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盈盈：睜眼看現實是一種能力，你得不斷對自己提問

黃盈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採訪人：張雄

編者按 ：去年黃盈盈在《一席》上的演講《小姐研究二十年》流傳甚廣，被認為是學者向公眾發聲的樣板案例。公眾對她的研究領域——性社會學仍懷有極大興趣，但多數時間裡黃並不熱衷公共表達。6月23日，南都觀察和黃盈盈在她的辦公室聊了聊性/別政治、話語與表達，以及作為一個學者從事科研20年的反思。涉及到的現實話題包括：在性方面，保守聲音變大了麼？年輕人對LGBT的認知; 中國人是否已經對性問題脫敏？性的道德審判;學者與公共發聲等。

▌保守聲音變大了麼

南 都 觀 察 ：近年來網絡上涉性話題上的保守聲音似乎有增加趨勢，為什麼？

黃 盈 盈 ：潘綏銘老師和李銀河老師有說過，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中國發生了一場性革命，包括關於性的認識、性關係、性表達、性行為等，這些層面在短時期之內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而且是發生在大眾範圍，而不是在一小波人裡面。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說中國社會從80年代一直到21世紀初發生了一場性革命。這段時間你很少聽到非常保守的聲音直接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最近十來年，另一面的聲音在響起來。你會看到網絡上有一批人真的趨向保守，而並非是為了有意規避審查，或者表態。我其實也不太習慣用＂開放＂或是「保守」來簡單形容不同的聲音。「反性大媽」叫板性博會、性學教授被潑糞，這些抵制性的聲音大概在2013、2014年就已經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並存，也是這個時代的特點。需要注意的是，不是簡單說年紀大的就保守，年輕的就開放或者激進，還真不是。就我在學校教書的經驗來看，現在的特點是分化比較厲害，拿性做例子，學生裡面有一波觀念上非常開放，包括實踐能力，至少比我們那代人要強；但同時在一個課堂裡面，你也會發現有些同學是真的保守。當然，互聯網會放大某些聲音。

南 都 觀 察 ：您說的「實踐」指的是什麼？

黃 盈 盈 ：比如說性行為上行動力會強一點。整體上來說，他們更敢做一點，如果這可以算作知行合一的話。

不過，年輕人到底是越來越保守，還是越來越開放，我覺得不能輕易下判斷。青年學生中，多樣性開始出現了。當然，這種多樣性可能20-30年前也一樣存在，但我覺得20年前的同質性還是會更強一點。這種變化跟整個社會的複雜程度，包括技術的發展都有關係。網絡空間、發聲渠道和個人成長經歷的豐富都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當然我說的是整體的感覺，如果做結論的話需要數據支撐。

▲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中國發生了一場性革命。@Pixabay

南 都 觀 察 ：為什麼您沒有做這種大的抽樣調查？

黃 盈 盈 ：這種研究做起來吃力不討好。在全國範圍內做一個這樣的調查是個大工程，需要好幾年時間，是很費錢的，需要有一定代表性的樣本量支撐。2000年到2015年我們跟着潘老師做的就是四次全國範圍的隨機抽樣調查。但還不光是經費問題，現在整體上入戶調查比原來都難了。因為社會流動在加強，大家互相的信任感在降低，這些社會變化都會影響到做實地問卷調查的難度。還沒說質量把控、報銷制度等等。當然，我自己的能力有限，對定量調查的興趣也不是太大，雖然我認為它很重要。現在看到的相關調查，基本上都是網絡調查，甚至朋友圈調查，對其質量我基本上存疑。有問題的數據，反而有誤導性，還不如不看。

南 都 觀 察 ：剛才那個話題沒談完，近年來網絡上與性有關的事件主人公，會承受更多的道德審判。「渣男」、「渣女」的標籤可以乾脆利落地給一個人或文藝作品蓋棺定論。

黃 盈 盈 ：我喜歡引用一位做性研究的人類學家蓋兒·魯賓（Gayle S. Rubin）的話：在性的議題上，經常是魔鬼學的成分，大於性學的成分。所謂魔鬼學的成分就是妖魔化，大家在這個議題上經常是沒有辦法坐下來好好討論的。性或者性別議題，非常容易跟道德和價值判斷連在一起。也就是說，它經常不是一個事實層面上的討論，或者說它本身連個討論都算不上。

關於性的道德化這個問題，需要放在歷史的脈絡中去看。不是說有人類以來性就是這樣高度道德化的，道德化跟文明化進程是有關係的。在一個歷史脈絡里看你提出的問題，拿學術的話來說，是我們關於性的認識、性的概念，甚至包括語言，包括如何討論它，包括它的道德化程度，都是在一個社會中被不斷地建構的。它不是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而是在變化的，而且不同社會中可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但是作為一個被建構的結果，近現代以來，它在好多社會裡都呈現出高度道德化的特點。研究性歷史的，像福柯、威克斯（Jeffrey Weeks），還有一位寫《性審判史》的伯科威茨都有過很好的論述。

高度道德化的結果之一，就是一涉及性議題，尤其是未成年、女性有關的，大家的情緒、立場就噌一下出來，你不太容易理性地去討論這個問題，不會費心思去看看現實的複雜性，就馬上判斷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在學校系統里就變成師風師德問題，這就沒法談了。另外一方面，如果變得無關事實，而僅僅是道德與價值判斷的話，它就變成「誰都可以談」。有的議題我不懂我沒法談，但性與性別每個人都懂一些，誰都可以談。兩個結果加在一起，就是在網絡上動不動就吵架，變得越來越口號化和標籤化，再加上最近凸顯的高度政治化和舉報風，這個事情就越來越沒得談了。

很多朋友跟我說你要發聲啊，你要把你的意見表達出來，我覺得我沒有精力去做這件事情，也不一定做得好。但我想那有沒有其他討論空間的可能性，讓不同的聲音可以出來，不一定是網絡空間，或者說不是那種爭論的網絡空間，比如這類採訪、對談。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可能性，現在的互聯網太強勢了。舉個例子，我們現在的社會治理，基本上是要求所有人，包括老年人一定要有智能手機才能生活得下去，但這不是進步，而是倒退。因為你只提供一種可能性，技術綁架了我們所有人。技術應該是為人文和社會服務，提供多種可能性的。

那麼在討論問題上，是否也存在着多種聲音消失的情況？我不知道，但我不會把網絡上聽到的聲音，放大為對整個社會的認識，我知道那只是一種聲音，或者說只是部分真實。有的時候網絡出來一個性侵事件的報道，大家就覺得「完蛋了，這個社會怎麼倒退成那樣了」。我反而不會太悲觀。這個事情很可能事實上確實是很惡劣，可是互聯網會把它放大，且有一種臨近感，當你認識到你接觸的互聯網空間只是某一個發聲渠道的時候，其實你的焦慮就沒那麼強了。

南 都 觀 察 ：但這就是現在公共討論的現狀，或者說，訴諸情緒的口號永遠更有市場。那麼學者認識到的複雜性如何傳達？

黃 盈 盈 ：確實是我們把這個空間拱手讓給了一些人，但也很無奈。口號式的、簡單的、激進的聲音更容易被聽見，我們上去說個一二三點，還又是「然而」又是「但是」的，人家也不要聽。我們以前開性研究的會議，一般至少有一半人是來自於做社會實踐的，另一半是學界的。你能看出來，大家的着眼點並不一樣，這種張力始終存在。做研究的人會強調事情的複雜性，做行動的要達到倡導的某種效果，他覺得我沒有辦法那麼複雜，那會喪失行動力。

南 都 觀 察 ：可否舉個例子？

黃 盈 盈 ：比如說性侵和性騷擾。你覺得要通過提倡法律的改變來保護女性，但我對法律介入這些性/別議題會比較謹慎，搞不好會帶來新的問題。比如，我看你一眼，你覺得不舒服，如果這也屬於要法律介入處理的性騷擾，那我覺得是有問題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會特別僵化，會加劇社會的嬌貴化，甚至走向一個極端。兩個人談戀愛，也許連調情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因為調情總是有可能失敗，那一旦失敗就成了騷擾，那還怎麼生活？這些複雜跟曖昧性，可能會被認為是政策倡導的障礙。我也在想，怎樣促進更有效的對話與合作，開闢更多的談論空間與可能，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做研究的、做行動的，都需要認真考慮，包括反思自己。至少，都不要流於口號和謾罵，落到生活現實和具體的人的層面來對話。

▌LGBT在年輕人中間變得時髦了嗎

南 都 觀 察 ：您提到「社會的嬌貴化趨向在中國大陸正在加快步伐」，這個怎麼講？

黃 盈 盈 ：「嬌貴化」這個說法是台灣地區的何春蕤老師提出來的，大約2011年我們開性研究會的時候就提過，當時她說的是台灣社會。如果你去看最近幾年大陸的一些變化，會發現有共通性。嬌貴化，比如說小孩子不聽話，以前做父母的打你一下沒什麼，現在可能會被扣上「虐待兒童」的帽子。何老師舉過一個例子，在校園裡，同學間開玩笑說，「唉呀你個死gay最近去哪玩了」，大家如果在同一個語境裡，能聽出來那是開玩笑。但是一個對性別比較敏感的第三方聽到這段對話，可能會覺得這是對同性戀的歧視。如果這個被不加區分地當成歧視，納入到法律體系，你就要被處罰了。那我們只能正兒八經地說話了，因為我怕我做出一個舉動就是歧視，就會傷害到你，也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就是社會日趨嬌貴化的表現之一。

我有時候都會擔心批評學生是不是太狠了，他會不會承受不住，甚至抑鬱？這與文明化進程有關係。這樣的一個可能社會後果，其實是拉大人際距離，大家對人際關係的理解和認識可能會變得很糟糕，充滿張力或小心翼翼。

南 都 觀 察 ：在談到「年輕人自己組織的活動」時，您提到資本與年齡政治所帶來的隱患並沒有被足夠地意識到。請問您對此問題的擔憂是什麼？

黃 盈 盈 ：這個說法是幾年前寫到文章里的，前提認識是，在一個社會裡，年長的人往往占據更多的資源，包括話語權。所以會支持年輕人主導性地開展活動。這個出發點並沒有問題，我完全同意。在這個前提下，我想說的是，年輕人的事情並非只有年輕人才有資格發言。也不能說因為你是學生，因為你年輕，你對年輕人的了解就一定比老師、比年長的人多，就一定更有發言權。年齡也好，性別也好，不能走向一個政治正確。因為我的領域接觸年輕人、不同的性/別群體、社會組織比較多，對這類苗頭更加敏感。

年輕人內部也有很大的差異性。在學校里，曾經有學生會的同學跟我說：黃老師，我們部長要找你談一下。他對那套官腔和遊戲的熟練，比我老道多了。整個玩法就是很成人的，而且是成人世界裡有問題的那部分。但也有很多學生，我從她們身上學會很多東西，包括做事的熱情與投入。我那句話實際上是說，要警惕某一種身份政治的綁架，這種身份政治可以表現在年齡，也可以表現在性別或其他方面。而無論哪個「身份」的人，在關注到結構性不平等的同時，也都需要有虛心學習、看到複雜性與自我反思的能力。

當然，占據身份與地位優勢的人更是如此。最後這句話一定要補上。我以前對話的時候，把結構性不平等當成是前提，以為大家都清楚。因為我自己是學社會學的，而且反思性也比較強，後來發現不對，優勢者中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人太少，還是得明說，不然不公平，也不利於有效溝通和社會團結。

南 都 觀 察 ：您很重視主流之外的一些趨勢或現象，比如同性之間的性騷擾。這些另類存在在您的研究版圖中處於怎樣的地位？

▲ 黃盈盈正在授課。@黃盈盈提供

黃 盈 盈 ：同性之間的性騷擾其實還不是我關注的重點，學生課堂作業里常有涉及。我自己確實對「邊緣性」比較感興趣，比較關注邊緣與另類，這些在我這不是貶義詞。一方面，這指向邊緣人群的日常生活。所謂邊緣人群，其實你和他們相處久了，會發現他們跟其他人也沒什麼太大差別，生活化的、常態的一面往往會被人忽略。另外一方面，我也關注主流人群的邊緣議題，比如說70後的白領女性、女大學生、老年女性，其實也包括男性，他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議題是不便啟口或不被關注的，是邊緣或另類的。邊緣跟主流的關係，可能是我這幾年關心比較多的東西。其實沒有絕對的、不變的邊緣或者主流，兩者也不應該是對立的存在。

你認為是邊緣的很多人，某些方面可能很主流，而你認為的主流或所謂常態，它也有很多異常的存在面向。而邊緣的議題，反映的也往往是主流的問題。比如小姐議題，它背後跟貧困、流動、性別、道德、家庭、社會變遷等等一系列經典的主流問題相關。再比如，異性戀相對同性戀是主流人群，但其實異性戀里的非主流也很多，比如說玩SM的。有些人社會身份上可能很主流，只是在性的行為方式上是邊緣或另類。一個人可以是主流和邊緣的複合體，而不同群體，把他們打開來看，裡面可能都很複雜。

▲ 邊緣的議題反映的也往往是主流的問題。@Pixabay

南 都 觀 察 ：我有一個朋友在高校工作，他跟我說高校男生感染HIV的很多，有些是因為好奇去嘗試同性性行為，而且沒有安全措施。另一個說法是，LGBT在年輕人中間似乎有了些時髦色彩。您怎麼看待？

黃 盈 盈 ：高校男男間的艾滋病，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國家每年艾滋病日也都會強調。具體情況我需要更多的數據支持。但高校的男男性行為是否是出於時髦或者「玩一下」，就值得玩味了。我也多次聽到過這個說法，我更感興趣的是，這種認識背後的思維方式。它的潛台詞往往是：不能太多地講LGBT問題，因為會對年輕人造成不好的導向。或者有些家長認為，孩子喜歡同性是受了不好的影響，你只是不懂事的時候隨便玩一下，還是可以「扭正」過來的。這些假設其實是需要被審視的。

是不是因為覺得是時尚，就去成為LGBT，我不敢說沒有這種情況。它有點複雜。與LGBT相關的酷兒理論，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西方興起的一個性與性別的很重要的理論思潮，簡單說，它質疑標籤的固化，就是說我不希望以某一個性/別身份來框住我自己，雖然我可能跟同性有性關係或者喜歡某一個同性，但是我也不一定就給自己貼一個標籤說我是同性戀。有女生說我交過男朋友，但這段時間我喜歡一個女的，我後面可能還會結婚，我也不是迫於壓力。我的行為與生活不是一個身份就能框住。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泛性戀，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身份標籤。酷兒理論質疑的就是身份固化，有一種挑戰既定性/別規範（不僅僅是異性戀的，也包括同性戀正統）的味道在裡面，也是對西方二元思維的反叛。

所以你說那叫「玩玩」，如果酷兒化地來講，也未必不對，只是說絕大多數人並不是從我剛才說的酷兒的角度出發，而是從異性戀主導的規範出發，帶有偏見地認為搞基就是「學壞」，「還是可以扭轉的」。其實後面這種認識恰恰是跟近現代西方性學的發展與影響極其相關的。我之前其實會比較糾結，該怎麼回應這類問題，因為真的不是一個兩個人這麼說。但是現在首先可能會想，大家這麼問的邏輯跟背後所隱藏的思維方式是什麼。我給學生講課，也會特別提醒大家去更加自覺地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那些認識，包括提問。我們談論這些事情或提出問題的時候，我們背後的假設是什麼，那個假設是從哪裡來的，會不會有問題，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 LGBT（也寫作LGB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一般指在性傾向、性別認同、性身份或性行為等方面上與社會上大多數人不同的群體。@Pixabay

南 都 觀 察 ：有些人觀察到有些LGBT似乎存在一種身份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或許來自LGBT群體內外的合力，比如將此種身份與好的審美和品味掛鈎，您怎麼看？

黃 盈 盈 ：不一定是優越感，他遭遇的歧視可能你沒看到。社會整體上對LGBT的歧視還是存在的，這個結構性問題不能視而不見。這種時髦怎麼說呢，當你不被承認的時候，少數先鋒會形成亞文化甚至反文化，標新立異，我與你不一樣——我不是太想用「時尚」這個詞，他以這種方式去表達一種存在。我覺得要在一個大的社會結構裡面看這種表達。

另一個角度講，跟異性戀群體裡也存在各種差異一樣，LGBT也不是整體一片。我自己認識的朋友裡面，區別也很大，有的人很低調，如果他不告訴你他的性取向，你不會覺得有任何的不一樣。但有的人就是會標榜一下：對，我就是少數群體，你應該尊重我。社會比較容易看到那些標榜的，所以就形成了一個認識，好像他們都是這個樣子，也是一種刻板印象。

▌中國人對性脫敏了嗎

南 都 觀 察 ：近年來，性社會學相關研究慢慢變得不那麼神秘和為世人關注，這是否說明，中國人對性已經脫敏？受關注程度的變化，對於具體做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黃 盈 盈 ：並沒有。其實要看在什麼空間談論性的問題。在網上，關於性的語言和能找到的小說和影像資源很多，但是在很多公共場合，包括學界，性社會學依然是非常非常少數的一個存在。

其實，在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和討論當中，性是不是忌諱也不一定，也分階層、性別和場合。你看明清小說寫市民生活，性的內容很多。哪怕是當代，老百姓中葷段子玩笑也很多。所以不好說「以前是禁忌，現在放開了」。當然，有些變化是可以觀察得到的。比如，網絡空間以及技術發展對性表達帶來的諸多可能性，越來越多的地方戲和公開上映的影視變得「乾淨」，一句帶葷的玩笑或罵人話，在現在可能會讓人覺得是性騷擾，但在二三十年前人們卻不覺得……

很難一概而論。在人大，我開的課叫「性與性別社會學」，主要是性社會學，名字都帶性了，那來選課的學生應該被篩選過了對吧？要不然你不會來選我的課。但即便這樣，我從作業里還是會看到好多同學說，剛開始會不好意思來聽，講到女性性高潮，有同學還是會臉紅。有的學生有過好幾個性伴侶，有的學生還沒跟異性拉過手。所以還真不能簡單說性「是或不是」禁忌。有一些微信群或論壇，聊這些話題確實沒什麼禁忌，但圈子以外的人可能就完全不了解。換句話說，分化、割裂得很厲害。

▲ 黃盈盈與學生。@黃盈盈提供

南 都 觀 察 ：這個領域中的男性研究者和學生依然很少，不知道近些年是否有變化？缺少男性視角，是否會影響某些研究的開展和學科發展？

黃 盈 盈 ：性醫學與性教育研究者的人數可不少，男性也很多。在社科人文相關的領域，性研究者本身就很少，談不上內部分析說缺乏男性視角，或者學科發展之類。已經退休，大家都知道的，有潘綏銘老師、李銀河老師，還有劉達臨老師。現在的話，研究同性議題的可能還要多一點，文學與傳媒領域最近多一些了。研究我們通常說的，「普通人的性」，研究者很少。我和潘老師帶的學生里，確實女生偏多一點，尤其是我，可能也跟我本人的性別有關。我們這個專業方向，在找工作的時候也沒什麼優勢，雖然很多學生感興趣，選課的同學也很多，但他們不想把它作為一個專業來研讀。或許男生在選專業找工作這些問題上會更實際一點，哪些是主流的議題，哪些是邊緣的，他們會有自己的判斷。

南 都 觀 察 ：社會學本身就是研究型學科，裡面還分出三六九等來麼？

黃 盈 盈 ：都是研究，但是你研究什麼議題，它是會不一樣的，這裡也有一個熱門冷門、主流邊緣的區別。你做什麼議題跟你能得到什麼樣的資源、是否容易發表、以後找什麼樣的工作當然有關係。學界不是象牙塔，學界很多東西是社會的一個反映，或者說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在學界裡，性的研究依然是個邊緣化的議題。

我不好對現在的男女學生整體做判斷，反正來找我當導師的人裡面，確實女生多，而且都挺優秀的，個性和能力都還蠻強的，也不是那麼實用主義。這個還真不是我自嗨，系裡老師也都知道。你選擇邊緣專業，一定程度上是要有對抗某些東西的勇氣的。

▌文本的背後有什麼

南 都 觀 察 ：您好像離開小姐的議題很久了，不知道您現在的研究重點是哪些？

黃 盈 盈 ：對於小姐議題我陸陸續續還是會關注。前兩年我跟學生一起完成了《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這本書主要講不同女性人群的身體和性這類議題。我最近在關注性知識的歷史。

為什麼會關注這個呢？我就是學性社會學的，這個學科受到西方近現代的性學發展影響是非常大的。最近幾年，我越來越覺得，我們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性，對於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文化性習俗，還有性生活性語言，了解是遠遠不夠的。我覺得不能總拿西方翻譯過來的語言來說中國的事情，中國傳統房中術、明清的性小說，包括老百姓形形色色關於性的語言，其實我們的了解都非常之少。當然這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從理論脈絡、概念、思維方式等知識體系上，去反思我們現在討論性問題時用的語言，甚至整套關於性的知識，它可能會有什麼問題，等等。

我去年在研究生的課堂上，有個作業是讓學生去考察當地的性文化。有的學生寫得非常好，比如他們當地的罵人話、某一個民謠、或者是習俗里跟性有關的東西。其實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這種東西，它們都是中國歷史和生活脈絡里的一個個小點。

我不是說要把西方當成是一個對立面，你也割裂不開。它有很多概念是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一些東西，只是說如果完全拿西方的概念體系來套，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其實上一代學者還很強調這種本土性，而我們這一代對中國社會，不管是對歷史還是對現實的了解，其實是更欠缺的。現在好多海外回來的學者，可能對西方的語言很了解，但是對中國歷史跟老百姓生活里的性，了解非常之少。我覺得存在着另一種知識體系的可能性，它是需要去考慮的，哪怕現在還沒有被構建起來。

南 都 觀 察 ：我記得2018年您與郭曉飛老師的對談里，談到對於文本研究的一種警惕，就是你不能只鑽到文本或話語裡，而完全脫離田野。

黃 盈 盈 ：是的，文本很重要，但需要放到具體的生活與社會環境中加以解讀。我當時說的是，社會學裡的訪談材料也是一種文本。其實到最後，你寫作的素材不管是用什麼方式收集來的，最後要處理的都是文本。我會很關注這個文本的生產過程，文本的社會性。對於小說和電影的文本，你或許更加側重最後的呈現，它的美感與深刻性。但如果是處理社會性文本，我會關注人們告訴我什麼，不告訴我什麼，它跟什麼背景或存在有關係，是否由於某種禁忌的原因他就不敢談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怎麼談。這整個過程跟很多社會政治文化因素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對所謂社會性文本，我會分析它在一定的歷史與社會情境之中，是如何被構建出來的。

我個人不太會專注在某一個靜態文本上，我更關注它形成的動態過程，把它當做社會的集體實踐來看待，它受到了很多社會角色和力量的影響。

▲ 2017年《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出版，書中描述「小姐」「同志」等邊緣群體的現況。 山西人民出版社

▌如何對抗道德審判

南 都 觀 察 ：如果從讀研開始算起，到現在您從事性的社會學研究可能已經有20年了。這麼長的時間裡，有沒有比較大的，對於問題看法的轉變？

黃 盈 盈 ：如果以小姐研究為例的話，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我會稱自己是一個分析學派，我會講我以經驗現實為基礎，強調把看到的東西都給你擺出來，然後分析有「這種情況」「那種情況」。我那時候對所謂「價值中立」已經有所懷疑，但我會強調從分析性的角度去看它，不太會有意識地關注立場的問題。

到後來，因為跟不同的人對話，越來越多地了解這個社會，包括政治的、政策的、大家是怎麼看待小姐。在這個對話過程中，你自己的立場會開始形成，我已經意識到立場無可避免。不過，我依然會堅持，田野的經驗是個基礎，只是你的認識，也會受到情境與語境的型塑。你去表述問題以及你對問題的看法時，一定需要更綜合的材料與整體的認識。

這個綜合，是說經驗需要跟語境關聯，你要看到它是在怎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存在的，人們是如何談論它的，這些會影響你的看法和立場。所以到後面我不會避諱去談論自己的立場，不太會再說，我是個貌似中立的分析學派。只不過，需要經常提醒自己，我立論的經驗基礎與依據是否靠得住？永遠需要警惕，立場對於經驗現實的綁架與無視。可能這也算是一個變化吧。

南 都 觀 察 ：是否可以說，您不再傾向將研究成果變成一個多義性的文本呈現在讀者面前，而是更鮮明地指出結論？

黃 盈 盈 ：我給你舉一個例子。我在《一席》裡講到幾個做小姐的女孩子的故事。有些是因為家裡貧困，老公孩子都要靠她養活，有的人覺得，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有個小姐說，她覺得有時候還挺享受的。節目上線之後，有認識的朋友，平常對這些議題接觸得也比較多，問我，你為什麼要把最後這個案例放上去？他直接問我，你的價值觀是什麼，道德底線在哪裡？他想說的是，你講這個是不是可能產生誤導？

我放多個不同的案例，不明確下定論，可能會造成多義性，因為每個人會根據自己的邏輯來解讀。所以人家才會問，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你的態度在哪裡？其實我的目的，恰恰是要告訴你，這些人都存在，但是我不一定直接講出這句話。

南 都 觀 察 ：為什麼不直接點出來？

黃 盈 盈 ：其實很多人是不願意承認最後這個人的。我知道現在的話語體系里容不下這種人，但她確實存在。大部分的聽眾是，當這個東西極大挑戰他的價值觀的時候，會認為這個聲音就不應該存在，或者說不應該被表達。而你一旦在公共空間表達了，就容易被認為是一種宣揚。

南 都 觀 察 ：但聽不聽是他的問題啊。您還是可以講出來。

黃 盈 盈 ：很多時候關於性的議題，道德化色彩很重，有些現實你說出來，別人會覺得你這樣講會帶壞小孩子。同樣的事情擺在所有人面前，但不是每個人都看得到。你的思維夠開放才能看到這些。再則，你看到了這些東西，但怎樣去寫它，哪些放進去、哪些不放，背後一定有你的認識與立場。在這件事情上，我實際上是在挑戰某一種話語體系。

但總體我還是比較溫和的，有些東西不能挑破。因為我知道現在對話很困難，尖銳化不一定是好事。你在某種程度上能引起一點共鳴，有助於理解就可以了。我真的覺得沒必要激化一些東西。

南 都 觀 察 ：關於性別議題，學界和社會行動界似乎已漸行漸遠。這種局面近期有打破的可能嗎？

黃 盈 盈 ：互聯網上的爭論會給人一種天塌了的感覺。我認識的一些女性權益主張者，也並不希望製造一個對立的局面。我覺得從建設性的角度來講，可能大家都需要想一想，可以怎樣更好地對話？激化矛盾和對立沒有任何好處，我自己其實也不是很擅長對話，基本靠躲，有點怕麻煩。但是這些議題，包括分歧，不是說不談就可以的。那麼問題就是，我們可以怎樣去討論性別議題？是不是可以另闢一些空間包括線下的渠道？或者另闢一些話題與語言？僵局或者說死結，我覺得是暫時的。新女權的一些表述，是存在簡單化或者口號化的問題，但她們提出的有些議題是重要的。學界，說實話，大部分人是在安全的領域討論某些性別議題，近年開始轉向歷史、家庭等。這也很重要，但是想象力和現實批判性都很受限。

南 都 觀 察 ：作為一個性社會學學者，如何應對外界對你研究對象的道德化審查，以及自己在表達時可能的自我審查傾向？

黃 盈 盈 ：有時候我會換個方式講、策略地講，當然，迂迴本身也可能是一種自我審查。至於外界的審查，我基本無能為力。有可能的話，我會強調，睜眼看現實是一個社會學者基本的態度和能力。態度是首先你需要去面對這些現實，哪怕是你不喜歡的東西。畢竟，不是你閉眼，這些事情就不存在。避而不談解決不了問題。我也會提醒我自己，要看到這些現實的多面性與複雜性。而能力則涉及到方法，以及你是不是有這個社會洞察力等等。

在性的議題上，包括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上，學者的獨立思考與反思性很重要。面對豐富的經驗世界，你也要學會把自己的立場懸置起來，這種能力是需要訓練的。複雜性無處不在，我的分析是不是帶有太強的判斷性？我判斷的依據到底在哪裡？我的知識結構與思維方式的局限可能是什麼？你會需要不斷地問自己這些東西，這個訓練就是，學會不被道德與價值立場綁架，去看待問題。當你不斷對自己提問的時候，你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看到複雜性。

一個經常被提的問題——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同性戀是不是有病？你認為是在問一個真問題，但實際上，你是受整個醫學化過程與本質主義思想的影響。我一定程度上會去訓練學生去看，影響我們看待事情的那個背後的思維方式到底是什麼？這個非常重要。跨性別有問題？這是受到了近代西方二元性別思維方式影響。如果你再追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性別只有男女？這樣的觀念又是哪裡來的？你把它放到歷史脈絡里看一看，你會看到它有個變化過程。這是第一步。再放到不同的社會文化中、不同的階層群體中看一看，你會看到多樣性。然後，再回頭想想二元思維，是不是有些問題？會不會有其他可能性？為什麼，以及從何時起，我們會如此頑固地認為，只有二元性別才是「正常」的性別秩序？大家又如何理解「秩序」？……

這種訓練還是很難的，但即便對於非學界的人，也是必要的。我們的問題在於到了大學才開始講這些，有點晚了。

南 都 觀 察 ：有部門要求增強中小學男生的「陽剛之氣」，反映出社會的某種焦慮情緒。能否談談您對男性氣質的理解？

黃 盈 盈 ：我覺得這個提議真的有點好笑。男性氣質是個很西方的概念，我個人真的不喜歡這個詞。如果真要講，陽剛之氣、阿波羅這些是希臘羅馬時期的一種文化。中國原來講書生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男生女相、女生男相絕對是好相，民間文藝作品裡也有很多反串的角色。你這個陽剛之氣是什麼意思？男的要有男的樣？後面呼之欲出的是，女的要有女的樣——女性氣質？那恰恰不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東西。或者，至少摳一摳，提議中的「男的樣」和「女的樣」，到底是什麼樣，依據呢？

▲教育部答覆政協委員《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要求各省、校加強「陽剛之氣」培養。@Pixabay

如果說傳統的話，中國人更看重的是內在的品質。男的長成女的樣，女的長成男的樣。都不是問題。那麼教育看重的是內在品質，還是外在的相貌？你稍微想一下，會發現我們一方面強調與美德有關的東西，一方面又焦慮那些外在的性彆氣質。所以我就覺得，那個要求既不了解現實，也不了解歷史，經不起細究。它跟社會的整體焦慮有關，政策如果這麼隨意地跟着某些聲音大的社會輿論走，或者靠「民眾舉報」來推進，容易出問題。從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教育問題很大，我認為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找替罪羊」，這個事情好像是一隻被捏住的軟柿子，根本不解決問題。

▌公共發聲是學者義務嗎

南 都 觀 察 ：您對公共發聲的態度是怎樣的？

黃 盈 盈 ：態度有點複雜，我自己不是太積極。以前叫「社會影響力」，現在一定程度上說成是「社會服務」。性與性別的議題，很受媒體關注。現在談性/別，大家多少都會比較小心一點，就是說，看你要怎麼去談這個問題。有的時候不是說你一定不能談，而是看你的言論在網絡上會引起什麼樣的社會反響。目前的網絡環境不是一個非常理性的討論空間，甚至在當下討論「公共發聲」都有點奢侈。

我的介入不太多，我個人不覺得有些討論是有效的討論，還不如把有限的時間放在教學和科研這些本職工作上。這跟人的性格、跟你研究的議題以及跟時機都有關係。

▲ 研究本身也是一種社會介入，發文章、上課都是影響人的。@Pixabay

南 都 觀 察 ：那您會覺得向公眾發聲是學者的義務嗎？

黃 盈 盈 ：我覺得大學裡學者的義務是教學跟科研。公共發聲或許是學者有餘力時可以做的，但我不太會把它說成是義務，不是每個學者都一定要去做這件事，大部分研究恰恰需要坐冷板凳，沉得住氣。其實研究本身在我看來也是一種社會介入。因為你發文章也好，上課也好，都是影響人的。我一直認為，校園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空間，校園也不是跟社會現實割裂的。尤其現在是畢業季，我就特別有感觸，你看到這些年輕人一批一批從這裡走出去，你不敢說到底影響了他們多少，但是終究你是影響了一些人的，他們帶着你的影響走到社會上去。另外你的研究成果，不管是論文發表、出書，還是融入到教學，也可以是一種發聲。所以我覺得哪怕只是教書做學問，它本身也是個公共性的事情。

南 都 觀 察 ：您剛才說到政治環境，我們其實需要去廓清這個概念，就是說這個政治可能是多個維度的。

黃 盈 盈 ：沒錯，政治這個概念現在你撇都撇不開，敏感不敏感另說。據我的觀察，我覺得性與性別的議題在最近幾年有一個蠻大的變化，就是多重政治性的一個凸顯。所謂多重政治性，是說政治包括很多層面，但是談的時候你還得分層次來談，攪在一起的話，沒有辦法去看清這個事情。

學術點來講，我們熟悉的政治面向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控制，這個大家基本都懂；還有一種政治性，看上去更加具有進步意義甚至普適性，比如說多元性別平等，但它也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東西，處在世界格局與中西關係的語境之下。這兩種政治性不是一回事，而且經常會出現某種張力。還有隨着技術發展而帶來的、更為微觀的、進入日常生活的那些性別規訓，這個比較像福柯意義上的，無處不在的、權力的政治性。

我覺得現在多重政治性的特點非常明顯，性與性別的議題被政治化的傾向很強，這實際上不是一個好事兒。一個例子是現在談到性別議題，本來可以從不同層面去談，但給你蓋上一個政治帽子，說你跟什麼什麼勢力有關，你就知道這個事情沒得談了。我覺得網絡上的爭論，不管哪一方，如果是靠貼政治標籤或者舉報來「取勝」，辯論不過就粗暴處理，很掉價。

南 都 觀 察 ：去年您在《一席》講小姐的那期節目，在網上流傳很廣，但我看您平時在公共空間發言很少。

黃 盈 盈 ：前兩天有個讀者給我郵箱發了一封信，她挺認真地看了我的文章，然後一條條列出意見，我挺感動的。批評我對網絡上新的東西，缺乏跟進和了解。某種程度上說的也是對的，我不太願意跟風走，我也一直覺得，社會學研究不是跟熱點走。我對網絡上一些東西的了解是從學生作業里來的，他們對這類事情比較敏感。

這樣有利有弊，對公共熱點反應滯後是事實。但我會覺得有些事情其實是萬變不離其宗，你看到形式在變化，其實根本性的東西並沒有變，會沒有動力再講。我去《一席》講小姐的時候，心情是很複雜的，因為小姐這個議題從潘老師開始就已經講了很多年了，它絕對是個舊議題。但它依然有幾百萬的點擊量，說明大家對這個議題的了解還是很少。但對我來說這是老議題，我現在上課都不太願意講小姐研究。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沒有太跟進的話，老講這個就有點沒意思，自己覺得沒勁。

南 都 觀 察 ：但是公眾是健忘的，他們會問100遍一樣的問題，是不是讓您很煩？

黃 盈 盈 ：我倒也不是覺得煩，因為公眾對話跟學術研究還不一樣。學術上的重複沒有意義，做研究你需要有新的東西。但是學術研究跟公眾對話之間，有一個距離。這也說明我們的學術成果並沒有很好地轉換成公共語言，我們是有這個問題的。當然，我覺得公眾（其實誰是公眾？哪些公眾？）大多數也缺乏我們學術上說的「文獻檢索」的耐性與習慣。

因為社會在變，一茬一茬的人也在變，所以你覺得「舊」的研究，可能對一些人來說依然是「新」的，這樣看它或許還是有一定意義的。但是我確實會想，怎樣能夠讓我自己不覺得是在重複舊東西。哪怕是一樣的田野材料，當你對話的語境和時代變化了的時候，其實你想這個問題的角度與深度也是在變化的，以及你需要調整表達方式，因為畢竟要跟新的人對話。讓真正關心或者有興趣的人可以聽到，我覺得還是重要的。

南 都 觀 察 ：那您覺得學者跟現實應該保持怎樣的關係？

黃 盈 盈 ：社會學的學者沒法脫離現實世界，但是介入現實，不是只有大家通常說的公共發聲。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改變另說，因為很可能你真的什麼也改變不了，但你必須得接地氣，通過調查的方式接觸不同的人，對話的方式了解其他人的想法，這些其實都是接觸現實。哪怕就是在校園這個空間，你對身邊送快遞的、食堂阿姨、保潔大爺的了解也能增加對現實社會的認識。我不太能夠容忍自己一直在重複——不停地就一些類似的問題表同樣的態，沒有智識上的挑戰，很容易退步。我會有意識地提醒自己這點。走出去，多維地觀察事情或現象的變化，跟不同的人對話，會讓腦子保持一個活的狀態。這種方式會補充你的既有知識，我覺得它的作用並不比閱讀鑽研理論要來得差，也不比直接的社會服務與實踐缺乏社會性。

只是說，我對公共發聲是有挑選的，一年一兩個訪談，不會做太多。我沒有精力就每個具體的事件表態。但如果做了，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