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殺害」的少女，揭開了日本社會難以啟齒的秘密

01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小松和人殺死的！」

詩織曾經一遍又一遍地對着她的朋友們重複着這一句話。然而，面對詩織的無助，朋友們沒有人能為她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不僅如此，在她的朋友中，甚至還有人收下了小松和人所賄賂的禮物，為小松提供詩織的情報。

終於，詩織一直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1999年10月26日中午，詩織準備在崎玉縣桶川站乘坐地鐵去大學上課。正當她停好自行車，準備走近地鐵站時，一個身材不高，體型肥胖，身着藍色襯衫的短髮男人忽然朝她走了過來。

崎玉縣桶川地鐵站

這個男人先是對着詩織露出一絲怪笑，然後掏出一把早已經準備好的軍刀，分別對着詩織的心臟和腹部連刺四刀。

看着兇手怪異的微笑，詩織先是開始意識模糊，然後跌坐在地上。兇手則匆匆地從早就已經規劃好的路線逃離。

當詩織被路人發現的時候，她已經陷入了休克。在前往醫院的路上，詩織因為失血過多，結束了自己21歲的年輕生命。

02

在詩織出事兒後，警方首先打電話到她的家裡說，「詩織被人刺傷了，已經被送往醫院」。

詩織的母親在得到消息後，匆忙趕到醫院。然而，警方並沒有讓她去看詩織，而是直接將她帶到了警車中。

直到下午3點，警方才對詩織的母親吐露了實情：「詩織當場已經失血過多陷入休克，不久就去世了。」

得知女兒已經去世，詩織的母親悲痛欲絕。隨後，警方又通知了還在上班的詩織的父親。

「一定是小松和人，是他幹的！」，詩織的父母都信誓旦旦地對警方說。

小松和人是何許人也？

其實，小松和人是詩織的前男友，在詩織拒絕繼續與之交往後，依然對其死纏爛打，甚至還多次揚言殺死詩織。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99年1月6日，豬野詩織和朋友在大宮的遊戲機廳里玩「大頭貼」的時候，玩到一半機器忽然壞掉了，而一名自稱24歲，名字叫做「小松誠」的男青年，幫助她們修好了機器。

身材高瘦，長相帥氣，又一臉溫和的小松，主動與詩織聊天，很快，詩織就對他產生了好感。於是，詩織與小松互留了聯繫方式，不久兩個人就陷入了熱戀。

此時，小松給詩織呈現的形象是一個陽光上進、熱心事業的青年才俊。當詩織詢問他的職業時，小松說自己經營一間汽車銷售公司。

每次約會的時候，小松都會開着豪車去接詩織，還經常送她一些奢侈品，什麼LV包包、高級套裝什麼的，並要求她下次約會一定要穿來。

詩織本人並不是非常物質的女孩，在打扮上也基本上以普通品牌為主。所以，最初收到這些禮物，心裡還是有些忐忑的。

在他們交往一個月的時候，當小松拿給詩織一個Gucci的手包時，詩織猶豫了，想要推掉，對他說：「我收的禮物已經夠多的了，不能再收你的東西了。」

此時，面對詩織的拒絕，小松立刻就翻了臉：「這都是我的愛情的證明，你怎麼敢不接受我的心意呢？」

詩織嚇壞了。這真的是最初她認識的那個溫柔的男朋友嗎？

隨後，詩織還發現了更多不對勁的細節：比如，詩織偶然發現小松車上的名片都寫着小松和人，而不是小松誠。再比如，小松生病住院，詩織去探望，小松身邊竟然有幾個黑道小弟向她鞠躬，叫她「大姐」。

詩織無法再相信眼前的這個男朋友了：他到底叫什麼名字？他真的從事汽車銷售嗎？

而後，詩織提出分手，小松便訴說起自己可憐的身世，博得了詩織的同情。

1999年3月20日，詩織第一次答應去小松的家裡——池袋的一間高層公寓。可當詩織走進和人的臥室的時候，卻發現臥室的角落裡擺着幾台處於拍攝狀態的攝影機。

「為什麼會有攝影機在這裡？你要幹什麼？」詩織警覺地問道。

小松凶相畢露地說：「你是不是想離開我？要分手可以，你把之前買給你的東西的錢都還給我！還給我100萬日元（約7萬人民幣）！」

說完，小松便揪住詩織的頭髮把她往牆上撞，然後用拳頭猛錘牆面，直到把牆都打出了坑（日本公寓裡大部分是較軟的隔斷牆）。

小松一邊打一邊哭訴道：「我從小就被我的父母拋棄了！」

然而，就在詩織感到小松有些可憐的時候，他卻轉臉又對詩織咆哮到：

「如果還不上錢，就去給我賣身！敢跟我分手的話，我可不知道會對你父母做出什麼事來啊！讓他們丟了飯碗，你怕不怕？啊？」

面對情緒如此陰晴不定的小松，詩織嚇得瑟瑟發抖。

為了緩住小松的情緒，詩織只好答應小松繼續交往的要求。小松聽到後，前一秒還怒不可遏的臉上，馬上掛上了大大的微笑：

「所以乖乖當個聽話的好孩子就好了呀，我會一心一意對你好的！」

從此以後，小松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變着法監視她。詩織只要不接電話，小松就會暴怒。

不但如此，詩織經常會發現有人跟蹤自己，他們甚至會闖進家裡威脅她的父母。

不只是小松一個人，他調動了一個難以想象的龐大團隊在跟蹤詩織。就連遛狗，詩織也會接到這樣的電話，「你竟然丟下我跟狗玩，我宰了你的狗！」

同學去聚餐，詩織不敢去，只是小聲說一句「我也好想去啊」，小松不久後就會打來電話，說你再想去找他們玩，我就把他們都殺了。

不僅如此，小松還逼迫詩織下跪，讓她親手把翻蓋手機折斷，不准再聯繫任何朋友。

詩織決定結束這一切，於是把小松給她的禮物都打包好，寄回小松家。小松竟然就這麼消停了，再也沒有聯繫過詩織。

詩織本以為事情就這麼過去了，卻沒想到，這只是她噩夢的開始。

就在詩織將包裹寄給小松的第二天，在詩織的家和大學附近，車站內，以及詩織父親任職的公司附近牆上，都貼滿了傳單——傳單上面都印着詩織的照片，寫着提供色情服務的字樣，還附上了詩織家的電話號碼 。就連詩織家裡的郵筒里，都被塞入了上百張傳單。

就這樣，作為一名年僅21歲的少女，詩織的尊嚴被摧殘殆盡。那天下着雨，詩織的母親在雨中走過幾條街，一張一張把這些傳單撕下來。

不止如此，詩織父親也遭受了誹謗。詩織父親的公司收到了一千二百封匿名信，信里說，詩織的父親看似老實巴交，其實是個賭徒，不僅在外包養小三，他的女兒還賣淫、援交，欺詐錢財。

詩織通過自己了解到的信息，逐漸推測出小松是一個在黑白兩道都有勢力，開色情按摩店的老闆。她知道自己不能硬來，便將自己的頭髮燙成難看的爆炸頭，想讓小松因此厭煩她，主動與她分手。

然而，小松卻說，「我知道你為什麼做這種頭髮，給我弄回去。」

直到此時，詩織才恍然大悟，原來她身邊的朋友也被小松用錢收買了，將詩織的想法不停透露給小松。

正在詩織因為朋友的背叛而陷入絕望的時候，小松又出現了：「親愛的，咱們倆複合好不好？」

「沒可能的，我都已經跟我爸爸談過了。」詩織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行吧，我明白。你給我記住！」這是小松給詩織留下的最後一句話。後來，就發生了詩織桶川站前的悲劇。

03

從威脅到殺人，詩織的父母全程經歷了小松和人對自己女兒的暴行。所以，他們在女兒被殺後的第一時間，便向警方指控小松和人的罪行。

然而，面對詩織父母的指控，警方卻面露難色。因為根據現場的目擊情報，作案的男子大約30來歲，身高不到170，微胖，卷花頭；而小松和人的年齡、身高、體型和髮型都不相符。

因此，警方無法按照詩織父母的指控直接去逮捕小松和人。

與此同時，在詩織被殺的現場，聚集了很多媒體人。作為一起惡性殺人事件，自然會勾起很多娛樂雜誌記者的興趣。

人真的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動物，竟然有人會因為看到同類被殺而感到興奮，甚至他們還能依靠些支離破碎的信息，將一場悲劇重構成一則故事來娛樂大眾。

按照日本警察系統以往的慣例，警方接到案情後會先對現場進行勘察，然後會向公眾公布一些關於死者和案情的初步信息，「嗅覺敏銳」的記者們就會根據這些信息，配上一些自己的調查，寫出一篇篇關於事件的「獨家」報道。

在詩織的這件事裡，警方並沒有公布詩織父母提供的那些，詩織被小松和人跟蹤、威脅的相關信息。而恰恰相反，警方在首次召開此案的媒體記者會時，公布的信息不僅不是針對小松和人，而是將焦點放在死者詩織的穿着上：穿着黑色短裙與厚底長靴，Prada的包包，Gucci手錶，以及死者生前被描繪成賣淫女的傳單。

沒錯，警方試圖將詩織描繪為賣淫女。於是，各種飢不擇食的媒體記者就像聞到肉味的鬣狗一樣一擁而上。

第二天，各種報刊雜誌都出現了不堪入目的標題，比如：「曾經賣淫，迷戀名牌的女大學生遇害」，「如花少女被捅死，死前曾登上過色情傳單」，「美女的名牌包包，換來的卻是暴屍街頭」，還有「拜金女大學生遭砍，疑似情殺」。

這一刻，媒體們仿佛是在用詩織的血液化成的墨來作成文章，以吸引男性獵奇者們的眼球。

在這樣的輿論下，慘死的詩織不但沒有受到公眾的同情，相反，很多民眾對詩織的死甚至持有「活該」的態度。

而這一切，正中了警方的下懷。警方開始「順應民意」，無限期地拖延偵破此案，等待着大眾忘記此事。面對詩織的父母訴求，警方甚至一直要求他們撤銷報案。

這就是那時候日本的警察系統，他們不但不辦案，甚至還通過操縱媒體，操縱了大眾的態度。

媒體非常善於通過塑造死者的形象來影響輿論，左右大眾對死者的同情程度。但是，在這群調查此事件的記者之中，有一名叫清水潔的時事雜誌記者，看到了不太一樣的景象。

清水潔並沒有像其他媒體的記者一樣，順着警方放出的信息來編織故事，而是嘗試與被害者的家屬進行接觸。正是因為他所做的這些工作，才讓今天的我們，看到了日本司法體制的僵化，看到了詩織在被殺之前，曾經長期遭受的精神控制和折磨。

04

「如果你看到這封信，說明我果然還是死了」「對不起，爸爸媽媽，我下輩子還想做你們的女兒，還想做弟弟們的姐姐。」

這句話來自詩織出事後，警方在詩織的房間裡找到的遺書。

當詩織的父母茫然地看着女兒留下的遺書，傷心欲絕時，他們卻沒有流出一滴眼淚。因為他們知道，此刻的眼淚並不能為自己的女兒含冤昭雪，將兇手小松和人繩之於法，才是對女兒真正的祭奠。

詩織的父母告訴清水潔，其實警方早就知道小松對詩織的死亡威脅，但一直未採取行動。

早在詩織被害前一個月，詩織就曾經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埼玉縣上尾警署報案。然而，當詩織和家人拿着詳盡的證據給警察看後，警察卻拒絕立案。

詩織和父親向警方播放了6月14日那天小松帶着兩名男子來家裡進行敲詐恐嚇的錄音。當時在場的幾名警察中，最年輕的警察首先義憤填膺地喊道：「這不是典型的敲詐犯罪嗎？」

然而，年長的警署組長卻說道：「這件事兒沒那麼簡單啊。」

最後，負責詢問案件細節的幾名警察，對詩織遭遇騷擾的事情，輪番發表了意見，讓詩織一家人很失望：

「按說你收了人家那麼多禮物，說分手就分手，誰都會生氣的吧？」

「你自己也好好反省一下吧。」

「男女關係的問題，我們警察不好插手的，你們自己處理好。」

「警察的規矩是，不涉及民事案件。所以你這事兒我們管不了。」

從這時候開始，詩織開始感到真切的絕望：如果警察也漠視自己的求救，她可能真的必死無疑了。

後來，因為小松和人到處貼傳單，損害詩織一家人的名譽，詩織一家便再次來到警署請求立案。接待她們的警員聽取了事情的經過後，面露難色地對他們說：

「可是，你們也沒有這件事與小松和人有關的確鑿證據吧？除非能夠對他進行正式搜查，在他家找到犯罪的證據，否則這件事我們也無能為力。」

聽到警察依然是一副推諉的態度，詩織的母親強忍怒氣，對警察問到：

「那麼怎麼才能申請搜查小松和人的家呢？」

警察回答：「那恐怕只能在你們提出指控之後，由我們警方進行強制搜查才可以了。」

「那麼今天我們就要指控小松和人。」詩織的母親斬釘截鐵地說。

聽到這句話，剛才接待她們的警員面露難色，他把詩織叫到屋外，對她說：

「你可想好了啊，真的要報案申請對他進行指控嗎？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最後肯定要上法庭，你得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自己那些事情都講給大家聽。到審判結束也要花很多時間，你受得了嗎？」

警察單獨拉開少不經事的詩織，並強調指控的後果，目的還是推諉，想要讓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沒問題，我受得了。」詩織斬釘截鐵地回答道。

其實，來警署之前，詩織一家就已經決心團結起來與小松和人對抗到底了。所以詩織的這個回答，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肯定。

警察搖搖頭，沒辦法，只能硬着頭皮讓詩織一家填好了報案申請書，寫下了事情經過，便打發她們回去了。

從這天起，詩織一家便天天來到警察署，要求指控申請趕快通過，並且申請搜查證對小松和人的住所進行強制搜查。

然而，警方的辦事效率卻相當的拖沓。每當詩織和母親催促警方進行強制搜查的時候，警方都會對她們說：

「這樣一來不就更加刺激小松和人了嗎？到時候他變本加厲做出什麼事情來，不是對你們也不好嗎？我們這都是為你們着想啊。」

「你不是在準備期末考試嗎？等你考完了再來申請搜查吧。」

無論詩織一家如何催促，警方就是不提指控申請的進度，還使用的各種藉口勸詩織撤銷申請，簡直無恥之極。

最後，在詩織和父母的強烈要求下，這件案子的指控申請才於7月29日提交。在警署提交申請兩周後，申請狀態正式成為了「待批准指控」。但是，當詩織一家正以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時，事情卻並未因此走向好轉。

進入指控程序之後，詩織每天都會催促警方迅速進行強制搜查。然而警方那邊卻遲遲沒有動作，推脫說：「我們有其他的重要案件要忙，小松和人既然沒有太多的異常舉動，不如先放置不管。」

然而，與警方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詩織一家和警方沒有主動去刺激小松和人，但小松一方卻開始向詩織父親的公司發匿名信，污衊詩織父親和她們一家。

當詩織的父親拿着收集到的幾百封造謠誹謗信件，再次來到了上尾警察署，找到了此前負責立案的警官。警官拿着這些證據，卻開玩笑地對詩織的父親說：

「這每封信還都貼了郵票啊，花了不少錢呢。這信紙不錯，挺趁手的。想不到這人還挺用心的呢！」

警察一邊笑着，一邊把詩織的父親打發走了。多麼無恥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更何況他還是一名警察。

一周後，負責此案的警察才想起來將指控申請表遞交給了他的上司進行批准。在此之前，警方其實根本沒有進行任何的手續。

上司拿到這份申請表後，非常不悅地將這份申請表扔回給了這名警察，說：「這種事情幹嘛還要讓他們做指控啊，報案之後偵查不就可以了麼？」

在司法程序中，指控與報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動作。

報案，是指在受到不法侵害後，向警方提出被害的「報案申請」的做法。在這樣的程序里，警方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立案，安排偵查的時間和方法。對於犯罪嫌疑人是誰，一般沒有鎖定的對象。而是否進行相關人物的搜查，都由警方自行確定。

可以說，報案是最常見的一種向警方尋求幫助的方法。報案人可以是受到侵害的本人，也可以是其委託的代理人。另外，報案人不需承擔連帶責任。

指控，是指在不法侵害發生後，由被侵害者或法定有指控權利的人，向警方提出點名指控。也就是說，在被害人提出指控的時候，作案人已經完全由指控方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方需要立即立案，對被指控人進行強制搜查，並且在指控成立6個月內，將調查報告提交給檢察院。

指控人進行指控之後，如果在警方的調查中，不能確定被指控者存在犯罪行為的話，那麼被指控者有權對指控者提出名譽損害的控告，並申請民事賠償。

所以，儘管指控可以極大地加速警方調查的速度，但也會給指控人帶來麻煩，更重要的是指控申請生效後，警方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提交調查報告，無疑會面臨辦案壓力。另一方面，在警方的績效中，立案後的破案率是一個重要的考核項。因此在本案中，警方因為覺得破案難度大，於是便自然拒絕接受指控立案。

於是，上尾警察署在9月7日，派出警員前往詩織家中，勸說詩織一家再次提交「報案申請書」—— 詩織一家此時並不知道報案和指控的區別的，因此便乖乖將報案申請書也交給了警方。

9月21日，警察們再次來到了詩織的家中，他們的任務是勸說詩織一家放棄之前對小松和人的「指控」，換成以「報案」的形式來解決問題。

與警方長期以來的交道中，詩織一家人領教了警方各種懈怠的做法，因此對警方已經充滿了戒心。詩織的母親便直接質問警察：「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嗎？」

警察竟然撒謊說：「指控的話兩個月之內不能結案，指控就會失效。」

詩織的母親依然不願意放棄指控，警察又編了謊話：「其實等到抓住了犯人，再提交一次指控也是可以的。現在您先撤銷指控吧。」

不管警察如何花言巧語，詩織的母親就是不為所動，堅持不撤銷指控。警察只好失望而歸。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負責該案的警察回到警署之後，竟然擅自將詩織一家於7月14日最初提出的口供中的「提出指控」篡改為「提出報案」，並且將相關的證據收押時間也進行了相應的修改。

要知道，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2項：「指控方撤銷指控的話，不可以再次提交指控。」因此，在詩織一家「被撤銷」了對小松和人的指控後，這件案子的辦案節奏就全掌握在警方的手裡了。

此時，是9月21日——詩織被殺害的前一個月。如果警方執行詩織對小松和人的指控程序，根據詩織一家所提供的證據，稍微深入地調查一下，應該就可以對小松和人定罪。

然而，警方為了逃避辦案責任，竟然不惜欺騙報案人，篡改公文，這無異於將法律的保護從詩織的身前扯走，直接將詩織暴露在小松和人的面前。

05

聽完詩織父母的控訴，清水潔更加無法抑制住自己滿腔的怒火。他決心一定要將這案件的真相調查清楚，還詩織一個清白，還世界一個公道。

詩織的父母還想起小松和人之前說過：「我在警界高層跟政治圈有一堆朋友，我小松大爺沒有辦不到的事。」

清水潔知道調查這件事不能指望警方了，他只能自己直接調查。於是他帶領着三個人的團隊走訪案發地點，挨家詢問附近店家與路人是否目擊事件經過，接着到詩織的學校與打工處，一個個探訪她的同事朋友。

清水潔採訪到的每一個人，都表示警方從未向他們搜尋過信息。

清水找到了詩織的好友，島田與陽子（化名）。在與清水潔見面時，島田十分警惕冷漠，不停回頭，害怕有人跟蹤，這一點讓清水倍感蹊蹺。

然而，一到了沒人的地方，島田馬上轉換了態度，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詩織是被小松跟警方殺死的。」

島田是非常優秀的證人，他甚至有一個筆記本，從七個月前開始，他就開始記錄下了小松對詩織的每一次威脅，以及小松的具體信息。

清水潔從島田的敘述中感受到了詩織在生前是多麼的絕望與無助，除了逃到國外，各種求生的辦法她都嘗試過了，卻依然無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此刻，清水潔在心中暗暗發誓，他會不惜一切代價將小松和人繩之於法。

06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小松和人殺死的！」清水潔每次與線人聯繫，都會重複之前詩織反覆與朋友說過的這一句話。也正是這個時候，清水潔才真正對詩織跟朋友求助時的那種無助的心情感同身受。

為了調查真相，清水不惜裝作嫖客，四處打聽小松的色情按摩店。只要有人說能提供案件的信息，清水潔就會第一時間聯繫約見對方。清水的行為其實非常冒險，小松肯定也知道了清水一直在尋找自己。清水潔在明處，小松在暗處，清水潔已經成了小松的敵人。

面對小松黑白兩道通吃的強大勢力，清水知道，自己說不定哪天也會像詩織一樣慘死在街頭。

然而，清水潔沒有氣餒，動用他多年記者的人脈關係，調查小松和人身邊的人，發現有一個叫久保田的人，總是穿着藍衣服，肥胖，一米七左右，符合目擊者的形容。而且他最近顯然是獲得了一筆巨款，頻繁在酒吧里豪飲最貴的酒。

清水潔帶着團隊開始埋伏追蹤，甚至在久保田的對面租了公寓，他派了一個攝影記者，一天二十四小時把鏡頭對準久保田的門口，蹲點拍攝。終於拍到了久保田的模樣，和目擊人一對，果然是他殺了詩織。

原來，是小松是買兇殺人，久保田欠小松巨款，便替小松殺人。殺了詩織，小松不但向久保田承諾可以將欠款一筆勾銷，還會給他額外的報酬。

清水拿着洗出來的照片來到了警察局，但是警方依舊遲遲不予立案。

想起了警方曾經用輿論引導媒體抹黑詩織，以及掩蓋、瀆職的行為，清水潔決定用媒體輿論來倒逼警方行動。

於是，清水潔將自己調查到的信息發表在雜誌上，以題目《K，我知道你是誰，你為什麼要逃》直接對小松（K是Komatsu，即小松）喊話，來逼迫警方採取行動。

後來，清水甚至買來兇手當天殺死詩織的同款刀具，拍攝照片發表在雜誌上，讓讀者對案件的殘忍有更直觀的感受。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讓民眾不要忘記這個案子，關注這個案情偵破的情況。清水潔甚至找機會參與電視訪談節目，讓更多媒體關注了桶川案。

終於，清水的努力沒有白費，案子引起了日本民眾的廣泛關注，上萬封信件寄到出版社和電視台，民眾希望清水潔務必追查下去，為詩織沉冤昭雪。

最終，國會議員在國會上也就此案直接質問了警察廳的刑事局長，這件案件才真正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12月19日凌晨，警方立即帶着逮捕令前往久保田的公寓。久保田祥史被逮捕歸案，罪名是謀殺。

在久保田的供認之下，20日凌晨，兩名同夥伊藤嘉孝和川上聰也馬上被逮捕歸案。20日下午，準備駕車出逃的小松武史（小松和人的哥哥，黑道大哥），在自家的地下車庫中也被警方抓獲。

2000年1月6日，四人以謀殺豬野詩織的罪名被提起公訴。同時，由於散布了大量誹謗中傷豬野詩織的傳單和匿名信，這四個人在1月16日因毀壞他人名譽的罪名再次被逮捕，同案還有參與製作傳單等物品的另外八名被告。

然而，儘管策劃殺死詩織的主謀小松和人也在公訴名單里，但他卻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警方發布了全國通緝令通緝小松，但毫無結果。

就在清水潔四處打聽小松和人的下落時，他收到了一個信息，小松和人已經在北海道自殺了。

原來小松知道事情敗露後，試圖通過北海道逃往俄羅斯避風頭，但出了差錯，沒能逃走，於是便跳湖自殺了。

小松跳湖的地方是一個著名的溫泉，他遺體背部等下半部由於溫泉的地熱，多處燙傷，上半身則凍得硬邦邦的，死狀悽慘。

清水潔寫到，過去總笑着恐嚇詩織：「我要讓你遭天譴，我要讓你下地獄。」的小松和人，最後自己卻以地獄酷刑一樣的死法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可能就是上天給他的懲罰。

在小松和人的遺物中有一張字條，寫着：「我上不了天堂。」

就這樣，清水潔，一個文弱的記者，一個被記者俱樂部拒之門外的小雜誌的記者，以領先警方破案的成就一戰成名，成了全國矚目的記者。

豬野詩織被殺一案，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並推動了日本《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出台。

《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出台，保護了無數被跟蹤騷擾的日本公民。僅在日本警方2003年的統計，警方就接到了22226起跟蹤狂相關報警，其中立案調查2024起，發出禁止接觸禁令1164條，刑事起訴14件。

清水潔也將豬野詩織的遭遇，以及他的調查經過，寫成了《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一書出版，這算是對詩織亡魂的一次祭奠。

結語

豬野詩織生前因長期受到小松和人的跟蹤騷擾，並曾經多次向警方報案。但是，面對詩織的指控，以及她提供的證據，警方卻未予重視，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如果從事後結果主義的視角看，「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中詩織的遭遇，揭露了日本社會難以啟齒的秘密：

早在詩織被久保田揮舞軍刀刺死前，他就被輕視線索、調查不力的警方「宣判」了死刑。

面對小松和人瘋狂的騷擾和威脅，法律本應該是詩織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生命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日本警方對詩織生前的報案卻持以漠視、敷衍的消極態度，甚至不惜背着詩織篡改指控申請，以此來逃避辦案的責任。

詩織本應該能活下來的，但不作為的日本官僚系統讓她失去了生命。那些辦案的警察，身為執法者，卻不為民眾服務，反而只想在僵化的系統中舒適地混日子，正是他們，間接地殺死了詩織，這只是日本司法系統的一個縮影。

埼玉縣上尾警署在案發後，為了掩蓋瀆職事實的行為，警方還抹黑受害者，而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媒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新聞媒體被譽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種政治權力，其價值就在於對權力的監督，聽見那些被侮辱和損害的生命的聲音。然而，日本的新聞媒體卻為了報紙、雜誌的銷量，為了吸引大眾的眼球，對實事的信息進行選擇性的取捨，引導大眾去臆想、去消費詩織這個可憐的被害人，讓詩織在死亡後，再經歷一次社會形象的死亡。所以說，在詩織被殺後，警方和媒體又聯手將詩織再一次殺死，這一次她是社會性死亡。

正因為這樣，豬野詩織的父親才會痛苦地說，「我的女兒被殺害了三次，第一次是罪犯，第二次是消極調查的警方，第三次是傷害她名譽的媒體。」

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詩織的三次被「殺害」，揭露了日本司法系統和新聞媒體的醜陋，推動了《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出台，換來了民眾意識和法律的進步。

雖然《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發生在遙遠的日本，但達文看完這本書後也是感觸良多。在我們的社會中，變態跟蹤狂、對女性精神騷擾也有很多，僵化的官僚系統也不是沒有，而無良的媒體人更是讓人感覺似曾相識。

關於犯罪者和官僚系統的話題，達文就不多說了，達文想說的是最後一點——新聞媒體。

我們處於一個信息過載的世界，由於現實的複雜性程度太高，人們的思維能力又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就不得不求助於大眾媒體獲取信息。

在現代社會中的我們，並不能直接觀察周圍的社會環境，而是要依靠大眾媒體為我們來描繪一個模擬環境。人們在思考外部世界時，會在頭腦中形成怎樣一種景象，也要依靠大眾媒體描繪的這個模擬環境。

這就有了李普曼「擬態環境」的概念：

我們的社會，一天之內會發生無數的新聞，即使是一個新聞，它背後也隱藏着無數的因果細節。所以，記者和編輯就要對一天發生的新聞，或者是單個新聞進行挑選，把最有價值的信息呈現給自己的讀者。

於是，不可避免的，大眾媒體呈現給我們的，就是一種經過挑選、加工之後的社會現實，不論記者多麼技藝高超，他都無法面面俱到地和我們詳細講述社會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李普曼給大眾媒體所報道的社會環境起了一個名字，就是「擬態環境」。

由於擬態環境的存在，社會上的非理性輿論出現，就無法避免了。

相信大家從《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中詩織被媒體選擇性報道後，被輿論抹黑的遭遇中能有所體會。

這樣的事件我們似曾相識，正如前不久，「長沙貨拉拉女乘客墜車死亡事件」中，輿論的重點從「女孩為何跳車」、「司機做了什麼？」被不良的媒體誘導後，輿論的關注點馬上開始變成了「女生月入2萬與『殺豬盤』有關」。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加上群眾的刻板印象，馬上能夠造成輿論的反轉。

所以，李普曼將公眾比喻成「坐在劇院後排的聾啞觀眾」，我們本應該關注舞台上展開的表演，卻因為聽不見，看不清，而無法讓自己保持清醒。我們生活在「擬態環境」中，對於一件新聞，既看不清，也搞不懂，更辨不明它的方向。

大眾媒體對一個問題的報道量越大，就越容易被公眾認為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這樣一來，大眾媒體就可以通過精心挑選報道的內容，來影響人們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因此，面對新聞的報道，面對接收到的信息，我們要時刻保持警醒：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是否就是實事的真相？媒體有沒有可能通過精心設計的報道內容，來操縱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當你閱讀到這裡的時候，你的感知就已經被達文操縱了。然而，達文並無惡意，只是想從中思考出一些東西，與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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