語句。」豈止是日語有問題。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在韓國，#MeToo運動里的女權鬥士們率先對賴以活命的語言和符號系統持不同政見；在非洲，尼日利亞女作家奇瑪曼達大力鞭撻：「有關婚姻的用語通常都是一種占有式的語言，而不是一種夥伴式的語言。」（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女性的權利》，張芸、文敏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第24頁）她們的後現代女權主義前輩，一早注意到法國工人階級文化中內置的性別歧視，當「法國中產階級改革派用女性化的語言來描述工人階級（服從、軟弱、妓女般地受到性剝削）時，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立即用男性化描述予以回擊（創造者、強壯、妻小的保護者）」（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訴求》，王楠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0頁）。波德里亞道破其中的玄機，「從勞動話語到性別話語，從生產話語到衝動話語……性別被生產出來，正如人們生產一份文件那樣」（波德里亞《論誘惑》，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頁）。語言的疆界，一直是性別的出產地。應戰日常中的撒旦，是每一個女權主義者都可以作出的英雄事跡。發明語言，發明真理，走出陳舊的溝通模式，將男權的陰影從肌膚、感知、語言、生命中褪去。女性需要重新獲得自己的主體性，在公共政治、道德價值、倫理秩序中重新建構女性想象。她們不止是妻，不止是女，不止是母，她們還是自在的主體；不僅提供獨特的認知方式，還可以面對世界發出全面質疑的聲音。

當巴特勒挑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憤懣地指出亂倫禁忌和父權制是精神分析默認的前提。女性書寫者們正在揮灑「女性力比多」（那與身體感知親密相聯的深不可測的女性能量），去創造她們自己的文學傳統。那是一場與自我秘密的相逢，書寫不只是寫作者的外部工具，更是築入身心的人格發育。她們通過書寫，參與到自身命運的設計之中。她們的自白、自省、自戕、自欺，浸漬出獨特的語調和魔力，那份微妙不可言傳，是語言世界裡的女媧補天，是缺位已久的性別語言正被創造中的衝動。文字和肉身一道，碰撞撥弄自身命運的軌跡和時代精神的遷徙。「曾遊歷過大約六十個國家，報道過哥倫比亞的游擊戰，探訪過秘魯種植可卡葉的熱帶叢林」的伊藤詩織，在遭遇性侵之前從未遇到過所謂的「危險」。書寫的復仇中，她驚恐之餘，發自肺腑感到震驚：「自己竟在這樣冷酷的社會裡，對一切懵然無知的生活至今」。

她告訴我們：真正的危險，潛藏在我們習以為常的「理所當然」里；「這個社會看似改變很多，可是仔細窺探內部細則和約定俗成，便會發現其實還是固守着舊習」，和作者趙南柱一樣，無數個活着的金智英絕望的發現，「這個社會根本沒有改變。」她告訴我們：真正的不平等，埋伏在幸福的陷阱里；「毫無防備的接收連丈夫、婆婆和親生母親都沒有察覺的小小惡意，拼命想達到他們的期望」的里沙子，反覆問自己「兩個人的關係對等嗎？」問題來自於那巨大的背景板，揮之不去的隱約惡意，都是背景板的回音。她告訴我們：真正的掠奪，沉潛在女人的社會角色里。她們註定要跟當下較勁，跟未來博弈。這一份永恆的爭論中，也包含了一番自我批評。

性別觀念的演進，註定是一場充滿辯證的，自我校正的，漫長的覺醒。它蘊含了對人類現有運行規則的永恆的諷刺。如何想象這樣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切需要被重新界定。全面革新對「人」的認知，以及人與自然、身體、語言、世界等的關係；重新建構性別分類，倫理秩序，道德法律的文化內涵，創造一種新型社會關係和價值系統，在平等中尊重差異，在差異中尋求平等。

本文原載於《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0年第二期，作者是戴濰娜，經授權刊發，部分腳註從略。編輯：劉亞光、李永博；導語部分校對：李銘。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