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之水」入「黔山」，長效扶貧「不一般」

題目：「天河之水」入「黔山」，長效扶貧「不一般」——廣州天河區幫扶貴州大方縣，讓產業扶貧「引得進、留得下、可持續」

▲張勇（右）正在查看今年的刺梨生長情況。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典標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典標

「你們是流轉土地自己種，還是農民種了你們收？」

8月底的一天，貴州畢節市大方縣副縣長張勇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廣州一家桐木加工企業想幫扶大方縣建種植基地。張勇很歡迎，但拋出了一籮筐問題。

他不僅替貧困戶算賬，也替企業算賬。「這不是潑冷水，沒有切實可行的盈利模式，企業待不住，產業留不長，最後受傷的還是貧困戶。」

最終，張勇建議企業先在大方縣小規模試點，等雙方都有「獲得」了，再擴大規模。

要是擱3年前，他巴不得企業先過來再說。

2017年，張勇還是廣州天河區金融商務局副局長。當年3月，他報名參加扶貧協作幹部選派，赴大方掛職副縣長。大方縣所在的烏蒙山區，是我國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剛到大方，張勇急切地希望引來產業項目，幫扶立竿見影。

也許是廣東幹部的「務實天性」，張勇和來自天河的掛職扶貧幹部通過調研熟悉情況後，深切認識到，扶貧關鍵在可持續，扶貧項目企業有賺頭才能留得住。產業扶貧僅有熱情遠遠不夠，必須實打實算賬，決不能忽悠。

本着這種求真務實的繡花功夫，自2016年對口幫扶以來，天河區幫助大方縣成功引進產業項目10個，都沒有出現「水土不服」，帶動近萬貧困人口徹底脫貧。

大方縣扶貧辦主任朱翔說，天河的幫扶不僅為脫貧按下了「快捷鍵」，還為大方發展注入了催化劑。

和這家桐木加工企業算完賬後，又迎來新一批天河區的幫扶教師。張勇提醒他們，「幫扶不是高高在上，要多向當地幹部群眾學習。」

引進來：招商更要留商

取暖爐產業何以在大方紮根成鏈

2017年年初，大方縣扶貧招商，招來了原本在廣東中山的富築公司。

富築是取暖爐生產商，產品主要銷往貴州、四川、雲南等地。隨着中山的用工成本和廠房租金越來越高，地處滇、黔、川交界的大方縣，成本低了不少，又臨近市場，對富築是有吸引力的。但同樣具備這兩樣優勢的地方，不只是大方縣，不少地方開了更有誘惑力的條件。

公司負責人佘鋮錚後來才透露，真正讓他下決心從中山搬到大方，恰恰是當地幹部的坦誠。佘鋮錚見過一些地方在招商時吹得天花亂墜，等企業入駐之後卻不兌現。而大方招商，張勇等縣領導「三顧茅廬」時，就把他們能提供什麼、不能提供什麼講得明明白白，對存在的問題怎麼解決也說得清清楚楚。

讓佘鋮錚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各個部門現場辦公，整套手續兩天就辦妥。承諾要解決的水電問題，沒多久也都解決了。

佘鋮錚單槍匹馬入駐之後，張勇馬上找他拿到在中山的配套企業名單，要給他「說媒找伴兒」。「引進一家企業，沒有上下游企業做配套，很難留得住、活得好。」當時，佘鋮錚的大部分配件還得從中山進。

王白洋是佘鋮錚十幾年的好朋友，也是佘鋮錚的供應商，生產取暖爐上的玻璃板。

可張勇給佘鋮錚說「伴兒」時，王白洋很不情願，請了三次也沒請動。

其實，王白洋也感覺到企業在中山面臨的壓力。當時，沒有5000塊的月薪，連普工都招不到；5000多平方米的廠房，一年租金就得80多萬元。這兩塊占了生產成本的一半以上。

可是，他對大方壓根不熟。自己努力大半輩子才在廣東紮下根，怎能隨便冒這個險？

這樣的疑慮，佘鋮錚當初也有，「設備壞了能修嗎，周邊有配套嗎？」佘鋮錚2016年底第一次到大方縣考察時，心裡有點涼。當時，大方經濟開發區連供水供電都不穩定。

當地幹部坦率地告訴他，大方是貧困縣，能提供的只有五年的免租金廠房，再沒其他補貼。另外，用工時還必須優先考慮貧困戶。至於水電問題，會立刻着手解決。

王白洋陸續把設備挪到大方後，因為擔心做不好，他沒向開發區要廠房，索性借用佘鋮錚的部分廠房。沒想到，幾個月後，借的廠房已經不夠用了。

王白洋算了一筆賬，除了省一大筆廠房租金和用工成本之外，銷售量也比在中山時翻了一番。原本貴州取暖爐廠家採購玻璃板必須湊滿整輛13米的半掛車才能發貨，還得找庫房存放，需要大量資金；而現在，隨要隨買，找個小車就能拉走。半年下來，能替買家省下100多萬元的運費。

今年3月，一家銷售取暖爐的電商主動找園區要入駐。最初，招商只能靠天河區和大方縣的幫扶幹部挨家挨戶上門動員，如今，電商、塑料、電路等相關企業開始自己找上門。大方經濟開發區形成了包括玻璃、發熱管、五金、燃氣、包裝在內齊全的取暖爐產業鏈。

佘鋮錚的富築也實現了產量利潤翻番。產業鏈的區域集聚，不僅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還形成了抱團發展格局。更讓佘鋮錚驚喜的是，這幾家上下游企業負責人湊在一起的時候，時常就能冒出創新想法。「一有什麼想法，大家一商量，覺得可以，馬上就分工把想法變成現實。」

從升降功能到無線充電，從節能設計到智能控制系統，從微波爐烤箱到石墨烯塗層治療風濕痛，在大方經濟開發區的廠房裡，取暖爐已不是傳統的取暖設備，而是集智能、健康、社交等多功能為一體的家具。

走出去：「逼」菜農把菜賣到廣州

不滿足於「一賣了之」，還得「逼」出市場意識

今年五月，寇海龍幹了件「兩頭不討好」的事。一頭是廣州谷裕農副產品交易市場，另外一頭是大方縣在谷裕市場擺攤賣菜的檔口檔主鄭銳陽（化名）。

寇海龍原本是廣州天河區財政局財政監督科的科長，去年11月來大方縣扶貧。他來回跑了好幾次，才給谷裕市場和大方菜農牽上線。

鄭銳陽抱怨，自己的菜都爛了也沒賣出去，如今連回家的盤纏都沒有。谷裕市場管理員向他吐槽：「你介紹的攤主，菜爛了也不收拾，就堆在市場內，影響了市場運營。」

按照協議，谷裕市場免費提供一個檔口，大方縣選派經營主體去賣菜就行。谷裕市場是廣州規模最大的菜市場之一，一個檔口租金就得好幾十萬元，加上轉手費，翻番都可能。廣州蔬菜消耗量很大，大方又適合種菜，寇海龍認為把大方打造成廣州的菜籃子是雙贏的好事。貴州的高山冷涼蔬菜的上市時間較晚，其他地方供應廣州的菜賣完了，貴州剛好能接上茬。寇海龍解釋，「貧困戶也能通過種植、務工、土地流轉參與進來。」

好不容易談下來的好事，怎麼搞砸了？更何況，鄭銳陽才去了沒幾天。

原來，本應該15小時內就從大方運到廣州的蔬菜，鄭銳陽聯繫的物流整整走了20多個小時。不少蔬菜在路上就爛了心。等進了批發市場，鄭銳陽也不知道往哪賣，又損失了大半。

也難怪，鄭銳陽只是大方縣鄉下的一個菜販，對批發、物流懂得不多。

事實上，和谷裕市場的協議早在年初就談下來了。寇海龍前後問了好幾家蔬菜種植合作社和企業，卻沒有人願意去。

有的合作社說，沒出去過，對怎麼運輸和批發，心裡沒底。有的致富帶頭人說，目前自己的菜在貴州本地就能賣出去，沒必要拉到廣州去賣。也有人說，現在在地里就有車來拉，費那個勁去分揀幹嘛？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形。更早之前，當地土豆曾遇到一定程度的滯銷，張勇聯繫了廣東華潤萬家超市，雙方簽了訂購合同，華潤萬家以高於本地的價格收購土豆，菜農唯一要做的就是分揀裝箱。結果土豆遲遲沒有運出去，原來他們沒有分揀的習慣，只願意一台車到地里把土豆全部拉走。

「當地蔬菜產業生產的組織化、標準化不強，菜農的市場意識也較弱。」張勇總結。

直到4月份，寇海龍通過大方縣投資促進局找到貴州黔方果蔬配送有限公司。可黔方負責人劉思誠找的卻自己鄉下的親戚鄭銳陽。

接到鄭銳陽和谷裕市場的抱怨電話之後，寇海龍直接找到劉思誠，說服他親自上陣。劉思誠有過配送經驗，他按土辦法，逐個加了谷裕市場批髮菜農的微信，好不容易才走上了正軌。今年5月至8月，黔方已銷往廣州700萬噸蔬菜，帶動30餘家合作社、2315戶貧困戶增收。

為什麼非得「逼」着菜農把菜賣到廣州去？

「運到廣州除了能獲得更高的價格和更大規模的銷售量之外，還能提高當地農業生產的產業化和市場化水平。」寇海龍解釋，「更重要是的，當在貴州本地出現滯銷的時候，企業和合作社多了一個銷售渠道，更能應對市場風險。」

長起來：「刺梨的春天就要來了」

扶貧協作，一樁企業「婚事」帶來一個產業「春天」

「刺梨是什麼？」

兩年前，陳杉最煩惱的是：推銷自己生產的刺梨濃縮汁，總得向經銷商反覆解釋什麼是刺梨。

刺梨本是一種薔薇科多年野生小灌木繅絲花的果實，主要分布在貴州。刺梨個頭不大，卻被稱為「維C之王」。當地有「刺梨上市，太醫無事」的說法。

陳杉也是這麼介紹的，可每次對方只是冷淡地回一句，「如果真有你說的這麼好，怎麼沒有大企業來做？」

陳杉是貴州金維寶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維寶」）的負責人，這是大方一家種植、加工和銷售刺梨產品的企業。

陳杉發現，不僅出了貴州知道刺梨的少，即使在貴州接受刺梨飲料的也不多。貴州人知道刺梨鮮果很澀，願意去嘗試刺梨果汁的沒幾個。

因為銷售市場沒打開，2017年金維寶僅加工了500噸刺梨，只是達到設計產能的十分之一。這種壓力很快就傳導到了種植戶。那時候，來廠里務工的貧困戶告訴陳杉，一些農民因為刺梨果難賣，索性把3年才掛果的刺梨樹砍了，重新種上玉米。

局面很快發生了轉機。

在廣東貴州東西扶貧協作的高位推動下，廣藥集團與貴州省政府簽署協議，助力貴州打造刺梨產業。得知消息的張勇立刻向縣領導匯報，在天河區的牽線搭橋下，大方縣委書記帶着張勇和陳杉拜訪了廣藥集團，經過多次磋商、考察之後，金維寶最終因為低損耗高濃縮技術和物理去澀技術，成功與廣藥集團「聯姻」，成為廣州王老吉藥業刺梨項目的合作方。

僅一年之後，金維寶的刺梨加工量已達到3500噸，是上一年的7倍。如今，大方縣刺梨種植面積達到13萬畝，金維寶收購了一半，覆蓋了2000多戶貧困戶。

按照平均畝產2000斤計算，一畝刺梨果一年的產值為3070元。根據經驗，當種植面積超過5畝，就得僱工採摘，扣除僱工費用之後，每畝每年純利潤約為2000元。而種一畝玉米一年收入只有800來元，還不算成本。

刺梨種植在貴州石漠化的荒坡上，唯一的投入是最初3年的購苗費和日常除草的人工費。而最初3年，當地政府每年補貼400元。「種刺梨比玉米強得不是一點半點。」貧困戶高守榮今年把自己種玉米的十幾畝地全種上了刺梨。

最讓陳杉高興的，還不是金維寶和廣藥集團的「婚事」。廣藥集團的進入解決了之前貴州刺梨企業集體面臨的難題——反覆對外解釋什麼是刺梨。

藉助於廣藥集團的品牌、研發技術和銷售渠道，刺梨汁、刺梨糖、刺梨酒等多種刺梨產品及時推向市場。很快，陳杉外出推銷或參展時，越來越多人已經知曉並接受了刺梨產品，甚至有廠家主動上門尋求合作。

陳杉說：「廣藥集團幫我們所有刺梨企業培養了市場、提高了消費者的認知度。這相當於做大了蛋糕，比單純幫扶我一個企業作用大得多。」

如今，陳杉講起刺梨產業的發展時常說：「刺梨的春天就要來了。」

「犟」起來：有一種「尊重」是逃避責任

扶貧還得考慮貧困地區的特定文化，改變陋習

7月的一個早上，貴州貴燃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吳章傑來到大方縣經濟開發區時，秦萬金已經在那等了他近一個小時。

貴燃是一家生產燃氣取暖爐的企業，秦萬金是廠里招收的貧困戶。因為連着曠工兩天，秦萬金剛剛被車間主任建議辭退了。

秦萬金反覆請求吳章傑再給自己一次機會。他解釋，自己並非故意曠工，幾天前家裡的老母親需要照顧，而自己又沒有車間主任的電話，請不了假。

吳章傑有點吃驚。

去年11月，正是取暖爐生產用工需求旺盛的時候，張勇挨個到貧困村里找了百多人進園區務工。可沒多久，吳章傑等企業負責人傻眼了：招來的貧困戶沒多久就跑了大半，連招呼都沒打。

原來，招來的貧困戶多是呼朋喚友一起來的，一條流水線上的工人往往就是同一個村的。一遇到村里辦紅白喜事，整條流水線的人都走了，還不提前請假，工廠只能停工。也有一些人，在廠里幹了幾個月就不幹了，等沒錢了再來。

張勇意識到，貧困是自然生態條件和特定文化的疊加。產業扶貧要真正帶動貧困戶，除了建立利益聯結機制，還得考慮貧困地區的特定文化。

為此，張勇和企業商量，把同一個村的貧困戶安排到不同的流水線上。如此一來，即使一個村的貧困戶都走了，也不至於讓企業開不了工。與此同時，企業還承諾每個月500元的全勤獎，干滿一年還另有獎勵。

「這一方面是為了讓工廠正常運營，另一方面也是把貧困戶培養成熟練的產業工人。」張勇解釋，「這樣才能確保貧困戶從產業發展中徹底脫貧。」

有的貧困戶「及時行樂」，幹了一段時間領了工資就歇一段，錢花光了再來干。對於這樣的貧困戶，為什麼不「尊重」他的意願，還「苦苦」留他？

張勇說，「尊重」這種意願，實際上是扶貧幹部逃避責任。

這類問題，也出現在勞務輸出上。天河區為大方縣貧困戶提供了大量服務性崗位，可招來的一些貧困戶沒幹多久就溜了回來，要麼不適應廣州悶熱的天氣，要麼不適應廣州少辣的飲食。天河區為了鼓勵這些人留下，出台了獎補措施，除了報銷來廣州的車票，穩定工作3個月後每個月還獎勵1000元。

產業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工具」，「工具」用得好不好，關係到扶貧工作和成效是「事半功倍」還是「事倍功半」。

今年4月，經過第三方機構評估，大方縣正式脫貧摘帽。自精準扶貧以來，大方縣貧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88元增加到6821元，全縣貧困發生率從20.85%下降到1.85%。大方縣幹部群眾評價天河區的幫扶是真正的幫到底。

去年10月，廣州天河區組織了一批學生來大方寫生。學生們在貧困村里吃住了一個月。除了寫生，他們也切身體會到了扶貧成績，忍不住在朋友圈對大方縣扶貧成績點讚。

有個沒來過大方的網民評論：「這些都是忽悠你們的。」學生們爭相回覆：「沒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們是親身經歷的，不信自己來瞧瞧。」

精準扶貧，這樣的「多此一舉」多多益善

本報記者張典標

車到地里把土豆拉走就得了，為何要分揀？蔬菜在本地賣完就行了，為何要費勁送到廣州？

廣州天河區幫扶貴州大方縣脫貧攻堅，扶貧幹部一度讓貧困群眾不解的「多此一舉」，「多」的恰恰是「精準」而不是敷衍。

因為，在深度貧困地區發展扶貧產業，不能滿足於「一引了之」「一賣了之」。如果扶貧視野不夠長遠，不謀劃「賣完之後」「引進來之後」的長期發展，很容易陷入「幫扶幹部一走，扶貧產業就散」的怪圈。

「逼」菜農把菜賣到廣州去，不僅提高了蔬菜銷售價格，更是多了一個銷售渠道，渠道多了，將有助於避免單一市場潛伏的風險；多一道分揀程序，是幫貧困戶養成標準化生產意識，讓小農戶更好對接大市場；貧困戶打工掙了幾個錢就想走，幫扶幹部苦苦挽留，是希望他們在繼續打工中獲得一技之長，儘可能多地轉化為產業工人；引進一家企業，還費心「做媒」幫助擴大朋友圈，是為了讓企業不靠優惠過日子，真正紮下根……來自廣州「經濟第一區」天河的幫扶幹部具有敏銳的市場意識，更有務實的作風。對口幫扶的「多此一舉」，是對貧困地區群眾的「市場意識扶貧」，是着眼長效脫貧的治本之策。

在實踐中，這樣的「市場意識扶貧」卻可能遭遇貧困戶的不理解、不合作，但不能簡單歸咎為貧困戶的「等靠要」。發展產業扶貧，需要許多條件，某些條件不具備時，貧困戶可能不配合甚至拒絕參加項目。例如，不敢把菜賣到廣州，是因為不懂得物流和批發流程。

對此，天河區的幫扶幹部沒有簡單指責貧困戶安於現狀，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找出原因對症下藥，才有那些「多此一舉」。

做深做實東西部扶貧協作，絕不只是給貧困地區引入產業項目就了事，更重要的是讓來自東部地區的市場理念在西部貧困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脫貧攻堅戰進入「最吃勁」的決勝關鍵階段，類似廣州天河區對口幫扶的「多此一舉」，下的正是「脫真貧」「真脫貧」繡花功夫，體現的正是幫扶貧困地區可持續脫貧的責任擔當。

精準扶貧，這樣的「多此一舉」，多多益善。

▲殷萬芳。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記者張典標

頑強學藝，為了生活不「彆扭」

「還學不好的話，我這輩子就完了。」

今年6月，貴州省大方縣奢香古鎮社區在廣州天河區的幫助下組織了第二次珠繡培訓，移民搬遷戶殷萬芳「逼」着自己報了名。「學不好，只能靠政府養了。」

一個月前，社區組織第一次培訓的時候，殷萬芳沒敢去，她擔心自己學不會。實際上，她還是忍不住偷偷去瞧了瞧。穿珠引線看着簡單，對她卻是極難。

殷萬芳一隻腿是假肢，手指也比正常人少。剛從山上搬到縣城這套兩室一廳的新房沒多久，她就報名參加了社區辦的廚藝技能培訓，學了一個月也沒學好。培訓的時候，她只能一隻手拄着拐杖，另一隻手一會拿鏟一會抬鍋。

殷萬芳灰了心，她甚至想過搬回山上那座「歪着身子」的老屋。殷萬芳發現搬下來之後，買個菜都得花錢，老公患病臥床沒收入，自己得經常守在床邊照看，也因此錯過了社區里招聘的保潔員崗位。

儘管社區幹部及時給她家辦了低保。她和丈夫兩個人每個月共700塊錢。「細點用」，勉強能掰着指頭過日子。那時候，就算買一塊錢一斤的青菜，她心裡也「塞得不行，總覺得買了就沒錢了。」

幾年前，為了裝假肢，殷萬芳找親戚借了3萬塊，到現在也沒還清。

更讓殷萬芳覺得「彆扭」的是，「低保不是自己掙的，我沒出血汗。」

她想去學一門掙錢的技術。

殷萬芳學珠繡比別人慢得多，別人穿兩三顆的工夫，她只能勉強穿一顆。半個月的培訓，殷萬芳沒回家吃過午飯。練習珠繡的材料和工具不能帶回家，她索性早上吃得飽一點，一直在培訓現場練習到傍晚結束。

殷萬芳在班上提問最多。一些針法細節，她只能反覆問、反覆拆、再反覆繡。「不是多一顆珠子就是少一顆珠子，都是不合格的。」殷萬芳回憶，因為老是記不住要領，她問得連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珠繡培訓項目的負責人楊垚鑫鼓勵殷萬芳，有問題隨時喊他。再後來，楊垚鑫允許殷萬芳晚上帶回家練習。

殷萬芳每天吃了晚飯就「焊」在桌子邊，反覆拆、反覆繡到凌晨兩點多，練到抬不起胳膊為止。漸漸熟了，練到晚上十二點就學會了白天教的技巧。再後來練到晚上十點，最後晚上八點就可以了。到現在，殷萬芳一個月能繡兩幅作品，已經不比別人慢。

今年7月底，殷萬芳交了第一幅作品，領了300塊的工資。拿到錢的時候，殷萬芳暗淡發黃的臉上浮現出孩子般的笑容。

現在的殷萬芳老笑，以至於第一次見到她的人誤以為她是天生樂觀。其實，從山上搬下來之前，殷萬芳壓根笑不出來。家裡一畝多的薄地全靠她收拾。她只能趴在地里伺弄莊稼，有時候假肢上裹的泥扯下來能「揉成籃球大小」。

殷萬芳算了一筆賬，「就算我一個月做一幅，那就是300塊，一年下來就是3600塊。足夠買米吃油，再買點小菜，生活就過來了。」

▲寇海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典標

掛職幹部一家三代「漂流」記

寇海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典標

在不到半年時間裡，一歲多的寇中經歷了一場「漂流」，跨越了大半個中國。直到8月底的一個電話，這場「漂流」才算到頭。電話那頭的媳婦楊錕告訴寇海龍，終於為兒子寇中找到了一家願意接收他的托兒所。

46歲的寇海龍是廣州市天河區財政局財監科的科長。去年年底，寇海龍報名參加天河區幫扶貴州大方縣的幹部選派。當天晚上，寇海龍向媳婦和73歲的老母親史翠花「請假」。

「能不能不去？」楊錕一開始面露難色，最後還是支持了寇海龍。

「我身體也不大好，你走了，家裡就只剩孤兒寡母了。」母親的話讓寇海龍整夜輾轉反側。

史翠花確實不容易，兒媳婦每天得上班，12歲的孫女剛上初一，孫子寇中才14個月，要不是自己幫忙帶着，這個家全亂套了。

畢竟是母親。第二天早上，史翠花主動對兒子說，「你要心裡想去就去吧，我們能把家裡照顧好。」

上世紀60年代，史翠花和丈夫從河南洛陽拖拉機廠支援青海樂都鍛造廠，一待就是三十年。雖然苦，可後來通過高考從青海走出來的寇海龍一直把父母當成榜樣。

寇海龍沒兩天就去了大方。缺了「頂樑柱」，最開始受影響的是女兒的功課。以前寇海龍能輔導女兒的數理化，到了大方後，再遇到難題，女兒只能拍了照片，發微信給爸爸。

可後來發生的事，漸漸超出了他的預想。

春節之後沒多久，廣州起了「回南天」，空氣濕漉漉的，史翠花腿疾又犯了，扛到四月底終於熬不住回了山東老家。

當時大女兒住校，寇中年紀太小，託管所不敢收。稱心的保姆一時半會也找不到。楊錕只能把寇中送到陝西漢中的父母家。

沒成想，寇中在漢中待了近一個月的時候，姥姥、姥爺騎摩托車摔了，傷得不輕，沒法兒帶小外孫。

今年5月，寇中又被送到山東的奶奶家去。73歲的老太太，哪能照顧得過來半夜哭鬧的小娃娃？史翠花做飯的時候總是提心掉膽的，「萬一孫子磕了碰了，出了意外可怎麼辦。」為此，她請來鄰居和親戚得空時過來幫忙照看。

史翠花偶爾也向兒子吐苦水：「有時候，小孩跑來跑去，也沒父母扶着，好像沒家一樣。」妻子也會在電話里抱怨幾句：「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怎麼做父母的。」

寇海龍聽着扎心。他能理解媳婦和母親的苦，畢竟自己虧欠她們太多。

寇海龍只能在偶爾回廣州時干更多的家務活來表達自己的愧疚。「有人約我吃飯，能不去的我肯定不去，我寧願在家守着老婆孩子。」

可事實上，寇海龍老「食言」。回廣州，他更多時候是「把家當旅館」，早出晚歸，要麼忙着和大方的幹部、商戶一起在花市上吆喝賣土特產，要麼忙着對接參加東西部扶貧協作的廣州企業。

8月底，寇中離兩歲還差幾天，楊錕和史翠花好不容易在廣州找了家願意接收他的托兒所。接到媳婦的電話，寇海龍正在接受記者的採訪。他出去了好一會兒，回來的時候鬆了一口大氣，可最後又擔心起來，「這么小的孩子能適應得了托兒所嗎？」

▲黃正榮。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典標

帶老母親駐村，真不是作秀

去年3月，87歲的盧國珍發現小女兒黃正榮探望自己沒那麼勤了。原來隔三差五就能見一面，現在一兩周才瞧一回，椅子還沒坐熱就匆匆走了。

黃正榮是貴州省大方縣農牧局選派到六龍鎮壩子村的駐村幹部。她向母親解釋自己駐村扶貧，不能像以前那樣頻繁看望她。盧國珍不知道啥是駐村扶貧。見到黃正榮時，盧國珍總是欲言又止，偶爾才漏出一兩句：「上的是什麼班？怎麼這麼長時間見不着？」

大大咧咧的黃正榮最初沒在意。直到有一回又要離開時，黃正榮瞧見母親眼裡的淚水打轉。半個月前，父親去世，黃正榮以為母親還沒走出來。第二天她才感覺不大對，又趕到母親家。

「實在不行，我帶你一起在村里住好不好？」

盧國珍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跟女兒進了村。

非得一起駐村嗎？黃正榮有6個兄弟姐妹不能幫忙照顧？黃正榮的丈夫、孩子不能照顧？

今年45歲的黃正榮是兄弟姐妹中年紀最小的，家庭條件也相對寬裕。「哥哥姐姐們年紀也大了，也困難。」黃正榮解釋。那為啥不能讓自己的丈夫來照顧？丈夫在另外一個偏遠的鄉鎮工作，也是忙得昏天黑地，自己的孩子在縣醫院當護士，每天三班倒，也沒法照顧外婆。黃正榮索性把母親接進村。

帶着母親駐村，會不會是作秀？

事實上，黃正榮幾乎是把母親「藏」在村里。直到母親搬進村里兩個月之後，村幹部才知道這個事。此前，每次村幹部或其他駐村幹部留她一起吃飯，黃正榮總是拒絕，但也沒解釋。直到有一回，扶貧工作隊的同事到她借住的屋裡才發現她一直帶着母親。黃正榮也沒跟單位吐苦水。「這是我自己盡子女的責任，沒必要讓誰知道。」

駐村扶貧那麼忙，她有時間照顧母親嗎？

盧國珍腿腳不好，得拄着拐，走不了幾步，更多時間是臥床。黃正榮早上出門前都得熬好粥或煮好餛飩，在鍋里溫着。盧國珍不會打電話，只能接。黃正榮生怕母親在家磕了碰了，每隔一兩個小時就給母親打電話，詢問她有什麼要做的。

黃正榮說她有三個家，一個在幫扶的村里，一個在丈夫工作的鄉鎮，一個是女兒工作的縣城。最忙的時候，黃正榮白天上山，晚上走訪貧困戶，走訪完還得開會商量扶貧的事，經常晚上十點多才回到家。黃正榮也有無助、煩躁和委屈的時候。可一見到母親，她就成了幹練的「女漢子」。

再後來，黃正榮請了一個貧困戶來照顧母親。「是一個60歲的大媽，兩個人聊得歡。」

得空的時候，黃正榮常向母親聊自己的工作和村裡的變化。漸漸地，母親臉上笑容多了，對扶貧也懂得一些了。

去年年底，縣電視台來村里拍攝扶貧幹部工作狀態時，採訪了黃正榮，在一旁的母親自豪地插話，「我是老黨員，她來扶貧，我絕不拖她的後腿。」

大方縣扶貧辦主任朱翔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這樣一門心思斗貧魔的大方幹部有很多，「這一次脫貧攻堅戰，對我們來說一生中就這麼一次，一定要打贏，這是一種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