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學者：冷戰後三十年，自由主義從自視優越走向幻滅

參考消息網6月23日報道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系教授中西寬近日在日本《呼聲》月刊6月號發表文章，解析冷戰後三十年自由主義主導下的世界秩序形態。中西寬指出，自由主義正走向幻滅，自由主義正走向幻滅。冷戰以後30年的歷史是一個變化着形式，重複上演對自由主義期待與幻滅的時代，而日本的課題則是「知識系統的自立」。文章編譯如下：

伴隨着年號的改變，回顧平成時代在日本成為了一種流行。當然，與天皇在位時間相對應的元號區間並非與政治和社會動向完全一致，所以平成時代的這種劃分也只能說是人造的。雖說如此，要論平成這個時代的特徵，那是相當於30年「一代人」的時期。從政治上看，就日本來說，那是從1955年體制結束，經過包括在野黨政權在內的混亂期，再到安倍長期聯合執政的這麼一個時期；就世界來說，那是以冷戰結束為起點，以冷戰結束後的秩序動搖為終點的時期。從這個方面來說，將平成作為一個時代進行總結也是具有一定意義的。

當然，要對這30年的特徵做出歷史評價還為時尚早。現階段可以說的是，它不像前一個時代的「冷戰」那樣，擁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同時代意識。三十年裡，倒是留下了一些巧妙捕捉每個時代國際政治側面的表述。比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新保守主義者們口中的「美利堅帝國」、伊恩·布雷默的「G0」等。然而，無論哪一種表述，都沒有以決定性的形式固定下來。可以說，冷戰結束後的時代特徵是，無論世界還是日本都在空虛地等待時代的自我定義。

30年前，人們不會想到這種結局。因為西方發達國家信奉的所謂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等價值似乎取得了明顯的勝利。這些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自由主義」。30年的歷史是一個變化着形式，重複上演對自由主義期待與幻滅的時代。

到了現在，對自由主義的幻滅更加深刻，更加嚴重。尤其在信奉自由民主主義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眾層面蔓延着對支撐體制的價值觀的犬儒主義和漠不關心。雖然後來形成了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等各種替代性的主張，但這些都不足以代替自由主義。總體來說，思想互相交鋒的混亂狀態導致了現代世界的不可預料性。

對自由主義的幻滅也影響到對外政策。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2017年12月）直接批評了對自由主義的樂觀論調，其中寫道：「冷戰時期的自由國家偉大勝利中，美國是全球唯一的擁有巨大優勢和氣勢的超級大國。然而，成功導致自我滿足，很多人相信美國的實力不會受到挑戰，會一直維持下去，美國開始漂流。」基於這一認識，該文件將「美國優先主義」正當化。對自由主義的深刻幻滅和批判不只出現在美國，從英國脫歐、歐洲各種民粹主義運動也可以看出來。這是現代世界共同而廣泛的徵兆。

然而，自由主義及對它的否定這種相互對立本身是正常的嗎？自由主義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現代發達國家存在問題的價值體系？從平成和冷戰結束後約30年的時間軸來思考問題的意義在於，可以比平時更加深刻地思考當前世界所面臨問題的根源。而這種思考，對於迎來令和時代的日本來說也有重要意義。

冷戰結束的再思考

當前，美國國際問題論壇等圍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例如，自去年以來，在美國《外交》雜誌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將戰後國際秩序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破壞該秩序的特朗普政府發出了警告。與之相對，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則認為戰後國際秩序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觀點是錯誤的，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追求的是更加現實主義的勢力平衡。相關的討論不勝枚舉。

筆者無暇介紹論爭的詳細情況，但我認為，不應一直將戰後秩序視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二戰以後至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是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混合秩序，冷戰結束以後，現實主義要素後退，開始接近於純粹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戰後秩序的出發點是1941年夏天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與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提出的大西洋憲章。該憲章歌頌了設立新的國際機構、自由貿易、海洋自由、民族自由等自由主義理念。然而，同時，他們極力避免重蹈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覆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嘗試建立自由主義秩序，但最終失敗——重視通過現實主義力量建立秩序。其表現是承認賦予由大國擔任常任理事國的聯合國安理會很大權限的聯合國秩序構想。經濟上，為了保障自由貿易，成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但通過設定基於出資比例的表決權，確保大國的主導性。也就是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存在着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組合的戰後秩序構想。

然而，隨着二戰後與戰爭期間的盟國蘇聯的對立加深，聯合國陷入功能失調，政治上現實主義的力量對立增強，經濟上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布雷頓森林體系推進自由貿易體系，但當時的世界經濟只能依賴美國的經濟實力，美國作為霸權國家，以開放本國市場和冷戰政策為由，越來越多地傾向於通過提供資本支撐世界經濟。雖說如此，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機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並非說完全失去了自由主義要素。

冷戰時期，尤其是在1960年代之前，促成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組合在一起的是工業文明。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結構確立起來，富裕的中產階級保證了民族國家和國民經濟社會的穩定。然而，從1970年代左右開始，因為國際資本流動日益活躍、新型工業國和資源出口國的崛起，這一結構開始逐漸地出現問題。

然而，在應對這些變化之前，冷戰突然結束，這導致人們尤其是西方的政策精英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正如平成元年（1989年）秋天民眾破壞柏林牆所象徵的那樣，東歐體制一下子崩潰。次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進攻科威特，美蘇展開合作，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確定了應對方針，聯合國集體安全體制突然恢復了功能。結果，第二年的海灣戰爭中，美軍主導的多國部隊取得了壓倒性勝利，更加印證了聯合國的復活。當年末，蘇聯宣告解體，給人的印象是自由主義取得了勝利，「世界新秩序」的表述開始流行起來。

然而，將冷戰的結束理解為自由主義的勝利即使在當時也是有一些勉強的。促使蘇聯和東歐轉變的，不是自由主義理念，而是物質和技術上的動機。尤其信息技術的發展孕育了技術創新和需求的循環。從相關國家很多自由主義制度根基不穩的情況來看，物質和技術因素才是終結冷戰的根本原因。

美利堅帝國與自由主義協調論的界限

然而，西方國家卻將冷戰的結束視為自己政治經濟價值觀的勝利。體現冷戰結束後期登場的最激進自由主義思潮的「世界新秩序」論，在1990年代中期不再被追捧。儘管如此，西方國家仍堅信自由主義的優越性，繼續追求基於該信念的樂觀的秩序構想。

尤其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到2000年代末，占主導地位的是「美利堅帝國」論。該論調是以2000年左右美國壓倒性軍事、經濟和技術優勢為前提，將聯合國等國際機構視為美國行動的制約因素，試圖通過美國的力量和意志來維持和擴大自由主義世界。其最激進的主張者就是新保守主義者，他們積極肯定美國憑藉壓倒性的國力將美式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的做法。新保守主義者本身並不是美國政策精英中的多數派，但共和、民主兩黨帶有國際主義傾向的人們大多持有該立場，被新保守主義激進的主張所牽引。

尤其9·11事件中，美國的中心區被恐怖分子所破壞，這也支持了新保守主義者的主張。在軍事進攻恐怖組織根據地的阿富汗之後，美國將矛頭指向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年，美國不顧部分盟國和友好國家的反對以及聯合國的制約，強行對伊拉克實施了軍事進攻。

推翻敵國政府很快就實現了，但美國卻因為在失去政府的社會進行戰後統治陷入泥潭。堅信美國自由主義價值普遍性的政策領導人們在不了解阿富汗和伊拉克各種勢力對立關係和複雜感情的情況下發動了戰爭。

美利堅帝國論最終失去力量是因為2008年的雷曼危機。基於合理的經濟學知識的市場經濟運營是美式自由主義的主要要義之一。然而，始自美國的房地產資產泡沫的破滅發展為全球規模的金融危機，這導致美國國內和全世界對收入差距和市場經濟產生不信任。

然而，在這一階段中，自由主義以自由經濟協調主義的形式獲得重生。雷曼危機後，美國總統布什召開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就是其象徵。在該階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外的新興經濟體，比如被稱為「金磚國家」的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存在感已經不容忽視。自由主義者預測，通過分擔一定的權限和責任，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應該是可以協調的。美國前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希望中國成為「利益攸關方」就是這種期待的象徵。2008年，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他主張國際協調，擁有較強理想主義傾向的世界觀。

的確，雷曼危機後，全世界擁有共同的危機意識，為了避免全球經濟大衰退，各國協調經濟政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施大膽的貨幣寬鬆政策，新興經濟體除了實施貨幣寬鬆政策外，還實施財政刺激政策，以此穩住了世界經濟，雷曼危機後的世界經濟避免了破產的境地。然而，眼前的危機過去之後，自由主義和新興經濟體的協調體制也開始達到極限。

當前，國際政治正在發生巨變，形成日歐和俄羅斯參與中美競爭關係的格局。在這裡，競爭的關鍵也是信息技術。這並非單純的技術和安全性的問題，對於信息這一看不見的存在，不同的價值觀正在加劇不信任和對立。

信息文明時代需要知識自立

冷戰結束後的過去三十年間，占支配地位的理念是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然而，世界新秩序論、美利堅帝國論、自由經濟協調論所表現出的樂觀屢屢遭到現實否定，今天的世界被這種幻滅所包裹。一直標榜自由主義的美英兩國的政治現實說明了這一切。

平成時代的日本的軌跡總體上被自由主義的樂觀與幻滅所點綴，但也有略微的不同。首先，在冷戰結束的平成初期，日本遭遇了泡沫經濟破滅和海灣戰爭中日本外交低迷的雙重打擊，日本的意識里既興高采烈又有挫折感。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國內開始討論尋求擺脫冷戰時期的1955年體制，利用以可更迭政權的政黨政治為基礎的政治領導力，以「普通國家」即自由主義發達國家身份建立外交安保體制。該討論可以說奠定了從1993年自民黨分裂和非自民黨聯合政府到自民黨和社會黨聯合政府、小泉改革帶來的批判自民黨內體制、集結在野黨勢力的民主黨政權的組織化以及2009年政權更迭的日本政治的基調。這意味着自由主義議程革新了政治經濟結構。

這期間外交層面指導日本的是1995年「奈倡議」所代表的美國跨黨派國際主義者所確定的方向。他們將亞洲太平洋視為二十一世紀市場經濟繁榮的中心，並且認為日美同盟關係是東亞秩序的基礎，在冷戰後的美國外交中，例外地成功將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組合了起來。直到安倍第二次上台執政，這一框架給日本外交提供了基本方針，在內政混亂的情況下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

然而，美國的國際主義共識因為伊拉克戰爭、雷曼危機、朝鮮問題上的束手無策等原因導致影響力下降。尤其是支撐國際主義內政基礎的兩大政黨制在美英兩國都不再能發揮作用。結果，美英兩國出現政黨分裂狀況，並進一步導致特朗普政府的出現和脫歐等政治混亂。

在日本，由於泡沫破滅後不良債權問題處理得不及時、參眾兩院的扭曲國會導致政治停滯的憲法體制等原因，政治陷入了混亂。然而，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傳統與權力向首相官邸集中、貨幣寬鬆政策、財政擴張政策一起，為安倍第二次執政帶來了長期穩定局面。看上去，日本貌似重新回到了自民黨負責勞動福祉政策、現實派在野黨沒有固定支持層、理念派在野黨停留在少數派的1955年體制的結構。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日本的政治經濟結構已經不能充分適應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轉變。平成元年（1989年），全球市值前50強公司中，日本企業占到了32家，但到了平成30年（2018年）卻只剩下一家。雖說有泡沫經濟時期的虛高成分，但也不能掩飾日本經濟影響力下降的事實。

其背景可以說是試圖儘可能保留工業文明時代遺產的企業和勞動結構的平成時代政治行政指向性、推波助瀾的選民的意識以及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日本的資產。然而，隨着人口減少和老齡化、公共債務的擴大，這種結構變得難以為繼。

很多學者都反覆強調，信息文明時代最核心的資源是獨創性的「知識」。從獨創性的知識角度來說，日本所欠缺的是對知識基礎和整體性的理解。像明治時期和昭和戰後時期那樣，近代日本在作為目標的歐洲文明和美國文明擁有明確分類和體系的時候，巧妙且迅速地進行了吸收。而像大正時期和昭和戰前時期以及平成時期那樣，日本在整個世界都陷入流動性的時代，則是失去了方向感。令和時代的課題應該是如何從這一循環中擺脫出來。也就是說，日本不應去引進和咀嚼現成的框架，而需要有全局意識，用自己的手重新構建知識體系，哪怕比較遙遠也要重新審視應用背後的基礎。（編譯/張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