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職字節跳動25天被裁，應屆生剛畢業就失業，大廠也不香了？

曾經的路徑里，試錯的代價被互聯網行業的紅利、字節的快速發展接住了，產品、運營、研發等崗位的員工也可以很快轉崗到更新的業務里。但在當下，外部環境變化飛快，不管是字節跳動還是其中的人，試錯的成本都越來越高昂。

文 | 徐晴

編輯 | 趙磊

運營 | 橞楹

李洋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短得出乎她意料，從入職到被裁員，只過去25天。

8月6號的晚上，瓜瓜龍上海辦公室熱火朝天，負責社群運營的員工們正在追單，給家長打電話詢問是否買課。一條信息在此時發到每個人的手機上，後來看到的李洋洋總結，「大意是明天上午十點要開全員會，開完會各找各的去路」。手機里家長還說着話，旁邊的同事拍了她一下，「部門都沒了，你還打什麼電話？」

在這之前，「雙減」政策已經頒布，高途、新東方等公司裁員的消息不時傳出。收到短信，意味着字節跳動教育部門也要開始縮減了。字節跳動有一條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員工之間薪資保密，絕不能互相討論。臨近失業，老員工反常地親密起來，他們停下工作，坐在一起交流薪資，興奮地討論補償金到底是N+1還是N+2。

只有李洋洋和另外幾個同事「斷電了一樣」呆坐在工位上。她們是今年7月才入職的應屆生，剛畢業就失業，短時間內很難消化。

▲ 圖 / 視覺中國

兩個月後，相似的情景也發生在南方某座城市。因為「業務調整」，屬於字節跳動的房產業務「幸福里」撤城裁員，上百位員工原地失業，其中包括不少應屆生。宋楚陽是其中之一。裁員之後的一個月，他一直思考，互聯網大廠待不住了，該換哪個方向。

與他一起入職的應屆生中，一個男孩來自外地，交了半年房租，又置辦了一些家具，準備在陌生的城市展開新生活。裁員後，他決定回老家，預交的房租因為違約無法追回，購買的家具、電器帶不走，只好在閒魚上低價賣掉。宋楚陽計算過，就算是N+2的裁員補償，賠償金難以彌補這位同事的損失。

一個月前，同樣出於業務調整，字節跳動旗下的遊戲業務Ohayoo裁員，三個休閒遊戲工作室中約50人受裁員影響，其中近30位是校招生。現已大多內部轉崗。

Ohayoo一位員工告訴每日人物，這一批應屆生大多碩士畢業，來自國內外最好的學校。有幾個人在入職前拿到了阿里或是華為的offer，最終看中字節跳動的發展前景。對部分人來說，裁員是一場無妄之災，「阿里、華為回不去了，沒了應屆生身份，拿着兩三個月工作經驗去參加社招，多殘酷？」

這些大刀闊斧裁員的部門，都歸屬於字節跳動近兩年布局的新業務。背靠抖音、今日頭條等產品的流量，字節跳動的觸角不斷伸向更遠處。字節內部不斷孵化新產品，在短時間裡更新、迭代、優化，成功的產品繼續生長，失敗品則免不了被調整優化。對大公司而言，多面布局試錯成本不大，一旦試出來回報很高，但對被新業務招攬來的應屆生來說，選錯的代價過於高昂。

據《晚點LatePost》報道，字節跳動近期開啟了新一輪組織架構調整，由以前的「大中台-小前台」改為事業部制，公司全部業務與團隊合併成6個板塊。這次調整的背景是「去肥增瘦」，改變公司規模變大後效率下降的現狀，提高人才密度。這同樣意味着會有更多的裁員。

在多個互聯網公司控制規模、收縮戰線中，一個曾經的共識正在被推翻——互聯網大廠也許不再是最好的去處，包括字節跳動。

光環

李洋洋是文科生，在中部一所985大學讀書，對字節跳動了解不多，求職讓她與這家大廠產生交集。

畢業季一到，朋友圈頻頻出現字節的offer郵件截圖，有些通過實習轉正的同學在動態底下打上字節公司的定位。打開閒魚，字節工牌標價85元一個，字節面試輔導每小時299-599元不等。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大廠」關鍵字，會出現「在字節實習的第x天」vlog，或是每日更新的在字節食堂里吃到的晚飯。評論區常見的三個句子是「入職即巔峰」「心臟和字節只有一個能跳動」「字節跳動下午茶yyds」。這些信息一次次加深她對字節的印象：薪資高、福利好、壓力大，年輕人很嚮往。

大廠光環很難被忽視。入職之後，李洋洋跟同事一起租房，下班之後，同事一路戴着工牌，在地鐵上自然地接受路人瞟來的餘光，到了家裡才摘掉。

她還總結出一個規律，如果詢問其他公司的人在哪工作，對方大概率會回答「互聯網行業」，但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字節的人，答案就是「字節跳動」，直接具體到公司。「他也不會管你知不知道這是個互聯網公司，就默認你知道。」

另一位幸福里員工周正也感受到了大廠的魅力。參加今年的校招生培訓當天，他發了條朋友圈，有一百多個贊，是其他朋友圈點讚數的幾倍。那個晚上，新消息接連彈出，師弟師妹來問他求職經驗，到睡覺時還有消息沒回完。

行業內的朋友跟周正聊起字節跳動，語氣充滿唏噓和艷羨。在短短九年時間裡，字節跳動依靠抖音、今日頭條等成功產品躋身互聯網頭部，改變了上億人的生活與娛樂方式。最近兩年，字節多面出擊，不僅布局教育、電商、遊戲，房產、汽車、出行等板塊也有涉獵。

那位朋友把字節稱為「宇宙廠」，「就是什麼業務都做」。他跟周正分享自己曾聽到傳聞，「字節的市值有可能會超過騰訊，躍居中國互聯網第一大廠」。

光環也讓進入這家公司的難度在加大。參加春招時，宋楚陽面試的崗位叫「新房諮詢師」，聽起來要求並不高，但他遇到了一位來自北大的競爭對手。周正的一位主管在無意中談起，他今年內推了100多份簡歷，最終入職的只有1個。

在海外，激烈的競爭被人民幣所量化。宋雨霖在澳洲留學，在她大三時，曾經有一些「求職中介」潛入留學生交流群公開售賣實習崗位。他們把互聯網公司分為一線廠和二線廠，只有字節跳動與騰訊、阿里、百度、華為並列一線，其他公司都是二線或三線。這套標準里，落差巨大，一個字節跳動審核的實習崗位，價格3萬塊，一個網易的運營崗位，價格只有8000塊。宋雨霖的同學中，不乏有願意花三萬進入字節跳動的人。

▲ 求職中介曬出學員拿到的大廠offer（可上下滑動查看）。圖 / 受訪者提供

在2020年和2021年，應屆生討論最多的也是字節跳動。這兩年除了在線教育和遊戲，大部分互聯網公司都很謹慎，不輕易擴張，但字節仍在布局新業務，同時逆勢招人，在短短一年裡，員工從6萬增加至10萬。2021年秋招的開放崗位達到了7000個，2022年8000個。

應屆生們驚喜地發現，這家實力雄厚的大廠如此看重人才，一般的企業秋招講究「金九銀十」，但字節跳動在5月就啟動秋招，只為搶先其他大廠一步。字節也給出更高的薪資，進入字節前，周正拿到了美團的銷售崗offer，底薪只是字節的一半，他當然要選更高的那個。

宋雨霖分析同齡人找工作的心態，互聯網幾乎是這屆年輕人實現階級躍遷的最後一塊跳板，至今還總有人提起字節程序員郭宇在28歲實現財務自由的故事。大廠體系化的人才培養路徑也提供了一把刻度尺，按照P或M的規則一年一年熬下去，時間會以最高效的方式轉化為人力市場上的價值。

就像大廠喜歡年輕人，年輕人也喜歡年輕的大廠。那意味着它的刻度更密、更標準、更有分量，不容易貶值。在應屆生眼裡，大廠是更好的選擇，而字節是最好的。

▲ 圖 / 視覺中國

落差

宋楚陽參加過一場字節的校招宣講，一位宣講人面對着台下烏泱泱的應屆生說，「我們出生在七八十年代，趕上過社會的很多風口，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到你們這一代，整個社會基本定型了，大家捲來捲去也是因為很少有真正改變一個人階級的東西。」他停頓了一下，語氣激動起來，「儘管如此，字節這家公司可以給你們相對更好的發展的可能性。」

但當宋楚陽入職時，依然感受到一種落差。

據彭博社消息，2020年字節跳動廣告收入1831億元，占全年總營收的77.4%。一位字節員工透露，每年校招職位里有很大一部分是銷售。宋楚陽關注過發布校招信息的公眾號，在該城市的主推崗位是「幸福里-房產諮詢師」，李洋洋記得字節來自己學校宣講時，針對非計算機相關專業只開放了「社群運營」——也是銷售崗。而在另一些城市，還有大量要求不高的審核崗位，主要也是招應屆生。

李洋洋羞於提起自己的工作，家裡人並不清楚「字節跳動社群運營」是幹嘛的，真要去解釋「就是電話銷售，這樣一說就顯得很掉價。」

同為「社群運營」，今年入職四川清北網校的應屆生小熊也感受到了現實與期待的不同。有相似的部分：高壓和相對的高薪——下午一點上班，晚上九點半下班，多數情況加班到十二點。小組裡，每個人的通話時長會計入排名公布給所有人。她第一個月的工資有7000多元，是四川平均薪資水平的兩倍。她的朋友在當地做剪輯，第一年月薪3000，第二年才漲到4000。

但她大部分的工作是拿着系統分配的100個電話號碼一個一個打過去，向家長賣課。在字節跳動，有一套電話銷售的SOP（標準操作流程），打電話的過程被流水線化，分割成一個一個具體的步驟，任何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有標準解決方法。

在李洋洋看來，銷售工作沒有技術含量。她所在的組既有二本畢業生，也有留學生，還有上海交大的碩士。學歷更高的同事除了拿的錢稍微多一點，大家的工作內容沒有差別——「相當於這個工作誰都能做。」

在學校時，李洋洋擔任過院學生會副主席，拿過創新創業大賽等獎學金。她責任心強，對自己要求高，小組作業和社團活動里，她常常是最核心的角色。宋楚陽同樣是學校里的風雲人物，在本科就發表過期刊論文，參與過各類頂級會議。剛進社會，這份工作既不符合他們對這家公司的期待，也不符合對自己的期待。

另一個層面的落差在於，應屆生比老員工更在意自己的歸屬感，但工作後，他們常常恍惚自己到底是在哪家公司工作。

新業務分散在全國各地，在地緣上遠離總部。每個部門預算也不一樣，李洋洋沒有1500元的房補、沒有下午茶，看到飛書的大群里其他業務的同學曬喜茶、樂樂茶，她有點不是滋味。小熊能拿到什麼下午茶要看業績，小組裡的銷售冠軍才能有三隻松鼠，每個月加班打車額度是500塊，而在北京字節總部，打車不限額。

校招生培訓時，宋楚陽去了總部的食堂。那天他們吃了牛肉、雞腿、小龍蝦，還有手撕羊肉。吃飯的時候，戴着工牌的人端着盤子在身邊穿行，他們自信、篤定，坐下吃飯的時候都在討論業務。宋楚陽覺得自己進了一家大公司，前途光明。回去以後，主管告訴他，這邊的寫字樓不允許自建食堂。

▲ 瓜瓜龍員工在小紅書上記錄每日工作細節。圖 / 小紅書截圖

在這個離總部上千公里的地界，「坦誠清晰」的價值觀被一定程度上稀釋了，部門文化什麼樣主要取決於領導是從哪來的。幸福里有幾個部門，大家不互稱同學，而是叫「哥」「姐」。宋楚陽聽一位負責算法的同事說起，他所在的組調來一個阿里來的領導，大家受不了「狼性文化」，半個月裡人走了一多半。

有時候，光環只屬於核心部門。李洋洋回憶，「給客戶打電話的時候要說我們跟抖音是同一家公司，不然家長不知道什麼是瓜瓜龍，電話啪一下就掛了」。他們想辦法安慰自己，尋找自己確實歸屬於這家互聯網大廠，以及總部重視新業務的蛛絲馬跡。

李洋洋跟同事討論過，教育業務的老大陳林曾經是今日頭條的負責人，這說明了總部對教育業務的看重。這位CEO也曾在公開宣布，教育業務「巨額投入」，三年不盈利，這被解讀為長遠的耐心，說明了新業務的發展潛力，也被等同於自己的發展前景。

瓜瓜龍裁員的那天，大家拍照留念。一個女孩在跟辦公室門口的「瓜瓜龍」合影后，又來到大力教育的logo旁自拍，因為那個logo後面有個小小的「字節跳動」。

餘波

外部的風吹草動，總是末梢神經最敏感。

李洋洋來上海前，一些教培機構已經開始裁員。到了8月，行業地震後又產生餘震，整個上海辦公室里人心惶惶。老員工們互相暗示不要提起政策或裁員，新員工們卻按捺不住。李洋洋暗地裡問同事，「你們覺得我們下一期班還有得帶嗎？」

李洋洋在7月12日入職，按照計劃，她帶的第一期班要在8月15日開課。但從7月底到8月初，前一期課遲遲沒開，公司解釋，「上面要求先暫停一期班」。再往前，最後一個開課的班只有30人，但往常會有60、70人。李洋洋覺得傾斜過來的資源在減少。「以前的獲客來自抖音的信息流廣告，現在只有朋友圈轉發打卡活動，效率低了好多。」

同在幸福里的宋楚陽和周正入職後幾個月都是在十分緊張的氣氛里度過的。

「第一個月我們每天坐在辦公室里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客戶進來，都是從信息流那邊來的，但是到了後期，客戶少了很多。」如果誰的手機響起了有新客戶的提示音，全部的人都會圍上來：「哇你今天發財了！」

客戶減少的同時，kpi也越來越高。一個月前要求每天通話時長30分鐘，完成一個完整邀約，一個月後就改成80分鐘，每天兩個邀約。完不成kpi 後果嚴重，如果三個月沒有促成一單，就會收到PIP（離職預警）。

那是一種隱性的裁員，「系統會關掉你的賬戶，就是客戶的分發來源，沒有客戶了，你只能走。」周正不太理解公司的邏輯，在他的思維里，如果一個新員工沒怎麼開單，不是更應該去幫助他嗎？

總有桌子突然被清空。大家心照不宣：這個人被優化掉了。過不了幾天，新人會來補上空位。宋楚陽感慨：「都說人走茶涼，在字節跳動，總會有新人來把茶給續上。」

10月中旬，周正看到幸福里在廣州和成都的諮詢師崗位停止了招聘，預感到業務做不下去了，他主動提出離職。兩天後，部門宣布撤城裁員，他沒能拿到N+2補償。

在周正看來，裁員與不裁員的差別只在於有沒有賠償金。即便不裁員，大家也會完不成kpi，接到離職預警，然後被迫離職。離開字節跳動之後，他意識到，他們成了這家大廠試錯的代價。

▲ 圖 / 電視劇《我在他鄉挺好的》截圖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字節跳動今天的輝煌就是試錯帶來的，今日頭條和抖音都在一個舊領域裡嘗試了別人沒做過的新模式，成功後的經驗又被推廣到新業務里，不管是教育、房產還是遊戲，都從0開始，一度被寄予厚望，得到大量的資源傾斜，但這些新業務都沒有明顯的成果，在核心業務增長承壓後，得到的支持也便少了。

聽說有部門裁掉了50人，李洋洋跟在字節時的同事聊起這件事。同事從英國名校碩士畢業，一年前加入字節跳動，也在今年被裁掉。她漫不經心地說，「才50個人」。

曾經的路徑里，試錯的代價被互聯網行業的紅利、字節的快速發展接住了，產品、運營、研發等部門的員工也可以很快轉崗到更新的業務里。但在當下，外部環境變化飛快，不管是字節跳動還是其中的人，試錯的成本都越來越高昂。

Ohayoo的中層張遠記得，總部對遊戲業務的展望一直在變。「一開始是想做中國的任天堂，給我們的方向是成為世界一流的遊戲工作室。後來形勢急轉直下，各種環境都不太好，就退而求其次，自負盈虧，走騰訊路線。現在政策又發生變化，先有遊戲防沉迷政策，後有無版號遊戲不能接廣告，都對休閒遊戲影響很大，這次裁員就是不做休閒遊戲研發了，就整合資源做平台。」

張遠認為，抖音的成功在於當時的短視頻賽道還是一片藍海，大家野蠻生長，總有一個可以跑出來。但遊戲、房產、教育在中國都不是新鮮的東西，「已經幹了好幾十年了，你環境不一樣，競爭對手不一樣，這樣很難搞出來」。

張一鳴曾經表示，「和別人的核心領域去競爭，這樣會牽扯很多精力，也沒有優勢」。但在近兩年，字節急於找到下一個增長引擎，開展的新業務基本都在別人的核心領域裡。

新業務一次次踢到鐵板，新業務中的人沒有了餘地。一位前字節員工在被裁員後試圖轉崗，經過三輪面試、跟HR談好了薪資後，被通知無法入職。李洋洋也看過字節開放的轉崗崗位，大多數還是審核崗，「一個更把你當工具人的崗位。」小熊也想過轉崗，但拿着兩個月的銷售經歷投了幾個崗位，始終沒有回音。

南開商學院人力資源專家劉俊振認為，從企業的角度，裁掉應屆生，給予的補償比老員工少，尤其在不少互聯網大廠存在「工資倒掛」的現象，應屆生薪資高，裁掉能節省更多人力成本。但應屆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創新和發展的潛力，裁掉應屆生雖然能給業務調整的時機，但也會影響公司長期發展的動力。

「更重要的是，不管哪家公司，大批量裁應屆生都會影響它在人才市場中的品牌和口碑。」

▲ Ohayoo被裁員工建議要入職字節的2022屆應屆生謹慎選擇業務部門。 圖 / 知乎截圖

Plan C

一家小型保險公司難得地給了圖拉一個面試機會。

她曾是武漢瓜瓜龍的社群運營，也面臨着一畢業就失業的困境。頂着「運營」的頭銜，她盡力把曾經的銷售工作包裝得像是新媒體運營。

看着她的簡歷，面試官問她：「我看你的工作時間很短，從6月到8月，好像工作內容也跟新媒體運營沒什麼關係，這麼短的時間你學到了什麼？」他接着問圖拉為什麼這麼快就離職，「是因為公司的經營問題嗎？」沒等圖拉回答，他自顧自地說：「你知道嗎？如果我們公司錄用你，就是在賭，賭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圖拉有些憤怒，字節跳動教育板塊裁員已經在新聞上滾了一個月，眼前的人依然要問她為什麼離職。在三輪面試後，這個公司開出了5500塊的薪水，圖拉一下子明白過來，「故意的，就是要壓薪」。她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些應屆生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去處理「裁員」這種想都沒想過的問題。老員工們在聽到風聲時就悄悄尋找新的機會，應屆生在確信被裁員後，仍希望休息一段時間，等內心平靜再找工作。現實是，休息的時間越久，找工作時的難度越大。最大的問題是，短短几個月的工作經驗難以說服面試官，薪水也很難達到自己的期望。

小熊在面試時被告知薪水是2000多，需要加班。她「當時面帶微笑，心裡說對方有病。」回家後，她跟父母訴苦，媽媽給她潑了冷水：「你以為都像大公司一樣嗎？不要因為去過大公司，拿過7000，就覺得自己只能從7000開始拿，那是不合理的。」

沒有應屆生的身份，少了很多選擇。跟小熊一起被裁的朋友想考公務員，篩選下來，非應屆生能報考的崗位只有個位數。

小熊出身於一所二本院校，儘管讀書時成績很好，她仍然有難以察覺的自卑。最直接的體現是，她不敢把被裁員看成一種損失，反而覺得是自己的問題，覺得是自己配不上大廠。她最終入職了一家MCN公司做短視頻編導，但字節跳動的光環仍然影響着她。

「就像分手之後你肯定會把現任跟前任對比——字節有自己的樓，很豪華，遇上下雨天，門口很帥的保安會給你拿一個塑料袋，幫你把雨傘裝好。你的工位是格子間，還挺大的，公司給配了筆記本電腦，還配了一個很大的顯示屏，椅子什麼的都很舒服。」眼前的新公司，辦公室變小了，大家在一個「大通鋪」上辦公，燈光似乎都沒有字節的亮。

「更何況，這個前男友還給了你分手費，N+2對吧？你只能記得前任的好。」

剛被裁掉時，小熊希望通過努力，在幾年後重回字節。現在徹底換了賽道，不再有校招、工作經歷不匹配、在大廠的經驗太短，她悲哀地意識到，「我沒有進大廠的機會了」。

這個冬天，從大廠流出的人顯然更多了。

宋雨霖曾在字節和網易實習，因為看到了公司的震盪，轉頭入職了深圳一家頭部房產互聯網公司。在字節裁員後，她聽朋友提起網易有道「人快裁完了」。最近房產政策接連變化，現公司也沒躲過裁員，深圳的部門已經裁掉了45%。她調侃自己，「還是跑得不夠快。」

裁員的消息一個接着一個。除了在線教育行業大裁員，瓜子二手車裁員50%，水滴籌、去哪兒網裁應屆生，OYO裁員100人，貝殼找房上海團隊裁撤200人……另一面，國考報名火熱，人數超過了212萬人，創下了歷年新高。

▲ 互聯網大廠的員工在脈脈上討論最近的裁員潮。 圖 / 脈脈截圖

宋雨霖覺得，這一屆的互聯網人很沒有安全感，「大家都想要自己有不可替代性，因為被優化是遲早的，要麼因為年紀要麼因為公司運營情況，不可替代性決定你撈金的周期，但每個人也都要有Plan B。」

宋雨霖對每日人物開玩笑，「你們公司還招人嗎？這就是我的Plan B了」。她很快糾正了自己，「不對，是Plan C，Plan B是考公務員」。跟她一起被裁掉的朋友正在準備公務員考試。

李洋洋幾經輾轉，最終入職了一家給出薪資相對最高的互聯網中廠。工作一個月，她發現自己不太適合新工作，但不能辭職。被裁員的經歷讓她心有餘悸，她自嘲說，「人不能接連走進兩個大坑，簡歷上不能兩份工作都只做了幾個月」。

離開字節跳動後，宋楚陽沒有急着找工作，他休息了一段時間，想暫停一下，重新思考未來的規劃。他去看了一個叫《丟我》的展覽，其中有一個環節是傾聽70個人的故事，拿下掛在牆上的耳機，不同的聲音里，有人名校畢業卻進不了大廠，有人愛情不順，有人覺得在體制內生活望到了頭，有人像他一樣被裁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迷茫。

如果說上一屆互聯網人是因為996猝死的風險而逃離，這一屆互聯網人則是因為承受不了那種動盪，以及越來越低密度的刻度尺——技術崗和核心業務的崗位或許是例外，大廠仍然願意高薪挖人，給予更大的成長空間。但更多的地方，沒有成長，也沒有安定。

想起宣講會上聽到的「更好的可能性」，他覺得在當下已經完全消失。「能討一份還算可以的生活就算不錯了。」他不再迷信大廠，一個月後投身一家傳統行業公司。據他所知，一起被字節跳動裁掉的應屆生們，有幾位至今沒有找到工作。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 圖 / 電影《白日夢想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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