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死後，我覺得自己是「兇手」｜自殺者遺族

每年的 9 月 10 日是世界預防自殺日。

據統計，全球每年有約 80 萬人自殺，平均每 40 秒就有一人死於自殺。逝者已矣，讓活下來的人找到「生死兩相安」的連接，路漫漫。人們往往聚焦在「那人為什麼會自殺」，但與自殺者相關這群人遭遇的痛苦，少人知曉。

他們可能是自殺者的親友、師長、同學、同事，可能是與其接觸的社工、諮詢師、醫護，他們是沉默和被誤解的，處境少被關注，宛若汪洋中的孤島。

自殺者遺族（Survivors of suicide）的概念，由開創現代「自殺學」的美國心理學家施耐德曼（Shneidman）提出。有研究發現，一位自殺者平均會觸及 135 人，其中約 60 人的情感直接或間接受到衝擊，至少 6 人可能受到重創，他們會遭受一連串的壓力跟負面情緒，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複雜性悲傷、憂鬱，也可能會出現頭痛、肩背痛、肌肉僵硬等生理不適。

根據世衛組織 2016 年的統計數據，中國自殺率是十萬分之 9.7 ，這背後的自殺者遺族群體龐大。

由於歷史和文化因素影響，談及死亡在某種程度上是公眾的禁忌，討論因自殺造成的死亡更是一片噤聲，人生最陰暗的幽谷里，只余自殺者遺族的足音。

但這群人的困境，並非無人看到：在北京，回龍觀醫院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自殺者親友互助團體已堅持了 18 年；在台北，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的「自殺者遺族說故事團體」也到了開辦的第 15 個年頭。

難以承受的告別

姐姐的自殺，一度讓呂芯秦陷入自責與憤怒中，以至於反覆自殘， 6 年都走不出來。

那一年，姐姐 22 歲，呂芯秦 18 歲，還在讀高三。

半夜裡，姐姐來電。身心俱疲的呂芯秦沒接。

凌晨 4 時，姐姐跳樓身亡。

至此，她方知那是姐姐生前最後的電話。

呂芯秦感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也隨姐姐而去。因為氣喘，她隨後住院，又並發肺炎和敗血症。病床上，閉上眼睛，她眼前就是姐姐墜落的模樣。不到一個月，體重減了 16 公斤。

有人質疑呂芯秦，她是唯一和姐姐同住的人，她理應能發覺姐姐的不對勁，她理應知道姐姐為什麼自殺。

她也想知道，可她確實不知道。她陷入對姐姐之死的自責中，覺得自己是「殺人兇手」。自我定罪的結果，就是連自己也不想活。看着一夜白頭的父親，她覺得活着的自己，比不上死去的姐姐。

她的人生癱瘓了。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從護校畢業的她，卻因為兩百多堂曠課，被記過，被取消所有獎項，在求職路上碰壁。

離開學校，離開家庭，呂芯秦阻斷和外界的聯繫。安全感瓦解，失眠成了常態。

「我碩士論文年曾以 11 位自殺者遺族為研究對象，發現這 11 位全部在親人自殺的 6 年內曾輟學、失業和離婚，在社會功能上有明顯改變。」呂芯秦說。

那時候的她，感到自己在被遺棄，「如果死的人是我就好了！」

她自殘，在手臂劃出一道道血痕，當作是對姐姐之死的贖罪。

姐姐小時候曾許願，等長大後要養白貓。可她已不能再長大，於是，在姐姐自殺後第二年，呂芯秦撿了一隻流浪貓，取名「哼唧」，今年 6 月，高齡 27 歲的「哼唧」安息在她懷裡。

呂芯秦在姐姐自殺後的第 2 年開始養貓，取名「哼唧」。今年 6 月，高齡 27 歲的「哼唧」安息在她懷裡。

圖源：受訪者供圖

姐姐生前的日記，有很多跟自殺意念抗爭的描述，一再積極地期望自己會好好生活，這留給呂芯秦疑惑，也讓她對自殺一度充滿敵意。社會對自殺的污名化，愈發加劇了她的迷惑。不知道該對誰表達憤怒。

隨着時間流逝，她慢慢明白，和姐姐的關係並未結束，只是轉變了。她不應去除、逃避，而是要修補、整合。

她重新回到校園，投入到自殺者遺族的研究中，與國際學術界交流，參與建立台北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成為中心第一個遺族個案管理師，後來又任台灣失落關懷與咨商協會理事，出版了台灣第一本站在自殺者遺族立場的著作《我是自殺者遺族》。

呂芯秦的公開發聲，打破了家族的禁忌，親友們指責她舊事重提。她被網友肆意評價，一所大學的諮詢與輔導專業的考研試題中，把她作為案例，讓考生分析她在姐姐過世之後，用了哪些防衛機制。

她再次成為被傷害的對象。

「姐姐為什麼要自殺？」許多人這麼問她，不乏有醫生和諮詢師。

她不願意別人這麼問，因為問題中帶着傷害。她認為，自殺者遺族需要的是接納，是表達。親人因何自殺？這答案要不要找都沒關係，更不需要外人干涉。

「我們在這裡，是因為我們所愛的人已經自殺。」2018 年，呂芯秦在社交網站成立了個線上社團，只接納自殺者遺族，她在入社準則里的第一句這麼說。

在過去一個月，這個網絡社團有 14 名新成員加入。

準則里，有這樣的共識：在回應他人的貼文時，不要直接給建議，「為什麼？」這樣的提問可能是不適合的······「如果無法仁慈，請保持沉默。」

2019 年 3 月，呂芯秦（右）在她的新書《生死傷痕》讀書會上，為讀者講解關於遺族悲傷的任務危機模式，左為失落關懷與諮詢商協會理事長李佩怡教授。

圖源：受訪者供圖

不能說的秘密

不被允許的悲傷，會讓悲傷更悲傷。中國的社會文化迴避談死亡，可這兒是個例外，接住了自殺者親友的悲傷。

這裡是北京回龍觀醫院的自殺者親友互助團體，成立於 2002 年，因公眾對「自殺」這個字眼非常敏感，小組成立時取名為「輕生者親友支持小組」。

許多小組成員，曾嘗試跟家人談起自殺，可家人往往回應「別再說了」。在外面不被鼓勵說的，在這兒，通通可以敞開說。

茶點免費，咖啡免費，擦淚的紙巾管夠，經費充裕的年份，還管盒飯。

沒有錄像，沒有錄音，那些悲傷的故事，被留在這個房間裡。團體準則強調「尊重」和「保密」。

「讓活的人少點疼。」自殺者親友互助團體負責人郎俊蓮這麼解釋這個團體的初衷，用敘事、建構的理念來幫助親友走過否認的階段，悲傷的歷程才可以開始。

每月第二周周二下午 15：00 到 16：30，是固定的活動時間，地點位於醫院院區，但卻不似醫院風格。這兒遠離門診樓，在單獨的小院內，空氣里沒有消毒水的味道，有的是流浪貓，穿過紅色樑柱撐起的天井。

來這裡的親友，求的並非是一個答案。老張最常問的是，「我媽為什麼要喝藥自殺？」眾人七嘴八舌解釋，他往往連連擺頭。

老張原以為，他這輩子和媽媽就這樣了：長期分離，雖不至於老死不相往來，但生活上的疏離反覆暗示着他：媽媽並不愛他。

直到媽媽自殺的死訊傳來，隨之而來的，還有遺囑：在眾兄弟姐妹中，媽媽竟然把一生的積蓄，都留給了他。

媽媽的自殺動機一度纏繞着他，留下的財產，讓弟弟妹妹和他訴諸公堂，財產糾紛時時影響着他。

聽聞媽媽自殺時，他沒流淚；葬禮上，他依舊沒流淚；只是從此多了一個習慣：他住城東，媽媽住城西，曾經疏於串門的他，常常徒步，從自家走到媽媽家。

人去樓空，徒留花花草草。老張來回徒步二十多公里，只是為了給媽媽養的那些花澆水、鬆土。

之所以來親友互助團體，按他的說法，不過是想找個「會養花的人」，他想讓媽媽留下的那些花，開得和從前一樣艷。

年過五旬的老張，至今不用微信，這讓他無法參與線上討論，線下的活動他也不是每次都參加。有一回，等其他人結束活動出門時才發現，老張在門外等候良久，就是不進來。

郎俊蓮理解老張。

「每個人悲傷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在她看來，老張看似聽不進人相勸的樣子，但改變在發生，比起最初的不在乎儀表，如今的老張，出現在眾人面前時，衣服乾淨，頭髮是梳洗過的。

有一回，團體組織去戶外野餐，老張買了很多糕點，等別人一問，他才發覺，買的都是媽媽愛吃的。「我知道你們對我好。我不想再問媽媽為什麼自殺，這不一定有答案。」老張對郎俊蓮說。

圖源：站酷海洛

有親友說，家人自殺後一個月她就笑，笑完後很自責，她應該是愁眉苦臉睡不着，能吃能喝說明她沒良心。傳統觀念讓這些親友覺得，親人走了，自己就要在悲痛里，才表示沒有忘記逝者。

郎俊蓮說，跟逝者連接的方式不只有痛苦，也有幸福，她鼓勵親友用更有建設性的方式跟逝者連接：敘事、繪畫、手工製作、音樂、正念冥想、舞動療法、自然療法...

此外，團體組織去戶外活動，放飛氣球、在河面放生紙船、掛願望樹，登高望遠，從生理、情緒、認知和行為多方面去關注親友們。

2010 年後，郎俊蓮將團體帶領的權利交給親友們，親友們開始不願意只講自殺的悲傷經歷，而是要多講怎麼讓生活過得好。中國文化忌諱死，於是，團體的名字不提「自殺」，改為了「手拉手心連心」。

封閉式小組輔導是親友互助團體的另一項重頭活動，為期 8 周。在模式上，北京的封閉式小組輔導，和台北的「自殺者遺族說故事團體」相近。

2005 年，呂芯秦和研究所的同學方俊凱醫師等人，一道參與創立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方俊凱從美國將「自殺者遺族說故事團體」引進台灣，後來他任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這是一種結合敘事的團體治療方法，讓自殺者遺族儘可能訴說自己，同時避免對別人做批評或建議。這種「知道有人和自己感同身受」的感覺，能帶給遺族慰藉。

儘管回龍觀醫院自殺者互助團體年年招募，但受限於極其有限的報名人數，難以湊齊封閉式小組輔導成立的最低門檻：3 人。最近的一次成功組團，發生在 2018 年，正好 3 人報名。

「台南的相關機構曾經聯繫自殺者遺族，邀請他們參加輔導，但每 20 名遺族只有 1 名願意。」呂芯秦說，2005 年，她和同儕在為遺族舉辦的團體輔導前的個別會談中，許多遺族問他們：「你們為什麼願意幫助我？」、「我不配接受這些」、「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高危人群

研究表明，自殺未遂和經歷親人自殺死亡，是導致自殺的重要危險因素，自殺事件可能造成親人的模仿效應。

換句話說，自殺者親友是自殺防治的高危群體之一。

「要合併自殺未遂數據，才知道如何更好應對自殺者親友等群體的精神衛生需求。可在中國，目前沒有系統可以搜集自殺未遂的數據。」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危機干預研究室主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與流行病學臨床教授費立鵬（MICHAEL R. PHILLIPS）說，這名加拿大籍學者，這個月在上海過完了他 71 歲的生日，他已在中國求學、工作 37 年，是最早研究中國自殺問題的人之一。

自殺未遂者到了綜合醫院接受搶救後，幾乎沒有後續的心理評估，以及醫生處理的流程，沒有人過問自殺未遂者的心理行為。由於保險公司對自殺相關的保單不給理賠，為避免與家屬起爭議，醫院在寫病歷時往往不提自殺，而是寫意外。

「相比國外，中國自殺人群中老人的比例更大。目前，中國有限的自殺預防力量集中在 15 到 34 歲的年輕人和大學群體，但大學的自殺率其實並不高。所以，重點應放在 50 歲以上的老人群體。」費立鵬表示。

圖源：站酷海洛

小喬的家庭，就經歷了兩次自殺。

爸爸自殺後，媽媽把三個孩子拉扯長大。未料，唯一的兒子也自殺了，這讓媽媽和兩個女兒陷入困頓。

來親友團體的決定，是這位媽媽的二女兒小喬下的。爸爸自殺後，小喬曾經有幾年的時間走不出來。

每個人表達哀傷的方式和走出悲痛的速度，並不相同。小喬發現，撐過了弟弟自殺後最難的半年，媽媽卻流露出「不想活」的念頭，而三妹也像變了一個人，連班都沒法上。她想救媽媽，救三妹，想讓這個家存在下去。

當她提出去就醫開藥的想法時，媽媽一口拒絕。她勸媽媽陪三妹來參加親友團體，媽媽才同意。

那時候的小喬媽媽，抑鬱情緒很重，自己說不知道魂丟去哪兒了，就像行屍走肉。郎俊蓮記得，她第一次來參加活動時，說自己很怕冷， 4、5 月份的天，是穿着羽絨服來的。

深陷悲傷里的小喬媽媽，很難敘說，郎俊蓮發現，這一家三口都在悲傷中，但每個人的悲傷表達方式不同，也都欠一個好好共同跟逝者告別的儀式，就帶他們到沙盤室，讓他們共同製作一個作品，通過沙具來表達和流動情感，把心裡的故事擺出來。

媽媽擺的是自己的悲傷，三姐關注的是弟弟的愛好，小喬的沙具則在圍繞和貼近妹妹和媽媽。作品完成後，郎俊蓮引導她們去彼此看見，悼念逝者，經過心理健康宣教，媽媽和妹妹都接受去看專科醫生。

家人的自殺是一輩子的痛，親友們要帶着痛過日子。「尤其是失獨父母，他們感到生命的意義就此中斷。」郎俊蓮說，有位媽媽，常年參加活動，可在活動中，總是寡言少語。

在孩子自殺 10 年後，她才在熟悉的成員前放下心防，回憶孩子生前的細節。這是她講的最多的一次，她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嚎啕大哭。

「今後我不再這麼苦自己了。」她跟郎俊蓮說。

與悲傷共處

2020 年 8 月 20 日，呂芯秦為自殺者遺族新開設了一個繪本讀書會，邀請遺族一起來閱讀一本關於他們的繪本「你走了以後，我······」。她以遺族悲傷調適歷程的六個「任務 危機」為主題，運用繪本工具，讓遺族減少在悲傷調適的過程陷入危機的可能性。

她發現，報名的人大多是父母，他們的孩子自殺大多不足半年。

「男性不願意到團體來，害怕被看作是失敗者、低人一等。」那次活動，來了數位爸爸，呂芯秦囑咐自己，他們肯定是「活不下去了」，才願意到團體來。

她明白，男性通常不願意哭給別人看，所以她把留給男性坐的椅子調整方向，把照向他們的燈光調昏暗，給他們以述說的氛圍。

現場來了一位孩子他媽，哭得很傷心，孩子他爸手插在胸前，不坐下，就這麼站在邊角，顯得與人群格格不入。

「我只是帶太太來，我並不需要參與這個團體。」面對詢問，那位爸爸答道。可呂芯秦發現，雖然是爸爸主動拉着媽媽來，但其實需要被幫助的是爸爸。

就像美國自殺防治協會專業顧問喬丹（John R. Jordan）舉過的例子：如果喪子的媽媽因為悲傷而歇斯底里，爸爸認為媽媽需要平靜，那麼該吃藥的其實是爸爸。

「不要去干擾他人表達悲傷，如急着去安慰、讓人擦乾眼淚。悲傷不應被污名化為一種負面情感，反而可作為個人向內探索內在深層情感的契機。」呂芯秦注意到，許多精神科醫生認為，喪親半年以上，遺族的情緒影響如果還在持續，那就是一種不正常。

她並不這樣認為。她說，哪怕悲傷一輩子，都很正常，沒有人能規定遺族需要多久走出來，實際上也不需要必須「走出哀傷」，「悲傷不是用來走出來的」。

呂芯秦提出的自殺者遺族悲傷調適之任務─危機模式

圖源：受訪者供圖

依據她提出的自殺者遺族悲傷調適之任務─危機模式，悲傷療愈的歷程包含表達悲傷、接納困惑、理解自殺、連接回憶、創造意義與祝福逝者等六方面，「表達悲傷」是療愈的第一步，而「理解自殺」則是推動療愈進程的關鍵。

「逝者要解決的不是生命，是痛苦。」她說服遺族，去理解自殺是逝者當時唯一或者是不得已的方法，去理解某些自殺是難以預防的，便較能放下對自殺事件歸因所帶來的自責或憤怒，進而能尊重與祝福逝者。

「再難理解，也要尊重。」呂芯秦自己也是這麼做的，她選擇祝福姐姐跳樓的那一天，「悲傷，是無處可去的愛，不需要對愛去治療，而是為愛找到適合的表達方式。」

呂芯秦曾陪伴過一位媽媽，那位媽媽想在兒子自殺的地方上吊。那是一處偏僻的公共墓地，位於山林邊。

現場是很好的連接。呂芯秦陪她去了那處墓地，那位媽媽在墓地喊着兒子的名字，「兒子，你做這個決定我當時很生氣，後來我發現你很痛苦，那媽媽祝福你。」

呂芯秦認為，遺族輔導需要有專門機構，不附屬於精神科，不附屬於自殺防治中心，「自殺防治沒做好，才會有人自殺，這對自殺防治的個案管理師和治療師都意味着是失敗。」

從事自殺者遺族輔導與自殺防治服務，努力的方向是不同的。自殺防治強調的是，自殺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遺族輔導強調的是，接受親人的選擇，理解他的痛苦。

她認為，片面強調「自殺都是可以預防的」，會傷害到遺族的感受。他們會想，親人選擇自殺，我又無法挽回，那是誰的錯？沒有答案的「為什麼」，讓憤怒和自責找不到出口。

面對呂芯秦遞過來的繪本，也有自殺者遺族很沉默地丟掉。她並不覺得這樣不妥，「這也是一種幫忙，讓他表達憤怒，找到情緒的出口。」

繪本課程結束後，數位男性長者主動來和呂芯秦握手，他們聽進去了，每個人的療愈之路都不一樣，沒有最正確的路，但悲傷應該是療愈的起點。

痛苦會反覆。在姐姐自殺 15 年後，呂芯秦覺得自己好了，可到姐姐自殺 27 年後，她發現自己還沒完全好。

但她學會了調適，她更關注生命體驗的奇妙。在家裡的柜子，她一直留有一角，放置姐姐的遺物，取名為「姐姐角」。承繼姐姐的願望養貓，在送貓去動物醫院的時候，她遇見了一名獸醫，後來成為了她先生。

如今，他們的孩子已經 10 歲了。

生死兩相安

整理郵箱時，小梅無意中看到自殺的友人於 2012 年寫給她的一封信。友人說，醒來時感覺自己很輕，這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他熱愛痛苦，因為痛苦讓他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是的，痛苦。告別這個世界的方式，他選擇了從高空墜下。

聽到友人的死訊後，小梅在床上癱軟了好幾天，半夢半醒間，看自己一次次下墜，全身的骨頭被粉碎，「我沒想到自己會有這麼強烈的代入」。

那時候，在公司上班的小梅，常常忍不住哀慟，跑到洗手間去流淚。她一度覺得，天色永遠也亮不起來了。

在友人自殺的第二年，小梅選擇辭職，重回校園，跟老師申請旁聽心理系的課程，從頭開始學臨床、發展和藝術治療。

友人的自殺，不是推動她擁抱心理諮詢的唯一原因，但的確讓她對這個主題有了探究的興趣，她給自己擬定的第一個研究計劃，「自殺遺族中的專業人員」。

美國自殺學會年會時，會安排一天議程為自殺者遺族而開，與會的當事人大部份都是專業人員，包括直接接觸自殺者的社工、諮詢師、醫護人員等。小梅發現，個案自殺是心理助人工作者的主要壓力源。

專業遺族不僅見證了個案的生命故事，也吸收其伴隨而來的痛苦情緒。特別是在自殺事件的衝擊下，其可能會遭受到次級創傷壓力、替代性創傷和專業耗竭，搖晃他們的職業認同，甚至是對自己的專業性產生質疑。

圖源：站酷海洛

郎俊蓮就曾一度陷入迷茫。2010 年在輔導自殺者親友時，她覺得自己象是一滴水掉到沙漠，眨眼就被悲傷吞噬了。

損耗、職業枯竭，郎俊蓮發現，若是她以拯救者的心態出現，會有挫敗、無能、無望，有一種職業的浩劫感。

她重新定位自己，只是陪伴者，不是拯救者，不做別人的專家。她看了很多講生死的書，她跟女兒留下遺囑，說自己死後要海葬，要捐獻遺體。學醫的女兒跟她打趣說，媽媽你太高了，做不了大體老師，箱子裡放不下你的遺體。

郎俊蓮花了兩年走出來。如今，為自殺者親友輔導時，她會有動情的時候，但她落淚，是因為同情，而不是把自己代入。她會固定周期找督導，去個人成長，來避免反移情的影響。

「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專家，我們不當拯救者。」郎俊蓮說。

（老張、小喬、小梅均為化名）

撰文：鄭宇鈞

監製：於陸

封面圖來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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