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到文明，殘忍多樣的刑罰在漢唐之際經歷了怎樣的演進

自古以來，刑罰就是人類社會懲治罪犯、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政權安全的一種手段。從遠古時代起，我國就產生了關於刑罰起源的種種傳說，從那時起，形成了一個以「五刑」為核心的刑罰體系。這一刑罰體系從產生之初，就是以死刑和肉刑為主，直至文、景時期的刑制改革。

自漢至唐，死刑無論從刑名、種類，還是在適用的具體罪名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漢唐之際是中國古代死刑發展演變的重要歷史時期，它經歷了從野蠻到文明，從繁瑣到簡化的重要階段。唐代以後，中國古代的死刑漸趨固定化，有的只是種類的增加和具體適用罪名上的變化。　

一、從漢至唐：死刑觀念漸趨進步　

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刑罰從其產生之初均帶有同態復仇的功能。古羅馬著名的《漢莫拉比法典》中規定，對傷害他人眼睛，折斷他人骨頭，擊落他人牙齒的自由民，應分別處以傷害其眼睛、折斷其骨頭、擊落其牙齒的處罰。古希伯來人的法典中也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的內容。

中國古代早期的刑罰也帶有同態復仇的功能，殺人償命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道理，劉邦入關之初即規定「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刑」，就是對這一觀念的忠實踐行。自儒家思想上升為法律的指導思想後，人們對刑罰的功能也有了重新認識，犯罪行為被看作是教化缺失所致，因而對犯罪者首先以道德教化為主，以懲罰為輔，當然對那些罪大惡極者同樣適用死刑。但報復主義的刑罰觀開始退居次位。

同時，儒家思想極力倡導德治和仁治，使用嚴刑峻罰被看作是暴君的表現，被稱之為「獨夫」、「民賊」，人民有權利推翻他。因而歷代統治者都以「仁君」自居，每一王朝立國之初也幾乎都有寬緩刑罰的舉措。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死刑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雖然死刑仍是不可缺少的懲治犯罪的手段，尚未出現如西歐18世紀著名的思想家貝卡利亞在其著名的著作《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所倡導的廢除死刑的思想，但限制死刑行刑方式不僅在觀念上提出，而且還具體踐行到法典中。

隋文帝就曾認為絞和斬足以從肉體上消滅惡人，無須使用梟首、轘身這樣的酷刑。酷刑不僅違背道義，而且並不能真正起到懲罰和消滅犯罪的目的。這與儒家一貫倡導的「以德去刑」理論相符合。　

二、從漢至唐：死刑體系漸趨簡單　

漢代建立了一套複雜的死刑體系，其常用的死刑行刑方式包括梟首、腰斬和棄市。但實際上，漢代的死刑除了這三種常用的行刑方式外，還包括磔、車裂、斬、具五刑和族誅等。

漢景帝進行刑罰改革時，一項重大舉措是將磔刑改為棄市，規定除妖逆罪外，不再適用磔刑。儘管從史書的記載看，這次改革後磔刑仍偶有適用，但作為一種法定的死刑行刑方式，磔刑已被正式廢除。在魏晉南北朝歷代的法定死刑中，也已不見其蹤跡。

腰斬和車裂（亦稱轘）之刑，自西晉以後已很少定為法定刑刑，尤其是腰斬，僅在三國魏和北魏前期在法定死刑之列，其餘時期均已不見。梟首作為法定的死刑行刑方式在漢唐之際歷代相沿，直至隋朝正式被廢除。棄市刑較為特殊，如前所述，自西晉前是以斬的方式行刑，西晉後改為絞的方式行刑。從北魏後期起，將其正式改稱為絞刑，自此棄市退出歷史舞台。

漢唐之際死刑種類在逐漸減少，除北周法定死刑種類為五種外，其餘歷代均在三種到四種。從隋朝開始，死刑種類變得更加簡單，僅餘斬和絞兩種，這一體系為唐代所繼承。在《唐律疏議》所規定的法定死刑行刑方式中，僅有絞、斬兩種，再無其他。

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並不意味着有唐一代僅適用這兩種死刑。梟首、腰斬、車裂，在唐代始終沒有銷聲匿跡，它們補充着唐代的死刑體系，在特殊情況下針對特定的人適用，屬於非法定刑。

唐代還有一種較為特殊的死刑行刑方式，即決重杖一頓處死，在唐中後期大量適用，甚至出現了取代絞、斬法定死刑的趨勢，這是唐代中後期法治混亂的產物。　

三、從漢至唐：死刑體系漸趨文明　

刑罰的文明化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其刑罰都經歷了一個從野蠻到文明的歷程，而漢唐之際死刑體系的演變正是中國古代刑罰文明化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中國古代的刑罰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死刑和肉刑為主，其種類之繁多，手段之殘酷，是中國早期刑罰的兩大特點。漢代之初，其刑罰主要繼承自秦，秦的嚴刑峻罰的刑罰制度也被繼承下來。

從文帝和景帝時起，漢代政府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刑罰改革，其主要內容是廢除肉刑，並刪減殘酷的死刑執行方式，如磔刑。有學者甚至評價說：「從漢文帝開始的刑罰體系的改革，使得中國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法律所規定的刑罰制度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人道的，至少要比同時期的歐洲法律中的刑罰制度文明得多、人道得多。」

刑罰的文明化改革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直至隋唐劃上一個休止符。唐代以後，刑罰又漸趨殘酷，甚至部分恢復了自漢代以來已被廢除的肉刑，死刑的種類和行刑方式與唐代相比也殘酷的多。

因而，中國古代的死刑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野蠻—文明—野蠻的反覆過程。直至清末法律改革，才仿照西方近代的死刑體系，構建新的死刑體系，但尚未來得及實施，清政府便滅亡了。而死刑演變第一階段的從野蠻—文明的這一歷程，即發生在漢唐之際。具體來說，從漢至唐，死刑體系漸趨文明化有以下幾種表現。

1.死刑執行手段漸趨單一

早期的刑罰主刑與附加刑不分，同一種刑罰既可以做主刑，也可以做附加刑，使得刑罰體系不甚合理，更重要的是，使得刑罰在主刑的基礎上加重。如勞役刑之上附加肉刑，黥為城旦舂、黥劓以為城旦舂等。

漢代死刑也同樣表現出了這樣的特點，多種執行手段雜糅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異常複雜和野蠻的死刑體系。漢代的具五刑是將黥、劓、斬左右止、笞、梟首和菹醢同事複合在一起，若在行刑時有誹謗詈詛者，出言不遜者，還要先斷其舌。

漢初彭越、韓信皆受此刑而死。自肉刑被廢除後，刑罰體系漸趨簡單，複合刑罰逐漸被單一刑罰所取代。隋唐時，五刑均獨立適用，法律明確規定死刑之外不再附加其他刑罰。這樣的變化無疑也起到了減輕死刑的作用。

2.死刑執行方式漸趨寬緩

中國古代的刑罰歷來分為法定刑與非法定刑兩種，死刑也同樣如此。我們在這裡探討從漢至唐死刑執行方式漸趨寬緩，實際上是指法定死刑而言的，對於非法定死刑，歷代均有因人因事而特殊適用的特點，像梟首、腰斬、車裂等死刑執行方式，在唐代仍偶有適用，所以從這一點上看並不能說唐代死刑更寬緩。

但是從法定死刑執行方式上看，從漢至唐，的確經歷了一個漸趨寬緩的發展過程。如前表「漢唐之際歷朝死刑種類對比」所列，梟首、腰斬、棄市、磔、車裂、具五刑等這一類酷刑，在魏晉南北朝之際逐漸從法定刑中退出，至隋初開始死刑僅餘斬、絞兩種。

正如前文所引隋文帝的詔書，隋文帝在詔書中表達得很明確，法律要因時沿革，絞和斬足以達到消滅惡人的目的，對於像梟首、轘身這一類酷刑，並不能達到懲治和肅清犯罪的目的，而且不符合道義。《唐律疏議》中也說：「古先哲王，則天垂法，輔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義期止殺。絞、斬之坐，刑之極也。」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在隋唐兩代的法典中，將除絞、斬外的其餘死刑執行方式均予廢除。

雖然同為剝奪人的生命的刑罰，與絞、斬相比，腰斬、車裂帶給人的痛苦要多得多。梟首、磔和棄市這一類刑罰不僅以慘酷的手段剝奪人的生命，還要將受刑之人在死後示眾，同時帶給人以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因而，與上述酷刑相比，絞和斬無疑要寬緩得多。

3.死刑執行過程漸趨人道

所謂人道是指關懷人、愛護人、尊重人，做到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死刑執行過程的人道是指在執行死刑的過程中符合一定的道義要求，尊重人的基本尊嚴，符合人的本性。從漢至唐，死刑執行過程漸趨人道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對受刑之人生前的尊重。漢代的死刑多是剝去受刑人的衣衫，然後行刑，故而死刑不僅是對受刑人生命的剝奪，也是對其人格尊嚴的侮辱。漢代的腰斬須脫去衣衫，露出肌膚。《漢書·張倉傳》中就記載了張倉當處腰斬，解衣伏於椹質之上，皮膚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認為其是美男，終被赦，後為劉邦立為漢王。《漢書·王詬傳》也記載繡衣御史暴勝之欲腰斬王詬，王詬於是「解衣伏質」。不僅腰斬是裸體受刑，從史書的記載看，棄市最初也是裸體受刑的。

《魏書·刑罰志》記載在北魏高祖以前，無論男女行棄市刑時均「裸形伏質」。司徒元丕等人認為，為彰顯統治者的仁德，免去受刑人裸體之恥，建議自此之後「棄市袒斬」，即僅脫去上衣。

高祖亦認為男女裸體受刑，於禮不合，於是同意了司徒元丕等人的建議。至唐代，腰斬、棄市這一類刑罰已不再是法定刑，僅偶爾適用之。唐代之絞、斬刑僅是對罪犯生命的剝奪，已除去了侮辱、羞辱和內涵，彰顯出更加文明的意味。

二是對受刑之人死後的尊重。也就是死後對罪犯屍體處理時表現出的尊重。中國古代的死刑在執行後歷來有陳屍示眾的傳統。《周禮·秋官司寇·鄉土》中說：「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周禮·秋官司寇·掌戮》中也有：「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漢代的死刑，包括梟首、棄市和磔等也均要將罪犯死後的屍體示眾。

其目的一方面是對人死後屍體的一種侮辱，另一方面起到警示其他人的作用。自上述死刑執行方式被廢除後，陳屍示眾的做法也被消滅。唐代的絞刑和斬刑均無示眾的程序，與漢代相比無疑更加文明進步。　

結論

從漢至唐，死刑經歷了由繁複到簡單，由殘酷到相對文明的發展。漢代死刑執行方式較多，如梟首、腰斬、棄市、斬、磔、車裂和絞等，這些死刑執行方式一般有相對固定適用的罪行，其行刑方式較為殘酷，不僅僅在於剝奪受刑者的生命，往往同時含有人身侮辱和精神懲治的成分在其中。

唐代法定的死刑執行方式僅有絞、斬兩種，《唐律疏議》也明確規定了其所適用的罪行。與漢代相比，唐代的死刑執行方式簡單，除去了其中野蠻、殘酷的成分，是刑罰逐漸向文明化演進的重要階段。

但是，我們也看到，漢代適用的死刑執行方式在唐代大多未滅其蹤，不過從法定刑轉化為非法定刑，在特定的情況下針對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案件繼續適用。從漢唐死刑的比較，可以看出死刑漸趨文明、簡單和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