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來源: ｜太原道 ID：tydaocom」

「春節過後回了北京，

又和那片土地斷了聯繫」

有一年春節，我從北京回老家汾陽過年，電話里和一幫高中同學定下初四聚會。初四早晨，縣城裡還會有零星的鞭炮聲。我一大早就醒來，開始洗澡換衣服，心亂，像去赴初戀約會。

又是一年不見，即使那些曾經勾肩搭背、橫行鄉里的春風少年，時間還是給我們平添了些陌生。到底是有牽掛，一干人圍坐桌邊，彼此客氣，目光卻死盯着對方。一個同學捧着菜單和服務員交涉，其餘人假裝禮貌選擇沉默。包間裡靜極了，大家聽他點菜，個個斯文得像上班主任的課。他們一口一口吸煙，我一眼一眼相望。可惜滿目都是同窗好友老了的證據，想調侃幾句，卻一時找不到合適的鄉音。

還是酒廠搞推銷的同學生猛，吐個煙圈後一下找到了高中時代看完黃色錄像後的興奮感，盯着我拷問道：賈導演，老實交代，今年你潛規則了幾個？

青春雖走，荷爾蒙猶在。這話題讓一屋子剛進中年早期的同學頓時煥發了青春。對我突來的「審訊」讓所有人激動，我接受這莫須有的「冤案」，只為找回當年的親近。就像高一時，他們捕獲了我投向她的目光中的愛慕，在宿舍熄燈後杜撰着我和她的愛情，而我選擇不辯白，夜夜在甜蜜的謠言中睡去。

今天，甜蜜已經不在。我被他們的「罰酒」搞得迅速醉倒，在酒精的炙烤中睡去。下午醒來，不知身處何處，耳邊又傳來同學們打牌賭博的聲音，就閉眼聽他們吵吵鬧鬧，像回到最初。記得高考前也有同樣的一刻，我們這些註定考不上學校的差生破罐子破摔，高考在即卻依舊麻將在手。有一天我躺在宿舍床上聽着旁邊的麻將聲，想想自己的未來，心裡突然一陣潮濕。十八歲前的日子清晰可見，之後的大片歲月卻還是一整張白紙。我被深不見底的未來嚇倒，在搓麻聲中用被子拼命捂住自己，黑暗中我悄悄哭了。

那天沒有人知道，他們旁邊的少年正憂愁上身。

二十幾年過去，縣城裡的老同學已經習慣了上酒店開房打牌。朦朧中我又聽到了熟悉的麻將聲，聽他們講縣裡的煤礦、兇殺、婚外戀，竟覺得自己日常樂趣太少，一時心裡空虛。年少時總以為未來都會是閃亮的日子，虛榮過後才發現所有的記憶都會褪色。這時，又偷偷想了想自己的未來，未來於我卻好像已經見底，一切一目了然。我為這一眼見底的未來傷感，心糾結成一片。原來，人到中年竟然還會憂愁上身。

想一個人走走便起身出門，到院子裡騎了同學的摩托車漫無目的開了起來。不知不覺中我已經穿越縣城，旁邊車過捲起塵土，躲避過後才發現自己習慣性地選擇了那條村路。村路深處，暮靄中的山村有我曾經朝夕相處的同學。

他和我一樣，第一年高考就落榜了。我避走太原學畫畫，他沒有復讀回了農村。以後的日子，見面越來越少。友情的火焰被烏黑堅硬的現實壓住，大家沒有告別便已各奔前程。「曾經年少愛追夢，一心只想往前飛」的這些年，一路上失散了多少兄弟，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此時此地，我卻站在了他的村口。以前縣城裡老停水，一停水我就拉一輛水車去他們村里拉水。每次都會在他家裡小坐一會兒，那時候村里普遍還住土炕，或許他在縣城讀書受了影響，我的這個同學把一間窯洞的土炕拆了，自己生爐子搭床睡。床鋪收拾得整整齊齊，他的房間與周圍環境相比，特殊得像一塊租界。

我騎摩托車進了村，村兒里有些變化，街道結構卻一切如舊。到了他家刻有「耕讀之家」的大門口，一眼就看到院子裡他的父母。我被他們「攙扶」着進了房間，熱情過後才知道我的同學走親戚去了。多年不見，他的房間竟然沒有任何改變，甚至床單被罩，甚至一桌一椅。

「他還沒有成家？」我問。

「沒有。」他的父母齊聲回答。

沉默中我環顧四周，突然在他的枕邊發現了一本書。那是 80 年代出版的一冊雜誌《今古傳奇》，對，就是前邊幾篇偵探小說，最後是《書劍恩仇錄》的那本。這冊《今古傳奇》上高中的時候從一個同學手裡傳遞到另一個同學手裡。這本書在教室里傳來遞去，最後到了他的手裡，直到現在還躺在他的枕邊。這二十幾年，日日夜夜，他是不是翻看着同樣一冊小說？一種「苦」的味道湧上心頭，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山村之夜，他是不是就憑這一冊《今古傳奇》挺了過來？我一個人騎摩托返城，山邊星星襯托着鄉村的黑夜，這裡除了黑還是黑。我突然想，在這一片漆黑的夜裡，他會不會也和我一樣經常憂愁上身？

春節過後回了北京，又好像和那片土地斷了聯繫。不久之後，一次又一次的「富士康」事件讓我瞠目結舌。我和他們來自同一種貧窮，我和他們投入的是同一種不公。我們有相同的來路，我相信我了解他們的心魔，那一剎那他們慌不擇路，那一剎那他們憂愁上身。

可是，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想起我憂愁上身的時候，我用被子捂着臉哭的時候，其實特別需要有人和我聊聊。那就拍部片子吧，找那些已經走出一片天的過來人，談談他們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聊聊他們走出艱難歲月的智慧和勇氣。後來，我找到六位年輕的導演一起合作，我們拍攝了十二位人士，拍出了十二部短片，影片的名字叫《語路》。

我常常會想起過去，想起我們各奔前程的青春往事。可是，同處這個世界，我們真的能彼此不顧、各奔前程嗎？

「我決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記，

從此以柔軟面對世界」

高三的某一天，好朋友突然衝進教室，氣喘吁吁地說他被高二理科班的一個同學打了。這當然是對所有兄弟的侮辱，四十五分鐘的時間裡，我們一直在籌劃復仇的事情，最後決定我和另一個瘦高個子同學陪好朋友去「理論」。

下課鈴響了，我們三個赤手空拳地向「仇家」的教室走去。我相信我的目光會秒殺他，不需要太多人手同行，他可以想象窗外全是我的兄弟，他的對立面。按照以往的經驗，這個倒霉的理科同學一定會在我們目光的凝視下低頭，服軟，認錯。目光就是利器，我相信。更關鍵的是，如果能用目光打敗他，我們尊嚴所受到的挑戰就會得到加倍地償還。「江湖」需要傳奇，那時我就是個好編劇。

理科班的老師剛出教室我們三個就占據了講台，我們一言不發地望着整整一教室人。視線掃過的地方逐漸安靜，的確有很多目光選擇了躲避。那一剎那，滋生了我對他們的不屑，這甚至是一種憂傷的感覺：像一排排割倒的麥子，青春金黃燦爛，但自尊已經彎曲倒地。我突然感覺到自己的孤立，如果有更強悍的人跟我尋仇，我知道我身邊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可能是彎曲倒地的麥子。人，終究無所依靠。

穿過一排排桌椅，好友在瘦高個子同學的陪伴下，一步一步向他的「仇家」逼近，我在講台上用目光控制着全局，敘事按照我們的設計在一點點往前推進。就像胡金銓的電影，所有對決之前都是對峙，那是世界上最漫長的時間，每一秒都長過一秒，連彼此的喘息都參與了交鋒。真的是一道白光，我知道不好，連忙跑到好友身邊。教室里沒有人說話，被刀鋒劃破的衣服提前為鮮血讓出了退路，我的耳邊「唰」的一聲，那是邵氏電影裡獨有的刀劍刺過身體的聲音，現實中沒有，此刻卻在我的心裡久久迴響。這聲音代表着無法形容的疼感，就像「冷兵器」的一個「冷」字，讓人望而生畏。好友的肚子上漸漸滲出了鮮血，「仇家」臉色慘白，他手裡拿着一把小刀，那把小刀無辜地面對着我們，沒有掛一絲血跡。

瘦高個子同學連忙背起好友，我在後面扶着他，三個人向隔壁汾陽醫院落荒而去。教學區里布滿課間休息的同學，即使擦肩而過，那些打水歸來，或者說笑打鬧的同學也沒發現我們的境遇。好友的血在瘦高個子同學的白襯衣上滲透開來，當我們把他放在急診室床上的時候，我們三個都布滿血跡。一個莽漢般的大夫很冷靜地進來，不慌不忙地處置，似乎還在哼着小曲。他的腳步為他打着節拍，我低下頭，看見他穿了一雙藍色的塑料拖鞋。這雙拖鞋顯得無比懶散，對我們如此不屑一顧。我們的班主任匆匆進來，又匆匆暈倒。我沒有暈血，手裡拎着血衣，像拎着一面帶着溫度的旗幟，而大夫報以我們的卻是一雙藍色的拖鞋。血，在此地如此司空見慣，如此不值一提。

那天晚上，我騎着自行車一直在縣城裡遊蕩。縣城萬戶掌燈，街上正是倦侶歸巢的時刻。明月下最容易發現愛情，感覺屋宇寬厚，萬物仁慈。橫穿縣城的馬路上，有趕腳的牛群經過，百十頭黃牛與幾個趕牛人散步般向西面的群山散淡而行，有如踏着古代的土地，他們步履不停。黑暗中的縣城頓時有了古意，這座城池改朝換代，棄舊圖新。但對月亮來說，一定只是沒有改變位置的地球上的一個小點而已。黑暗包容了太多不堪的人事，沒有人比黑暗更了解人的痛苦。我決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記，從此以柔軟面對世界。是啊，少年無知的強硬，怎麼也抵不過刀的鋒利。因為今夜，我喜歡上了夜遊：黑暗絕頂明亮，無比透徹。

多年之後，我在北京南城「湖廣會館」聽崑曲《夜奔》，舞台上的林沖在風雪中穿山越嶺，悲憤中婉轉清唱：「遙瞻殘月，暗渡重關，奔走荒郊。」一滴本該在高三時流下的眼淚，這時才緩緩化開，掛在臉頰。林沖孤苦多於悲憤，這故事就是在講一個人逃出去，活下來。而這也是我們所有人的故事，我們都奔命於風雪的山道，在黑暗的掩護下落荒而逃。

同樣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絕跡，這些年翻開報紙打開網絡，相似於《夜奔》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些掩藏在報道文字中的血跡，卻沒有絲毫的質感。仿佛不曾疼痛，輕而易舉。而我，卻不時想起高三的那個上午，耳邊總會想起「唰」的一聲。在邵氏電影的工藝里，那是擬音師傅撕開布匹獲得的音效，但對我，那是身體的傷痛、無力的宣言、卑微的抵抗。一個下午，又在網上看到同樣的新聞。我合上電腦，坐在辦公室里望着窗外。少年的血多少源於荷爾蒙的分泌，多少有種可以理解的天性中的衝動，而現代社會瀰漫開來的暴力氣氛卻讓我不安。《夜奔》是古人的境遇與曲折命運，被書寫出來成為小說、戲劇流傳後人。而發生在今天的故事，似乎也需要有人講述。事實上，既然你在從事敘事藝術，那就有必要延續人類記憶的講述。

窗外，夜幕將要降臨北京。這座過於喧鬧的城市，無法迎接幽冷的月光。我突然想遠行，乘着夜幕去到山西任意一個小城。那裡城池千年，一定明月高掛。我知道我是想寫東西了，在辦公室里找了一摞信紙，十幾支用慣了的粗黑墨筆，決定到大同去。臨出門的時候，我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電腦上，猶豫一下沒有帶它。

車過八達嶺之後，高速公路便在黑壓壓的群山之中盤旋。對古人來說，即使策快馬而行，這段路途也應該算是千山萬水了，而我們三個小時後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一路上思緒萬千，每次旅行都能激活我的想象。靈感像是潛藏着的野性，你必須將自己放虎歸山。坐在賓館裡攤開信紙，我才明白為什麼這次不想帶電腦來。從第四部影片《世界》開始，我已經習慣了電腦寫作。但這一回，我需要拿起筆，看筆尖划過白紙，猶如刀劍划過白色的襯衣。我低頭寫着，一筆一划，一字一句。多年不用紙筆，竟然常常提筆忘字，我知道自己寫了太多錯別字，但也不管不顧，一路狂奔。這一天，電影取名為《天註定》。

我還會想起那個手握小刀的少年，那一天，連上帝都不在他身邊。感謝他，讓我收起了兇狠的目光，收起了惡。

「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1998 年，我帶着《小武》去參加柏林影展青年論壇。那年我已經二十八歲了，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國際電影節，也是我的第一次歐洲之行。一個人從北京搭乘漢莎航空的航班出發，起飛後不久大多數乘客就都睡着了。機艙里異常安靜，我卻大睜着眼睛不肯入眠，腦子裡不時閃過法斯賓德或文德斯鏡頭下的柏林，近十個小時的航程我是在冥想中度過的，一會兒柏林、一會兒北京、一會兒我的故鄉汾陽。

多年之後我想，我之所以到現在還熱愛所有的遠行，一定跟故鄉曾經的封閉有關。而所有遠行，最終都能幫助自己理解故鄉。的確，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那時候兩德統一還未滿八年，人們習慣上還把目的地稱為「西柏林」。可我偏偏對「東柏林」感興趣，放下行李拿上一張酒店的地址卡，我便在暮色中坐一輛公共汽車出發了。每到陌生之地，我都喜歡這樣漫無目的地遊蕩，喜歡在偶然中遭遇一座城市。公共汽車從動物園附近出發，穿過城市向東而行。沒有跟當地人說一句話，車窗外的建築像是能告訴我一切。西邊兒的馬路基本上呈放射狀分布，路邊建築的設計也表現出開放狀態。可一到東邊，橫平豎直的街道和平板的辦公大樓就似曾相識了，國營體制的感覺毫不掩飾地經由建築表現了出來。

我下了公共汽車，遙望西柏林方向。遠處大廈上奔馳汽車的廣告在夜幕中旋轉閃爍。那時，不知為何我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詞：資本主義的柏林。這裡的觀眾能理解社會主義的汾陽？我問自己。《小武》拍攝於我的老家汾陽，那裡塵土飛揚、城外的軍營每天軍號陣陣。真奇妙，再過兩天，我就要將故鄉的風景人物，放映給異鄉人看了。

1998 年的柏林電影節還有一個導演，也用電影將他的故鄉帶到了柏林。這部電影的片名就叫《小鎮》，導演是來自土耳其的錫蘭。錫蘭 1959 年出生在伊斯坦布爾，他是在當兵期間看了波蘭斯基的自傳，開始愛上電影的，他常自編自導自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現在自己的電影中。在看《小鎮》之前，我從來沒機會知道土耳其的小鎮會是什麼樣的，也不知道那裡的人們怎樣生活着。

坐到電影院裡，燈光暗下、銀幕閃亮的時候，才知道《小鎮》是一部黑白電影。電影一開始就是小鎮漫天的大雪，這是我熟悉的。原來土耳其小鎮上的孩子們跟我一樣，只有天氣的變化才能給一成不變的生活帶來新鮮感。這時，銀幕上一個孩子穿過山巒去上學，他進入教室，把雪打濕的鞋子脫下來，烤在火上。火爐溫暖，窗外寒冷，這不就是我小學時冬天的記憶嗎？接着，孩子脫下他的襪子，掛在火爐上，襪子上的水滴，掉在火爐之上，「吱吱」蒸發的聲音，一點一點滴在心上。

錫蘭的《小鎮》是那種用電影語言超越了語言的電影。你不用看懂對白字幕，單是通過電影的畫面，我們已經能夠理解導演的世界。錫蘭是一個能把氣候都拍出來的導演。那種雪後的寒冷，雪地上玩耍的孩子們身體裡面的熱氣。被雪凍得麻木的雙腳，襪子上掉下來的水和炙熱的火爐相碰撞冒出來的蒸汽，都是這部電影的詩句。我不喜歡跟蹤電影的情節，對我來說看電影最大的樂趣，是看導演描繪的詩意氛圍，沒有詩意的電影對我來說是沉悶的電影。

記得在黑澤明導演生前，侯孝賢去拜訪他。黑澤明問自己的助手：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侯孝賢的電影嗎？他的助手講了很多哲學的命題，黑澤明搖搖頭說：不是，我在他的電影裡，能看到塵土。

錫蘭導演呢？我想我在他的電影裡，能看到天氣。

《小鎮》的聲音世界讓我迷醉。在他的電影裡面，誇張了很多聲音，那些聲音被他從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裡提取出來，給我們一種熟悉的陌生感。水滴在火爐上被炙烤蒸發的聲音，大自然裡面動物的鳴叫聲，遠處隱隱約約人的喊叫聲。鳥叫蟲鳴、風聲雷鳴這些被我們在日常中忽視的聲音，在影片中被提煉出來，強調給我們。這些聲音，幫助我打開了記憶的閥門，甚至能讓我想起我從未回顧過的曾經的歲月。

在《小鎮》中錫蘭拍了很多微觀世界的鏡頭，動物，樹木，一草一木的細節、紋路、肌理。樹木動物這些與我們共存於這個世界的生命，我們從未這樣專注地細心地凝視過它們。當錫蘭帶着攝影機去凝視被我們忽略的大自然的時候。其實我們看到的是被我們忽略的自己，我們內心的感受變得如此粗糙。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耐心地聆聽、凝視過這個世界。

通過錫蘭的電影，我突然發現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故鄉遠在他鄉，因為無論在土耳其電影，還是哈薩克斯坦、伊朗電影中，我都找到了我的故鄉。我自己解答了自己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柏林一定有人能看得懂我的《小武》，我相信他們在我的電影裡同樣可以找到他們的鄉愁。

「舌根上有最頑固的鄉愁」

在南京買了火車票，隨着人流上車，目的地：上海。

站台上安靜地停着白色的動車「和諧號」，雨中，人從四面八方來，進入車廂，車廂里聲音不算太大，有人看電腦，有人翻晚報，晚報上照例會有兇殺偷情、股票指數以及長久不衰的男科醫院的廣告。因為不算是遠行，很多人更是辦完事當日便回，於是站台上缺了分手離別的戲碼，沒有人淚眼漣漣送別愛人遠行，似乎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生離。就連北方車站常備的樂曲《地久天長》都欠奉，動車靜悄悄地啟動，告別城市，駛向田野。

但這條鐵路線上，何止生離，又有多少死別。每次從「民國首都」南京出發，在車上看西裝革履、正襟危坐的諸君，看他們江浙人的臉，便想如果人人再戴頂禮帽，或許眼前就是 1937 年的列車了。

從南京、從蘇州、從上海周邊的城市向上海進發。這條路讓我浮想聯翩，這些行走在寧滬杭的人與那些民國年間奔走在這條線上的人，他們所見的可是同一個山河大地？或許，胡蘭成在南京開完會，會穿一襲長袍，在這滬寧路上計算着接近張愛玲的距離；或許，戴笠穿了便衣，手裡緊握着他的皮包，在列車的晃動中，盤算着如何向杜先生開口。民國，是江浙才俊的天下。而此時此刻，「和諧號」上的江浙人又有怎樣的愛情？怎樣的生意？怎樣的隱衷？怎樣的抱負？

不同的是，幾十年後這條鐵路提速了。白色的「和諧號」靠在上海站的時候，忽然想起上學時，班上有一個上海同學，大家喜歡當着他的面講上海人的笑話。先把北京人貶損一下，說北京人把外地人都當「下級」，而上海人則把外地人都叫做「鄉下人」。

70 年代末，我父親的學校要組建一支樂隊，要他出差去上海買樂器。那時候出門要開介紹信，換全國糧票，出遠門是件驚天地的大事。上海回來後，我父親談論最多的是上海的飲食，他說吃不慣上海菜，說：上海菜太甜。我的上海同學叫顧崢，他到北京來一開始不能吃羊肉，說那股膻味，讓他受不了。是不是這就是南北差異？

1997 年，我和他一起去上海看電影節，讓我驚異的是，那時候的上海滿街都是紅燜羊肉的店子。顧崢也很久沒有回家了，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怎麼這麼多羊肉？」他很自信地帶我去找公共汽車站，結果發現很多車站已經遷走，一年不見，上海和他見外了。以前熟悉的公交系統，如今冷落了他，讓他失落。他不肯像「外地人」一樣問路，買了一份新版的地圖滿頭大汗地自己找，我和他開玩笑：你是上海人嗎？

他沉默，他已經不認識這個比孫悟空變化還快的城市了。後來他立志考學，中戲博士畢業後留在了北京，很少回上海。每到梅雨季節，他就會說，「太潮了」，這是他不願意回上海的理由，還是他思鄉的藉口？

這次到了上海，夜間無事，我一個人沿着馬路往前走，竟然發現有好幾家蘭州拉麵，間或在梧桐樹下隱隱約約出現的賣沙琪瑪的新疆人，他們一起構成了一道超現實的景觀。在我的常識里，泡飯是上海人鍾愛的主食，談到麵條也應該是蔥油拌麵與陽春麵構成的絕對權威。這麼多的蘭州拉麵，它們的食客是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來自西域的蘭州麵館如雨後春筍般在上海街頭落戶，上海人胃口變了？我不得其解。

夜深人靜，細雨飄落，遠遠地看到一家拉麵館，藍色的燈光依然閃亮，門口的火爐青煙瀰漫，讓我想起張愛玲對上海的描述：人已進屋，弄堂口的火爐里還飄着一縷青煙。望着這上海灘上的蘭州，我不由得邁步而入，小店倒也清靜，沒有一個食客。點了一碗拉麵，熱氣騰騰，非常地道。我想，如果我是蘭州人，這四堵圍牆在上海灘就為我圍起了一座故鄉，舌根上有最頑固的鄉愁，有識別我們不同基因的密碼。

現在的上海，隨處可見其他菜系的餐館：粵、湘、魯、川，還有新晉的蘭州拉麵……不同菜系的餐館林立，說明有不同的人湧入到了這座城市，而這些餐館也變成了他們的「故鄉」。這座城市如今性格里多了些包容，這種變化並不需要去看檔案做調查，只要看看滿街的各色菜館，就會明白。

以前，在電影界有一個故事。據說，某上海攝製組關機的時候聚餐，製片主任站起來高聲說，「各位，今天我們一定要一醉方休！」然後回身對服務員說，「小姐，請上一瓶啤酒。」

今天的上海一定編不出這樣的故事了，只是不知道現在如果顧崢回到上海，面對不同的菜館，是不是會覺得上海不見了，那他又去哪裡找他的故鄉呢？

本文節選自

《賈想 II：賈樟柯電影手記 2008—2016》

作者：賈樟柯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國

出版時間：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