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互聯網法院是如何審案的？

從網上訴訟平台進入，僅需5分鐘便可完成起訴訴狀的填寫和提交；當事人不用同時出庭，選各自有空的時段即可參與庭審辯論……這是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提供的司法服務，而且24小時不打烊。在數字技術的助力下，互聯網法院如何革新審判模式、維護網民權益、釐清網絡平台侵權責任、保障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對此，傳播君專訪了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杜前。

數字技術革新審判模式

傳播君：杭州互聯網法院異步審理模式讓當事人可在規定期限內登錄平台，不同步參與訴訟。請您談談這一模式的建立過程以及運用優勢。

杜前：互聯網糾紛案件當事人遍布全國乃至全球，經常面臨開庭排期而當事人又處於不同時域的矛盾，全流程在線審理模式打破空間限制後，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進一步打破時間限制，讓司法更加便利人民、貼近群眾。

2018年4月，我們首創的異步審理模式應運而生。首例運用異步庭審模式的案件是涉《金陵十三釵》的知識產權案件。相較於傳統庭審模式，雙方當事人擁有 48 小時的充足辯論時間。最終，該案以雙方握手言和結束。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異步審理模式對全球司法服務轉型升級產生深遠影響，在哈佛大學於今年 4 月召開的「在線法院與司法未來」國際研討會上被重點推介。

從審判實踐來看，異步審理模式有三個優點。

首先，再造訴訟流程，突破時空限制。

當事人可利用空餘時間，不同地、不同時、不同步地參與訴訟活動，真正實現「一次都不用跑」就解決糾紛。

其次，提高審判效率，縮短審理周期。

法官從固定庭審時間中解放出來，可以在主持庭審的過程中兼顧其他工作。

再次，平衡訴訟能力，保障訴訟權利。

在規定的時間內，當事人可以通過諮詢專家、律師獲得專業答覆，精心準備每一個提問，周密思考每一個回答。

傳播君：在創新審判模式的同時，杭州互聯網法院上線全國首個司法區塊鏈平台，該平台運行情況如何？

杜前：2018 年 9 月，我們上線運行全國首個司法區塊鏈平台，實現電子數據的全流程記錄、全鏈路可信、全節點見證。截至 2020 年 9 月29 日，該平台共有底層節點 27 個，區塊高度超過 8805萬。

司法區塊鏈所有節點存儲的電子數據都會以哈希值（哈希算法中將任意長度的二進制值映射成的固定長度的較小二進制值，是一段數據唯一且極其緊湊的數值表示形式）的形式同步到鏈上其他節點，各個節點彼此相互作證，提高了證據的證明力，從源頭上固定了「什麼人在什麼時間，通過什麼網絡環境，做了什麼事」的客觀事實，形成可溯源的電子證據。

傳播君：平台擁有8805萬的區塊高度意味着什麼？

杜前：按照時間順序依次遞增的區塊組成區塊鏈，而區塊高度就是區塊的標示符，它能夠反映該區塊在區塊鏈中的位置。

每個區塊通過保存前一區塊的哈希值與其鏈接，並且本區塊的哈希值將在下一區塊產生時鏈接到下一區塊里，這種環環相扣的塊鏈式數據結構保證了區塊鏈上的數據可溯源、不可偽造、無法篡改。

區塊高度越高，就說明該區塊鏈運行的時間越長，區塊鏈上存儲的數據越多，篡改鏈上信息的難度越大。

201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憲法e路行」公眾開放日活動上，與會代表與媒體參觀了解杭州互聯網法院全流程在線訴訟操作方式。

傳播君：如何對電子數據證據進行可靠的司法審查？

杜前：2018 年 6 月，我們上線全國首個電子證據平台，在證據和審判之間建立起一個專門的數據通道。與此同時，《杭州互聯網法院民事訴訟電子數據證據司法審查細則》的發布，確立了電子數據的審查標準，探索了「三查三看」的區塊鏈證據審查模式。

一查區塊鏈證據的真實性。審查區塊鏈證據在形成、傳輸、提取、展示等過程中是否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性及可能性的大小。

二查區塊鏈證據的合法性。區塊鏈證據的收集、存儲、提取方法應當符合法律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有違公序良俗的方式取得的區塊鏈證據，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三查區塊鏈證據的關聯性。區塊鏈證據與待證事實是否具有實質性聯繫，應從區塊鏈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區塊鏈證據與其他證據之間的關聯性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

傳播君：通過區塊鏈技術對電子數據進行記錄和建立電子證據平台，這與對電子數據進行審查是什麼關係？

杜前：電子數據作為最終案件審理的證據，涉及四個階段 —— 電子數據的生成、存儲、傳輸、提交。

以往，電子數據平台只是解決了電子數據的存證問題，並沒有解決電子數據的取證問題，而基於區塊鏈的技術可以確保電子數據從生成、存儲、傳輸到最終提交的整個環節真實可信。

傳播君：在將數字技術創造性地融入司法審判的過程中，作為法院管理者，主要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杜前：一方面，在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徵的信息化浪潮背景下，我們會通過互聯網企業調研走訪、加強培訓等方式讓法官及時掌握數字技術發展脈搏，站在推動數字經濟和新興產業發展高度，通過司法裁判，及時回應數據權屬、虛擬財產侵權等數字技術發展中的本真問題，從而構建更加契合網絡空間法治化治理需求的交易規則、行為規範和權利邊界。

另一方面，杭州互聯網法院作為數字技術融入司法領域的「樣板間」，我們將充分發揮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示範、突破、帶動作用，始終緊跟雲計算、區塊鏈、5G 傳輸等前沿技術步伐，推動審執工作不斷提質增效。

同時，進一步釋放數字技術蘊藏的巨大力量，離不開互聯網司法人才建設。我們將通過建立長效機制，培養、引進更多精通技術與司法的複合型人才，繼續為探索信息技術與司法審判融合發展引領航向。

傳播君：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在解決法院案多人少的問題上發揮了什麼作用？哪些新模式可以推廣到普通法院？

杜前：互聯網法院將互聯網元素全方位融入司法，實現理念、技術、規則的全域創新。正是依託信息技術的賦能，2019 年我們法院的法官人均結案 1181 件，這個結案量在普通法院是難以想象的。

實際上，互聯網司法的理念已經在全國複製推廣，疫情防控期間更是助力司法「不打烊」。目前較為成熟的應用，如在線審理模式、異步審理模式以及電子送達平台等，均可以在普通法院推廣。

2018年12月26日，全國首例互聯網行政訴訟案在線開庭審理。在線審理方式讓審理更便捷，進一步確保行政糾紛案結事了。

維護普通網民權益

傳播君：杭州互聯網法院曾經審理的「河南籍大學生網上求職遭拒案」，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兩會」工作報告。該案為何引起如此大的反響？

杜前：作為全國首例就業地域歧視案，「河南籍大學生網上求職遭拒案」向社會傳導了反對地域歧視，依法保障公民平等就業憲法權利的司法正能量。

案件受理後，「女大學生求職被拒」「歧視河南人」「互聯網法院」等熱門詞彙迅速引燃整個網絡。該案能否審理好關係到司法公信力，是對互聯網法院協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

我們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優勢，全媒體在線直播，當庭進行判決，將案件審理呈現在陽光下。通過充分辨法析理，用法治方式向全社會傳達出反對「地域歧視」的態度。案件宣判後，相關微博話題討論量達 1.7 億。

傳播君：此外，還有哪些維護網民權益的典型案例？

杜前：近期，我們審理了全國首例消費者狀告電商平台提供檢索服務違約案。原告輸入詞條搜索後，發現排名前三位的都不是自己所需品牌。

原告認為，電子商務平台採取搜索降重、屏蔽高銷量產品、屏蔽店鋪等行為，違背電子商務平台與用戶之間的合同目的，屬於違約行為，因此將其起訴到法院。

對這一案件的審理，有助於釐清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在檢索服務領域的責任邊界，探究模糊匹配這一算法的合理性，平衡平台經營行為與消費者權益保護之間的關係。

此外，在審理大量涉網人格權案件的基礎上，我們還發布了全國首份《網上侵害人格權司法大數據分析報告》，對 AI 換臉、網絡暴力、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等社會熱點問題都做了回應。

傳播君：從司法實踐來說，您對網民維護自身權益有什麼建議？

杜前：一方面，網民應當依法合理維權。比如，在網絡中發現有侵犯自身人格權的內容時，及時聯繫對方刪除，如對方不刪除或不知道對方的聯繫方式，應向網絡平台運營者發出有效通知，要求其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同時，提高證據意識，通過區塊鏈等方式固定電子證據。

另一方面，網民應注重加強自我保護。比如，選用安全合規的應用軟件，不隨意開放和同意非必要的讀取權限，不隨意輸入個人隱私信息，定期維護和清理相關數據。

規範網絡空間治理

傳播君：杭州互聯網法院近年來審理了大量涉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的案件，這些案件呈現出什麼特點？

杜前：我們對相關案件的審理情況進行了統計，發現收結案數量呈現連年翻倍增長的狀態。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共受理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25833件，結案25109件。其中，2017年收案902件，結案513件；2018年收案4754 件，結案 4122 件；2019 年收案12462 件，結案10310 件；2020年初至9月30日已收案7715件，結案10164件。

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呈現四個特點。

從作品類型來看，呈總體集中且類型增多的趨勢，既有相對簡單的涉圖片、文字類案件，也有相對複雜的視頻類、口述作品類案件；從案件類型分布來看，呈現分布廣且與產業分布高度一致的特點，當事人所在地域覆蓋全國大部分省份，但相對集中在互聯網產業和技術發達地區，案件涵蓋電商平台、網絡服務平台、網絡音樂平台等眾多平台；從訴訟主體來看，商業維權現象凸顯，非營利組織作為被告案件增長迅速；從審理效果來看，通過個案裁判明晰規則的功能受到更多關注和期待。

傳播君：您認為在解決互聯網平台侵權糾紛方面，有哪些重點和難點？

杜前：在平台侵權糾紛治理上，我們注重通過平衡平台、用戶之間的利益關係，強化生態司法保障，推動平台經濟高質量發展。

首先，科學合理界定平台責任。結合社會期待和信賴，通過個案審理推動平台責任認定的具體化、客觀化、法定化。明確提供雲服務、微信小程序等基礎性網絡服務平台的責任豁免範圍；明確網絡交易平台應對銷售者或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繫方式進行審查核實，在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時，對銷售者或服務者的相關信息及時披露並採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

其次，引導發揮好平台自治功能。針對支付寶用戶虛構損失「騙賠」、電商平台消費者惡意退款等網絡亂象，我們鼓勵平台通過訴訟維權彌補治理漏洞，從而推進網絡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再次，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強化行為人公法私法雙重責任，除被追究刑事責任，還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如對於利用惡意差評向商家敲詐勒索構成犯罪的，除了承擔刑事責任，還因違反平台服務協議、損害平台利益，依法向平台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支持行政部門依法履職，推動網絡監管制度改革，形成協同治網合力，淨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案例

首例互聯網行政審判案件

2018年12月，我作為主審法官，開庭審理了首例互聯網行政審判案件，即淘寶網店經營者胡某訴嘉興市監局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暨省市監局行政複議決定案。

這是一起典型的電商在網絡經營活動中使用偽造《食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無證銷售嬰兒奶粉的網絡行政訴訟案件。事關食品安全民生福祉，無論是對普通消費者、入網食品生產經營者還是市場監管機關執法人員而言，都具有現實的警示教育意義。

傳播君：您如何理解民法典人格權編中新增的禁令制度？未來以什麼舉措來落實？

杜前：「人格權保護禁令」制度凸顯了民法典的鮮明時代特徵，在民事訴訟禁令制度中正式形成知產保護、家事保護、人格保護「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的權利保護體系。對互聯網法院來說，這進一步豐富了司法制度供給。

對於日益增多的網絡侵權糾紛案件，我們將通過程序、實體兩個維度構築權責清晰、體系完善的網絡侵權責任規範體系。

一方面，堅持受害人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平衡保護的原則，通過典型個案細化網絡侵權責任的具體裁判規則，以類案指引規範網絡行為，增強訴前化解類型化糾紛實效。

另一方面，針對涉網侵權糾紛存在傳播速度快、影響範圍大的特殊性，充分運用人格權保護禁令、訴前行為保全等程序性措施，強化運用臨時性保護措施，提高司法救濟效率，在「訴訟增量」的同時確保「服務增量」。

傳播君：互聯網法院會面臨更多新型案件，而法律規定總是相對滯後，審判中可能存在法律依據不足等情況，該如何應對？

杜前：我們堅持包容審慎的司法理念，從法律背景、社會背景、產業背景和法院自身體制的適應性等方面進行整體把握，服務保障新業態健康發展。

程序上，我們對於新類型案件建議採用合議庭審理，匯集眾人智慧，還可以尋求專業法官會議、審判委員會討論以及互聯網法治研究院的專家學者提供智力支持。

運用異步審理模式審理案件，訴訟參與人可以不同時不同地不同步參與訴訟。

保障數字經濟發展

傳播君：杭州數字經濟發展可謂全國的排頭兵，杭州互聯網法院如何通過司法審判為數字經濟發展賦能？

杜前：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在辦理涉數據權益案件中，我們始終致力於平衡數據利用與保護的關係，促進數據要素市場規範化。比如，我院審結了首例大數據權屬案和首例公共數據不正當競爭案。

案例

「淘寶訴美景公司涉大數據權屬案」

首例大數據權屬案即「淘寶訴美景公司涉大數據權屬案」。

由淘寶公司開發運營的「生意參謀」平台，是一款對網絡用戶瀏覽、搜索、交易等行為痕跡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的產品。美景公司通過不正當手段收集、售賣該數據產品從中牟利。

經過審理，我們認為被告構成不正當競爭，判令被告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共計 200萬元。

該案首次界定大數據合法使用的邊界，明確對於在原始數據基礎上形成的大數據產品，開發者對於數據產品所享有的財產權益為競爭性財產權益，數據產品開發者可以此作為權利基礎獲得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填補數據產品權益司法保護空白，為大數據產業的從業者營造有保障、可預期的法治營商環境。

案例

「螞蟻金服訴『企查查』不正當競爭案」

我們還審結首例公共數據不正當競爭案，即「螞蟻金服訴『企查查』不正當競爭案」。糾紛源於「企查查」在 2018 年將螞蟻金服 2014 年的清算信息作為最新「警示信息」推送至平台。

我們在查明事實後，依法判令「企查查」承擔經濟賠償責任並公開道歉。通過判決，明確商業機構對公共數據利用應盡合理注意義務，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其他主體合法權益，為公共數據商業化利用確立標準。

傳播君：從審判實踐的角度，如何看待數據和個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問題？如何平衡它們與網絡安全之間的關係？

杜前：只有消除、緩解隱私保護、數據安全與數據共享利用之間的緊張關係，才能為市場主體建立可預期和相對穩定的法律環境。

個人信息相關的權利其實更多的是一種防禦性權益，個人信息保護首先要遵循告知同意規則。

自由同意意味着數據流通在形式上合規、合理，強迫同意則不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而數據經過脫敏處理的情況下，即便沒有獲得個人同意，依舊可以流通利用。

在案件的審理中，我們有幾點考量因素：

重視用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平衡互聯網產業新模式發展與用戶隱私數據保護之間的關係；評估數據信息是否是網絡運營市場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如果是其核心競爭力，那麼裁判時，對於正當性也應予以更多地考量；通過保護數據共享，進一步增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福祉。

數字經濟不同於傳統經濟，它的價值既體現在傳統的信用公平正義上，更體現在開放共享效率等新內容上。

在判斷數據競爭行為是否正當時，除了以誠信原則與商業道德為判斷標準，也應以競爭效能的綜合評價作為判斷標準。

只有在合理劃分不同數據權益邊界的前提下，給予各類數據權益不同的司法保護，方能為數字經濟的發展營造出有保障、可預期的法治營商環境。

傳播君：杭州互聯網法院設立全國首個跨境貿易法庭，該法庭的運轉情況如何？

杜前：我們的在線訴訟實踐逐步從國內走向國際。比如，跨國網遊公司韓國傳奇 IP 株式會社收到在線送達的訴訟材料後主動應訴，認可電子送達效力，為探索建立涉外電子送達機制提供了新路徑。

同時，我們積極通過個案裁判明確跨境電商平台經營管理責任、海外代購產品安全標準等數字經濟領域國際規則，對跨境電商熱點問題進行了回應。

以往，由於跨貿平台約定管轄在國外，導致消費者維權難等問題的出現。

現在，法庭通過高效專業的審理，吸引更多的跨境電商交易主體以協議管轄約定「落戶」，形成與輸出相關案件國際管轄規則和裁判規則，平等保護不同國家、地區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有助於構建更加公正透明的國際營商環境。

傳播君：您對互聯網法院下一步發展有什麼樣的思考？

杜前：未來我們將從三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是堅持機制變革和技術變革雙輪驅動，以更大力度樹立互聯網司法模式新標杆。

深化機制創新，恪守增量保障和程序選擇原則，持續健全在線訴訟新模式和電子訴訟規則。

推進技術創新，積極創製技術應用規則，合理劃定技術邊界。突出問題導向，加快互聯網訴訟平台、司法區塊鏈平台和各類平台的對接，全面推進與大數據發展管理局的合作，進一步明確數據流通共享原則、方式和權利義務，把各類信息系統用好用到位，真正做到服務人民群眾、服務審判執行。

二是優化職能定位，發揮集中管轄優勢，以更專業的司法服務創造更高水平的數字正義。

工作重心從機制探索、平台建設向確立規則方向轉變提升。積極配合最高人民法院調整和優化涉網糾紛案件管轄，從更高站位把握互聯網司法裁判對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和網絡治理的導向意義。

聚焦民法典正式實施後，涉網人格權保護、數據要素高效配置、科技成果充分轉換、新型數字產權依法認定等重點領域，從行業角度、規則高度、治理維度，洞悉互聯網產業特徵，做好利益平衡，在合理確立各方主體行為邊界的同時，保護好公民基本權益，保護好產業和創新。

加快對既有裁判規則梳理研究，通過法律出版社正式對外發行全國首個《互聯網案件審判研究》系列叢書，進一步推廣互聯網司法治理經驗。

三是準確把握時代發展動態，充分發揮制度優勢，以更寬廣視野不斷拓展互聯網法院發展路徑。

以中央支持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為契機，深入推進跨境數字貿易法庭建設。完善互聯網審判監督制約機制，依託信息技術進行智能化管理，不斷提升審判質效。健全互聯網司法指數體系，通過數字量化等更為直觀的方式，全面展示互聯網司法創新成果。

加強互聯網司法人才建設，探索與黨委、政府、科研院校和互聯網龍頭企業形成常態化的人才交流機制，當好網絡空間治理人才培養的「孵化器」與「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