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工廠里的婚姻困局

2019年2月，正午刊登了《東莞工廠里的心理諮詢》，講述了駐廠心理諮詢師李晴的故事。從2006年起，李晴在東莞的工廠做了13年的駐廠心理諮詢師，接待了數千例個案，見證了從八零後開始的三代工人的變遷。

這8年來，她發現珠三角工廠的男工越來越難娶到老婆，陷於嚴重的婚戀焦慮和性焦慮。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導致性別嚴重失衡，總量上男多女少；在某一個地區，出來打工的男女工人，往往處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和需求，很難匹配。於是，李晴想為工人專門打造一個全國性的公益婚戀平台，打破熟人介紹的壁壘，全國的打工者下載一個APP，就能在網絡上自由地參加婚戀社群。

李晴說，正午的訪談讓她重新開始思考工人的具體境況，而且，有了「打了雞血般的熱情」。她決定把這個狂想付諸行動。

時隔3個多月，正午想看看李晴的新計劃進展如何。以下是她的口述：

李晴在抑鬱症平台「渡過」的線下活動中做團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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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5日，在去工廠上班的路上，讀到了正午寫我的文章《東莞工廠里的心理諮詢》。停不下來，連續看了五六遍，看得掉眼淚。後來，有其他記者陸續要採訪我，可是老生常談，我不想再說了。正午故事的訪談，已經幫我打開了內心裡更多的想法。

報道不知道對別人有什麼幫助，反正讓我有了動力，像打了雞血一樣，好像還可以干很多事情。我很想實現多年來的一個夢想——為中國的新生代工人成立一個婚戀社交平台。正午的文章點燃了我，覺得還是要為工人做點事情，「百想不如一做」。

對於來到異地打工的男性和女性，他們面對的人生階段和問題不相同，在婚戀問題上遭遇的困難也不一樣，需要分別對待。

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和養兒防老的習俗影響，中國的性別嚴重失衡，總量上是男多女少，男工很難找到老婆。一般而言，男的會往下找，女的是往上找。而在打工城市當地，雖然在寫字樓的單身女性很多，工廠里的單身男性很多，但這兩個群體的女性和男性幾乎沒有生活交集。

在婚戀中，房子、車子和彩禮是壓在男性身上的三座大山。農村的風俗，一天不改，數量巨大的農村男性就會一直娶不到老婆。可是，沒有多少人關注這個群體和這些陋習。

有一個男工因為老婆三次出軌，走進了工廠的心理諮詢室。每次出軌，他都用暴力來教訓老婆。他自身的成長就伴隨着父親的家暴。女方第一次出軌的對象是一個未婚的男子，對方要她離婚，重組家庭，沒離成。後來，女方又有了兩次出軌。第三次時，這個男工堅持離婚了，瞞着雙方父母，夫妻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倆孩子留在老家。他還有一個未婚的弟弟，需要家庭準備彩禮，如果他再婚，又需要彩禮。女方捨不得兩個孩子，常常說要復婚，他很生氣，氣得長期睡不着，跑過來對我說，「如果有錢，娶得起老婆，絕對不會和她在一起。」

男工很難找老婆，除了整個社會的性別失衡、經濟壓力，還有各種原因，例如形象和性格。有些男工一進廠，就到處加女孩子的微信，相對機會就多些；可也有不少人天性比較沉默和內向。

我見過很極端的，一個來諮詢的男工，他以前在別的城市上班，是設計公司的技術員，設計公司女同事太少，為了找女朋友，幾年前他辭職了，來到東莞的工廠。儘管他並不需要省錢，仍然住在工廠的宿舍里，就為了能多接觸女性。可是，他性格內向，一見到女性就緊張，一直也沒找到女朋友。他自己也很矛盾，對未來感到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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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的女工比男工多，但是很多女工都早婚早育。女工結婚了，也不意味着她們比男工更幸運。在我的駐廠心理諮詢室，我看過很多痛苦的已婚女工，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婆媳關係影響了夫妻感情。

我晚上才剛接待了一個個案，一個29歲的男工找我諮詢了兩個小時，我晚飯都沒吃上。他和一個19歲的女工同居，生了一個孩子。女孩太年輕，沒到法定年齡，結婚證都不能領。他和父母都在東莞打工，一起住在東莞的出租屋，共同生活了十年，小有積蓄。女孩是他的老鄉，父母都在農村，家境很差。

女孩不能適應公婆的生活習性和脾氣，就出去學美容，住宿舍，晚上不回家。婆婆在家裡照料孩子，公公也還出去打工。男工覺得女孩不掙錢，不顧家。他辛苦掙錢，目標是回老家買房子。家裡的內戰讓他焦頭爛額，疲憊不堪。我勸他，兩代人要分開住。但這是他不可能接受的方案，在他和家人的眼裡，一個女人永遠要去適應婆家的一切。

他對我抱怨，那個女孩不管孩子。我告訴他，「現在你媽媽才是你孩子的親媽。」在他的家裡，任何事情，包括養兒育女，老婆都沒有話語權。在他們的眼裡，孩子永遠都是男方家庭的，老婆往往被邊緣化。一個年輕的女孩，離開了原生的家庭，突然要和幾個陌生的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他和父母已經磨合了幾十年，有相似的習慣，可這個女孩是空降兵，沒有心理支持，只是被要求適應。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外來打工者的情感問題，實際上是社區的問題。

我覺得女性的悲催，根源在於社會制度和風俗。女性出嫁，就不再被認為是娘家人了。事實上，她們又很難真正地成為婆家人。在風俗特別有生命力的農村，女性何以為家？

今年的個案，情況特別嚴重，好多已婚女工在諮詢時，都說不想活了。

有一個女工的爸爸曾是服刑人員，在她8歲時從監獄出來，她很害怕爸爸，又害怕媽媽把她賣掉，14歲時就輟學了，要留在媽媽身邊生活。後來，她很年輕時就嫁到了農村，生了女兒。她和公婆的關係不好，感覺不被尊重，根本不像那個家裡的人。於是，獨自來東莞打工，逃離婚姻的束縛。 有一天，她老公來了東莞，說要帶女兒去吃個飯，結果瞞着她把孩子帶回了老家。3年過去了，她一直不能回去看女兒。

還有一個在各地工廠不停換工作的已婚女工，離開了老家，在上海、浙江打過工，然後，來了東莞。她和老公的感情一直不好，婆媳關係也不好。後來，碰到一個喜歡的男人，就出軌了。老公發現後，把她的所有衣服都燒了，但就是不同意離婚。

娘家覺得是醜事，父親放話說，「少你一頓打！」她父親一直是家暴施害者，至今仍然打她50多歲的母親，她也被家暴。她和弟弟、妹妹的感情都很淡，整個家庭幾乎沒有情感支持。

她出軌的對象表態，她自己做決定，是否在他身邊，都沒關係。可是，她回不去了，又不知道去哪裡好。她有兩個孩子，但一直見不上。她很痛苦，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總覺得死了才能解脫。進廠沒多久，她就來找我諮詢。這兩天，她又走了。

以前，出軌的女工是不敢來諮詢的。現在，能來談的，都是已經痛苦到無法忍受了，同時又覺得丟臉，對不起別人，背負很大的心理壓力，也會因此遭遇家庭暴力。工人群體出軌，和其他人群的出軌是一樣的，並不具有特別的意義。但是，因為生活在底層，改變境況的可能性更小。

儘管如此，農村女性一直都是早婚早育。20多歲的女性，身邊圍滿了人；過了30歲，就很難嫁得出去了。婚姻，對於很多男性而言，是基於明確的生育需要，有工具意義；而女性往往是想找一個真正的生活伴侶。

大部分的女工都是讀了初中，進城打工幾年。春節回家，父母安排和老鄉相親，春節前幾天見面，覺得差不多，春節後就訂婚，五一就回來結婚。我看到的，很多都是這樣的節奏。這樣的婚姻，往往欠缺感情基礎，迫於家庭壓力，為了婚姻而婚姻。生了孩子，女性就算完成了人生大事，就重新出來打工了。

這些年，很多工人是和父母共同在城裡打工生活。他們是已經成長起來的流動兒童。他們把老家的各種親戚都介紹過來打工，一個家族都依靠工廠生活，東莞工廠的氛圍就像各地的大農村，等到春節，再浩浩蕩蕩回去。已婚的女工，就和這樣一個流動的大家族一起生活。

有一個1996年出生的女工，已經生了三個孩子。我問她，「累不累？」「不累，我不用帶。」那個表情很輕鬆。我感覺，女工早婚早育的命運，和留守兒童的問題，仍然在一代代地傳遞下去。工人這個群體，如果不讀書改變命運，肯定是世世代代都在這個群體裡打轉。我們不能把這個群體都定位為「工人」，可能明天他們就去賣保險、做美容、賣樓盤、去做桑拿各種服務業……雖然不能統稱體力勞動，但都還是低等技術的工作。

你看，來找我諮詢的，都是悲傷的女人和傷心的男人。可能，也有不少婚姻幸福的工人，只是我沒接觸到。我個人覺得，工人的婚戀問題， 主要是因為圈子太窄了。人已經到了東莞，內心裡仍然是村民。在工廠聽到都是鄉音，湖南人在一起，河南人在一起，都喜歡找老鄉。他們也在一些婚戀網上徵婚，有個男工在珍愛網上找到了一個自稱是老鄉的女性，結果被騙了7萬塊錢，是多年打工的積蓄。

因為這些，我覺得，太有必要為新生代工人專門搭建一個婚戀社交平台，提供婚戀的心理支持，幫助他們學會溝通，適應社會，打破老鄉的限制，在更大範圍內選擇婚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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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戀花俱樂部，這是我想做的新平台的名稱。很多朋友說，名字太老土，像五、六十年代的夕陽紅。我就是想讓全國的工人都匯集在這裡，特別是大齡的和離異的。

我自己給蝶戀花俱樂部寫了宣傳語：他們缺少正式、信任的靈交流平台，缺乏深關懷的社會持系統，像個個被拋茫茫人海的浮萍，面臨着婚戀、交友、人際、成長、發展等一系列的心理和社會問題。—— 我們是心理諮詢師！婚姻家庭諮詢師！也是熱的牽線，婚戀幫手！

我下了決心要幹這個事情，想在工廠裡面先做實驗。我給工廠發郵件，工廠的一名負責人把郵件轉給了工會，叫我去和工會談。工會一年會舉辦一次聯誼活動，包一個咖啡廳，大概50多個工人報名參加。我想請工會把想找對象的工人的信息收集起來，安排一個月一次的活動，可工會說，很忙，晚一點再聯繫。我覺得，他們並不重視工人的婚戀焦慮，沒有這個意識，所以就不再找他們了。

我找了一個「問卷星」，是一個線上的調查問卷，然後發在工人的微信群里。工人有入職培訓，其中一門課就是我來主講的心理健康。我給他們講基礎的心理健康知識，並且告訴他們，我是駐廠的心理諮詢師，如果有心理問題可以找我。每講一節課，我就會讓新學員們組建一個群。我一般只組小群，幾百個人的大群，無法有效交流。同一天入職的工人，畢竟見過面，有真實的感覺。

從3月14日到29號，半個月，就有50個工人提交了問卷。才4個女性報名，太少了，很是鬱悶。比例就在這裡，就算再收集資料，花更多的精力去宣傳，也很難收集到合適的資料

看調查問卷的姓名，有好多是曾經來找我諮詢的男工，屬於靦腆內向的類型；也有一些是其他城市的工人，IP地址顯示，有山東濟南、四川成都、湖南長沙、廣東深圳、福建廈門、湖南懷化、重慶等地的。可能是工人們轉發給自己的老鄉了。

登記找對象的男工有20多歲的小伙子，也有30多歲的離異人士；4個女工都是30歲以上的，其中有兩個是離異的。

關於擇偶要求，很多男工把「孝順父母、孝敬長輩」列在首位，也要求「善良、勤勞，會過日子」；而女工是要求「成熟、穩重、有責任心，不賭錢，不嫖」。至於不能接受的品質，男工列舉了「不孝順父母、離過婚的，出過軌的，欺騙和背叛、人品差，好吃懶做」；女工則填了「邋遢」和「花心」。

很多男工留言，催促我儘快安排相親活動，提供跟異性見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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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我請了很多工人吃飯，希望組成相對穩定的圈子。可是，當我剛想進一步推進，很多人就離開工廠，沒了蹤影。有一個女工，在飯局上自發建了一個群，我以為她會長呆。前幾天，我在深圳辦事情，她給我打電話，我沒顧上接。第三天，她說已經離開了。

工人的流動性實在太大了。有各種原因：相熟的老鄉要走了；車間的噪音、氣味無法忍受；害怕學不會，不能完成任務；和主管的關係緊張；工廠訂單少了，薪酬太低或者其他的個人原因。有個蘭州的女工，她的女兒是由姥姥在老家幫忙帶。孩子特別愛發脾氣，給她打電話說，「你再不回來，就過去殺了你。」她放心不下孩子，就回老家了。還有一個女工是因為出軌，被老公打，不得不回了老家。

每次新人入職，一個培訓班就建一個微信群。50多個人，過幾天就剩下30多個人了，再過一段時間，就沒幾個了。過完年，我在3月份培訓了1300個工人，4月份培訓了800個人，一年下來，大概有兩萬人，大部分人在一個地方只呆兩三個月，最長的半年。到了年底，會走掉大部分。

留不住工人，讓我很沮喪，很難通過持久的努力去完成一個事情。我的熱情燃燒了一個月，一切又回歸原樣。每天，仍然是愁眉苦臉的工人來找我諮詢。多數人諮詢了一次，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我在工廠呆得越久，內心就越不平靜。女人在婚姻裡面的痛苦，男人結不了婚的痛苦，作為工廠的心理諮詢師，我現在每天傾聽得最多的，還是這兩個事情。

這麼多年了，工人的境況沒什麼大的改變。我想離開一下工廠，希望駐廠的心理諮詢室能有一個助理，每周助理呆兩天，我呆三天。其餘時間，我可以經營自己的工作室「幸福人生公益服務中心」，對外提供心理健康的諮詢服務。

這個工作室幾年前就成立了，可是一直都沒認真經營起來。以前，我把諮詢室設在我家裡的書房。現在，我和一個身體理療師合作，共同租了一個安靜的空間，共兩個房間。一個房間用來做身體理療康復，針灸、艾灸等。另一房間就是我的心理治療。房間擺了一張粉紅色的理療床，可以做催眠治療；茶几和椅子是用於心理諮詢。我設想的目標是「身心一體，幸福人生」。我想用自己13年的駐廠經驗，為更多的企業、員工和社會人提供心理援助、心理健康知識、危機干預等專業的服務。

不過，我不會脫離工人。工廠的心理諮詢師，仍然是我的常規工作，也是主要的經濟來源。我還在為工人服務，「蝶戀花」項目也仍然是開放的，源源不斷的工人在掃二維碼進來。但一個網絡平台，所有的事情都要歸結為「功能」，每個功能的開發，都需要人力和財力。沒有錢，也沒有支持者，我一個人折騰不起來。很多男工留言，「什麼時候給我介紹女朋友？」在我的內心裡，這個項目很可能是「不了了之」。

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想改變工人的生活和想法，可是工人沒有條件學習，或者不愛學習，自我設限，只能從事體力勞動。他們的後代也會是這樣。誰都希望得到尊重，希望坐在辦公室，可是大多數人，最後還是和自己的命運妥協了。

李晴的「幸福人生公益服務中心」工作室

在「幸福人生工作室」里的諮詢空間

在「幸福人生工作室」里，擺了一張用來催眠的理療

—— 完——

題圖為李晴在抑鬱症平台「渡過」的線下活動中做團體輔導。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