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英國國民作家伊恩·麥克尤恩,1948年出生於英格蘭,27歲時因處女作《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一舉成名,迄今為止已有17部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伊恩·麥克尤恩以簡潔典雅、準確清晰的敘事表達曖昧複雜的人性和社會生活。他擅長於把社會景觀縮微到家庭、兩性和情感內部,從人與自我及社會之間的衝突出發,思考時代的精神狀態。
近日,應上海譯文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邀請,伊恩·麥克尤恩來華進行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活動。期間,伊恩·麥克尤恩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作家格非進行一場對談,對談的主題為:大眾媒體時代的虛構敘事。
格非,作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講授寫作、小說敘事學等課程。2015年以其「江南三部曲」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伊恩·麥克尤恩和格非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作品都被翻譯為多種語種,分別是中國和英國當代文學的代表人物。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小說能夠提供什麼?
伊恩·麥克尤恩:我堅信小說這種形式不會被大眾媒介所取代。在狄更斯那個時代,是最早開始重視文學與讀者交流的時代,可以說在大眾傳媒和文學互動之下,讀者都躍躍欲試,非常想知道小說作品裡的人物到底有沒有活下來。狄更斯恐怕也是最早舉辦讀書會與讀者見面、在公眾面前演講的作家,也是最早意識到作為作家,接受媒體採訪的重要性。所以說狄更斯對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話題是祖師級的人物,他也是英國最早意識到要和大眾交流、重視跟大眾交流的一位作家。
格非:我很贊同麥克尤恩先生所說的,「小說在今天的大眾傳媒時代具有某種特殊性,是其他的文體,包括電影,很難取代的。」談及這個話題,讓我想起當年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這篇文章里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在盧梭生活的時代,社會話語、機制與個人之間的衝突已經是讓人不能忍受了。這是因為,個人的存在意義必須依賴於他人的評價,而且所有人都在發出聲音。文學也好,文化話語也好,在眾聲喧譁中,我們在鸚鵡學舌,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我們是在陳詞濫調中饒舌。所以,在那個時代,盧梭對文學藝術持有強烈的排斥態度。但是盧梭唯獨對小說很有好感,也就是說,他在排斥文學藝術時,卻對小說十分肯定。
前天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主題演講中,麥克尤恩先生對小說的社會功能做出了深刻的思考。麥克尤恩先生認為,小說建立了一個與他人交流的極其豐富的場域;小說作者的觀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說為不同的聲音、思維和情感提供了廣泛的交流空間。即便人們並不贊同彼此的觀念,但依然能夠被小說的敘事打動。我認為,這正是小說的力量所在。
互聯網時代,小說家何去何從?
伊恩·麥克尤恩:小說家好像是站在信息或者非實信息的風暴中的人。小說在過去,它的主要作用是探究人心,揭示人與人或者人與他者所處社會的關係,而到今天這還是小說主要的功能。在我的一生中,「小說的時代結束了」「小說即將滅亡」的預言已經聽到了很多次,但我個人認為,小說還是會繼續延續存活下去,原因是小說家會在這種巨大的信息或不實信息的風暴當中找到一個靜止的中心,這些嚴肅小說家將在這個中心繼續探究人心,繼續研究所有的這些真相以及謊言。
格非:當互聯網興起以後,我們一方面會感覺到它的方便,但同時也會感到深深的困擾。我不認為作家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對這個世界還擁有某種傳播真理的權威,恰恰相反,作家通過寫作,將個人的困惑納入思考的範圍,與讀者進行交流並尋求認同。海明威當年對作家有過這樣的忠告:永遠不要關心你想什麼,你要關注你筆下的人物在想什麼。你必須貼近你筆下的那些人物,並將他們對象化。你別把那些人物都寫成你自己的一個影子,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也就是說尊重與你對話的那些他者,跟他們之間建立真正對話的關係。我很同意麥克尤恩先生剛才的判斷,一百多年前,比如在福樓拜的時代,已經預言過小說要死亡了,今天它並沒有死亡。我認為小說這樣一種特殊的文類,在今天還是有作用的,或者說是有力量的。
對小說《贖罪》,伊恩·麥克尤恩和格非有着怎樣的解讀?
伊恩·麥克尤恩:我當時把《贖罪》這部小說交給出版商的時候跟他們說,這部小說很難有讀者,因為這本書主要寫給其他作家的。因為《贖罪》這本小說更多的是想反映在我們生活當中文學的力量和想象力的力量,以及這個想象力的力量有可能被濫用。這本書的靈感來源於簡·奧斯汀19世紀早期的小說《諾桑覺寺》。
《贖罪》寫的是布里奧妮作為小說家、作為文學家的一生。這部小說,我把整個對過去的回望以及反省集中在一個人的一生當中,她自己回憶曾經由於自己犯了一個大錯,導致不可挽回的悲劇,使得兩個年輕的戀人被拆散,並且最後死亡。所以,當我們回望歷史的時候也是這樣,回望歷史是一種非常長期而且非常艱苦的自我尋找,通過這種尋找才能使我們獲得一種救贖、贖罪,或者跟過去達成一種和解。
格非:從表面上看,這部作品的中心情節是一個刑事案件,我覺得麥克尤恩先生非常有耐心地在布置這個懸念,建立起整個敘事的大的構架。但當我看完小說以後,我有了另外一個想法。我覺得《贖罪》這本書也是關於文學的,尤其是關於小說本身的。因為小說的開頭寫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準備排演一齣戲劇,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戲劇沒有排成,到了小說結尾,主人公布里奧妮已經77歲的時候,在她過生日時,這個劇作終於被排演出來。所以我覺得它有兩個基本線索。第一個線索是因中心情節而衍生的愛情故事。由於愛情尚未來得及充分展開,它是通過兩位主人公之間的通信來完成的。麥克尤恩先生寫他倆之間的信件往來特別漂亮,感人至深,尤其是在二戰,在敦刻爾克大撤退的過程中。
第二個線索是「有罪的人」布里奧妮混雜着幻想、錯誤的行為以及贖罪衝動的自我意識呈現。我對後面這個線索尤其感興趣。因為布里奧妮有了贖罪這個衝動的時候,被她傷害的那兩個人都已經死了:羅比·特納和塞西莉亞分別於1940年6月和9月都死了。他們的愛情書信後來被保存在博物館裡。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布里奧妮這個人物想贖罪,事實上已經不可能了。作為一個小說家,她只能通過一遍遍地修改關於羅比和塞西莉亞的命運結局,來完成一個想象性的或是象徵性的贖罪。這個小說讓我最感動的地方恰恰是在這裡。也正是通過這種象徵性的贖罪行為,作者麥克尤恩先生對小說在當今社會的功能進行了一番很有深度的思考。
(本文根據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的「大眾媒體時代的虛構敘事——麥克尤恩對話格非」錄音整理而成)
(作者: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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