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節·黔東「記」事」梁祖江：十年記者生活瑣憶

「本文來源：天眼新聞百家號」

「多年以來，我們都是寫別人，從沒有寫過自己，這一次天眼新聞特地策劃一個欄目，專門展現銅仁各地優秀通訊員的風采……」11月3日，我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到貴州日報銅仁記者站的約稿來電，短短几句話令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內心湧起很多感慨。

從2009年6月抽調到思南縣委信息交流中心算起，到2020年10月離開思南縣融媒體中心，我從事新聞工作共11年零4個月。而在此之前，我還山村學校當了10年的教師。

教書時，我偶然讀到過一篇文章，作者大致這樣寫道：一個人最好的一生，應該是教一下書、干一下記者、當一下兵，還有就是去一下沙漠、看一下大海、逛一下草原。我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就受了這麼一個觀點的影響，離開三尺講台後，我居然真的當起了記者。

記得剛畢業走上講壇的日子，艱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與心中的理想可謂天壤之差，加之初出茅廬年少輕狂，便一心想着無論如何也要「跳出去」。好在我「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臨近學校的一位也是剛走上講台的老師，也打起了新算盤。不約而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增加自己的能量，甚至天真地想到了參加「高考」從頭再來，於是8小時之外，不是做數學、物理題，就是背高中英語課文、單詞、短語。

這是一條路。按時下的說法，我們還堅持兩條腿走路，同時想到了藝術，那就是練書法。記得那時，沒日沒夜地臨習司馬彥等，常常達到指頭紅腫、腰酸背疼的程度。不過到了最後，轉念一想，一個偏遠山區的教師，單憑一手好字，你又能走到哪裡去呢？便不知不覺都歇了氣，即便仍有愛好，但總算不上執着。

儘管如此，渴望走出山旮旯的熱情，那時在心中總難以消停。憑着愛好，我想到了寫作，並堅信這是一條可靠的路子。那時，我所在的鄉場沒有書店，便到鄰近的集鎮去買來《老子莊子列子》《論語》，買來《西廂記》《廊橋遺夢》，還憑興趣自費訂閱了《中華散文》《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詩刊》《詩選刊》《文史天地》《天下文摘》《詩神》《詩歌月刊》等雜誌。結婚時，還特意要了一個書櫃，儲存了所收集到的各類書籍，除少部分被老鼠啃掉一角或幾頁外，其餘至今全部保存完好。

扯遠了，該說說新聞之緣了。

老實說，那期間的讀書，雖然十分投入，也得其意趣，但還是懷着某種功用的，那就是，試圖通過廣泛深入的閱讀，寫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並藉此改變命運。

隨後，想到了新聞。我一邊閱讀各類報刊雜誌，每晚堅持看新聞聯播，現場記錄下新聞的要點，從中細心揣摩新聞的採訪與寫作技巧。那時，網絡還沒興起，就通過郵寄的方式，將稿件寄往省、市、縣各家報社，後來還用過傳真。那期間，最渴望的就是趕集天，每到這一天，我都會早早地去到投遞員收發處，一是寄送新稿件，一是收看見報文章。那種興奮與激動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

也許是那時，一篇稿件到報社，時間長、程序麻煩，編輯手上稿件不多，可選擇的餘地不大，我雖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培訓，全憑自己的摸索，但投出去的稿件還真見報見刊不少。後來我將刊發的稿件整理成《深山小草》，竟有厚厚一疊，涉及散文、詩歌、論文、新聞等不同類別。

投得多了，發的也多了，在那個小小的山鄉就漸漸有了點名氣。一次，我有幸作為全鄉唯一的一個通訊員，參加了省報記者編輯老師在縣城所作的新聞寫作培訓。這對我來說，真的是受益匪淺。記憶尤深的是，貴州日報社的編輯老師講到「新聞由頭」的處理，真是醍醐灌頂，讓我茅塞頓開。後來我在縣媒體單位領導崗位上，也據此常給同事們講到新聞寫作的這一要害。

短期的專業培訓後，不僅新聞寫作的熱情更高了，其技巧也明顯提高了。儘管文章很短，但很快就在省黨報「露臉」了。同時，我的名字還不時出現在市黨報頭版頭條位置。

2009年6月，我被抽調到縣委信息交流中心，開啟了10餘年說起來漫長實質上也短暫的新聞寫作之旅。

曾經作為「第二職業」落筆似乎瀟瀟灑灑無拘無束，而當吃上專業飯後反而感到茫然而無從下手。因為初到縣城單位，人地生疏，對什麼都不了解，總是找不到寫的也不知道怎麼去寫，往往每天去到辦公室，除了看看書報，什麼也沒寫，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就過去了。機械地拿着相機，連輕按快門、調整焦距這些基本的操作也不會，更別說找角度、抓瞬間。跑會場，除了記下出席縣領導，拿着講話稿往往理不出頭緒，分不清哪些是重點。

最初的這段時間，最害怕的就是面見單位領導，尤其怕被其問及最近在寫什麼。好在張進主任往往體諒我們幾位新手的難處，在督促的同時，更多的是指導。在這個時候，我們通過經常讀書看報學習，進一步了解了新聞採訪寫作技巧，同時通過參加採訪並學寫一些會議新聞，逐步了解了縣情。就是拍照，一有機會，老領導也總是示範之後，又把相機遞過來學習操作。慢慢地，不僅拿着相機手頭靈活了，也能夠寫一些「豆腐塊」上縣報、市報了。

對於一直熱愛文字的我而言，最大的幸運或許不在於新聞單位的整合而致使後來有機會走上領導崗位，更在於有好幾年正處在紙媒發展的黃金期。能夠放開手腳採訪寫作新聞稿件後，在縣內重獎新聞寫作這股力量的推動下，我對新聞寫作可以說達到了痴迷的程度，恰如一個市報編輯老師說「上了癮」。記得銅仁日報社有編輯老師曾在一篇分析地方通訊員來搞與發稿的文章中就特別指出，其個人發稿量超過了本報的記者，可見他是多麼的勤奮又多麼的卓有成效。在這段時間裡，連續幾年我在《銅仁日報》的發稿量始終在200條以上，最高時竟達到375條，超過了每天一條的計量標準，始終位列通訊員個人年發稿量第一；在貴州日報也連年位居個人發稿量前列，最高時達到120多條。每年都被貴州日報社、銅仁日報社評為優秀通訊員，因之也先後到過省外的西藏，省內的息烽、湄潭、南明、正安、織金，市內玉屏、松桃、德江、沿河、碧江等多地考察學習或參加通訊員表彰大會而得以增長見識開闊眼界。

除了紙媒，當手機作為接收終端而微信又尚未興起時，由我負責策劃的《思南手機報》着實火過一把。有領導甚至私下稱，這是全省辦得最好的一份。那期間，甚至有市領導將其中的錯別字也指了出來。這份報紙，最吸引人的當屬「微人微語」欄目，稿件主要是短評短論及微型散文，每天一則，每則也就二三百字，由我主筆。特別是那一組書寫鄉情的微散文，引發鄉愁，激起思考，有讀者在操辦酒席人家當眾誦讀，更有的暗自挑燈夜讀將其中部分句子摘抄到筆記本上。後來，我把部分篇章摘錄成組題名《生長在村莊的歌謠》在《貴州作家》得到刊發，還在2017年獲得第六屆梵淨山年度文學獎。

主辦這份報紙，讓我堅信了新聞大家梁衡的一個說法，報紙是有文化屬性的，辦報紙少不了發揮文化功能。也許就因為方向正確，這個或許並非主流的小小新平台，因其關注度高，不僅為我個人贏得了榮譽，同時也幫助群眾辦成了一批好事、實事。家鄉一貧困農家小姑娘，身患白血病走投無路之際，通過《思南手機報》的宣傳號召，引起廣泛關注，短時間內籌集到愛心款數萬元。此舉雖然最終沒能挽回脆弱的生命，但至少讓這位小姑娘最後感受了一回人世的溫暖。

感受到這份溫暖的還有身患癌症的「農民詩人」張昭強。我是通過他的一個朋友而得知此事的，我隨即寫下長文《「農民詩人」張昭強：「我好想活下去！」》在《銅仁日報·梵淨山周末》刊發，並通過縣內外多家媒體及時給予跟蹤報道，幾十元幾百元上千元不等的捐款，就像維生素源源不斷注入他瘦削的身體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去年十月，離開縣融媒體中心清理辦公室物件時，偶然看到一面大紅錦旗。愣了好一陣後終於回想起，原來這是一個「大腳男鞋」的媽媽送來的。原因是我曾為他尋找一雙適合的鞋子而采寫稿件呼籲過。

回想這些，並非為了邀功請賞。事實上，多年以來，領導們已經給了我過多的榮譽，比如縣管專家、縣勞動模範之類，對此我始終心存感激。我想說的是，我是多麼熱愛新聞寫作，新聞寫作給我的人生帶來了多大的實惠。而這一切，我要感謝始終關心支持我的領導、親朋以及家人們。尤其是當初抽調我進縣委信息交流中心的張進主任，一直對我關懷備至。順便提一句，我的這位老領導，人生路上所難得遇見的恩人，一直不慕個人虛名，善於扶持和提攜後學，始終令人肅然起敬。就我所知，曾被他弄到手下的，有好幾位都很快成了「千里馬」。其精神境界，永遠為我所敬仰。

我得承認，而今我雖然離開了新聞單位，但的確沒有脫離寫作。就是在從事新聞寫作時，我也一邊嚮往着文學藝術。那期間，我買下了《魯迅全集》《卡拉馬佐夫兄弟》《約翰斯多夫》《百年孤獨》《我彌留之際》《懺悔錄》等世所公認的傑作，買下了《相對論》《物種起源》，精細閱讀了自然文學三部曲《瓦爾登湖》《沙鄉年鑑》《寂靜的春天》，歐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經典《思想錄》《蒙田隨筆集》《人生論》，以及《沉思錄》《愚人頌》等思想著作，系統閱讀了我喜愛的當下作家劉亮程的《曬曬黃沙梁的太陽》《一個人的村莊》《虛土》《鑿空》等詩歌、散文、小說，以及《「鄉村哲學」神話》等相關論文專著，較為全面閱讀了《掌心化雪》《皺紋》《恥辱者手記》等九十年代思想散文文叢。

扯多了，且就此打住。

貴州日報天眼新聞記者 楊聰 整理

編輯 江佳佳

編審 朱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