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上廣深」？大學生預期就業城市偏好探究

本文轉自：中國網

在對未來的城市偏好選擇上，當代大學生預期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有增無減。圖為2021年9月25日，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舉辦的一場招聘會。人民視覺 資料圖

早在十年前，一些白領間興起「逃離北上廣深」，即因生活成本較高而逃離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一線城市，移居到其他二、三線城市的現象。

在另一個半球，逃離大城市的戲碼同樣在上演。《紐約郵報》統計發現，2010年至2017年離開紐約前往美國其他地方的人比其他地方去紐約的人高出近100萬。在全球範圍內，「逃離」大城市以追求更好生活品質的潮流同樣在倫敦、芝加哥等大城市悄悄蔓延，並且逐漸呈現年輕化趨勢：離開城市前往鄉村的人群平均年齡相比10年前年輕了10歲。

已有研究顯示，大學畢業生就業區域的改變主要源於外部因素（環境）和內部因素（心理）的改變。

在外部因素方面，城市間的收入差距、就業機會可獲得性的差別、心理成本和短期的貨幣收入等都是影響大學畢業生就業區域的影響因素。同時，居高不下的房價也對畢業生的擇業產生影響，雖然高昂房價使得畢業生希望前往薪資較高的大城市和崗位就業，但真正面對大城市的購房壓力時，多數畢業生實際上辭掉一線城市的工作而選擇在中小城市再就業。在心理因素上，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大學生在擇業觀上變得更加靈活，勇於嘗試互聯網催生的各種職業，並着重於自我價值的實現和自我能力的發展。

不過，在宏觀環境和微觀因素一同改變的情況下，近年來大學生的預期就業地點產生了何種變化仍未明朗。有報道稱，2013年高校畢業生中，有61%主動逃離北上廣深一線城市而前往二三線城市工作生活，但也有報道稱該數據結果為「偽命題」。因權威數據缺失，全社會難免對大學生的預期就業走勢缺乏了解，這會影響或推遲政府相關政策的形成。

本研究嘗試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權威調查數據，重點揭示近年來大學生預期就業城市偏好的趨勢，並探討哪些大學生群體傾向於前往一線城市進行就業。

大學生選擇就業地不存在「逃離」北上廣深現象

已有研究顯示，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巨大的競爭壓力和高漲的生活成本，迫使不少高校畢業生離開；隨着二線城市的經濟發展，二線城市的就業和生活環境得到極大改善，其競爭壓力小、發展機會多、基礎設施日漸完善，因此人才向其他城市流動的趨勢愈加明顯。

但總體來講，關於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公開數據主要以市場調查為主，並重點針對畢業生的就業流向進行調研，較少關注在校生的就業城市意願或偏好，因此我們仍未能得知當代大學生在其就業地區的未來規劃上是否存在「逃離」一線城市的現象或趨勢。

根據已有的數據和報告，在大學生就業預期問題上，「是否逃離一線城市」的命題存在爭議，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新一線和二線城市對大學生的吸引力增加。不同的結論可能是源於相關調查採用了相異的抽樣框和調查方法。（本研究中的「一線城市」專指北上廣深；「新一線」城市的劃分標準仍未統一，同時每年劃分的「新一線」城市仍在變化中，但並不影響本研究的結論。——作者注）

本研究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當代大學生就業、生活和價值觀追蹤調查」所得數據。該調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自2010年開始組織，是一項試圖了解當代大學生在教育和就業、戀愛和婚姻、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看法的大型全國跟蹤調查。

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這項調查最終獲得的包括具典型代表性的重點大學、普通大學和高職院校在校生和應屆畢業生在內的最終保留樣本數量，分別為6176個、8977個和13011個。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是否選擇北上廣深一線大城市作為畢業後的就業地點」。控制變量為性別和年齡，核心自變量則是包括戶口狀況、受教育層次（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院校所在地、兄弟姐妹數、是否獨生子女、父親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和是否想攻讀更高學位。

從總樣本來看，男性和女性、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決定攻讀更高學位和決定不攻讀更高學位的大學生比例相當，均占一半左右。受到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當代大學生平均擁有的兄弟姐妹數量不足1個，為0.76個。過半數樣本為大學生，其次為專科生，占比最少的為研究生。超過六成當代大學生自我認知的家庭經濟狀況和其他同學的家庭經濟狀況相近，表明大部分大學生的家境狀況與其他同學相比不存在較大差距。

畢業後想在一線城市擇業的大學生和畢業後想在其他地區就業的大學生相比較，兩者的性別比和年齡較為相近，但非農戶口占比、本科生和研究生占比、院校位於一線城市的比例、獨生子女占比、父親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決定攻讀更高學位的比例在畢業後想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就業的大學生中均更高或更好。

另外，平均兄弟姐妹數量在畢業後想在一線城市擇業的大學生群體中反而相比畢業後想在非一線城市工作的大學生群體要低，表明兄弟姐妹更少的大學生更願意前往一線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本研究發現，總體而言，畢業後期望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大學生比例呈現明顯的增長趨勢，2013 年、2015 年和2017 年，畢業後期望在一線城市擇業的大學生比例分別為22.67%、34.99%和35.32%。其中該比例在2015 年增長迅速，相比2013 年增加了12.32%，而2015年和2017 年的比例相當。

因此，當代大學生在擇業意願上並不存在「逃離」北上廣深的現象，在對未來的城市偏好選擇上，預期在一線城市就業的大學生比例反而有增無減。值得注意的是，該比例僅反映當代大學生在就業地點上的偏好及其未來規劃，在一線城市的實際求職中，或由於一線城市的擠出效應，或由於二線城市工作機會增多，故而可能出現大學畢業生一線城市就業率逐年下降的趨勢。

獨生子女大學生更傾向於在一線城市就業

分群體比較來看，不同大學生群體畢業後預期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大致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男性大學生和女性大學生畢業後期望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相當，除2013 年女性大學生群體選擇一線城市的比例稍高於男性大學生外，2015 年和2017年均為男性大學生想在一線城市擇業的比例較高。

戶口性質比較上，非農戶口的大學生中期望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要高於農業戶口的大學生中期望在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

在不同的教育層次中，本科生相比專科生和研究生在就業意願上更偏向於選擇一線城市，其中研究生心儀就業地點為一線城市的比例又高於專科生。

另外，就讀於一線城市院校的在校生選擇畢業後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遠高於院校位於非一線城市的畢業生，這可能是由於在一線城市就讀的大學生的地利之便，在當地生活和學習了幾年的大學生在當地建立了一定的社會關係網絡，難免對就讀地產生黏性，以至於期望留在一線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與以往印象相反，獨生子女大學生中期望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反而超過非獨生子女十個百分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獨生子女在意願上更偏好前往一線城市就業，但在實際工作中反而是在父母所在城市就業的現象。

在父親受教育程度方面，父親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學生想畢業後在一線城市擇業的比例也就越高，同時各年相比增加的比例也越多。

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家庭經濟狀況越好的大學生越是期望在一線城市工作。其中，2015 年和2017 年，家庭經濟狀況較好的大學生中過半數期望在畢業後於一線城市就業，其比例遠高於家庭經濟狀況一般和較差的大學生。

與預計相同，決定攻讀更高學位的大學生相比決定不攻讀更高學位的大學生有更高的一線城市就業偏好。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期望攻讀更高學位的在校生對未來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部分大學生會希望通過獲得更多人力資本的方式而在一線城市就業。

就不同年份的比較而言，不同群體均顯示出更強的在一線城市就業的偏好。而分群體在不同年份間的對比，我們更可以看到不同年份的不同群體之間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也即在不同群體的比例的排序在不同年份間較少出現差異。

家庭經濟狀況越好，越傾向於一線城市就業

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當代大學生就業、生活和價值觀追蹤調查」為追蹤調查，因此以下我們將僅使用2017 年的數據進行回歸，考察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分群體的大學生之間其一線城市就業偏好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我們看到，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擁有更高的畢業後期望留在一線城市就業的可能性，約高出12.73%。而年齡、戶口狀況和受教育層次對畢業後期望在一線城市就業的偏好並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不同的年齡、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專科生和本科生、專科生和研究生之間，在將一線城市作為畢業後的理想擇業地點方面並沒有顯著差異。

在農業和非農戶口的對比上，雖然在比例上有更多非農戶口的大學生傾向於在一線城市就業，但正如以往研究所表明的，城鄉背景是通過影響就讀院校的層次繼而影響其就業地點，從而或許造成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在控制了院校地點後對一線城市就業傾向不存在顯著作用的局面。

為此，我們除去院校所在地的變量，可以看到上大學前的戶口狀況對大學生的一線城市就業偏好存在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受教育層次對一線城市就業傾向從不存在顯著作用變為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顯示受教育層次也通過就讀地點對一線城市就業偏好發揮影響作用。非農戶口、本科生和研究生更多就讀於一線城市，從而增加了其一線城市就業偏向。數據顯示，11.78%的本科院校位於北上廣深，相比之下，大專院校位於一線城市的比率僅有本科院校的一半，為6.89%。

院校位於一線城市的大學生，表現出更強烈的一線城市就業偏好：院校位於一線城市的大學生將一線城市作為其理想工作地點的概率是非一線城市就讀大學生的六倍以上，表明當代大學生在未來規劃上會對院校所在地產生黏性，顯示出就讀地區對未來就業的巨大影響。

本研究發現，兄弟姐妹每增加1 個，畢業後想在一線城市工作的概率增加6.96%，但該影響並不顯著，也即兄弟姐妹數對一線城市就業偏好的影響並不顯著區別於零。但兄弟姐妹數較多的大學生相比兄弟姐妹數較少的大學生會更少地在一線城市就讀，從而影響了其畢業後的擇業地點規劃。另外，當兄弟姐妹數為零，即作為獨生子女則對一線城市就業偏好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即獨生子女的一線城市擇業傾向相比非獨生子女高出17.98%。

本研究還發現，父親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大學畢業後想在一線城市就業的可能性也越高，但僅有父親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及以上的大學生與父親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大學生相比才存在顯著不為零的差異。

此外，自我認知的家庭經濟狀況相比周圍同學較好的大學生，顯著傾向於在畢業後於一線城市工作，其傾向於在一線城市就業的可能性相比經濟狀況比周圍同學較差的大學生要高出68.51%。從父親受教育程度和自我認知的家庭經濟狀況來看，僅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大學生群體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會顯示出對一線城市擇業傾向的顯著正向影響，而家庭社經地位一般和家庭社經地位較差的大學生之間在北上廣深就業傾向上沒有顯著差距。

最後，計劃攻讀更高學位的大學生相比不計劃攻讀更高學位的大學生，其畢業後想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就業的偏好要高出45.89%。但有趣的是，專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間在一線城市就業偏好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核心結論與政策啟示

全國性調查數據顯示，就在校大學生的未來就業城市偏好而言，「逃離」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的現象並不存在。相反，我們看到，隨着時間的推移，畢業後期望留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就業的大學生占比反而更多。

對這群大學生而言，他們在畢業後或仍會在一線城市尋找工作機會，但能真正留在一線城市的就業人數仍是未知。因此，即使在就業偏好上不存在「逃離」一線城市的現象，但在實際就業中或許真的存在於一線城市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逐年減少的趨勢。同樣，本研究結果也未能否定當代大學畢業生一線城市工作幾年後，不會前往其他城市再就業。

但從結果看，在房價逐年上升、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生活質量下降以及二線城市發展迅速的背景下，當代大學生對一線城市的熱情仍未熄滅。就業機會豐富、薪資較高、生活選擇較多、教育和醫療資源優厚的一線城市，仍是大學生想施展其抱負和能力的首選，在校大學生中將一線城市作為其首要的理想就業地點的比例仍存在上升趨勢。

哪些大學生偏向將一線城市作為理想工作地點呢？從前面分析的結果來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更高、決定攻讀更高學位、男性、就讀院校位於一線城市的大學生，相比其他大學生更期望在畢業後前往一線城市發展，但戶口狀況和年齡對一線城市擇業傾向沒有顯著影響。

簡單來講，一方面，在一線城市工作需要一定的資本支撐，因此父親的學歷越高、家庭經濟狀況相比其他人越好，其越能將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放在其首要選項上；另一方面，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具有大量工作機會，其工作薪資普遍高於其他城市，因此越是期望獲得較好和豐富生活的大學生，也就越想在畢業後在一線城市就業。

從這一角度來說，不難理解部分大學畢業生在一線城市工作幾年後前往二線城市尋求工作機會的決定，畢竟一線城市生活成本位於全球前列，僅靠其較高的薪資和多彩的生活選擇，仍可能較難獲得或保持一個較為理想的生活狀態。

此外，就讀院校所在的區域往往是在校大學生除家鄉以外生活得最久和了解得最多的城市，他們在擁有繽紛的校園生活的同時，也看到了一線城市暗藏的豐盛工作機會，因此在理想就業地點上對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產生較大黏性。這對二線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啟示是，這些地方應當提升自身高校實力以吸引人才，同時為在校大學生增加當地就業的輔導、引導和宣傳，以提高高校人才留在當地工作的就業率，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

最後，對在校大學生一線城市就業傾向的上升趨勢，決策者一方面可採取相應措施，例如適當降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落戶門檻，鼓勵大學生在一線城市實習、就業和創業等，促進大學生真正流入並留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就業，為一線城市的發展和建設注入更多活力。另一方面，決策者也可增強其他城市的宣傳工作，同時促進其他城市的經濟發展，使得不同城市和區域就業的大學生均等獲得較為理想的薪資和待遇；當地政府也可加強其就業輔導和當地工作機會的宣傳工作，提高其他城市作為當代大學生理想就業地點的可能性，均衡不同類型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

[作者陸傑華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岑欣儀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本文原題「『固守』抑或『逃離』：當下大學生預期就業一線城市偏好探究」，原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經授權重發，有較多刪改，具體技術細節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