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丨1971年，首部憲法四顧問之一的周鯁生逝世

1971年的4月20日，我國著名法學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部憲法的四顧問之一周鯁生逝世。

周鯁生(1889-1971)，又名周覽，漢族，湖南長沙府長沙縣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法學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後留學英法，獲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及巴黎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學位。歷任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及校務長。

1939年赴美國講學。回國後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在武漢大學從事學術活動，因嚴厲批判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而著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主要著作有《國際法大綱》、《近代歐洲政治史》、《不平等條約十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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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鯁生傳奇：革命年代國際法學家的艱難護法路

他堅決要求收回租界，成就武大最鼎盛20多年；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部憲法4顧問之一，完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前半生瀟灑，後半世憋屈。

護法越難，才越見其價值。

(周鯁生)

周鯁生名字奇特，乍聽來非常陌生，其實這不簡單名字背後的故事，更不簡單。

【年幼失雙親 焚膏渡學海】

1889年3月6日，長沙伢子周覽在貧寒教書先生家裡呱呱墜地。可憐啊，4歲就失去了母親，只好跟隨在長沙縣衙門裡做錄事(管文筆一類崗位)的父親生活。10歲時父親也去世，從此再無依靠。

可能天無絕人之路，周覽父親生前深受家館東主蘇先烈(時任長沙知府)的敬重，加上天資聰穎，勤奮刻苦，很得蘇先烈繼父一般的憐愛，得以留在蘇家家館中伴讀。無父無母、寄人籬下苦學三個春秋後，13歲的孤兒居然以文章名列科舉榜首考取秀才，「神童周覽」一時傳為佳話。在清朝末年廢除科舉興辦學堂時，他靠公費到了學堂念書。

1906年，17歲的周覽告別故鄉長沙，隻身東渡扶桑，來到日本東京，公費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留學。

(早稻田大學)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前，周覽回國。

1912年，周覽改名周鯁生。鯁，原是魚骨頭的意思，可能取其比喻義，蘊含着「剛正不阿」的氣質。

1913年，在黃興的幫助下，周鯁生得湖南省官費支持，到英國愛丁堡大學繼續攻讀，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及金質獎章。

後來去法國巴黎大學深造，獲法學博士學位。

地域上從中國到日本到英國再到法國，專業上從政治經濟學到政治學再到法學，名字上從周覽到周鯁生，這位湖湘男兒遊歷數國，遍及多科，給自己的學術大廈打下了牢固地基。

【幸得賢惠妻 其利能斷金】

辛亥革命前，尚沒改名字的周覽從日本留學歸國，與出身湖南望族的黃芳君結為伉儷。黃家長輩明知周覽是個「上無片瓦、下沒寸土、孑然一身」的清寒青年，但出於愛才，托蘇先烈和譚延闓(時為湖南立憲派首領，任湖南省諮議局議長)為媒，將長女許配給他。

(譚延闓)

周覽夫人黃芳君雖出身富貴人家，卻賢惠能幹，剛強開朗，婚後即遠離富裕的娘家與周覽自立門戶，同甘共苦，勤儉持家。因此讓周覽一生全無家累和後顧之憂，能一心投入民主革命與教學科研中。這是周覽終生之大幸運。

【嫉惡如仇寇 視民若父母】

周鯁生打小就在苦水裡泡大，他從沒忘本，把底層民眾看作父母一般去維護，對各類欺壓弱小的行為當成天然的仇敵去對待。

從日本回國後再赴英國讀書，其中有無奈跟巧合的成分。天生的正義感加上專業是政治經濟學，讓他對清朝的腐敗、國家的貧弱、民眾的困苦兼有感性體會與理性認知。在日本時他加入了中國同盟會，邊學習邊反清。這是他人生中首次加入某個政治組織。

1912年，國民黨決定在湖北漢口辦一個叫《民國日報》的機關報。黃興號召幾位湖南籍留日學生籌建，他們是周鯁生、楊端六、任凱南、皮宗石、李劍農等，由支持革命的譚延闓出資並題寫報頭。創刊後，此報立即參與了討伐袁世凱的鬥爭，成為討袁輿論陣地，也是革命黨人在漢口的聯絡處。

在革命黨人詹大悲領導下，他們準備武裝反抗袁世凱政權。很不幸，這一機密被泄露。袁世凱對《民國日報》恨之入骨，通過湖北都督黎元洪與法國駐漢口領事勾結，於當年3月24日動用武裝巡捕以查出槍彈為由強行封鎖報社，將裡面的周鯁生、楊端六等逮捕，監禁到法租界的巡捕房。獲釋後，周覽潛往上海，改名周鯁生。

(民國日報)

黃興告訴陸續抵達上海的革命黨們：「你們已上了袁世凱的通緝名單，國內不能呆了。」當時他們都很年輕，提出想繼續讀書，黃興設法為他們申請了公費到英國留學。這群流亡學生從此開始接受英倫風的薰陶。在倫敦，周鯁生他們又結識了王世傑、李四光、丁西林、陳西瀅等中國留學生，並常聚一起縱論家國大事，彼此砥礪，觀點越來越接近。

其時，李石曾、吳玉章、汪精衛、吳稚暉，蔡元培等先後來到法國組織中國學生勤工儉學。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強權國家對戰勝國中國的正當要求置之不理，強迫中國接受日本提出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周鯁生與皮宗石、王世傑、李四光、楊端六等，從英國渡海到達巴黎，與留學生、華工等一起包圍了中國駐巴黎和會首席代表陸征祥寓所，使其無法出席會議。中國代表顧維鈞也據理力爭。最終中國沒在和約簽字。

作為戰勝國卻沒享受戰勝果實，還受到國際侮辱。實質上的外交失敗催生出國內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海內外學生遙相呼應，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出版顯功績 媒體留大名】

周鯁生與媒體出版很有緣。辛亥革命前他從日本第一次回國即在漢口辦報，五四運動後的1921年底第二次回國，就擔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法制經濟部主任。

1924年，周鯁生與他一眾同道如王世傑等創辦了《現代評論》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陳西瀅、胡適、李四光、張奚若、陶孟和、聞一多等。現代文學史把這刊物的一些代表人物稱為「現代評論派」。

(現代評論)

【愛生像愛子，護校似護眼】

周鯁生從1922年左右涉足教育，長久為業。他輾轉了五所以上頂尖大學，培育出無數棟樑佳才。他疼愛學生就像疼愛自己的孩子，保護學校好似保護自己的眼珠。

1922年，周鯁生擬訂了湖南大學第一份章程《湖南大學組織令草案》，其中第15條規定：「大學教員之薪俸，由評議會規定之。但教授年俸，至少不得下二千四百元。」理想主義確實可貴，不過物質條件優厚才可讓知識人保持尊嚴，專心教研。

(湖南大學老師的錢包不會太瘦了)

同年，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周鯁生到北大政治系任教授、系主任。

法學家韓德培說：「周鯁生1922年就開始在北大教國際法。從那時起，在中國凡是有些成就的國際法學者，就我所知，幾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政治系教學之餘，周鯁生研究起國際法和外交史，整理發表了《不平等條約十講》等系列論文，力陳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主權的危害。

學者林建剛稱，如果說五四運動是學生基於愛國熱情而自發的愛國運動，那麼318慘案則是政治策劃的產物，年輕純潔的青年學生成為革命黨與北洋軍閥政治鬥爭的工具。周鯁生、王世傑等人當時主要觀點有兩條：第一，他們自己出身法學，故主張首先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此事件。第二，反思大學教育里的黨派背景。

不論是孫中山因宋教仁刺殺案而發起的二次革命，還是五四運動時學生火燒趙家樓，都沒通過司法途徑處理。為了所謂的抽象正義與道德義憤而取消司法程序正義，是這時期革命與學潮的一大缺陷。周鯁生與王世傑的看法，恰恰跟梁漱溟在五四運動中主張法律解決相同，在當時看來可謂空谷足音。

(五四運動參與者沖向趙家樓)

周鯁生、王世傑等認定「學潮背後有幕後黑手」的論斷惹怒了魯迅等人，導致民國知識界第二次分裂。此前圍繞《新青年》編輯問題，胡適與陳獨秀已漸行漸遠，進而分道揚鑣。此外，因為指責國民黨讓無辜學生做犧牲品的論調，曾經的辛亥革命功臣開始遭遇秋後算賬。

胡適日記的某則簡報表露出當時他們這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處境，

"北平市民大會請通緝反革命罪魁

南京國民政府譚主席、蔡孑民先生、張靜江先生、吳稚暉先生、李協和先生、易寅村先生、于右任先生鈞鑒：

三一八慘案、安福系研究系餘孽段祺瑞、章士釗、梁啓超、熊希齡，及附逆黨徒胡適、王世傑、陳任中、周覽……務請迅予通緝，一體拿辦，以慰忠魂，而杜亂源。 "

這裡的周覽即是周鯁生。

1924年，孫中山為籌建廣東大學邀請當時在北大任教的同盟會會員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王星拱等到廣州商量。1926年這幾位進一步參與改組廣東大學為中山大學的籌備工作。

1927年，北伐軍占領南京。周鯁生等隨蔡元培從北京到南京。他擔任東南大學政治系教授、系主任。

1928年，國民政府決定籌建武漢大學，指派周鯁生、李四光、王星拱等組成籌委會。

1929年，周鯁生成為武漢大學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長。

教育家梅貽琦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師就是各領域的拔尖名師，有了好伯樂，千里馬才可能被挑選培訓出來。創始者周鯁生等網羅大師，胼手砥足，三顧茅廬，兼容並包，方才讓武漢大學逐漸有了「民國四大名校」的氣象風度。

1936年，王鐵崖參加中美庚子賠款留學考試，雀屏中選，成為當年國際法專業狀元。獎學金要求先國內導師指導，國內進修1年，然後出國深造，王鐵崖選擇「中國國際法學鼻祖」------周鯁生作導師，後者建議他到美國哈佛大學或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就讀。1939年夏，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滿懷報國熱忱的他忍痛放棄學位返國。日軍轟炸使外文書籍化為烏有。周鯁生伸出援手，邀他前往暫設樂山的武大任教，王鐵崖從此開始了他的國際法講學生涯。這一年，他27歲。

1939年，周鯁生赴任美國，一方面有重要的政治外交任務，另一方面還得兼顧着搜尋人才。他從哈佛成功邀請「哈佛三劍客」韓德培、張培剛、吳於廑執教武大。韓德培是國際私法界一代巨擘，張培剛被譽為發展經濟學創始人，而吳於廑的世界史研究也獨樹一幟。

1945年，韓德培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向他發來的工作邀請，毅然回到祖國。次年，他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來到美麗的珞珈山下，開始新的學術事業。韓德培在武大初執教鞭就被周鯁生聘為法律系教授。1947年，年僅36歲就接替燕樹棠出任法律系主任，後又被推為武大教授會主席。正可謂青年才俊、春風得意，是當仁不讓的中流砥柱。韓德培是當時武大「最年輕英俊的教授」。也許正因他的努力和卓越，在1949年後幾乎所有綜合大學的法律系被相繼撤消而由政法幹校取代時，武大法律系巍然屹立，成為全國僅有的3個破例保留的綜合大學法律系之一。

(1945年韓德培初到武大時在東湖邊)

1946年，張培剛從哈佛畢業時被邀請留校任教。1948年張培剛在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擔任顧問，他是委員會中位居第四的高級官員，但他卻認為這份美差只是個閒職。一心想把理論付諸實踐的張培剛還是決定回國，他捨棄600美元的月薪從曼谷再次回到武大，任經濟系主任。

(1947年張培剛/左四與他的研究生在武大)

1947年，吳於廑回國任武大歷史系教授，先後兼任系主任、副教務長、副校長等職。

(吳於廑)

1946年，譚崇台在美國獲碩士學位，因經濟原因他放棄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計劃，在華盛頓遠東委員會任專門助理，從事日本經濟與戰後賠償問題研究。他先後撰寫了《「論日本賠償問題」》、《凱恩斯在經濟理論上的貢獻》等論文。雖工作得心應手，待遇也很優厚，卻常思故土。1947年，他謝絕師友再三挽留，滿懷一腔報國熱情登程回國，受周鯁生之邀到武大法學院經濟系執教。

此外，周鯁生還邀請趙元任的二女兒趙新那與黃培雲任教武大，黃培雲後來成為粉末冶金專業的頂級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由此可見周鯁生的眼光。

「哈佛三劍客」時代可說是武大輝煌歷史的縮影，代表着學術研究的巔峰，充分顯示了大師、人才對學校發展的決定作用。在瞻仰三位名師的科教業績時，絕不能忘了在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周鯁生。

周鯁生是武大歷史上最優秀的校長之一，在辦學理念上他服膺教育家蔡元培的治校精神，認定優秀的師資是辦好一所大學的先決條件。而他本人在這方面也確實具備蔡元培式的氣度與魄力：求賢若渴，廣攬人才，只要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學者，不論是英美派還是德日派，他都會摒除門戶之見宗派之別，盡全力去聘請。

幾位「劍客」有着相似的學術經歷，在哈佛均已成就卓著，來到武大後最初幾年亦是如魚得水。前者當然是其自身勤奮所致，而後者則直接得益於一位愛惜人才的好校長，以及民主寬鬆的學術環境。

對於周鯁生的治校才能，胡適也曾大加讚嘆。據韓鐵給他父親韓德培寫的傳記《風雨伴雞鳴》中記載：「胡適之先生在40年代後期到珞珈山講學時，向被周鯁生校長請去作陪的韓德培等年輕教授大發感慨，說武大作為北大學者在揚子江邊創辦的名校，可以說是『功不唐捐』。他還說：『周先生才是真正當大學校長的人才，你看有這麼多年輕人跟他，而我胡適之相比之下只是個混世魔王。』」胡適固然有自謙之嫌，但也可看出他對周鯁生治校才能的褒獎。

周鯁生曾批評國民政府的教育偏重應用而不重視理論，「提倡實科，壓縮文科」。他說：「在學術教育的立場上，這實在是不妥當的」，「武大今後的政策，對於理論尚要多注意」。

周鯁生主張大學應該「造人」(出人才)，也應該「出品」(出科研成果)。他經常呼籲：「在校內造成研究的空氣，在『出品』工作上有學術價值的貢獻，是今後大家努力的目標」。

在武大國際法研究所的會議室里，周鯁生留下了「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叮囑。

周鯁生時時不忘自己的教師身份，即使任武大校長期間，行政工作再繁忙，也從沒脫離過第一線授課崗位。無論在北大還是武大，他的課均深受學生歡迎，爭坐前排聆聽，即使提早幾十分鐘進入教室也難找到理想的位子，所以教室窗台外都常擠滿了聽課的學生。學生的普遍感受是：把周老師每堂課記下來就是一篇篇精粹的文章，甚至有小印刷廠偷印他的講義以謀利。

在武大他開設《國際法》課程，主要講解《聯合國憲章》，是中國最早講授此憲章的學者。

(1945年版聯合國憲章)

韓德培說：「我真佩服他的講課藝術。平常和他談話，也許因為年紀大了，他總是輕輕地慢慢地講。他講課時，卻精神抖擻，口若懸河，聲音清脆有力，講得有聲有色。我聽了以後，不禁暗暗讚嘆，這正表現了他對教書的熱愛和重視。」

張培剛稱：「周鯁生教授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國際法學專家，他為我們講授憲法和國際法。周先生總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爐，無熱氣取暖，他一進教室，首先脫去大衣，再走上講台，為同學們上課。同學們對他十分尊重。」

1942年，經學術審議委員會表決，產生了民國首批30位部聘教授，周鯁生的名字跟吳宓、陳寅恪、湯用彤、蘇步青、吳有訓、饒毓泰、李四光、楊端六、茅以升等一起，赫然在列。

1945年，周鯁生回國。8月8日，他到武大宣誓就任校長，並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日，武大成立復校委員會。

周鯁生受任武大校長時面臨最緊迫的兩大難題：第一，由於武大有很多共產黨，政治鬥爭激烈，被國民黨特務密告的人和事頗多，身為校長左右為難。第二，抗戰勝利意味着遷校樂山復員武昌。

對於第一個難題，周鯁生的態度是效法蔡元培，決不無故開除哪怕一個學生。

然而第二個難題，抗戰期間的珞珈山校舍，先是被日軍野戰部隊侵用，後又為日軍野戰醫院和文職官員霸占。日寇投降後，珞珈山校舍表面上看依然宏偉，但校舍內部設施卻被破壞無遺。師生員工急不可耐地盼望着早日東還珞珈山。

東還與西遷相比更難。首先是學校人員增加了兩倍以上，總數達3290人，還有大量圖書檔案、儀器設備要裝運，僅公物就有939噸。加上物價上漲了2千倍，西遷樂山時僅用2.7萬元(法幣，下同)，經過十年貨幣貶值，東還珞珈山卻要29.2億元。其次是交通工具緊張，飛機、輪船等主要交通工具多被國民黨行政官員和軍隊徵用，學校復員只能靠木排跟徒步。

(暫駐樂山的武大)

1946年3月10日，第一批物品從樂山啟航，同年6月20日首批人員起程。師生們歷盡艱辛，終於全部平安東還。

1946年10月31日，先期達到珞珈山的師生在武大禮堂舉行了「武大成立十八周年暨三十五年度開學典禮」。

由於周鯁生的精心籌劃安排，回遷的各項難題總算一個個地解決了。

武大克服重重困難，由樂山復員珞珈山，恢復農學院，增設醫學院，成為了擁有文、法、理、工、農、醫的著名綜合大學。

在當時教育很艱苦的情況下，周鯁生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發展，也應重點發展。主張充實和加強那些設備好、教員好、環境也好的學校。「他認為：「到處辦校的結果，反倒無力補充好學校，與其多辦學校，實在不如集中幾個比較好的學校來充實。」並預言：「武大原來的建築只能容納一千人左右，在將來至少要辦到能容納五千人，甚至一萬人」，「倘若不能容納更多的學生，又怎能負起一等大學的責任呢?」

1947年，在「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全國學生運動中，武大一些學生要出版鉛印報紙《武大新聞》，請周鯁生題寫報頭，他欣然應允，就像當年譚延闓給周鯁生等負責編輯的《民國日報》題寫報頭一樣。這份學生報紙專門報道校內外新聞和各地學運動態，抨擊國民黨政策，最後被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以「言論荒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當年6月1日，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為鎮壓武漢地區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在武大製造了「六一慘案」，學生死3人，重傷3人，輕傷10人，被捕20餘人。慘案發生時周鯁生正在教育部開會，得悉消息後立刻趕回武大，約集武大教授會18位教授齊赴武漢行營保釋被捕學生。

周鯁生召開記者會，要求追究法律責任。

6月23日，武大師生為「六一慘案」死難學生舉行出殯大遊行，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周鯁生頂住壓力，帶領各位教授，始終走在隊伍前列，表達了與學生運動站在一起的決心。由於全校師生的鬥爭和他的奔走呼號，迫使國民黨當局撤銷了武漢警備司令彭善職務，釋放了被捕師生，從優撫恤了死難學生親屬，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948年，國民黨武漢特種刑事法庭想傳訊18位武大學生，周鯁生明確表示，由校方、教授會及學生自治會的代表護送學生出庭，並成立以韓德培為首的法律顧問委員會，準備為學生辯護。由於師生的配合鬥爭，被傳訊學生很快獲保釋放。

1949年，國民黨在武昌戈甲營逮捕了7名準備赴共產黨管理區域的學生。消息傳來，武大學生自治會代表找周鯁生出面要人，他堅決地說：「只要你們打聽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於周鯁生和武漢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學生的鬥爭，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被捕學生。

周鯁生與學生在鬥爭中建立了親密友誼。1949年3月6日是周鯁生六十壽辰，武大地下黨領導的學生自治會為他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祝壽活動，還在武漢《大剛報》發表訪問記以增強影響。學生們把周鯁生夫婦請到台上就坐，並致祝辭。最後，演出了一幕歌頌周鯁生夫婦的話劇，把老校長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臨近1949劇變時，白崇禧曾令武大遷校桂林，周鯁生當面予以拒絕。1949年4月，他在學校「團結應變迎解放座談會」上公開表態：「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遷校!」

1949年初，何應欽赴武漢請他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他當面謝絕。

周鯁生還對學校的安全和師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說：學校安全「則有待於群策群力，團結聯防，互助應變，切實開展各項工作，始能共度難關」。關於師生生活，「保證學校負責籌措五、六兩個月，甚至七月的糧食及日常用品。」他一再向師生明確表示，一定堅守學校，與大家共同保護學校。周鯁生在學校緊要時刻，臨危不亂，態度明朗堅定，穩定了全校人心。

武大得以完好無損地保護下來，為高等教育事業繼續作着貢獻。周鯁生的護校功績，歷史定會銘刻。

1949年後，周鯁生繼續擔任武大校長、文教委員會副主任。

武大師生從沒忘記過自己的老校長。為了永志他對武大的貢獻，學校專門設置了《紀念周鯁生法學獎學金》，並於1985年4月頒布《武漢大學紀念周鯁生法學獎金暫行條例》，以激勵後學繼承其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

2005年11月29日，周鯁生塑像在武大新法學院大樓落成。

(周鯁生塑像)

2014年12月31日，武大校長李曉紅新年致辭稱，「我們不能忘記老校長周鯁生的追尋:『我們的大學除了造就人材和研究學術之外，還要影響社會;要做社會改造的動力』」。

【愛國有熱血 抗日正當先】

日本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鄰居，這個鄰居虛心學習過唐朝先進文化，後來卻給以前的「老師」不斷帶來血與淚的痛苦。

(江蘇北固山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詩碑)

作為曾留學日本的周鯁生，因為深愛祖國，對日本把握準確，所以抗日之志愈戰愈堅，未有任何懈怠，起到了作為中華赤子和知識分子所應有的作用。

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挑起「東(三)省事件」。英法等國操縱國聯，藉口調解中日爭議派出調查團來華，炮製了歪曲事實的《國聯調查報告書》。對此，周鯁生在季刊《武漢大學社會科學》上連續發表《東省事件與國際聯盟》，從國際法角度予以深刻揭露。其後，國聯中某些人還企圖吸收偽滿洲國加入國聯。周鯁生又發表《所謂滿洲國之承認問題》，予以嚴正駁斥。

同年11月，周鯁生作《對日問題剖析》的報告，他希望通過國際法及國際組織來阻止日本侵略，要求青年有抗戰決心，要做抗戰的多方面準備。

1932年1月，為支持馬占山在東北的抗戰，武大發起「捐錢獻物抵制日貨」募捐活動，師生共捐款國幣2663.35元。其中部分教師捐款細目如下：王世傑、楊端六、蘇雪林等100元;王星拱等80元;周鯁生、皮宗石等60元。

當年3月，武大「東省事件委員會」發通告，公布了學校女教職工和教職工女家屬親手縫製衣服的情況。縫製棉背心1016件，購買毛巾1200條。部分捐贈如下：...周鯁生夫人12件...收到武大寄去的棉衣、毛巾後，前方將士非常感激。4月8日，宋哲元將軍給武大去電錶示感謝，電文如下，

「武漢大學公鑒：

敬啟者，暴日自陷我東北愈肆猖獗，固為全國所痛憤，實亦軍人之大恥，此次喜峰口羅文塔各戰役，賴各方之指導，民眾之援助，官兵奮不顧身得以小挫敵鋒，迺承遠勞慰問厚惠寵頒，拜領之餘，愈滋感懷，頑寇未除，枕戈時惕，惟有矢志殲敵，用副期許，專此鳴謝!

敬送台祺。」

(領導打響喜峰口戰役的宋哲元墨寶)

4月12日，孫魁元將軍也去電錶示感謝。 電文如此，

「武昌武漢大學東省事件委員會公鑒：

刻由後援會轉來貴會，惠贈棉背心300件，毛巾400條。敬領之下，感憤交集。魁元忝膺師干，志在黨國，雖喋雪冰天、橫刀荒漠，誓死奮鬥，迭挫強鋒。然未搗黃龍，寢饋難安，努力殺敵，以副雅意，除將收據掣經後援會轉交外，謹電鳴謝，仍吩箴言。 41軍軍長孫魁元，叩文。」

4月，周鯁生作《國聯調查委員團與國聯大會委員會》的演講。5月，周鯁生作《國際裁軍會議》的報告。

1933年初，周鯁生作《東省事件的新形勢》的報告，他指出，現在到了很嚴重的關頭。10月，周鯁生再次發表《外交與國防》的報告，他表示，對於國防要有整個的國防政策，要有永久的國防計劃。

1934年6月，周鯁生作《對日外交》的報告。12月，周鯁生作《中國與國際聯盟》的報告。

1935年3月，周鯁生作《歐洲政局與遠東和平》的報告。12月27日，在華北危機日益嚴重時，武大文學院的教職工成立了「武漢大學教職員救國會」，通過了教職員救國會章程，選舉周鯁生、范壽康等九人為執行委員。救國會成立後立即給國民政府發電，表達對時局的意見，電文如下，

「南京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蔣院長鈞鑒：

自東北淪陷國難日深，中央隱忍圖存，退讓已達極境，乃日本猶復任令在華軍人，節節進逼;少數漢奸，公然依附外人，藉口自治，不惜更舉我關內數省土地，拱手送人。現今外寇深入，誰無同仇敵愾之心，中央如有抵抗到底之決心，全國人心未死，必能分工合作，一致為政府後盾，以救危亡。否則中央政策必不見諒於國民，豈惟青年鋌而走險，恐國事更不堪問矣。迫切陳詞，諸維鑒納。

國立武漢大學教職員救國會，同叩。」

(1935年殷汝耕/中立者組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讓華北脫離中國)

1936年1月，面對日益嚴峻的中日形勢，武大教職員救國會再次向國民政府去電，提出對時局的意見書。電文如下，

「行政院蔣院長鈞鑒：

同人等痛感國事之日蹙，國難之日深，激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大義，凜於『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之危罹，謹本赤城，獻其鄙見，如有可采，乞予實施，國家幸甚。 1、關於外交者，約分三點意見：其一，請我政府根本放棄『退讓政策』，及『中日親善政策』。其二，在東北四省鄰邦尚未交還以前，絕對不應與談經濟、文化、軍事之合作。其三，此後外交應隨時公開。關於此點，時賢論之已詳，外交絕對公開，則為國民者，隨時可以替政府分憂，可以為國家效勞，上下之情相通，自無怨讟可興，無誤會可起。2、關於國防者，竊維我國軍備種種，既與敵人相差太遠，無法可作正式交綏，則亦惟有採取阿比西尼亞抵抗意大義之方法，化整為零，用『散兵戰』、『游擊戰』、『驚擾戰』以困之，務求避免主力之接觸，而誘其深入，分其部隊，各個包圍解決之。3、關於處置愛國運動，及訓練青年問題者。竊思學生愛國運動，方法雖或未能盡善，而動機則絕對純潔，此真國家民族賴以生發之種子，誠宜因勢利導，使納於正規，而為國家增加力量。同人等管窺之見，略如上陳。所言雖屬粗枝大葉，而自問尚能代大多數國民意見，謹請。 政府鑒其之城，采其原則。是否有當，伏候鈞裁。

國立武漢大學教職員救國會同人恭具。 」

當年12月，周鯁生作了《中日問題外交史之一頁》的報告，報告說，中國外交應多方面並舉，尤其是側面交涉，不能完全依靠國聯或其他一國的政府，中國應隨時隨地實行抵抗外力的侵略。

1937年3月，周鯁生作《外交之檢論》的報告。10月作《對日抗戰中之外交》的報告，他認為，政府對於抗戰最近是在積極的準備，盧溝橋事件就是政府積極準備的結果，抗戰如果堅持半年以上，將會出現有利戰局。

(盧溝橋事變的中國守軍)

1938年，因武漢會戰爆發，武大被迫西遷四川樂山繼續辦學，農學院併入中央大學。

1939年8月19日，36架日機從漢口出發，對樂山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轟炸，把整個樂山城毀掉三分之二，商業區夷為平地。事後統計，小小樂山城死亡7000多人。在這次大轟炸中，武大有5位學生、2名教職員和7名教職員家屬遇難。周鯁生、楊端六、葉聖陶等30餘位教授的家當全被毀，葉雅各、蔣思道等20多位教授財產大部被毀，學生中也有16人財產盡毀，66人部分損失。法學院孫芳教授的家人悉數遇難，從此他變得沉鬱寡語，貧病交加，最終客死樂山。

隨父親楊端六西遷樂山的楊弘遠當年僅五六歲，對這次空襲記憶深刻：「當時正在吃午飯，突然響起了一次次刺耳的警報，父親丟下筷子，趕緊拉着我們，鑽進屋外天井裡一處用木頭架子和沙包壘起的掩體裡，這個臨時掩體裡當時還躲着周鯁生教授一家人及劉秉麟教授一家人，我們三家當時合住一院。我記得身邊不遠處不斷有炮彈落下來，有的居然沒爆炸，最後是一顆燃燒彈，一下子燃起大火，燒着了我們居住的房子，父親趕緊跑到屋內，搶出了部分重要文件。」

(1941年8月23日轟炸樂山後日機低空偵查)

在這次大轟炸的善後搶救過程中，武大學生表現十分英勇。當敵機尚未飛走時就組織救護隊，各種奮不顧身，或拆卸正在燃燒的房子，或扛抬傷員和遺體，或搶救物資，或協助醫療隊，從中午直到天黑，仍奔忙不止。

這次大轟炸不久，周鯁生赴美從事講學、研究活動並任舊金山國際聯盟組織中國團顧問。 在異國繼續釋放着他特有的抗日能量。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周鯁生用自己的鏗鏘言行，實踐了這個聲明。抗日最終能夠勝利，也正是包括周鯁生在內的所有中國民眾拼命努力才得來的。

【立法保民權 外交彰國格】

1922年，直奉戰爭中直系獲勝，恢復了舊國會，宣布制憲。北京各界人士認為有在憲法上爭取確立民權的必要，周鯁生與皮宗石、李石曾、王世傑、李大釗、黃侃等發起組織「民權運動大同盟」，進行了廣泛的爭取民權運動。

(民權運動大同盟的官方媒體)

1926年10月，北伐軍收復武漢。應陳友仁邀請，周鯁生與王世傑一起來到武漢，致力於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

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周鯁生力推「革命外交」，他總結了革命外交的要點：第一是「打破一切傳習成見和既存的規則」。必要時「對於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紛雜的不平等關係。第二是「利用民眾勢力」。革命外交必以民眾勢力為基礎，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衝。最後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動的，攻勢的」。具體言之，就是對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風」和「小題大做」。要敢於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觸動列強的既得權利和地位。中國今日所需不是紳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換言之，就是無視一切被視為「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和承諾，無視其到期與否，直接將之廢除或不予承認，強迫原條約國家重新談判訂立國人認為平等的新條約。這正是張學良在中東路事件中所作的。而在蔣介石，這已是慣例了。

北伐過程中，國民政府收回了海關附加稅權力，派兵強行收回了九江和漢口的英租界。北伐成功後，又迫使列強接受對關稅主權的談判。

(1927年1月3日北伐軍收回漢口英租界)

1932年7月，周鯁生多次前往蔣介石官邸講解國際法和中國外交。7月20日，他為蔣介石分析國際形勢;22日，談領事裁判權與租界問題;26日，為蔣介石講解國盟、第一次世界大戰議和方針及威爾遜的和平計劃等。

1936年，周鯁生升任武漢大學教務長，他一面繼續培養中國的外交人才，一面逐步成為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外交諮詢顧問。

1945年，周鯁生當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9年10月1日前，國民政府任命周鯁生為立法委員，他不接受。

武漢被共產黨接管後，除了教育方面的職務，周鯁生身兼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周鯁生離開了奮鬥30餘年，心心念念的教學崗位，專攻外交，開闢事業新篇章。他歷任外交部顧問，兼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還是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法學家李浩培回憶:「毛主席和周總理對周先生都很重視。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經周先生提意見，周總理是不批發的。」

當年，抗美援朝。毛澤東和周恩來聽取周鯁生建議後，決定讓參戰部隊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赴朝作戰，從而避免以交戰國身份介入朝鮮戰爭。實踐證明，這一建議給我國外交鬥爭贏得了較大空間。

(1950年志願軍跨過鴨綠江)

1954年，周鯁生成為我國第一部憲法的四位起草顧問之一(另三位是錢端升，呂叔湘，葉聖陶)。他提出了許多中肯意見，受到中央領導讚賞。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必武如是說：「周鯁生對這次憲法的制定，出謀劃策，解釋說明，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周鯁生畢生研究國際法。其《國際法》一書將五項基本原則列為國際法之基本原則，使傳統國際法發生了質變，對維護世界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周鯁生建議，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因為只提「領土」可能被理解為現在實際控制的領土，聯繫當時我國實際情況，這種提法並不利;同時把「領土」和 「主權」合成一詞，很可能被理解成「領土」是 「主權」的形容詞。他還建議，將「平等互惠」原則改為「平等互利」原則，因為「互惠」需雙方協商同意，只有「互利」才能體現普遍適用的原則。周恩來在萬隆會議的發言裡正式使用這一新提法。

周鯁生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根據國際法原則發表了很多有影響有份量的文章。主要著作有《國際法大綱》、《現代國際法問題》、《國際法新趨勢》、《國際法概論》、《近代歐洲外交史》、《近代國際政治小史》、《贏得太平洋上的和平》、《現代英美國際法的思想動向》、《國際法》等。

1970-1980年代，周鯁生、沈韋良、許光建、陳德恭等國際法學者的研究結論是：從國際法的沿革與立法精神看，傾向於支持軍艦的無害通行權不需要事先通知或批准。國際上堅持堅持事先通知或批准的國家越來越少。中國也遲早要採納周鯁生等學者的這個建議的。

周鯁生還接待過許多來訪的重要外賓。

【政治向左傾 命微苟且活】

1939年9月，周鯁生赴美。恰好胡適擔任駐美大使。這一時期可謂周鯁生與胡適交往最密切的時期。胡適在日記中常提到周鯁生。據學者林建剛的研究，1940年1月的日記中，胡適寫到：「鯁生、端升兩兄來談，我們暢談國家大勢、世界大勢，直到夜半。海外不易得此種樂趣。」另一天的日記則寫到：「今天我和鯁生談。我勸他多住幾個月，好幫我一點忙。他允考慮，我很高興。鯁生淡於名利，又有見解。故我很想他多住些日子。」

(左四周鯁生，左五胡適)

這一時期，蔡元培在香港去世，胡適曾跟周鯁生談到蔡元培的領袖風範。在日記中，胡適寫到：「到家才知道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1867-1940)。與周鯁生兄談，同嗟嘆蔡公是真能做領袖的。」 對於蔡元培無為而治的哲學，胡適最為讚賞，對此，在《淮南王》書中系統論述，胡適還曾將此書送給蔣中正，希望他也可以無為而治。而不論是執掌中國公學還是北大，胡適都是採取無為而治的模式。從周鯁生與胡適同嗟嘆中不難看出周鯁生的觀點。

與此同時，胡適還曾跟周鯁生談到中國做民主國家的資格問題。胡適在日記中寫到：「同周鯁生兄談中國在世界上要算有做民主國家資格的，其資格有三：①孟子以下，承認選擇，承認革命，為合理。②自孔子的『有教無類』，到蒙館裡念的《神童詩》『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平等的精神最發達，社會也最無階級。③自古以來，政治制度承認『諫諍』，即是承認『Opposition』。」

此外，胡適還曾給周鯁生推薦一本揭露蘇聯內幕的書。胡適在日記中寫到：「讀完了Darkness at Noon。這部小說寫一個蘇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關在監里，受種種拷問，終於自承種種罪名，並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狀。結果還是槍斃了。作者很能體會這班共產黨的心理，描寫很有力量。我勸鯁生讀此書。」

Darkness at Noon這本小說就是阿瑟庫斯勒所寫的《中午的黑暗》。這本書是比較早的觸及到共產主義陣營內部黑幕的紀實類小說，之所以說具有紀實性，是因為阿瑟庫斯勒早年是共產主義者，而且一度做過共產主義的高級幹部，後來遭到整肅。雖名曰小說，也未嘗不是一部自傳。在小說中主人公魯巴肖夫的困惑在於：為了一種崇高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幸福，是否可以犧牲少數人的生命?這部小說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胡適對蘇聯的判斷，他由此看到了蘇聯的陰暗面，開始糾正此前的看法。而這部小說似對周鯁生沒有多少影響，二戰後，周鯁生在分析國際形勢時，更加警惕的是德日法西斯的死灰復燃，而非蘇聯的強權與陰謀。

(阿瑟庫斯勒《中午的黑暗》)

1925年，胡適還曾在武昌大學演講，在演講中胡適提到了他對五卅慘案的看法，據《胡適年譜》記載：「1925年9月28日：晚上，在武昌大學演講時，就五卅慘案發表意見。五卅滬案，鬧得全國紛擾，你們應該走的一條路，就是閉門讀書，不管閒事。滬案打死的是少數人，你們反省一下，看看直奉戰爭，打死十幾萬人。你們對於直奉不說話，為什麼對於滬案要說話呢?」。 胡適的這一論調，符合胡適「與其責人不如責己」的一貫主張，也是胡適反求諸己的思想體現。

當時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對民族主義情緒，愛因斯坦曾評價說：「民族主義是一種幼稚病，他是人類種族中的麻疹!」而此時中國的民族主義盲目排外，曾經全盤排外的拳匪義和團成為人們歌頌的目標，對此，胡適重申自己的一貫主張：提倡動盪時代的鎮靜功夫，救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救出自己，而救出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將你自己鑄造成器。 周鯁生對胡適的這些主張都是贊同的，而且他也一直致力於通過法律途徑而非暴力途徑來剷除不平等條約。

可惜，後來留在大陸的周鯁生，對這一時期自己的大部分工作都否定了。他和長女周如松談心時曾說：「解放前我一直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研究，寫過《不平等條約十講》，作為小冊子出版，那也只不過起着喚起青年團人的愛國熱忱的作用，沒有實際成效。」

與治校才能相比，周鯁生這位國際法專家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卻出現了偏差，由此胡適與周鯁生還展開了一場論戰。首先是周鯁生在《歷史要重演嗎?》一文中擔心英美在二戰後對德日的幫助可能會養虎為患，進而再次導致下一個二戰的誕生。在文章中，周鯁生擔憂的是德日法西斯勢力的沉渣泛起。而胡適的判斷則不同，他認定在二戰後，德日兩國不足為患，需要特別警惕的是蘇俄。

(1946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正式開啟冷戰)

《胡適年譜》中曾記載這次論戰：1948年1月21日：胡適致信周鯁生，談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信中對當時國際形勢做出了三個判斷：(一)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二)因為根本不許德日兩國重行武裝，所以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三)所謂「防制德日的復興」，應該解釋作盡力防制這兩國的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活。並說，如果我們看法不算大錯，那麼，我們似乎沒有充分理由可以譴責西方民主國家對德日和約的政策改變。同時攻擊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與年譜記載一致，胡適在寫給王世傑的信中，也曾寫到：「老實說，我近兩三年來很有點反俄」。

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這場論爭，周鯁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確實存在偏差。

新文化運動時期，聽聞蘇俄革命的消息時，胡適曾欣喜的寫下《沁園春·蘇俄萬歲》的詩詞，隨着閱讀的深入與人生的體驗，胡適對蘇俄的判斷也產生了重大轉變。胡適也曾把這些他所讀過的有利於判斷蘇俄的書推薦給他的朋友們，例如周鯁生、陳垣等人。然而，在人生選擇的時刻，陳垣、周鯁生都做了與胡適截然不同的抉擇。

從王世傑日記記載的史料來看，1949年周鯁生原本打算去台灣，留在大陸，不是其內心選擇，而是被逼無奈。王世傑在1973年的日記中寫到：「鯁生原已決定於政府撤離武漢時離開武大及武漢，並已囑其長公子離武漢來台。但白崇禧(當時武漢最高官長)撤離時未通知鯁生，彼遂陷於武大。此事為白健生最不負責任至大過失。余甚以為憾。」

王世傑日記中所描述的應該是真實的，因為周鯁生的幾個兒子在當時都離開大陸並去了台灣。胡適在其1959年的日記中還曾寫到：「鯁生的兩個兒子(元松、小松)借祖望家請元任、雪艇和我晚飯。」

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白崇禧不通知周鯁生呢?可能跟周鯁生不服從白崇禧的命令有關。據相關史料，國民黨從武漢撤退之前，白崇禧曾勒令武大遷往廣西桂林，遭到了周鯁生的拒絕。此外，作為大學校長的周鯁生，保護學生的生命安全時，就從客觀上保護了中共地下黨，也會導致國民黨官員的相對不滿。

別無選擇的周鯁生為爭取主動，只好找共產黨來接管學校，但周鯁生並沒有得到掌權者的重視。當時的武漢大學軍代表朱凡在《武漢大學接管工作總結》中寫到：「×××在思想上是保守與落後，他雖以國際法見著，但與其說他是一個學者，不如說是一個政客。他政治手腕厲害，靈機應變，飽有經驗，非那些書呆子可比。所以我們不把他做學者看，而作為政客來看。」這裡的×××，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就是周鯁生。

(1949年武大學生在校園裡)

這時，周恩來保護了他，把他從武漢的教育系統調到了北京的外交系統，否則難逃批鬥。

1949年後，胡適一直被批判。

1956年，周鯁生這位老同盟會會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政治組織生活的抉擇與轉換。

同年，赴英國訪問的周鯁生遇見胡適好友陳西瀅。周鯁生想通過陳西瀅勸胡適回大陸看看。後來，陳西瀅給胡適寫信道：「我談起大陸上許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適評判』。周鯁生說『有一時期自我批判甚為風行，現在已過去了。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到歡迎。』我說胡適如回去看看，還能出來嗎?他說『絕對沒有問題』。他要我轉告你，勸你多做學術方面的工作，不必談政治。他說應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實在情形，不要將眼光拘於一地。」

而在胡適看來，思想與人是不能截然二分的。因此在這封信上，胡適寫了一句眉批，堪稱終極之問：「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

縱使如此，身在自由之地的胡適還是經常關注周鯁生這位老朋友。在寫給趙元任的信中，胡適說到了周鯁生的病情，還抱怨周鯁生那時已不理老朋友了。

(胡適墨寶)

1962年，胡適逝世。一代哲人，遽歸道山。

文革時期，武大造反派總司令部污衊周鯁生為「美國黃金案的總後台」，要批鬥這位年近八十高齡的老人，又被周恩來阻止了。

1971年4月20日，82歲的周鯁生逝世。

[責編:朱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