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梁鴻：所有的悲歡都因我們試圖相通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愛書人梁鴻。

跟梁鴻對談的那幾天，這位中國當下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正忙不迭地動用自己的知識和見解，「對付」中學生兒子。家裡茁壯成長中的「後浪」正在以越來越自成一格的「新思維」挑戰「前浪」，母親因辯不過少年給她上的」哲學科學課「時有困擾。另一方面，梁鴻是一位」不夠灑脫「的母親，這些年無論多忙，她一直不曾缺席兒子的成長，陪兒子度過了很多的閱讀時光，直到現在，她感覺到不完全是她在教他，他也在教她。

作為一個中年女人，她幾次提到她家「少年」，說剛才在給少年改作業，拳拳之情不亞於我們身邊任何一個操勞的母親。然歲月流逝，母職身份似乎從未乾擾這位女作家以破竹之勢，拿出一部又一部有份量的作品。

生於1970年代的梁鴻，儘管從「梁莊」出發，這些年早已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但梁莊的泥土仍在她腳下，梁莊的「神聖家族」還有更多的聲音想發出。新長篇小說《四象》，裡面的鄉土人物生於斯，埋於斯，他們的根與魂纏繞故鄉，從未離開過「梁莊」。

這些年，梁鴻是執着的鄉土中國的親歷者與觀察者。一個愛與痛糾纏，在中國城鄉大遷移中歸去來兮的「梁莊」橫空出世。在以「梁莊」為主場的敘事上，梁鴻又嘗試了從非虛構到虛構的跨越。

《四象》是《梁光正的光》之後，又一部更特別的長篇小說。主角是一個在墓地邊放羊的精神病人和三個亡靈，就像梁鴻在「後記」中說的，死者不會缺席所有的人間悲喜劇。《四象》跨越生生死死、陰陽兩界，也有人評論，梁鴻寫的是一部「魔幻現實主義作品」。

中西方文化不同。比起死，中國人的鄉土文化更愛談論生。死有時甚至是忌諱去談的。我好奇梁鴻如何在寫作此書的日子裡面對那麼多已經作古的梁莊人，她說，「其實還是有壓力的，但有的時候就是你在寫作過程中，這又是一個故事，你在擺弄框架，又有一個疏離和創造的感覺，所以也並非是那麼完全的壓抑。」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寫《四象》的日子時，梁鴻確實經常會夢到一些人物。「這個時候其實還是對我內心影響挺大的，我覺得自己寫作以後真的是『人我不分』，『人戲不分』的那種瘋魔狀態，經常會有這樣一種恍惚，做夢本身就是那種恍惚狀態，也可以稱為迷醉狀態。」

梁鴻笑稱自己不太女人，很多人都說她特別不像女性，不過熟悉她的朋友，又能發現她其實又有非常女人的感性的一面。她在傾聽別人的故事，或敘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非常容易進入一種與他人「共情」的狀態。

聽着聽着，說着說着，她時常眼圈紅了。

在生活中，梁鴻淚點有點低，但寫作中的梁鴻，卻時常提醒自己克制情感。

「我會有意識的去克制一些抒情性的東西，但總體而言，那種感性的東西，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寫作和生成力量的起源，而不應看成一種阻礙，最終你不管是用冷峻的筆法，零度敘事的筆法，還是什麼樣的筆法來寫，情感這東西都應該成為你最初生成這個文學作品的一個根本。」

《四象》注入了梁鴻極大的情感，《四象》又是一個寓言，小說經過春夏秋冬，經過自然的榮枯，有各種殘酷又粗礪的描寫，生命來了又消失了，她勾勒出百年來鄉村社會的生態，這「四象」，仿佛同時受着時代風雲變幻和鄉村宗族自有生存法則的雙重作用力。

書中有一句話，「人得有根，人無根則無性」，那麼梁莊的百年（事實上不止百年歷史），不變的東西是什麼呢？

梁鴻說，她所說的「根」，可能更多地是指一些恆定的東西，譬如大自然，譬如人類靈魂中對善良純真的敏感。這些東西所派生出的，譬如對家的愛，對歷史的關注，等等，這是不變的東西。

「反而，對於『村莊』本身的興衰，我倒並不真正在意，那只是物質的載體。『梁莊』給予我的歸屬感，不是『村莊』這一形態本身，而是村莊裡面所包含的生命、歲月和記憶，它們和那條河，那片墓地，那些房屋一起，構成一個人認識世界的起點。」梁鴻說。

接下來的寫作，會不會「離開」梁莊？梁鴻透露，寫完《四象》，她手中還有好幾個題材在琢磨，她相信肯定有一天，她會脫離梁莊、家族的這個敘事中心，打開另外的天地。

「突然一想，原來真的是跟家族關係還始終沒有脫離，但是我覺得寫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你畢竟還在生，還在活，有一天你一定會跋涉出來，會到另外一個方向去，其實有另外一部小說，我已經準備了十幾年，光提綱都寫了好幾萬字，一直在那放着呢。」

梁鴻，中原女性的身體仿佛是一個蓄滿情感的倉庫。一生很長，她還會寫很多很多的作品，完全沒有停下來休息一下的意思。

誰知道呢，在梁鴻身上，你會相信：一個人只要活着，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以下是梁鴻與本報記者的對談部分——

2012年，梁鴻在梁莊的一家院子裡和孩子們跳皮筋。

【父親更加具體，母親偏於抽象】

錢江晚報：時間過得真快，印象中好像你不久前才在杭州，我們一起做了你的長篇小說《梁光正的光》的錢報讀書會，你還以此書獲得了春風榜白銀圖書獎（虛構類），作為一位已經功成名就的作家，這麼快地突破自己，又拿出了《四象》，這樣的快速和迅猛的突破，在國內圖書界颳起了一股「梁鴻風」，您是怎麼做到的？

梁鴻：是啊，時間真是太快，轉眼間已是三年。但是，其中每一天又是很艱難的，現在還能回想起寫《四象》時為一個詞刪刪改改、到最後一籌莫展的日子，真是漫長無比。總體而言，還是因為想寫，有寫作的強烈願望，這個念頭支撐着往下寫。其實，沒有哪一個作家是「功成名就」的，面對新的創作，都如小學生一般忐忑不安。

錢江晚報：《四象》的靈感，從您的後記看是來自於父親，但因為父親的故事已經用一部長篇小說來交待了，所以這部《四象》雖因為父親而起，卻找不到父親的身影，還是父親的身影你埋在了我們不易發現的地方？那麼母親的形象呢？你後記中也提到母親很早就離世了，在構思《四象》時，有沒有想過為母親的亡靈找一個發聲的機會？

梁鴻：你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四象》中父親只是一個起源（但這個起源非常重要），文本中確實沒有他的存在。是的，在《四象》後記里，我提到是「站在父親的墳頭」，實際上我的父親和母親是合葬在一起。我自己有特別奇怪的感覺，父親去世之後，母親突然在我心中遠了。我一直在想為什麼。也許是父親的性格太鮮明了，也許，更重要的是因為父親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太過深刻的痕跡？他們兩個人在我心目中占據不同的位置，父親更加具體，母親偏向於抽象？我想，終有一天，我會寫母親的，是她塑造了最初我與世界的關係——象徵的、隱喻的、文學的關係。

錢江晚報：《四象》有四位主角，我關注到一點，是三男一女的構架，相比而言，十三歲就死去的靈子是「人微言輕」的，因為她的人生還沒有真正開始過，我有點好奇，為什麼不是一個更有份量的女性角色，比如一位三四十歲的女性來與另三位男主角達到一種抗衡呢？我們從靈子亡靈的心聲看，她與大自然親密，她渴望擁抱，也就是說，在人間作為一名鄉村女孩，她非常缺愛，這也似乎觸到了現在廣大農村的社會現實，因為重男輕女，很多農村家庭女孩是很缺愛的，而很多男孩子哪怕生長在鄉村寒門，依然在家庭內部受寵愛，不知稼穡苦。寫靈子這個女孩時，您是否認為這是鄉村女性最好的代言？我一邊看書，一邊在想，如果靈子是一個25歲的亡靈，她發出的聲音會是什麼樣？

梁鴻：「靈子」很難成為鄉村女性的代言。鄉村女性的生命太過艱難，需要更多的凝視和思考。如果一定要說「代言」的話，「靈子」可能是鄉村少女的代言。她們在苦難和幾近被遺棄中生長，大自然是女孩唯一的傾訴對象，也是唯一讓她感受到生命還有快樂的地方。如果靈子25歲，我想，生活的真相已經在她面前展開，她的死亡原因可能會是婆媳矛盾、丈夫家暴、生不出兒子，等等，那可能會是一個憤怒的、但卻無奈的聲音。

錢江晚報：如果靈子25歲，是不是成了賈寶玉眼中的鄉村俗女子，而不是「水做的女孩」了？所以你為了呼應一種純美的大自然的美，讓同樣純美又孤獨的少女靈子來與大自然的一花一草對話，以達成人與自然的和諧？

梁鴻：其實靈子身上，是一種人類的前現代狀態，她與自然是渾然天成的關係，所以我們經常容易把它看成一種文化的所指，但其實這是人的生命在混沌狀態下的一種表現，我不願意把它簡單地歸屬為文化。你到成年之後，你結婚生子，經歷的生活各種困難，可能真的就沒有辦法達到這種狀態了，但是靈子的這種特性作為心靈的一角應該一直在的。

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變老，不可能永遠純真，也可能我們的理解更加深沉更加複雜了，但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真的是越來越渾濁了。

故鄉「梁莊」的河。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會來梁莊】

錢江晚報：《四象》仿佛給梁莊打開了更寬闊的一個天地，百年的歷史演變直至當下，地上地下二重奏，多聲部，可以說有一部交響曲的體量，雖然這個長篇在長篇小說中從字數看體量並不算大，如果從書出世的現在進行時來算，《四象》跨越了三個庚子年，您準備寫這本書，可以說是雄心勃勃，從紀實梁莊、虛構梁莊，到打通地上地下，跨越百年的魔幻梁莊，「梁莊」這個梁鴻創造的地理符號，還將怎樣生長下去？

梁鴻：對《四象》而言，「梁莊」可能只是一個符號，一個中國大地上的村莊，與真實的「梁莊」之間是亦真亦幻的關係。因為每一個村莊都可能有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物。但就我自己而言，「梁莊」是一棵不斷生長的大樹，是那條永遠奔騰的大河，是那個有着墓地的高高的河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會來到這裡，生活、創造、失去，最終生成一個新的「梁莊」。

錢江晚報：《四象》裡的那個反覆出現的河坡，記得好像你在一個回故鄉的紀錄片裡也出現過，您本人在河坡那裡，站着蹲着，在河流邊和村莊和廢墟邊追溯河坡邊這些「神聖家族」的過往，而您自己也是梁莊的女兒，是其中的一份子。「梁莊」因為地處中國中原，人口大省的中原河南，您通過多重寫作，是否認為「梁莊」的自然風物與生生死死，可以指代中原的鄉土中國發生的一切人間悲喜劇？梁莊可以涵蓋嗎？如果不能，那麼又有什麼樣的鄉土中國不在其中呢？

梁鴻：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這是人性本質的狹窄之處，但是，另一方面，人類所有的悲歡又都來源於我們試圖相通，所以，才有歡樂、嫉妒、憤怒、悲哀，等等。再回到你的話題上，「梁莊」所代表的並不只是中原大地鄉土中國的悲喜劇，它是人類試圖相通的一種樣態，是人類情感大家園中的一份子，其內在的情感是普遍性的。

錢江晚報：近來看到作家梁鴻與導演賈樟柯的頻頻互動，你們都是生於1970年代的中原人，汾陽是縣城，梁莊是鄉村，感覺你們雖有文字和影像的呈現的差異，但對於當下鄉土中國、中原故鄉的言說似乎特別合拍，梁莊、汾陽都成文學上的地理符號，接觸下來，你覺得和賈樟柯最相通的地方是什麼？有沒有因為分歧而碰撞過？

對一個作家來說，私人生活經驗，比如鄉村的、小鎮的、縣城的、都市的生活經驗是否是寫作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生活經驗可以覆蓋的區域才是作家的舒適區嗎？您有沒有想過打破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寫作？（當然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我們知道您的間接經驗也是非常強大的）

梁鴻：可能都還是關注中國小城小鎮的普通人生，對那裡的人們有天然的理解力。無論生活在任何地方，私人經驗都是寫作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這裡面的私人經驗也包括個人的知識傾向、精神生成，不單單是外部環境。即使是「打破」或「衝破」私人經驗寫作，那裡面仍然會蘊藏着無數你的生活經驗和情感認知。文學可能是與創作者個人聯繫最緊密的一個活動。每個人的心靈都有無數角落，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寫與村莊較遠的作品，但並非就與我無關。

在賈樟柯導演的紀錄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該片在2020年的柏林電影節首映。

【作為一名曾經的「鄉下人」】

錢江晚報：書中男主人公韓孝先，是梁莊少數實現了階層突破闖出去的天才少年，學霸，本來可以說他的人生是鑲了金邊的，但他成了墓地邊遊蕩的牧羊者，天才成為瘋子，後來又通靈了，成了民間巫師這樣的人，我們知道中國鄉間很多地方是有巫師傳統的，這類人受到一種另類的膜拜，因此後面韓孝先「通靈」後的一通奇遇雖然荒誕，似乎又並不誇張，您設計韓孝先的瘋癲是非出於為了讓他獲得另外層面的精神自由奔放的功能呢，得有那麼一個人跟「地下」發生關係，於是鄉村學霸韓孝先被選擇了，所以他就只能在現實中失敗，脆弱地精神錯亂，再次被打回鄉村？但從現實來看，韓孝先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數衝出重圍的「寒門貴子」的命運？在您看來，當下「寒門貴子」們的精神困境，與韓孝先這個人物呼應度如何嗎？

梁鴻：我的着眼點不在於孝先「寒門貴子」的身份給他帶來的困擾，而在於他內心的向度。中國人生最神秘的地方在於，每個人身上都有龐雜的神靈基因，儒釋老道教，在你還不能觀察並理解世界之前，它們就已經占據你的心靈。你的一生所做的不過是用所謂的現代知識、現代生活與你身上古老的神靈性博弈，我們看到，大部分中國人都失敗了，年齡越長，越是容易回歸到那些地方。孝先的存在讓這些人的特性顯現了出來。

從普遍情況來看，作為「鄉村學霸」的孝先在這個時代先天具有脆弱性，因為你很難突破越來越嚴重的階層分裂和階層固化，他的「通靈」反而成為他走上歷史舞台的途徑。這很詭異，但是認真想來，在當代中國，卻是一條非常可行的道路。

錢江晚報：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因為採訪給你打電話，你當時還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從教，您剛和父親一起從一次《中國在梁莊》的外地走訪中回來，您說身心都特別疲憊，甚至還有很多無法言說的遺憾和無力感，但是你一次次地出發了，在紀錄，在觀察，在創新，我們知道從您的個人經歷來說，您並沒有《四象》中韓孝先一開始那樣的運氣，並非一飛沖天考進名校，而是一步步地實現了攀登，您從一名鄉村小學老師開始，一步步走出「梁莊」，走向中國，走向更大的都市，直到文化中心的首都，看起來，梁鴻真的是太順了，幾乎是「上天的寵兒」，敢問這段歷程中，作為一名女人，或者作為一名曾經的「鄉下人」，你有過怎樣的艱難時刻？是否差點走不下去？

梁鴻：這個問題真的挺難回答，作為「女人」，作為「鄉下人」，都是極具時代性的標籤。這兩個標籤合在一起就是兩重大山。我還記得初入城市時自己的害羞和種種侷促，也記得別人的某種眼光。而作為女性，那些有形無形的壓力就更多了，這可能是每一個試圖保持自我的女性都要經歷的狀況。但我自己可能是一個較為單純的人，只要是熱愛的事物，我會堅持做下去。

這是梁鴻在《出梁莊記》中寫的賢義的家。

【「桃花源」真的在鄉村嗎？】

錢江晚報：書裡面的黑林子是種象徵嗎？有沒有原型？感覺是在桃花源和人間地獄之間，是一組正反意象，為什麼同時投射到黑林子這個特殊的地點上？你在構建一個新農村的桃花源，同時又很快打碎它，揭露它？

梁鴻：是的，「黑林子」確實是一種象徵，因為整本書是帶有很強的一種象徵的味道，那樣一個大院就曾經代表一種知識，一種現代開放的一個地方，然後變成一個黑林子，一個關押犯人的所在，一個歷史的象徵。同時「黑林子」也是現實生活裡面一個點，你說一個污點也行，一個不能隨意消除掉的，或者不能讓我們繞過去的一個點，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會受它的影響，所以在某種影響上，黑林子跟桃花源是一個相對應的概念。

其實我一直有一種說法，就是從來沒有「桃花源」的一個鄉村，因為鄉村裡邊住的也是人，只要有人，就有人性的各種掙扎，各種表現，而在中國，由於鄉村是一個家族宗族為主的存在，所以他更多地體現出人在這樣一種文化制度之下的掙扎，更多地顯示出一種家族性和傳統性，但是，這並非是人物唯一特性，它只是特性之一。所以我覺得，「桃花源」可能只是我們心中的一個烏托邦，一個理想，我們在城市也可以建造一個桃花源，只不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桃花源更多的指向鄉村。

換句話說，其實「鄉村」並不是一個終極所指，比如說當現在生活不如意的時候，當現代文明發生問題的時候，我們一下子就把目光拉回到「鄉村」，好像「鄉村」里的種種才是我們應該有的，這種二元對立的晃動，這種悖反，特別值得我們思考，不管是「梁莊」、還是《神聖家族》還是《梁光正的光》，其實我都想避免這樣一種終極所指。

和走出梁莊的鄉親。

【「四象」究竟指什麼】

錢江晚報：有個有趣的現象，作者可能對要寫的生活和世界很熟悉，但對讀者來說很可能是完全陌生的生活，比如作為一個江南的讀者，打開《四象》的世界，很可能會有陌生感，我們注意到有人認為《四象》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但好像您個人說過您寫的就是真實，《四象》世界裡的氣候、環境和人都是您熟悉的，但可能對我一個從小生活在江南的讀者卻是實實在在的陌生，您創作時，有沒有想過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人，會有怎樣不同的閱讀體驗？您是純粹創造一個《四象》的世界，還是會在一些地方會考慮到讀者？

梁鴻：在寫《四象》時，倒真的是純粹想創造一個《四象》的世界。但我不擔心讀者的問題。我覺得，對於南方讀者而言，儘管外部的環境形態是陌生的，但其精神形態卻是共通的，不管是在南方北方，中國西方。這就像我們在看《安娜卡列尼娜》時，儘管我們根本不了解19世紀的俄國上層社會，但是，我們對安娜的情感，及那個時代的精神特質卻是能夠感知到的。

錢江晚報：韓孝先成為一個「先知」或「巫師」這樣的人物之後，小說就順其自然地寫到了更多的社會世相，對當下社會種種怪現象有了強烈的諷刺性，我想起孟京輝的先鋒戲劇《兩隻狗的生活意見》，您打開的是一個縣城的場域，可以看到「官場現形記」等等，《四象》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社會諷刺小說？你剛才提到的「神靈性」是否顯示了中國生活和文化內部的某種脆弱性？

梁鴻：這樣說也可以。是其一部分精神特質。

正如我之前所言，中國人生下來就被某種神靈性包圍，它是我們的文化特質之一，猶如血液，非常難以清除。你的家庭、鄰居、朋友等等，會形成一個整體的大氛圍，影響你的生長，所以我覺得這裡的「脆弱」並非是個人性的，是一整個文化內部巨大的自我侵蝕力。

當然同時我覺得，這也與人類自身的虛弱是有很大關係的，因為人生下來就是一個孤獨的，向死而生的過程，這其實也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墜落過程，所以人自然的，想尋找一種依靠，不管是信什麼，上天入地，都要找到一種活着的意義。這時候特別需要一個人內在有某種堅定的東西。

錢江晚報：《四象》已經被媒體談論過很多了，比如對庚子年的一些民間說法，使小說家也仿佛成了預言家，您覺得小說該如何呈現災難？除了《鼠疫》、《霍亂時期的愛情》或者阿來的《雲中記》，還有別的什麼好的方法嗎？

梁鴻：未來肯定還會有很多書寫災難的文學作品。應該會有更好的、我們意料不到的文學形式出來。我個人非常期待。

錢江晚報：《四象》的書名和小說中很多描述跟《易經》有關，用《易經》的脈絡來展開的，對中國傳統文化，您個人有過怎樣的接觸，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跟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經驗，您是從求學後書本中獲得，還是從小在鄉村有這種浸潤？

梁鴻：就像我在上面所說，中國生活內部一直有這樣的神靈化傾向，包括現在的所謂城市，也是一樣。尤其是，當你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並試圖描述一種生活的時候，你發現，它們太日常化地縈繞在你身邊，以至於你完全忽略了它們的存在。但是，《四象》中的「四象」並非是要進行文化上的闡釋，我更感興趣的是它們在中國生活中的運行模式。

2012年夏天在西安採訪，梁鴻皮膚過敏，頭髮只能紮起來。

【」70後「女作家和她們的時代】

錢江晚報：曾經在中國文壇，生於1970年代的女作家作為一個當年的新群體，紅火過一陣，用現在的話來說，她們中的有些人是當時的網紅，或者說文學圈的流量擔當，但時代更替，當年最青春最都市化的時髦的70後女作家，基本上已經賦格為「前浪」了，你是70後女作家中非常特別的一個，以你之前，好像評論家們也沒想過，女作家原來可以這麼寫作，而且您是虛構、非虛構、文藝評論、當學者全面開掛，這麼說來，40+的女作家仍然能有無限可能性嗎？梁鴻為什麼會成為梁鴻呢？從年齡層來看，近一點的是生於60年代的女作家們。比起寫東北的成就很高的，如今也依然活躍在文壇的生於60年代的女作家遲子建等，70後一代作家雖然個體經驗不一樣，但在面對的世界上與遲子建他們有什麼不同呢？

梁鴻：我從來沒覺得年齡是個問題，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寫呢，我最想寫的還沒寫出來。我覺得，一個真正有活力的人從來都是浪花的最前端，不論年齡有多大，因為TA永遠保持着最旺盛的好奇心，心靈是打開的。

70後一代的女作家起點很高，當初所謂「美女作家」的那一批有些已經不寫了，但是其它70後女作家又慢慢出來。她們和遲子建老師那一代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她們的生活面更寬，精神取向更加多元，這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因此，作品既會良莠不齊，也有可能爆發出更好的作品。我還是很有期待的。

錢江晚報：賈樟柯說「梁莊太不女性」了，大家對女作家寫出來的東西會有一種既定的想象嗎？你在寫作過程中有沒有遭遇過這樣的固化思維？至今你寫的東西可以說徹底擺脫了小情小愛，跟以往70後女作家成為「網紅」時的寫作完全不一樣，你在寫作時，有沒有被「女性」身份干擾過呢？還是寫作的時候是完全忘記性別的寫作？

梁鴻：可能大家有一種認知慣性吧。你或許說不清楚女性是什麼，但你一定會知道，「這個太不女性了」。作為一個「太不女性」的女性寫作者，寫作時可能會忘記性別因素的存在，但因為你本人是女性，對女性命運的體會肯定不同於男性，所以，自然，多少都會些性別視角在裡面。我反而認為，一個現代作家，不管男性還是女性，「性別意識」是一種最基本的意識，這幾乎可以算作是一個評價標準。這樣說是不是太苛刻了？但應該就是這樣。

錢江晚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您思考過「知識分子寫作」這個詞嗎？河南是一個很大的鄉土中國，出了很多作家，有以鄉土寫作見長的，也有以知識分子寫作見長的，這兩種寫作，是否可以分野也可以匯流到一部作品中？我好奇的是，如果事先想到我這一部小說是要「知識分子」寫作或「鄉土寫作」，會不會在寫作中使用不同的話語方式？

梁鴻：當然思考過。「知識分子寫作」「知識分子」等等名詞是每一個能提筆寫文的作家首要思考的問題。因為在當代的中國，這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詞語，裡面包含着很多社會存在，包含着你所身處的具體語境，包含你的價值立場，等等。就我自己而言，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不太喜歡「鄉土/知識分子」這樣截然對立的使用方法。我自己從來不願意這樣界定自己的作品。我覺得不管哪一種書寫，關鍵還在於作家對所描述的生活的理解及寫作的內部視野。

人物簡介：

梁鴻，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河南鄧州人。著有《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神聖家族》、《梁光正的光》和《四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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