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對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具體處境

今天,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1986.4.14）的誕辰。這位在當代享譽世界的法國作家、哲學家、最負盛名的女權主義者的思想，至今仍在影響着我們。活字文化特別推送被譽為女權運動的「聖經」《第二性》的序言，它雄辯，又飽含溫情，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命運。

「女人的悲劇，就是這兩者之間的衝突：總是作為本質確立自我的主體的基本要求與將她構成非本質的處境的要求」，在女性主義思潮蔚為大觀但社會的性別觀念卻日趨保守陳腐的今日，重讀這篇名作，活字君與所有書友共勉。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是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的伴侶。

男人是主體，是絕對，而女人是他者

長時間以來我猶豫不定，是否寫一本關於女人的書。這個主題，尤其對女人來說，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關於女性主義的爭論，已經費過不少筆墨，當下爭論幾乎偃旗息鼓：我們不再談論這個話題吧。可是，還是有人在談論。看來，上個世紀連篇累牘、廢話連篇的著述，並沒有對這個問題澄清多少。

再者，存在這個問題嗎？這是個什麼問題？甚至，有沒有女人呢？當然，永恆女性的理論還擁有信徒，他們悄聲細語地說：「即使在蘇聯，elles（她們）仍然指女人」；但是另外一些非常了解內情的人士——有時就是這些人——嘆息說：「女人正在完蛋，女人已經完蛋。」

當下人們不太清楚，女人是否還存在，是否將來會始終存在，是否應該希望她們存在，女人在這個世界上占據什麼位置，女人本應在世界上占據什麼位置。「女人在哪裡？」最近，一本斷斷續續出版的雜誌這樣問道。但首先要問：女人是什麼？「Tota mulier in utero：是子宮。」有人說。然而，那些行家談到某些女人時斷言：「她們不是女人」，雖然她們像別的女人那樣也有子宮。人們一致承認，人類之中有女性；今日同過去一樣，她們幾乎構成人類的一半；不過，有人對我們說：「女性處在危險中」；有人勉勵我們：「做女人吧，始終做女人，成為女人吧。」因此，並非一切女性必定是女人；她必須具有這種神秘的、受到威脅的實在，也即女性氣質。

所謂「情感分析專家」Ayawawa的言論

男人永遠不會一開始就自稱是某種性別的人，因為他就是男人，這是毫無疑問的。像在區政府的登記簿和身份申報表上對稱出現的兩項：男性、女性，這純屬形式。兩性的關係不是正負電流、兩極的關係，男人同時代表陽性和中性，在法文中，「les hommes」用來指人，即「vir」這個詞的特殊含義吸取了「homo」這個詞的一般含義。女人是作為負極出現的，凡是限定詞對女人來說都是限制，沒有互逆性。

有時候，我在抽象概念的討論中聽到男人對我說：「您這樣理解，因為您是一個女人」，我感到很惱火；我知道，我唯一的捍衛方法就是這樣回答：「我這樣理解，因為事實如此」，這句話取消了我的主體性；我不能這樣反駁：「您意見相反，因為您是一個男人」；顯而易見，作為一個男人的事實沒有特殊性；一個人作為男人，擁有屬於他的權利，而做女人則是她的錯。

實際上，正如古人那樣，先有一條絕對的垂直線，才能界定斜線，先有絕對的人，也即男人。女人有卵巢、子宮；這就是把她封閉在她的主體性中的特殊條件；人們常說，女人是帶着腺體去思索的。男人傲慢地忘卻了，解剖學表明他也有激素、睾丸。男人把他的身體把握為與世界有直接的和正常的關係，他認為自己能客觀地理解世界，而男人把女人的身體看做受到一切限定它的東西的拖累：一種障礙，一個監牢。

「女性之為女性，是由於缺乏某些品質，」亞里士多德這樣說。「我們應該把女人的特性看做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隨後，托馬斯·阿奎那也斷定，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創世記》的故事所象徵的意義也是如此：按波舒哀的說法，夏娃是從亞當「多餘的骨頭」中抽取出來的。人類是男性的，男人不是從女人本身，而是從相對男人而言來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做一個自主的存在。「女人，相對的存在……」米什萊這樣寫道。邦達先生正是在《於里埃爾的關係》中斷言：「男人的身體通過自身而具有意義，可以撇開女人的身體不談，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體看來就缺乏意義……沒有女人，男人能獨立思想。沒有男人，女人不能獨立思想。」

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約1225年—1274年3月7日）是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和神學家，他把理性引進神學，用 「自然法則」來論證「君權神聖」說。他是西歐封建社會基督教神學和神權政治理論的最高權威，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他所建立的系統的、完整的神學體系對基督教神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他本人被基督教會奉為聖人，有「神學界之王」之稱。

女人是由男人決定的，除此之外，她什麼也不是；因此，人們把女人稱為「le sexe」，意思是說，在男性看來，女性本質上是有性別的、生殖的人，對男性而言，女人是sexe，因此，女人絕對如此。女人相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較女人而言確定下來並且區別開來；女人面對本質是非本質。男人是主體，是絕對，而女人是他者。

任何主體不會一下子和同時確定為非本質，他者並非將自我界定為他者來界定主體，他者是因為主體將自己確認為主體，才成為他者的。但是，為了不致使他者反過來成為主體，就必須屈從於這種被看成異邦人的觀點。

女人身上這種屈從是怎麼來的呢？存在另外一些情況：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一種範疇成功地絕對主宰了另一種範疇。往往是數量上的不等造成了這種特權：多數人將律令強加於少數人，或者迫害少數人。但是女人不像美國的黑人、猶太人，她們不是少數人，地球上女人和男人一樣多。

往往是，彼此相對的兩部分人先是獨立的，以往他們互不知曉，或者其中一部分人承認另一部分人的自主；是一次歷史事件使弱者屈服於強者：猶太人散居各國、奴隸制引入美洲、殖民者的征服，都是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在這些情況下，對受壓迫者來說，有過一個前史：他們共同擁有一個過去、一個傳統，有時是一種宗教、一種文明。在這方面，倍倍爾在女人和無產者之間所做的比較，得到最有力的佐證：無產者在數量上也不處於劣勢，他們從來沒有構成彼此分離的群體。然而如果缺乏一個事件，就應根據歷史的發展解釋他們作為階級而存在，並了解這個階級中這些個體的分布。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年2月22日科隆-1913年8月13日，瑞士帕蘇格）德國社會主義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該黨40多年來最有影響和最受歡迎的領導人，西歐社會黨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傑出人物之一。

不是從來就有無產者的，女人卻始終存在；她們因生理結構而成為女人；在歷史可追溯的年代，她們就一直從屬於男人，她們的從屬地位不是一個事件或者一次變化的結果，這不是應運而至的。部分是因為她們的從屬地位不是出於歷史事件的偶然性，所以他性就像一種絕對。處境隨着時間發展，在另一個時代會自行解體，例如，海地的黑人證實了這一點；相反，自然條件似乎不容許改變。

女人確定為他者的男人，

會發現女人扮演了同謀的角色

其實，同歷史現實一樣，自然不是不可變更的。女人之所以變成非本質，再也回不到本質，是因為女人不會自動進行這種返回。無產者說「我們」。黑人也這樣說。他們自我確定為主體，把資產者、白人變成「他者」。女人——除了在某些抽象示威的代表大會上——不說「我們」；男人說「女人」，她們重複這個詞，以表明自身；可是她們並沒有本真地自我確定為主體。無產者在俄國鬧革命，黑人在海地鬧革命，印度支那人在印度支那打仗，但女人的行動從來只不過是象徵性的騷動；她們只掙到男人肯讓給她們的東西；她們什麼也沒有奪取到：她們接受。

這是因為她們沒有具體的方法匯聚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只可能在對抗中自我確立。她們沒有過去、歷史、適合她們的宗教；她們不像無產者那樣在勞動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她們甚至不混雜居住，而混雜居住使美國的黑人、猶太人區的猶太人、聖但尼或者雷諾汽車廠的工人結成一個團體。她們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間，通過居所、工作、經濟利益、社會條件和某些男人——父親或者丈夫——聯結起來，比和其他女人聯結得更緊密。資產階級婦女與資產者而不是與無產階級婦女聯結起來；白種女人同白種男人而不是同黑種女人聯結起來。無產者會提出屠殺統治階級；一個狂熱的猶太人、一個狂熱的黑人會夢想奪取原子彈的秘密，將人類全變成猶太人或黑人，但即使在夢中女人也不會消滅男人。

滿屏的宮斗劇中，嬪妃們勾心鬥角、彼此為敵，而皇帝是永遠的得利者。

將女人同她的壓迫者聯結起來的紐帶，是任何別的紐帶不可比擬的。性別的區分實際上是一種生理上的既定，而不是人類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在原始的共在內部，已形成他們的對立，但對立並沒有使這共在破滅。夫妻是一個基本單位，這兩個一半彼此是並列的，通過性別對社會進行任何劃分都是不可能的。女人的基本特徵就在這裡：她是整體中的他者，這兩者互相必不可少。

生理需要——性慾和延續後代的願望——使男性處於女性的支配之下，卻沒有從社會上解放婦女。主奴雙方因互相的經濟需要而團結起來，這種需要卻沒有解放奴隸。這是因為在主奴關係中，主人沒有提出他對另一方的需要；他掌握滿足這種需要的權力，但沒有從屬於這種權力；相反，處在附屬地位的奴隸，出於期望或恐懼，將對主人的需要內化；雖然這種需要對雙方都是一樣的，卻總是有利於壓迫者而不利於被壓迫者，這就解釋了，比如，為什麼工人階級的解放會如此緩慢。

然而，女人如果不是男人的奴隸，至少始終是他的附庸；兩性從來沒有平分過世界；今日仍然如此，雖然女人的狀況正在變化，但仍是處於嚴重不平等的地位。幾乎在任何國家裡，女人的合法地位與男人不一樣，男人往往讓女人處於極為不利的處境。即便女人的權利得到抽象的承認，但長期養成的習慣也妨礙這些權利在風俗中獲得具體表現。

在經濟上，男女幾乎構成兩個階層；凡事都一樣，男人擁有更有利的處境，工資更高，成功的機會比他們新近遇到的女競爭對手更多；男人在實業、政治等方面占據多得多的位置，正是男人掌握最重要的崗位。他們除了握有具體的權力以外，還擁有這樣一種威信，孩子的全部教育都維持着這種威信的傳統：現今包含着往昔，過去的全部歷史是由男性創造的。當女人開始參與規劃世界時，這個世界仍然是屬於男人的世界，男人並沒有覺察到這一點，而女人也幾乎覺察不到。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詞

拒絕成為他者，拒絕與男人合謀，對女人來說，就等於放棄與高等階層聯合給她們帶來的一切好處。男人——君王在物質上保護女人——忠君者，前者負責保證後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迴避經濟上的危險的同時，也迴避自由帶來的形而上學的危險，這種自由要孤立無援地創造目的。

凡是個體都力圖確定自身是主體，這是一種倫理上的抱負，事實上，除此之外，人身上還有逃避自由和成為物的意圖，可這是一條險惡的道路，因為人被動、異化、迷失，就會成為外來意志的犧牲品，與其超越性分離了，被剝奪了一切價值。不過，這是一條容易走的路，這樣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擔生存所帶來的焦慮和緊張。這樣，將女人確定為他者的男人，會發現女人扮演了同謀的角色。這樣，女人並不要求成為主體，因為女人沒有成為主體的具體辦法，因為女人感受到與男人相連的必要聯繫，而不再提出相互性，還因為女人往往樂於擔當他者的角色。

但凡男人寫女人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

因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

但隨即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整部歷史是怎樣開始的？人們明白，性別的二元論就像一切二元論一樣，是由一個衝突體現出來的。人們明白，倘若兩者之一成功地確立了優勢，這種優勢就應該作為絕對優勢得到確立。剩下要解釋的是，為什麼開始是男人取勝。女人似乎本來可以取得勝利，或者鬥爭會永遠得不到解決。這個世界怎麼會總是屬於男人呢？怎麼會僅僅到今日事情才開始改變呢？這種改變是好事嗎？它會不會使得男女之間平分世界呢？

這些問題遠非新提出來的，人們已經做過不勝枚舉的回答，但恰恰女人是他者這個唯一的事實，對男人可能做出的一切辯解提出了異議，因為顯而易見，這些辯解是由他們的利益決定的。不太為人所知的女性主義者普蘭·德·拉巴爾在十七世紀說過：「但凡男人寫女人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在所有地方，在任何時代，男人都炫耀他們感到自己是創造之王的滿足心情。猶太男人在他們的晨禱中說：「感謝我主和宇宙之主上帝沒有讓我成為女人。」而他們的妻子忍氣吞聲地低語：「感謝我主按照他的意願創造了我。」在柏拉圖感謝神祇的恩惠中，第一個恩惠是，神祇創造的他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隸，第二個恩惠是，創造了他是個男人，而不是女人。

但是，如果男人不將這個特權看做是絕對和永恆地確立的，他們就不能充分地享受它：由於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男人竭力編制一部法律。普蘭·德·拉巴爾還說：「那些制訂和編纂法律的人，作為男人，使他們的性別有利，法學家又把法律變成準則。」立法者、教士、哲學家、作家、學者都熱衷於表明，女人的從屬狀況是上天安排的，有利於人間。

男人炮製的宗教反映了這種統治意願：他們從夏娃和潘朵拉的傳說中，汲取了武器。他們使哲學、神學為他們所用，如同上述亞里士多德、托馬斯·阿奎那的句子中所見到的那樣。自古以來，諷刺作家和道德學家樂於勾畫出女性弱小的圖畫。眾所周知，整部法國文學史對女人提出了多麼激烈的指控：蒙泰朗重拾讓·德·默恩筆下的傳說，雖然沒有那麼激烈。這種敵對有時看來振振有詞，往往是毫無根據的；實際上，這種敵對掩蓋了一種多少巧妙地隱藏起來的自我辯解的意願。

米歇爾·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文藝復興時期法國思想家、作家、懷疑論者。閱歷廣博，思路開闊，行文無拘無束，其散文對弗蘭西斯·培根、莎士比亞等影響頗大。以《嘗試集》(Essais)三卷留名後世。所著《隨筆集》三卷名列世界文學經典，被人們視為寫隨筆的巨匠。

蒙田說：「指責一個性別比原諒另一性別更容易。」在某些情況下，這個發展過程十分明顯。例如，給人深刻印象的是，當家庭走向衰敗，女人要成為男性繼承者的威脅時，羅馬法為了限制女性權利提醒人注意「女性的愚蠢和脆弱」。

令人注目的是，在十六世紀，為了將已婚婦女置於受監督的地位，人們援引聖奧古斯丁的權威，宣稱「女人是既不堅定又不穩定的畜生」，而單身女人被認為能夠管理她的財產。

蒙田非常明白落在婦女身上的命運是專橫和不公平的：「女人拒絕接受傳入人間的法規一點兒也沒錯，因為這是男人撇開她們制定的。在她們和我們之間，自然存在陰謀和不公」，但是他沒有發展到成為她們的捍衛者。直到十八世紀，極為主張民主的男人才客觀地考慮問題。其中，狄德羅竭力表明，女人同男人一樣都是人。稍後，斯圖亞特·穆勒熱情地捍衛婦女。這些哲學家異乎尋常地不偏不倚。

十九世紀，關於女性主義的爭論重新帶有偏見；工業革命的後果之一，是女性參加生產勞動，當時，女性主義的要求在理論領域產生，女人找到了經濟基礎；其對手因此變得特別咄咄逼人；雖然土地所有制部分失勢，但是資產階級抓住一種古老的道德，這種道德視家庭的牢固結合為私有制的保證，由於女性的解放變成真正的威脅，它便更為嚴厲地要求女性待在家中；在工人階級內部，男人力圖阻止這種解放，因為在他們看來，女人是危險的競爭對手，尤其因為她們習慣於拿低工資幹活。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詞

為了證明女人低人一等，反女性主義者於是像不久以前那樣，不僅求助於宗教、哲學、神學，而且求助於科學，如生物學、實驗心理學等等。他們至多同意給予另一性別「有差別的平等」。這種很有市場的說法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這正是Jim Crow法規對美國黑人所運用的說法；然而，這種所謂平等的隔離法只用來引進最極端的種族歧視。

這絲毫不是出於偶合，無論關係到的是被迫處於低層的種族、階層、階級，還是性別，辯解的過程都是一樣的。「永恆的女性」，就是「黑人靈魂」和「猶太人性格」的對等物。猶太人問題在總體上截然不同於其他兩個問題：對反猶主義者來說，猶太人與其說是低等民族，不如說是敵人，他們不承認猶太人在這個世界上有任何屬於他們的位置；更確切地說，是想消滅他們。

可是，在女人的處境和黑人的處境之間有着極大的相似：兩者今日都從相同的家長統治中解放出來，不久以前還是主宰者的階層，企圖把他們保持在「原來的位置」，就是說保持在它為他們選擇的位置；在這兩種情況下，這個階層對頭腦不清的、幼稚的、笑容滿面的「好黑人」，對逆來順受的黑人，以及對「真正是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膚淺的、幼稚的、輕率的女人，屈從於男人的女人的品德，散布或多或少真誠的讚美。在這兩種情況下，這個階層以它製造的事實狀態為論據。大家知道蕭伯納的這句俏皮話：「美國白種人大體上把黑人降低到擦皮鞋的一類人中，由此可以得出，黑人只能擦皮鞋。」

電影《綠皮書》台詞

可以在各種各樣相似的情況中找到這種惡性循環：當一個個體或者一群個體被控制在低人一等的處境中，事實是他或他們就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必須理解就是這個詞的含義；從自欺出發，會給它實質的含義，而它有着黑格爾式的鮮活意義：就是即變成，也即成為顯現出來那樣；是的，大體上，女人今日就是低男人一等，換句話說，她們的處境給她們展現的可能性很小，問題在於要知道這種狀態是否應該持續不變。

許多男人希望這樣，並非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保守的資產階級繼續在婦女解放中看到威脅其道德和利益的危險。某些男人害怕女性的競爭。在《拉丁周刊》中，一個大學生最近宣稱：「凡是要選擇醫生或律師職業的女大學生，都竊取了我們的一個位置」；這個大學生並沒有對他在這個世界上的權利提出質疑。不僅僅經濟利益在起作用。壓迫者實行壓榨，取得的利益之一是，他們之中最平庸的人也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美國南方一個「貧窮的白人」會欣慰地想，他不是一個「骯髒的黑人」；更富有的白人巧妙地利用這種自豪感。同樣，最平庸的男性面對女人也自以為是半神。蒙泰朗先生在同女人（自然是處心積慮地選擇的女人）接觸時，比起在男人中間要扮演男人角色，更容易自認為是一個英雄，而其實許多女人比他更出出色地履行這個角色。

正因此，一九四八年九月，克洛德·莫里亞克——讚賞他的獨具一格——《費加羅文學周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關於女人竟能這樣寫道：「我們以彬彬有禮的、無動於衷的口吻（原文如此！）傾聽……她們之中最光輝奪目的人說話，深知她的頭腦以或多或少出色的方式反映來自我們的思想。」由於女發言者並不了解克洛德·莫里亞克先生的任何思想，顯然，她反映的不是他個人的思想；她反映來自男人的思想，這是可能的，因為甚至在男人中間，也有不止一人把不是自己創造的見解當做自己的見解；人們會想，克洛德·莫里亞克先生是不是沒有興趣談論笛卡兒、馬克思、紀德的好想法，而是更喜歡同自己交談；令人注目的是，通過我們一詞的模糊含義，他和聖保羅、黑格爾、列寧、尼采並列，他從他們的崇高地位出發，輕蔑地俯視這群女人，她們竟敢跟他平等地對話；說實話，我知道不止一個女人不會耐心給予莫里亞克先生「彬彬有禮的、無動於衷的口吻」。

電影《隱藏人物》台詞

我之所以強調這個例子，是因為其中表現出來的男人的天真令人無法生氣。還有其他許多更妙的方式，男人以此利用女人的他性。對於那些忍受着自卑情結的人來說，這裡有一種具有奇效的塗擦劑：沒有什麼比一個要表現男子氣概的男人對待女人時更狂妄、更咄咄逼人、更目空一切的了。那些不被同類氣焰壓倒的人，反倒更樂意把女人看作同類；甚至對這些人來說，女人的神話、他者的神話，出於許多理由是值得重視的；人們不會責備他們不肯自願放棄從女人神話中得到的所有好處：他們知道放棄自己所夢想的女人會失去什麼，他們不知道明天出現的女人會帶給他們什麼。必須克己忘我才能拒絕把自己確立為唯一的和絕對的主體。

男人很難衡量社會歧視的極大分量

再說，絕大多數男人都不能明確地接受這種想法。他們不把女人確立為低一等，畢竟今日他們頭腦里過分滲進民主思想，以致不會不承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家庭內部，在孩子和年輕男人看來，女人具有同成年男子一樣的社會尊嚴；隨後，男人在欲望和愛情中感受到自己所愛的女人的反抗和獨立精神；結婚後，男人尊重他的女人是妻子、母親，而在夫婦生活的具體體驗中，她面對他作為一種自由確立。於是他說服自己，在兩性之間再也沒有社會等級，儘管有差別，女人大體是一個平等的人。但是，由於他察覺到某些劣勢——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稍遜一籌——他視之為天性使然。

當他對女人採取合作和善待的態度時，他看重的是抽象平等的原則；至於他察覺到的具體的能力不相等，他沒有提出來。但一旦他同她發生衝突，處境就翻轉過來了，他會看重具體的能力不相等，甚至放縱自己去否認抽象的平等。

正因此，許多男人幾乎真誠地斷言，女人同男人是平等的，她們沒有什麼可要求的，同時又說，女人永遠不會同男人一樣，她們的要求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因為男人很難衡量社會歧視的極大分量，從表面看來，社會歧視微不足道，其倫理、智力的反響在女人身上卻極為深遠，以致社會歧視的根源仿佛在原初的自然狀態中。

美劇《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 》台詞

對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卻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具體處境。因此，當男人盡力捍衛特權——他們甚至衡量不出這些特權有多大時，是沒有必要相信男人的。因而我們不會被男人對女人發動攻擊的次數和激烈程度所嚇倒；也不會被給予「真正的女性」的有利害關係的讚美所迷惑；也不會被女人的命運在男人身上激起的熱情所征服，其實這些男人根本不想同女人共命運。

然而，我們仍然應該懷疑女性主義者的論斷，出於論戰需要，人們往往把它們的價值一掃而光。「婦女問題」的爭論之所以如此被人視為廢話連篇，是因為男性出於狂妄，把它變成一場「爭吵」；爭吵時是不再講理的。人們堅持不懈地力求證明的是，女人究竟高於、低於男人，還是與男人一樣：女人在亞當之後被創造出來，顯然是次等的人，有些人這樣說；正相反，另外一些人說，亞當只是一個泥團，上帝創造出夏娃以後，才完美地創造出人類；亞當的腦袋較小，但他身材相對更高；耶穌讓自己成為男人，這也許是出于謙卑。每個論據立即招來反駁的意見，往往兩種論據都失之偏頗。如果試圖明察秋毫，那就必須擺脫這些尺矱；必須拒絕高等、低等、相等這些模糊的概念，這些概念攪亂了所有的討論，必須重新開始探討。

日劇《東京女子圖鑑》台詞

那麼，我們怎樣提出問題呢？首先，我們以什麼身份提出問題？男人是法官和當事人，女人也是。哪兒能找到天使？實際上，天使並不能勝任，天使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各種論據；至於陰陽人，這是非常特殊的個案，這種人並非雌雄同體，更確切地說，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相信，要廓清女性的處境，仍然是某些女人更合適。企圖將埃庇米尼得斯封閉在克里特人的概念里，又把克里特人封閉在說謊者的概念里，那是一種詭辯，因為促使男人和女人要真誠或者自欺的不是一種神秘的本質；是他們的處境多少促使他們去尋找真理。

一個人在女性的條件下怎樣才能自我實現呢？

今日，許多女人有機會為自己恢復人類的一切特權，能夠讓自己顯得不偏不倚，我們甚至感到這種需要。我們不再像比我們年長的女鬥士；大體上我們是獲勝了；在最近關於女性地位的討論中，聯合國從未停止過迫切要求性別平等最終實現，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已經不必要感到女性身份是一種困惑或者障礙；許多問題對我們而言，顯得比跟我們切身有關的問題更為本質，而這種超脫本身使我們期待，我們的態度將變得客觀。但我們比男人更深入了解女性世界，因為我們紮根其中；我們能更直接把握，作為女人的事實對人類來說意味着什麼；我們更加關切地要知道這一點。

我說過，有更為本質的問題；這並不妨礙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保留一定重要性：成為女人的事實會影響我們的生活嗎？準確地說，這給予我們什麼機會？又拒絕給我們什麼機會？什麼樣的命運等待着我們的妹妹們呢？必須引導她們朝什麼方向走呢？引人矚目的是，今日整個女性文學遠遠不是受到要求權利的意願的激勵，而是受到獲得辨明是非的努力的激勵；本書寫作處於混亂筆戰時代的結束時刻，其中一個意圖就是加以總結。

但是，毫無疑問，沒有一定之見是不可能談論任何人類問題的，提出問題的方式本身，所採納的角度，已經設定了關注問題的級別；凡是優點都包含着價值；所謂客觀的描述，不會不突現於一個倫理學的背景上。我們不會力圖掩藏原則，多少總要明顯地暗示出來，不如最好還是首先提出這些原則；這樣，我們不必在每一頁定義每個詞是什麼意思：高等的、低等的、更好的、更差的、進步、退步，等等。如果我們查閱一下某些研究女性的著作，我們就會看到，最常採用的觀點之一，就是公益、普遍利益的觀點，實際上，人人都是將這些概念理解為社會的利益，就像希望保持它或者安排好它。而我們認為，除了保證公民的私有財產以外，沒有其他公益；我們正是從給予個體具體機會的觀點來評判制度。

但是我們也不混淆私人利益的概念與幸福的概念，這正是人們常常遇到的另一個觀點；閨房中的女人難道不比一個女選民更幸福嗎？家庭主婦難道不比一個女工更幸福嗎？幸福一詞的涵義還不太清楚，更不清楚的是它包含哪些真正的價值；決不可能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且宣稱別人強加於他的處境是幸福的，這總是很容易的事，特別是那些被束縛於困境中的人，有人以幸福是靜止不動為藉口認為他們是幸福的。我們不會參照這種概念。

我們採用的觀點是存在主義的道德觀。一切主體都是通過計劃，作為超越性具體地確立自己的；它只有通過不斷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實現自由；除了向無限開放的未來擴張，沒有其他為當下存在辯解的方法。每當超越性重新回到內在性，存在會貶抑為「自在」、自由貶抑為人為性；如果這種墮落為主體所贊同，那麼它就是一種道德錯誤；如果它是被強加的，它就會採取侵占和壓迫的形象；在這兩種情況下，它都是絕對的惡。

凡是處心積慮要為自身存在辯解的人，都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種自我超越的不確定需要。然而，以特殊的方式去界定女性處境的是，她作為整體的人，作為一種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認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選擇的，人們企圖把她凝固為客體，把她推至內在性，因為她的超越性不斷被另一種本質的和主宰的意識所超越。女人的悲劇，就是這兩者之間的衝突：總是作為本質確立自我的主體的基本要求與將她構成非本質的處境的要求。

一個人在女性的條件下怎樣才能自我實現呢？向她打開的是什麼樣的道路呢？什麼樣的道路會導致死胡同呢？怎樣在附庸的狀態中重新獲得獨立呢？什麼狀況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呢？她能超越這些狀況嗎？這就是我們想澄清的主要問題。就是說，我們對個體的機遇感興趣，將不用幸福這個詞，而是用自由這個詞去界定這些機遇。

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生寫了許多作品，《第二性》是她獲得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來討論婦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智慧的一本書」，被譽為女的「聖經」。成為西方婦女的必讀之書。

毋庸置疑，如果我們假設，有種生理、心理或經濟的命運壓在女人身上，這個問題就會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將以討論生物學、精神分析學、歷史唯物主義關於女人的觀點開始。隨後我們將力圖從正面指出，「女性實在」是怎樣形成的，為什么女人被界定為他者，按男人的觀點看，其後果是怎樣的。我們將按女人的觀點描繪她們固有的世界；這樣我們才能明白，女人竭力擺脫至今給她們劃定的範圍，盡力參與到人類的共在中遇到怎樣的問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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