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拐賣兒童的世界性難題 各國如何防拐和打拐？

電影《親愛的》原型父親孫海洋歷經14年之後終於在2021年12月找到了被拐賣的兒子，但世界上還有無數個「孫海洋」，在家苦苦期盼丟失的孩子能被找回。

拐賣兒童犯罪一直都是世界性的社會難題，新冠疫情的暴發更是讓拐賣兒童呈現了新特點。疫情期間，學校停課，更多的孩子在網上「衝浪」，人販子利用網絡技術盜竊兒童信息，實行跨地區的線上剝削和拐賣兒童。疫情也帶來了經濟危機，在許多貧困地區，部分家長沒有能力撫養兒女後，被迫把孩子送進人販子的虎口。

在解決棘手的拐賣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破除關於販賣兒童的認知誤區，清楚認識到：不是只有女孩才會被拐賣，不是只有陌生人才能拐賣，也不是只有物理囚禁才叫拐賣。各國防拐的有效經驗也許有助於更高效地解決拐賣兒童問題：美國運用「安伯警報」和「亞當警報」及時定位失蹤兒童，積極利用兒童走丟的黃金時間；日本依靠拐賣收養同罪的嚴苛法律體系來減少拐賣發生率；泰國則通過立法、宣傳和身心治療的「組合拳」來解決拐賣兒童犯罪多發的問題。

疫情下的拐賣兒童犯罪

線上販賣或成新趨勢 貧困仍是大問題

在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之下，病毒傳染首先加劇了弱勢群體和邊緣化群體的風險，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便是兒童。

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孩子會花更多的時間上網，家長有時沒空去監督，這就讓罪犯有機可乘——他們會利用網絡來對兒童進行線上性剝削和拐賣。線上性剝削的形式包括：基於互聯網引誘兒童拍攝暴露照片和視頻、實施勒索、製成相關色情商品等等，韓國臭名昭著的「N號房」事件就是典型案例。而性剝削不一定只停留在「線上」，有些網站會提供在線聊天功能，人販子可以利用網絡技術非法盜竊個人信息，從而把線上剝削變為線下販賣。比如，人販子甚至不需要親自見到受害兒童，他們只需要利用移動電話中的定位追蹤程序和全球定位系統來了解受害者的位置，並在視頻通話中用攝像頭來觀察受害者及其周圍環境，再輔以威脅的話術「如果你不滿足我，我就把你的照片和視頻公布」，缺乏社會經驗的孩子們就會乖乖上鈎，去到指定地點。

菲律賓司法部的數據顯示，2020年3月至5月，菲律賓潛在的網絡性交易和線上性剝削人數增加了近300%；而在印度，兒童色情信息的搜索量也在疫情期間上升了95%。美國的全國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保護中心（NCMEC）稱，2020年1月至9月，線上引誘兒童案例同期增加了98.66% ，專門處理線上剝削兒童的CyberTipline系統收到的舉報也增加了一倍，達到了160萬。疫情讓兒童販賣的形式從街頭轉為「線上」，這無疑加劇了執法部門的執法難度。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司法官員蒂法尼·克里廷就談道：「當人販子策劃了一起犯罪，很可能受害者在一個國家，客戶卻在另一個國家，執法當局面臨着獲取證據的實際挑戰，因為任何調查都需要跨國合作和一定水平的互聯網專業知識。」

除此之外，貧困也是大問題。比如加納，黃金、石油和可可占其出口收入的80% ，但這些都算不上是生活必需品，疫情和經濟衰退導致這些商品的價格大幅下降。據彭博社報道，加納的食品價格飆升了近15%，使得貧困家庭無法養活自己的孩子。一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埃里克·皮薩在接受普利策中心採訪時就表示：「父母送走孩子主要有三個原因：貧窮、缺乏教育和對人口販賣的無知。一些父母失去了收入，就很可能把孩子送走來為家庭掙錢，即使他們知道工作條件非常艱苦。」一個名叫布萊特的孩子，他每天要為一個虐待他的漁民工作15個小時來補貼家用。另一個孩子以利亞，他的叔叔答應送他去讀書，但是等他真正搬去和叔叔一起住時，卻每天凌晨三點就要起床來幫叔叔釣魚，放學後還要繼續工作。他很快就筋疲力盡，被迫輟學了。

據「救助兒童協會」出版的《看不見的小小奴隸》報告，疫情期間約有16億兒童失學，1.42億兒童和青少年陷入貧困，這無疑增加了他們成為販運、性剝削、強迫婚姻或早孕受害者的風險。疫情也迫使一些國家的政府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健康問題上，人口販賣等社會問題也就容易被忽視。聯合國婦女署調查顯示，疫情期間，社會服務減少了70%，心理援助減少了64%，這讓人口販賣問題的解決難上加難。

愛沙尼亞希望能做出一些正向改變，該國在法律組織的領導下，在學校里發起了互聯網學習活動來提高學生對人口販賣新特點的認識，以預防並減少犯罪活動。加納村子裡失學的孩子如果長時間呆在家裡，家長就很可能把他們送出去工作，因為他們沒時間照顧孩子。皮薩所在機構就推出了組織孩子閱讀的計劃。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參與進來，但我們不可能照顧到所有人，不過我們希望或多或少能提供一些幫助。」皮薩說道。

破除販賣兒童的認識誤區

誤區一：

只有女孩才是受害者

據英國政府的官方數據，2020年所有潛在的販賣兒童受害者中，78%都是男孩。男孩和女孩成為拐賣兒童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一樣大，但是男孩更不容易被識別，因為他們被販賣的目的也不同：女孩多是性剝削和強迫婚姻的受害者，而男孩則通常被賣去進行壓迫勞動。

2020年3月，毒販史蒂芬斯因涉嫌人口拐賣在倫敦被捕入獄。這名毒販和他的同夥拐賣了十幾歲的男孩來為他們販毒，男孩們從2019年被迫為毒販服務，共販賣了1.45公斤毒品。警長雷·塞卡隆戈說道：「通過大家不懈的努力，七名罪犯被捕，販毒路線也被警方偵破，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調查讓兩個年幼的男孩擺脫了毒販的控制。毒販根本不考慮別人的利益，他們只會把孩子當成人肉擋箭牌。」

除了毒品交易，男孩也會成為性交易的受害者，且通常是「沉默」的受害者。湯姆·瓊斯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被拐賣去進行性交易，這場暴行在他15歲的時候結束了，但是像許多男孩子那樣，瓊斯沒有尋求幫助，也不敢告訴任何人。但沉默並不等於接受，「我很幸運自己能獲救。」瓊斯在接受「今日美國」採訪時說道：「我試圖多次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兩次自殺未遂後，瓊斯最終選擇了尋求幫助，而當時，他正在嘗試第三次自殺。

但尋求外界的幫助只是開始，坦陳自己的痛苦才是最難的一步。「我知道醫生是為了我好，但向他們親口說出這些經歷實在是太艱難了。」男孩們總覺得這是女生才會受到的傷害，這種性別偏見只會給受害者帶來更多痛苦。

誤區二：

兒童只會被陌生人拐賣

在美國，90%的人口販賣都是熟人作案，人販可能是朋友、鄰居、保姆，甚至是家人。熟人會利用親密關係來讓受害者放鬆警惕，並讓他們在傷害發生後保持沉默，而這也是熟人販賣常被人忽略的原因。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在2015年講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G（化名）的故事始於大學時期，那時，她正在西非多哥讀大學，父親卻發生了意外事故，不得不在醫院裡接受多次手術治療，而這也耗光了家裡的積蓄。恰恰在這個特殊時期，G的父親接到了居住在美國的表兄的電話，他邀請G來和他同住，並保證，一旦她到了美國就可以繼續完成學業了。

G想着只要能繼續讀書就好了，殊不知這才是噩夢的開始。在G到達美國僅僅六個月後，事情就開始改變，表兄變得越來越有攻擊性，另外三個孩子和所謂表兄的「女朋友」一起被帶到家裡，表面看起來他們是個正常美滿的家庭，但其中的苦澀只有他們自己清楚。

表兄讓G負責打掃房間和做飯，G在凌晨4點半就要起床做家務，給房間除塵，而當她放學回家時，她又要準備做飯了。她不僅要為喬做家務，還要為他的朋友們做家務。有一次她在廚房做飯時忘了關電視，這個小小的健忘行為激怒了表兄，他用刮冰刀打了G。

「有一天，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開始問我的功課，我拒絕回答。」G說，「我沒理他，他就開始踹我。」

這一場噩夢持續了五年，直到表兄在2011年被捕，G才鬆了口氣，但想要恢復正常生活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誤區三：

受害者總是被身體上囚禁

在拐賣兒童案件中，受害者一般是身體上被囚禁，但更多的情況是，受害者因為許多原因無法逃脫——有些受害者缺乏出逃的必需品，如金錢、交通工具或安全的居住地，還有些受害者則遭受着精神折磨，人販子不使用身體暴力就能輕易掌控受害兒童。精神奴役是一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方法，且通常不會引起執法部門的注意，很多人販子都是心理操控大師，他們常用的心理策略有以下幾種：

1.去人性化。人販子不斷告訴受害者，他們毫無價值、被人遺忘，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讓受害者相信，如果沒有人販子的幫助，他們就無法生存，從而對人販子產生依賴感。

2.散布恐懼。人販子不斷用虛假恐懼來折磨受害者並告訴他們，如果尋求幫助或試圖逃跑，受害者將被趕出去，變得無家可歸。

3.不信任他人。人販子告訴受害者，大多數人，甚至是醫療人員——都會舉報無證移民，讓他們坐牢。

4.密切監控受害者。人販子可能會不斷提醒受害者，他們一直在被監視，讓受害者打消逃跑的念頭。

5.給受害者希望。人販子會給受害者一絲希望，讓他們保持沉默。例如，人販子可能會為受害者提供一個明確的時間限度，比如10年或15年的奴役。一些受害者會因此留下，因為在許多文化中，忍耐被視為一種積極的品格。然而，當承諾的時間期限一到，人販子就會編造其他債務讓受害者償還，通常將食物和衣服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成本誇大數倍，逼迫受害者留下來。

各國應對策略

美國

多重保障齊上陣

美國對拐賣兒童犯罪的防範和打擊措施可以說和兩名孩子的遇害密不可分。

1.亞當警報

亞當警報是最早在美國實施的、用來防止拐賣兒童的報警項目。

1981年，6歲的美國男孩亞當·沃爾什在和媽媽逛佛羅里達州西爾斯百貨商店時走失，被連環殺手誘拐，兩周後亞當的頭顱在河邊被漁民發現。

這個殘酷的案件直接推動了《失蹤兒童援助法案》在美國實施，「全國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保護中心」也在同年建立，為失蹤兒童提供免費報警服務。

1984年，沃爾瑪超市率先啟用了兒童安全警報系統，並命名為亞當警報。亞當警報的運作系統非常迅速，一旦有訪客報告孩子走丟，工作人員馬上記錄下孩子的體貌和服裝特徵，員工會封鎖所有出口並全面搜尋孩子，若十分鐘內搜尋未果，系統就會自動報警，孩子被找到後警報才會取消。

2.安伯警報

1996年1月13日，9歲的安伯在騎車時被綁架，4天後，安伯的屍體在離家幾英里外的一條小溪邊被發現。安伯慘案震驚全美，在這次尋找失蹤孩童的過程中，人們發現了媒體的重要性，為此2003年美國建立了全國性的安伯警報系統。該系統利用美國緊急警報系統，通過商業廣播電台、衛星電台、電視台、電子郵件、短信等方式廣泛發布警報信息，快速定位失蹤兒童的位置。

2021年12月7日，華盛頓州居民里基就在收到「安伯警報」信息後，成功救下一名15歲的女孩。當天，里基按照慣例帶母親去醫院預約腎臟透析，也就是在此時，他收到了15歲女孩Idhao的安伯警報，警方讓群眾留意一輛棕色的開拓者品牌汽車。當里基去醫院接媽媽的途中，他注意到在他前面的一台汽車正是棕色開拓者，車牌號也和警方發布的信息完全匹配，他立刻撥打了報警電話，從人販子手中救下了這名女孩。

里基在接受《新聞周刊》採訪時說道：「我知道現代社會大家都很忙碌，但我僅僅用幾秒鐘低頭看手機，就幫助了一個家庭，幾秒鐘也許就會產生巨大的改變。」

日本

拐賣收養同罪，收養被拐兒童最高可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日本的兒童拐賣率極低，這主要得益於日本收養體系十分健全，很多無法生育的家庭也能通過正當渠道領養孩子。

在日本，拐賣收養同罪，收養被拐賣兒童最高可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因此日本人不敢去收養來路不明的孩子。沒有了市場，拐賣孩子的數量自然就降下去了。

除此之外，一旦發生拐賣事件，遍布公共場所的攝像頭就會起到作用，警方會立即調取監控錄像進行追查，也會及時張貼失蹤孩子照片，迅捷的辦案速度讓兒童失蹤案件很快就能破獲。同時，家長和學校也會經常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提高孩子的警惕。

泰國

立法、宣傳以及身心治療「組合拳」

泰國是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多發地，被拐賣的孩子有的被迫乞討，有的被賣到工廠充當廉價勞動力，還有的被拐騙到西方從事色情業。對於拐賣兒童現象，泰國政府採取疏堵並重的措施：立法、宣傳以及身心治療。

1992年12月，泰國簽署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兒童權利公約》，承諾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來保護本國每一個兒童的權利；1996年，泰國制定了打擊人口販運的法律框架，頒布實施了《防止和根除對兒童進行商業性性剝削的國家政策和行動計劃》，成立了「國家打擊販賣婦女兒童犯罪委員會」；2004年，泰國通過了《兒童保護法案》，2017年制定了第一個國家兒童保護戰略，旨在預防和保護兒童免受暴力、虐待、忽視和剝削的傷害。

在婦女和兒童權益保護政策中，宣傳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1999年，泰國將每年11月定為「停止對婦女兒童實施暴力」月，希望改變社會對兒童商業性剝削和父母買賣兒童的態度，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對婦女兒童的買賣是違法且不道德的。

針對得到救助後的婦女兒童，泰國會為他們提供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治療，還會提供後續學習或者工作的機會。但法律對受害人的保護是有條件的，只有受害人同意參與調查，並成為人口販運案件的證人，司法部證人保護局才會為他們提供特殊保護措施，包括重新安排住處、改變姓名、居所或其他身份信息等。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