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女權偶像光環下：尼日利亞作家阿迪契的四個關鍵詞與一段對話

撰文 | 黃月

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8月17日在上海圖書館的演講沒有準時開始，她遲到了。當她悄悄站在台下等待主持人做開場介紹的時候，有認出她的觀眾喊了一聲「Oh my God！」，掌聲與口哨聲由前至後流淌過了觀眾席。在之後的演講和對談環節，坐在前排的幾位中國讀者和生活在上海的尼日利亞人不停地按快門或為朋友直播活動片段，簽售環節有人激動得捂住胸口上前與她問好，或站在一側偷偷與她自拍合影，有安保人員低聲問排隊的讀者，「這女的是明星嗎？」

阿迪契的確可以算作明星，她至今只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和兩本關於女權主義的作品，已被有着「非洲現代文學之父」之稱、同樣是尼日利亞作家的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稱為「天縱之才」。她的TED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與其後的《我們都應該是女權主義者》在YouTube上累積有超過一千萬點擊，她與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對談人權，與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暢聊《成為》（米歇爾傳記）。她既是女權偶像，也是迪奧（Dior）的靈感繆斯和No7化妝品的代言面孔。在阿迪契身上，種族議題與性別議題重疊，嚴肅文學作者與女權主義偶像的身份重疊。她深陷某種爭搶之中。

阿迪契與希拉里（上）和米歇爾·奧巴馬（下）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時，她提到了自己提女權議題時黑人男性的憤怒與自己談種族議題時白人女性的不滿，也提到了女權偶像標籤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她的小說甚至她本人的評價。她不只是女權主義者，她也是作家，「很多人只與我探討女權問題，而我有時候在想，我真的好希望聊聊文學啊。」

在「女權」這一關鍵詞之外，閱讀和理解阿迪契的其他維度或許可以在下面四個關鍵詞與一段對話實錄中尋得。

種族

「我們把科菲這樣的人稱作美裔非洲人，不是非裔美國人，那是我們對祖先是奴隸的兄弟姐妹的稱呼。」——《美國佬》

阿迪契的頭髮蜷曲纏結，伊菲麥露的頭髮也是這樣，黑人的頭髮都是這樣。

我們以為膚色是唯一的鮮明標識，是種族主義者所攀附的論據所攻擊的靶心。而事實上，作為種族關係中的下位者，「生而有罪者」攜帶着複雜的印記，連自然的頭髮也被上位者當作醜陋、骯髒、不體面之物——昔有黑人奴隸被要求緊裹頭巾藏起捲髮，今有美國企業因為面試者的自然頭髮「不夠整潔」而拒絕錄用。

阿迪契第一次把頭髮拉直是在臨近中學畢業時，她的母親趕在最後一場考試前帶她去了一家尼日利亞的理髮店。當她終於可以像白人一樣甩頭髮的時候，她的頭皮經歷了直發棒的第一次燙傷。來到美國之後，阿迪契經歷了漫長的與頭髮的鬥爭，理髮店太貴，她就自己在家把頭髮弄直，並一次次把自己弄傷。早在髒辮等非洲風自然頭髮（natural hair）成為美國時尚新標杆之前，阿迪契就放棄了與捲髮的鬥爭，並選擇在後來把這一經歷放到了長篇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主人公伊菲麥露的身上。

2019《VOGUE》9月刊封面上的阿迪契（by Peter Lindbergh）

生於尼日利亞的伊菲麥露在來到美國之後，才意識到自己是個黑人。阿迪契也曾在許多場合說，「來到美國使我成為了黑人。在尼日利亞時，我們有地域和宗教的身份——我是伊博人（Igbo）和基督徒，但沒有黑人這個身份。」有趣的是，伊菲麥露不僅意識到了自己是黑人，還意識到了黑人與黑人之間的差別與較量，這之中包含着一種非當事人無從察覺的微妙的諷刺——非裔美國人與美裔非洲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美國黑人往往強調自己的「印第安血統」因為這樣可以顯得不那麼黑，拉丁美洲有色人種在整個種族鏈條中地位尷尬，深膚色女人在美國流行文化中堪稱隱形（在米歇爾·奧巴馬出現之前），一個黑人渴望成為教室里唯一的黑人而對其他黑人敵視以對，如果說在英國階級決定友誼能否成立，那麼在美國永遠是種族因素排在第一位……

阿迪契在《美國佬》中對種族主義做出了現代而尖銳的批判，身為一位並非生於美國的黑人作家，她的視角和態度與剛剛去世的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截然不同。阿迪契在上海書展期間的一場活動上兩次提到莫里森的名字，在接受採訪被問到關於莫里森的問題時，她習慣性地用一般現在時作答，在意識到莫里森已然離去而將動詞改為一般過去時之前，眼神定格了瞬間。「莫里森在美國一出生便是黑人，從嬰兒時代起就會因膚色而受到敵視。我從莫里森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她從不移開目光，她站在痛苦面前直視痛苦。」她說，關於種族議題，她可以把《美國佬》寫得幽默，而莫里森不能。

美國黑人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妮·莫里森，2019年8月5日逝世

然而，虛構作品中充滿睿智和力量的諷刺與反抗，在現實生活的映照下似乎力有不逮。

伊菲麥露與阿迪契並非出身於戰亂和貧窮的非洲，她們吃得飽、讀過書，英語流利，常去教堂，她們是中產階級的孩子——正是這一點令人懷疑。因為多數時候人們能夠理解一個人「逃離戰爭、逃離那種粉碎人靈魂的貧窮」的舉動，而無法理解「從沒有選擇的、令人壓抑的頹廢中逃離的需求」，阿迪契在《美國佬》中寫道，「他們中沒有人挨餓，或遭強姦，或來自被燒毀的村莊，但只是渴望有選擇和有保障。」在特朗普治下，為了追求「選擇和保障」來到美國無疑更加艱難，「現在人們想拿一個旅行簽證都面臨着重重阻礙，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政策頒布，」阿迪契在接受採訪時提到。

她因膚色深陷憂慮的時間要比特朗普上台的三年更為悠久。2012年，17歲的美國佛州黑人少年特維范·馬丁（Trayvon Martin）被人尾隨槍殺，阿迪契看到兇案視頻時嚇壞了，因為她的侄子與馬丁年齡相仿，長相相近，二人還都愛穿連帽衫。她的侄子生活在康涅狄格州一個很「白」的地區，她打電話求他晚上不要外出，如果開車被警察攔下，一定要乖乖舉起手來不要亂動。

被槍殺的17歲黑人少年特維范·馬丁

從莫里森到阿迪契，一些中國讀者對種族文學的理解或想象或許始終停留在黑人反抗白人壓迫的層面上，而在今天，種族議題已經告別了純粹的奴隸制與黑白之戰，指涉並牽扯了更多宗派主義的話語：階級、意識形態、地區以及性別。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崛起、右翼話語擁躉廣布的當下，對種族、歧視、隔離的理解顯得更為重要。阿迪契說，「當以民族主義為代表的極端右翼在全球興起，受到威脅的其實是所有少數派、所有與他們不同的人。」在這一層面上，現代的種族議題幾乎適用於所有人。

「美國佬」

「他們自己也嘲弄非洲，交換荒唐、愚蠢的故事，他們對嘲弄感到心安理得，因為那是源自於憧憬的嘲弄，源自於想看到一個地方再度崛起的心碎願望。」——《美國佬》

在美國生活了十三年之後，伊菲麥露決定回國。在終於踏上故土之時，她發覺尼日利亞早已大步向前，將她丟在原地，辨不清東西南北。她看到新興中產權錢交易，知識分子離地三尺，女性為物質生活放棄愛情，男性為權力博弈背信棄義，窮人動不動乞討一心貪戀免費之物，富人以標準英音為榮對西式生活躍躍欲試——第三世界的活力和不堪同時湧來，她懸停於不是家鄉的美國與同樣不是家鄉的新尼日利亞之間，無處落腳。「美國佬！」朋友這樣嘲笑伊菲麥露，一個沒有美國口音卻總是用美國眼光看問題的「不合時宜者」。

是否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都將走向「美國佬」的命運？在接受了現代教育和西方價值觀之後，與本土的文化產生隔閡，夾在我本來是誰與我想成為誰之間，不斷騰挪，無法安身？

在一個後殖民的語境中，在英語作為尼日利亞官方語言、基督教作為最主要宗教之一的背景之下，阿迪契不僅描繪尼日利亞中產的西式生活——從言談舉止到生活品位，她也試圖以語言和宗教為度量，衡量全球化與本族文化在尼日利亞的此消彼長、此進彼退。

在她2003年的處女作長篇小說《紫木槿》（Purple Hibiscus）里，少女康比麗的父親是一位敬虔嚴格的天主教徒，他辦報匡扶正義，散財大做慈善，一家人表面上得體和諧，而實際上，康比麗和哥哥、母親長久浸沒在父親狂熱專制的信仰與極端暴力的陰影之中——他只對下等階層的人說當地的伊博語，他眼見着信仰本族神靈的父親困苦多病直至死亡，仍稱呼其「異教徒」。在阿迪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中，縱然尼日利亞中產知識階層已經在別致優雅的會客廳里進行了無數場關於後殖民理論、泛非主義、民族主義、非洲社會主義、分離主義、宗派主義的激辯與闊論，儘管他們此後無差別地捲入了尼日利亞內戰的血腥和傷痛之中，但讀者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識出一口流利英語作為階級標識的背景——阿迪契會十分勤懇地一一指出，在人物的某一段話里，哪句話是用英語說的，哪句是用伊博語說的。

《紫木槿》《半輪黃日》[尼日利亞]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著 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常年輾轉於美國和尼日利亞之間，阿迪契說對她來說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兩種文化的鴻溝，而在於「人們太看重西方，甚至於開始鄙視自身」。在她的故鄉尼日利亞東南部，沒人再學伊博語了，講本民族語言的人受到鄙夷，年輕人認為學好英語和中文普通話更為重要——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語言應為未來計。

法國人類學家阿蘭·樂比雄（Alain le Pichon）在《一神論的影子》中提到了「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的觀點。阿迪契更傾向於認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因為歐洲是回答「何為全球」這個問題的重要一部分。但無論是歐洲在某些方面向美國看齊，還是美國有些方面向歐洲看齊，全球化實際上都並非全球之事，「世界上那些欠發達區域沒有為這一進程提供什麼可供想象和抵達的模式或需求。」就連人的富法都是向西方看齊的、毫無差異的——她的一位朋友迫不及待想當富豪，她問富了之後要怎樣，答案無非也是「買一艘船出海，或者去瑞士滑雪，做做慈善」。

我們如今幾乎無法想象一種非全球化的生活，對阿迪契來說便更難。她的國家早已以殖民地的方式被迫參與進了這一進程，對於本族語言、文化與歷史的消逝，她只能通過小說的方式勉力記錄。比如《紫木槿》裡作為傳統主義者的爺爺的祈禱儀式和給孫輩講起的本族傳說，比如《半輪黃日》裡那一曲長久縈繞在她心頭的比亞法拉（Biafra）的哀歌。

真相

「寫的越多，做的夢便越少。」——《半輪黃日》

尼日利亞常常被認為是非洲最複雜的國家，它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國與第一大經濟體，它有250多個民族，各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及信仰，不僅如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暴力輪番在此上演。暗流洶湧的民族矛盾一觸即燃，流血和戰爭事件寫滿了尼日利亞的歷史。石平萍在《半輪黃日》的譯後記中寫道，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之後，這一狀況並未根本改觀，各大民族為爭奪勢力範圍、政府席位和石油資源大打出手，慘烈的尼日利亞內戰（1967-1970，也稱比亞法拉戰爭）便是這一矛盾走向極致的結果，兩三百萬人死於戰火，前所未有的饑饉奪走了無數兒童的生命。這部小說所寫的，正是這段飽染血淚的歷史。

1968年比亞法拉戰爭期間，尼日利亞東南部的難民（AP-PHOTO/RJS/STF/KURT STRUMPF）

阿迪契出生於比亞法拉戰爭結束的七年之後，但她的兩位祖父都死在內戰難民營里。長久以來，伊博族人的身份對阿迪契意義重大，也正因此，比亞法拉的歷史像一個夢魘長久地糾纏着她，「我竭盡所能搜集和閱讀任何與比亞法拉相關的文字，我對關於它的一切東西都感興趣。」阿迪契在高中時就寫過一部關於比亞法拉的戲劇，在完成《紫木槿》後又寫了一個關於比亞法拉的短篇小說。經過兩次試手，她開始寫《半輪黃日》。

她把發生在戰爭之前的1960年代的故事背景設置在尼日利亞東南部的大學城恩蘇卡，那個她長大的地方、她父親在大學裡教書的地方；寫到戰爭伊始，阿迪契去了她祖先居住的阿巴，並把書中的主人公也帶到了那裡——他們逃難至此，以為馬上就能等到戰爭勝利，卻不知戰爭已走向了更慘烈、更難以挽回的局面。寫到《半輪黃日》中最為黑暗悲慘的內戰部分時，她回到了自己位於美國巴爾的摩的書房裡。

阿迪契幾乎是哭着寫完《半輪黃日》的。本以為寫完之後會高興起來，不料卻陷入了更深的憂鬱，她甚至開始懷疑寫這個故事的意義。但她想到她父母活過了比亞法拉戰爭，她父母的朋友在比亞法拉結婚，她的哥哥出生在比亞法拉並靠着母親乞來的牛奶挺過了營養不良，「縱然有那麼多人間苦痛和可怕之事，但人還是守住了之所以為人的人性，人們依然可以相愛、生子。」她也想到，這段歷史如今並不存在於尼日利亞的歷史教科書之中，「對於我這一代的大多數尼日利亞人來說，這本小說就是歷史。」

上：1967年，尼日利亞聯邦部隊挺進比亞法拉地區（AP-PHOTO/PAM/STR/T）；下：1968年，比亞法拉志願兵手持木棍訓練（AP PHOTO/KURT STRUMPF）

就和《紫木槿》寫尼日利亞政變但不將其作為前景一樣，《半輪黃日》的歷史書寫也並不耽於對標誌性事件的複述和展映，而着重於探討這場戰爭對個體生命造成的衝擊與創傷。如果說這前兩部作品的視角更多立足於尼日利亞，那麼在她之後的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和長篇《美國佬》中，她站在了尼日利亞和美國之間，在個體經驗的層面關照着連結兩端的戰爭、逃難、認同、交融。

阿迪契曾以「單一故事的危險」（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為主題做過一場TED演講，在此次上海書展的演講中，她再次提到了她的小說被批評缺少「真實的非洲感」的例子。因為她小說中的人物會開車，沒挨餓，還受過教育，一位寫作課教授由此認為她沒寫出真正的非洲。這位教授眼裡的真實非洲，或許是V.S.奈保爾（V.S.Naipaul）所寫的那個非洲。

阿迪契並不避諱她對奈保爾的不屑與批判，她不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指奈保爾，甚至在小說中也沒饒過他。在《美國佬》裡，一個美國人告訴伊菲麥露，《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使她真正了解了現代非洲的運作，那是她讀過的關於非洲最坦誠的書。「伊菲麥露的頭痛越來越厲害。她根本不認為那本小說是有關非洲的。」阿迪契不留情面地寫道，「那寫的是歐洲，或說對歐洲的渴望，一個在非洲出生的印度裔人破碎的自我寫照，為沒有出生在歐洲、成為他心目中因其創造力而高人一等的種族中的一員，感到如此受傷、如此卑微，以致把他臆想的個人的不足轉變成對非洲厭煩的鄙視；通過蓄意向非洲人擺出傲慢的態度，他得以——即便只是一瞬間——變成歐洲人。」

「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在2018年法蘭克福書展上，阿迪契在獲頒品特獎（PEN Pinter Prize）時的演講中說道。品特獎每年會頒發給一位傑出作家，嘉獎其在作品中展現了「生活和社會的真相」。在演講中，她大膽地將政治與文學相連結，「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政治題材的故事，更多面對真實世界的故事。」在日益昏暗的後真相時代，在單一故事的危險不減反增的時代，阿迪契在呼喚文學的「用處」，呼喚一種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庸俗的、有扁化和矮化文學之嫌的文學觀。

2018年10月，阿迪契獲頒品特獎

按照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的說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要求所有作家必須關注現實問題，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政治正確。阿迪契認真聽完萊辛在《畫地為牢》（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一書中的如上表述，而後回應道，「我覺得書寫社會現實並不一定非要寫激烈地反抗社會不公，一個寫作者更應該認清他小說中的角色生活其中的社會與政治空間。當你寫一個愛情故事，我想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宏大敘事，而是他們如何付房租、他們的薪水夠不夠養活孩子。現實主義必須意識到，社會和政治議題就在無數細節之中。」

女權

「我本人對女權主義者的定義是，無論男女，一個說出『是的，性別問題在今天依舊一樣存在，我們必須把那修正，我們必須做得更好』的人。」——《女性的權利》

細節正是一個人的立場。在寫信回復朋友關於如何將自己的女兒養育成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提問時，阿迪契給出的15條建議無一不與細節相關——關於女性的姓氏，關於「夫人」的稱呼，關於家務的分工，關於不要追求討人喜歡而要追求善良正直，關於不要說「我的錢是我的錢，他的錢也是我的錢」這類傻話而要清楚「施予」不是男性的責任，在一段健康的關係中，誰能付出誰就付出。

很難說阿迪契作為作家的名聲與她作為女權主義者的名聲哪個更響亮。畢竟她發表於2012年12月的TED演講《我們都應該是女權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在YouTube上至今已有近560萬點擊，2013年美國歌手碧昂絲（Beyoncé）在單曲《Flawless》中引用了她演講的原聲段落：「我們對女孩說，你可以有雄心壯志，但不要太遠大；你應該立志成功，但不要太成功，否則你會對男人構成威脅。我們為什麼教育女孩嚮往婚姻，卻不教育男孩也同樣嚮往。我們教育女孩視彼此為競爭對手，不是在工作或成就上，而是在吸引男人注意力上。我們教育女孩，她們在兩性關係中不能表現得和男孩一樣。」

《女性的權利》[尼日利亞]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著 張芸 文敏 譯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06

在尼日利亞，做一個名人挺好，但做一個女權主義者值得商榷。阿迪契說，在尼日利亞的報紙上，她被呈現的形象常常是一個極端主義者。有男性在高高興興與她合影之後關切地說，「你很棒，可你為什麼非要談女權呢？能不能不要再提了？」也有人問她，為什麼要用「女權主義者」這個詞，而不能換一種說法，比如主張人權。阿迪契說，因為那將具有欺騙性。「女權主義當然是廣義上的人權的一部分——但選擇使用『人權』這個含糊的表述，等於否認性別問題的特殊性和具體性，那將用以佯裝千百年來受到排斥的不是女人。而事實上，那個問題關係的不是全體人類，而是特定地關係到作為女性的人。」

阿迪契的女權觀念不是從學院裡來的。她在研究生期間修了一門名叫「女性與政治」的課程，那門課花了非常多時間探討「是否存在女性這個性別」，讓她深感疑惑。她也不太能搞懂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權浪潮的含義，雖然「這些非常西方的概念常常被視作普世的」。

阿迪契曾在演講中列舉了關於女權主義者的刻板印象，「你憎恨男人，你憎恨胸罩，你憎恨非洲文化，你認為應該由女人主掌一切，你不化妝，你不剃毛，你總是憤怒，你沒有一點幽默感，你不用除體味的芳香劑。」而她既喜歡政治和歷史，也喜歡高跟鞋和口紅。

在2016年的迪奧秋季秀場上，「我們都應該是女權主義者」這句話被印在迪奧的T恤衫上，阿迪契坐在秀場第一排，身邊是歌手蕾哈娜（Rihanna）、名模戴安·克魯格（Diane Kruger）等名流；她成為了Boots No7化妝品品牌的新代言人；她在2016年《名利場》（Vanity Fair）雜誌評選的全球最佳着裝女性中名列首位……

No7化妝品品牌代言形象

在迪奧事件之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針對美、時尚與女權的主題採訪了阿迪契。她被尖銳地問到對於美國歌手艾麗西亞·凱斯（Alicia Keys）發起的、希拉里·克林頓聲援的不化妝運動（#nomakeup movement）的看法，以及是否希望通過化妝品代言和參加服裝秀在時尚產業獲得一席之地或者更多受眾。她給出了從小就愛美、女性有化妝的自由也有不化妝的自由等回答，不過在採訪的最後，當提到代言No7之後總有人發來帶有她形象的廣告照片時，她覺得自己可能是「被對化妝品的狂愛沖昏了頭腦」，而隱隱感到了一種「暴露於責難之中的不適感」。

這種不適感其實也蔓延到了她最為鍾愛的文學場域。阿迪契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提到，女權偶像的標籤在某種程度上讓她的文學蒙受了「損失」。很多人帶着特定的眼光讀她的小說，這個標籤「影響了人們對我的文學作品的評價方式，甚至影響了人們對我本人的評價方式」。阿迪契說，「很多人只與我探討女權問題，而我有時候在想，我真的好希望聊聊文學啊。」

「但是，這是我的選擇，做一個女權主義者並非有誰強加於我，我選擇在一系列平台上表達女性主義的立場，是因為性別平等這件事情真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阿迪契收起笑聲，面色嚴肅地說，「我既然選擇了這麼做，就要承擔相應的代價，其中就包括人們對我的文學成就的輕視或忽視，也包括我在尼日利亞受到的巨大敵意和種種批判。」

作為一位黑人女權主義偶像，當種族與性別的坐標系重疊，阿迪契感受到了自己在兩個議題上被拉扯和爭搶的狀態。在她做關於女權的演講時，台下的黑人男性怒氣沖沖認為她應該在這種重要場合談論種族議題；而當她在一些場合說起種族，現場一些白人女性會表示：「哈？這個話題那麼重要嗎？你為什麼不說女權的事？」阿迪契再次爆發出洪亮的笑聲。或許她將永遠身處這種爭奪之中，直到有朝一日種族問題和性別問題不再成為問題，直到有朝一日人不再需要為自己生來具備的膚色、頭髮和性別辯護。

【界面文化對話阿迪契】

界面文化：我一直在注意你的頭髮。在《美國佬》這部小說中，你用大量篇幅來寫頭髮——是否要把非洲人捲曲、密實、纏結的頭髮拉直，成為了主人公伊菲麥露身份認同過程的一個標誌。我很好奇，在你19歲第一次到美國時，你也處理了自己的頭髮嗎？

阿迪契：到美國那會兒我的頭髮是自然的。但在那之前，尼日利亞的中學要求學生留短髮，學生們幾乎都像男孩子一樣。在中學的最後一場考試之前，我媽媽帶我去理髮店第一次把頭髮拉直，我興奮至極——雖然我的頭皮被燙傷了，但我終於可以像白人一樣甩頭髮了。

美國除了給了我一個作為黑人的新身份，還使得我學會質疑很多東西。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尼日利亞，我可能根本不會意識到「自然頭髮」這回事。為什麼我身上自然的東西在別人看來是糟糕的？不過話說回來，很實際的一點是，美國的理髮店太貴了，於是到美國之後我試着自己弄頭髮，當然也把自己燙傷了很多次。後來我放棄折騰了，在自然頭髮變成酷的標誌之前，我就讓頭髮保持自然狀態了。《美國佬》裡伊菲麥露很多和頭髮相關的故事，都是我的親身經歷。

《美國佬》[尼日利亞]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著 張芸 譯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01

界面文化：我讀到的第一本和種族議題有關的小說是剛剛逝世不久的托妮·莫里森的《寵兒》，相比之下，作為同樣書寫種族的作品，《美國佬》的寫法更加現代，多了很多微妙、諷刺甚至是幽默的成分。同為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是否影響了你？在你看來，你們探討種族議題的方式有何不同？

阿迪契：我們的核心區別在於她是非裔美國人，而我不是。她有着（has）——啊我還是不敢相信她已經離開了，我很難過——有着（had）比我更長、更痛苦的關涉種族和奴隸制的歷史。來到美國之後，我成為了一個黑人，我很高興我是黑人，我的身份認同和政治認同都是黑人——但我並非一直是黑人。但托妮·莫里森在美國一出生便是黑人，從嬰兒時代起就會因膚色而受到敵視。我從莫里森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她從不移開目光，她站在痛苦面前直視痛苦。給我印象最深的她的作品不是《寵兒》，而是《最藍的眼睛》。幾年前我讀這本書的時候，中途不得不把書放下，我太難過了，書中那個女孩的命運太過悲慘令人不忍卒讀。但事實就是，莫里森從來就不想讓讀者好過，因為她盯視的是一個巨大的痛苦。我覺得我作為寫作者也不會移開目光，但因為我不是非裔美國人，我可以保持一個外來者的視角，所以我能夠將《美國佬》寫得幽默，人們也會在看這本書時發笑——但莫里森不能，她的種族故事是另一個故事。

界面文化：種族主題的文學作品對於一些中國讀者而言可能被窄化為了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鬥爭，但其實從《美國佬》可以看出來，現代的種族議題不只關乎膚色，它也有性別、階級甚至知識權力的維度。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高漲的當下，對於種族的探討是否會變得更為重要和普世？

阿迪契：這個問題很有趣。是，也不是。當以民族主義為代表的極端右翼在全球興起，民族主義者不光試圖驅趕那些異族人，受到威脅的其實是所有少數派、所有與他們不同的人。在這一層面上，我希望這類文學作品會有其意義。

界面文化：《美國佬》很讓我觸動的一點在於，書中描述的尼日利亞年輕人和中產群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數不少的中國年輕人及中產的縮影。在這一代人年輕人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甚至多年留學之後，他們也和伊菲麥露一樣，漂浮在西方文化與本土傳統之間的巨大裂隙之上無處落腳，成為精神上的「美國佬」；中產階級開始以西方品位為導向，從生活品位到言談舉止都傾向於向西方看齊。常年往返於美國與尼日利亞之間，你會有這種裂隙感嗎？

阿迪契：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的確存在，但對我來說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人們太看重西方，甚至於開始鄙視自身。如今在尼日利亞，孩子們只講英語，不再學習本地語言，因為家長認為那是浪費時間。說到這兒，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如今富裕的尼日利亞家庭會讓孩子去學中文普通話。我侄女就會說普通話，她在英國讀一家很不錯的高校，普通話在那裡是首選外語，因為它代表着未來。她會講英語、法語和中文，但不會說本族的伊博語。

我發現，在第三世界或者說發展中世界，再或者說非西方世界裡有一種奇怪的聯結，當有人站出來和西方對抗，其他成員就會面露欽佩——現在這個受到欽佩的角色就是中國。在中美產生摩擦時，尼日利亞人對中國似乎更有好感了……似乎是我們沒法站出來跟西方角力，而中國向他展現了我們有多厲害。

界面文化：談到在第三世界人們傾向於看重西方文化而輕視自身文化，我想到法國人類學家阿蘭·樂比雄在《一神論的影子》中提到了「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的觀點，他認為全球化正導致世界各地的文化樣態由多元趨向單一，變得越來越像美國。根據你的跨文化觀察，這個觀點成立嗎？

阿迪契：如果你說「全球化是西方化」，我想我會表示贊同，但我不同意把全球化窄化為美國化。因為我認為歐洲是回答「何為全球」這個問題的重要一部分。歐洲在某些方面向美國看齊，同時美國也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嚮往歐洲——它們都是西方，它們就是全球化的標的，不好意思，全球化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全球之事，無論如何這一過程都被窄化了。

我有一個朋友曾和我講，他迫不及待想要發財，這樣就能做有錢人做的事了。當我問他那是些什麼事時，他跟我列舉了雜誌上名流生活的內容——買一艘船出海，或者去瑞士滑雪，做做慈善。我當時就想，這或許就是全球化，世界各地的人們共享同一種富法，一種西方式的富法。所以我認為，全球化的確就是西方化，世界上那些欠發達區域沒有為這一進程提供什麼可供想象和抵達的模式或需求。

界面文化：你在《美國佬》中強調，很多人離開故土去美國或者歐洲謀生，並非一定是因為戰亂或貧窮，他們只是想追求一種有尊嚴的、自由的生活。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這種對尊嚴和自由的追求對移民而言是否更難了？

阿迪契：難上加難。在特朗普時代，每一個人美式生活的構成已經發生了變化，對於移民而言更是如此。一切都更困難了，現在人們想拿一個旅行簽證都面臨着重重阻礙。而且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政策頒布，我記得兩天前的一個說法是，如果你是非法移民，你將無法申請任何美國社會公共服務。

特朗普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移民及難民的措施

我們不是絕望的難民，我們來美國只是想獲得更好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就更難了。特朗普上任後，美國不再是那個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你的「部落」、找到你的空間的美國了。這是我之前最喜歡美國的一點，這裡有各種各樣的人和事，你總可以找到你的生活空間和你所屬的群落。現在全都不一樣了。

界面文化：你會更為你的同胞擔心嗎？

阿迪契：這種擔心其實一直都在，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我就已經陷入了憂慮。在特維范·馬丁案發生後，我連着好幾個星期因擔心我的侄子而夜不能寐。當我看到馬丁被槍殺的視頻，我嚇壞了——他們年齡相仿，長得也很像，還都喜歡穿年輕人那種連帽運動衫。我侄子當時住在康涅狄格州一個很「白」的地區，我常常打電話求他晚上不要外出，家人也總是對他說，如果開車被警察攔下，一定要乖乖舉起手來不要亂動。

我侄子曾和我說過一件很令人傷心的事。有一次他開車載爸媽去吃晚飯，在餐廳的停車場，一個白人女子和朋友的車打不着火了，他媽媽讓他下車去幫幫她們，他說，「不，我當然不能去啊，我可是一個美國的黑人男性。如果我上前去，她們會嚇壞的，會以為我圖謀不軌甚至報警。」聽了他的講述我非常難過，天啊，這就是他能過的生活、他在想的事情嗎？他小心翼翼地生活，每天注意自己不要提高音量說話、不要表現出憤怒的情緒，他甚至不敢在電梯關門前跑幾步衝上前，因為人們會被他的行為嚇到。作為一位黑人女性我感受不到這一部分規訓，但這是我年輕的侄子要面對的真實的日常生活。

界面文化：在這裡其實種族問題與性別問題產生了交叉。一方面無論是種族歧視還是性別歧視，都是「生而有罪」的典型；另一方面，同一種族不同性別面對的是不同的規訓和束縛。

阿迪契：是的，這一點太有意思了。我有時和黑人男性聊到性別平等，他們不願意聽，可是我和性別議題的關係與你和種族議題的關係，難道不是一回事嗎？你認為白人忽視你談論種族議題是歧視，可你忽視女性談性別議題難道不是歧視？人性太有意思了。

界面文化：所以，黑人女性站在兩種歧視的交叉點上，處境更糟。

阿迪契：沒錯，這個特殊的位置很有趣，因為我時常感受到一種忠誠度的競爭。我之前去其他地方做女性主義主題的演講，台下一些黑人男性怒氣沖沖，因為他們認為我應該在這種場合聊種族話題才對。而當我在一些場合談起種族，現場一些白人女性又會表示：「哈？這個話題那麼重要嗎？你為什麼不說女權的事兒？」哈哈哈。

界面文化：女權主義者的標籤如何影響了你？它是否使得很多受這個標籤吸引的讀者忽視了你真正的文學成就？

阿迪契：這個標籤肯定讓我損失了一些男性讀者，但我想我也吸引到了新的讀者。但不得不說，當我被定義為一個「女權主義者」，很多人在讀我的小說作品時會帶着特定的眼光來讀，這是我不喜歡做一個女權偶像的原因。

我最愛的是文學，是寫故事，寫作令我幸福，它甚至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唯一理由。我有時候會覺得當一個女權偶像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我的文學之路，影響了人們對我的文學作品的評價方式，甚至影響了人們對我本人的評價方式。很多人只與我探討女權問題，而我有時候在想，我真的好希望聊聊文學啊。

但是，這是我的選擇，做一個女權主義者並非有誰強加於我，我選擇在一系列平台上表達女性主義的立場，是因為性別平等這件事情真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既然選擇了這麼做，就要承擔相應的代價，其中就包括人們對我的文學成就的輕視或忽視，也包括我在尼日利亞受到的巨大敵意和種種批判。

界面文化：相比於第三部長篇《美國佬》，你的前兩部長篇小說《紫木槿》和《半輪黃日》其實都選擇以尼日利亞的動盪歷史作為大背景，比如《紫木槿》裡的軍事政變和《半輪黃日》中的尼日利亞和比亞法拉之間的內戰。在上海書展期間，法國女作家白蘭達·卡諾納（Belinda Cannone）在一場對談中提到，女性作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的原因之一在於她們往往不夠勇敢，不敢挑戰那些慣常以男性書寫為主的領域和主題，比如戰爭。

阿迪契：女性當然應該書寫戰爭，但我們也要問：是誰做出了戰爭的決策？是誰親身參與了戰鬥？女性又有多少知曉戰爭故事的途徑？在這些方面，女性受到的局限顯然更大。我們不能說社會已經給女性空間去做一件事了而女性不去做，這就是她自己的錯，我從來不願做出這種批判。

我冥冥中覺得，是我的兩位祖父保佑我寫成《半輪黃日》的。在那之前，比亞法拉的歷史像一個夢魘籠罩着我，我竭盡所能搜集和閱讀任何與比亞法拉相關的文字，我對關於它的一切東西都感興趣。寫《半輪黃日》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最情緒化的事情，我幾乎是哭着寫完的。我以為自己寫完這本書就會很開心，但當我最終擱筆，我沉入了更深的憂鬱之中，我甚至不知該如何自處。我寫完了自己的故事，但當我看着照片裡饑民的餓殍和難民的掙扎，這個故事又有什麼意義呢……但我還是要寫，至少我寫出了困境中人性的執着。我最年長的哥哥出生在比亞法拉，我父母的朋友在比亞法拉結婚，所以我也會想，縱然有那麼多人間苦痛和可怕之事，但人還是守住了之所以為人的人性，人們依然可以相愛、生子。我也知道，對於我這一代的大多數尼日利亞人來說，這本小說就是歷史，因為學校的歷史書上並沒有這一段歲月。

《半輪黃日》同名電影劇照

界面文化：非洲書寫長久以來都是一個熱門。諾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寫過《非洲人》，提到非洲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英格蘭後院的感覺，V.S.奈保爾也在多部作品中寫了非洲。我知道你不是很喜歡奈保爾……

阿迪契：我的確看不上奈保爾，我覺得他之所以獲得那些讚揚不是因為他技藝精湛，而是因為他寫亞洲或非洲的方式與亞洲非洲本土作家不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他用西方那種充滿優越感的視角來寫非洲、寫印度才得了那些獎，因為他說出了「真相」，而那些真正來自南亞和非洲的寫作者反而在說謊。

界面文化：提到奈保爾打引號的真相，我也想聊一聊不打引號的真相。2018年我們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報道了你在獲頒品特獎時所作的演講，你談到了作家對真相負有責任，你提到「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在這個所謂「後真相時代」，這個責任對於作家來說更難了嗎？

阿迪契：的確，而且社交媒體使之難上加難了。在我的寫作工作坊里，有年輕的寫作者常常擔心社交網絡上人們如何評價他想寫的東西。這已經導致了一種自我審查，他們本來打算寫一個什麼事情，卻怕社交媒體會批評他寫這個事情。在社交網絡上，人們在某種程度上依靠大眾認同參與社交生活，正是這一點導致了自我審查，也讓說出真相更加困難了——寫作者擔心如果自己寫出了真相，人們不喜歡我了怎麼辦？但似乎沒什麼辦法把這些年輕作者從這種自我審查中拉出來，我為此感到憂心。

界面文化：你在尼日利亞建圖書館也是為了在某種程度上與社交網絡對抗嗎？

阿迪契：完全正確！是的！社交網絡對年輕人來說真是太糟糕了，它或許也有些好處吧，但現在的確沒什麼人看書了。

界面文化：怎麼辦？你有什麼辦法教育你的孩子正確看待社交網絡呢？

阿迪契：雖然我的孩子還不到四歲，但我對此已經非常惶恐了。她長大了會怎樣呢？我肯定不會禁止她使用社交網絡，家長越禁止，孩子對社交網絡就越沉迷。另一方面，要保持閱讀——你可以玩推特，但你也要看書，比如一周看三本，和我一樣。

界面文化：回到真相的問題上，你在演講中強調了作家要去關注社會不公，用文學反映社會問題。我記得英國作家、諾獎得主多麗絲·萊辛在《畫地為牢》一書中也寫道了自己對東歐共產主義的反思，她提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要求作家為社會發聲，這不過是另一種政治正確，一首意識流的詩就沒意義了嗎？你怎麼看？

阿迪契：沒有作家必須要做這件事，一些人選擇不這麼做也無妨，還有一些人根本不應該寫他的「真相」。（笑）但我自己選擇關注社會議題與政治。我覺得書寫社會現實並不一定非要寫激烈地反抗社會不公，一個寫作者更應該認清他小說中的角色生活其中的社會與政治空間。我在工作坊里對學生說，當你寫一個愛情故事，我想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宏大敘事，而是他們如何付房租、他們的薪水夠不夠養活孩子。現實主義必須意識到，社會和政治議題就在無數細節之中。

界面文化：在訪談的最後我還想問問那件迪奧T恤的事兒。你在2016年受邀參加了迪奧時裝秀，你的演講題目《我們都應該做女權主義者》被印在了迪奧的T恤上，很多明星穿着這件衣服出街。你覺得這是女性主義被挪用作市場營銷策略的一個體現嗎？

阿迪契：我覺得迪奧不缺這一件T恤的錢，它賣得可都是貴得離譜的服裝！我之所以和迪奧合作這件女權T恤，是因為我很喜歡那位創意總監Maria Grazia Chiuri。迪奧一直以來是比較傳統的，既沒有女權傾向，也不賣T恤衫，可見這位總監的大膽和前衛，她也是迪奧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創意總監。我現在會看到一些年輕人在大街上穿着同款T恤，eBay上10美元一件，棒極了。

「我們都應該做女權主義者」迪奧T恤界面文化：中國的電商平台上也有山寨版在售，我也買過一件。

阿迪契：啊太酷了吧！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的一點在於，年輕人可以知道，女權主義者就在我們中間，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女權主義者不是年邁色衰的氣呼呼的老處女，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女權主義者和我們一樣，我們都應該做女權主義者。

界面文化：雖然街頭有穿着這些T恤的女青年，我們身邊也有各種各樣的女權主義者，但學院派女權主義者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最主流的聲音，雖然她們或許無法代表複雜的女性群體利益。你在《親愛的安吉維拉》中也提到，有時女權主義者太喜歡使用術語，而「專業術語可能太直白，專業術語也可能太隱晦，這兩者都令人厭惡」。

阿迪契：我只會講故事，對各種理論都不在行，說實話我經常聽不太明白那些學院派女權主義者在說些什麼。我記得我在讀研究生時修過一門名叫「女性與政治」的課程，那門課花了非常多時間探討「是否存在女性這個性別」，我都不知道大家在幹什麼。我也沒搞明白第一波女權浪潮和第二波女權浪潮是什麼，不過這些非常西方的概念常常被視作普世的，雖然它們與別人的歷史並不相符。

嚴肅點兒說，我認為學院派女權主義的意義在於為我們提供一種探討問題的話語，但它無法涵蓋所有女性生活的複雜性，而且脫離了最普遍的日常。與之相對，我最關注的恰恰是女性的生命細節——她經歷了什麼？那對她而言意味着什麼？我們錯過了什麼微妙的環節？戰爭如何影響了女性？法律規定的同工同酬對她而言實現了嗎？……

《親愛的安吉維拉》[尼日利亞]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著 陶立夏 譯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06

界面文化：最近在寫什麼？

阿迪契：絕對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