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作家徐小斌：不僅是女性主義，更是現代社會的寓言

17歲時，徐小斌開始寫小說。她用工整的蠅頭小楷在紙片上寫了近十萬字，講述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與出身於幹部家庭的男孩，在那個特殊年代的感情故事。這部未完成的手抄本《雛鷹奮翮》，在大學校園裡廣為流傳，後來還被人作為「文革」中的地下作品寫進了書中。

但徐小斌卻說，她真正的寫作是從大學時代開始的。

從1981年開始，她在《十月》、《人民文學》、《收穫》等雜誌上發表了《河兩岸是生命之樹》、《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等諸多作品，讓文學編輯們、讀者們眼前一亮。198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海火》，這距離她寫完已經過去兩年。進入1990年代，徐小斌的寫作用她自己的話說「熱情近於瘋狂」，發表了《迷幻花園》、《雙魚星座》等，以及長篇代表作《羽蛇》、《敦煌遺夢》。新世紀，徐小斌開始探索不同於自己以往的寫作風格，創作了歷史題材的《德齡公主》、獲得英國筆會翻譯文學獎的《水晶婚》等，以及在算法時代尋求小說創作一種新可能的《無調性英雄傳說》，評論家說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小說。

徐小斌一直在講述女人的歷史，書寫女性，評論家們認為，她的作品個性顯著，是被低估的作家。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說她，「遠離文壇，沉靜而執着地寫作」。「她筆下的女性與在歷史和現實中還原的女性形象很不相同，她的女性形象，更主要是詩意想象與神秘體驗的產物。」

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徐小斌經典書系，收錄了她自1981年以來創作的小說、散文隨筆、劇本等全部作品。藉由此次文集出版之機，澎湃新聞記者採訪了徐小斌。

徐小斌

澎湃新聞：

您的很多小說都被稱為女性主義寫作，甚至《水晶婚》被外國評論家評為「絕對的女性主義寫作」，您自己是怎麼看這樣的歸類或者說「標籤」的？

徐小斌：

我覺得這樣的歸類或者標籤應當是批評家的考慮吧，和作家本人沒什麼太大關係。我其實對女性主義知之甚少。

我是1981年開始發表小說的，已經四十年了。但是從1981年開始發第一篇小說起，就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社會語境。在傷痕文學、知青文學盛行之時，我寫了一個13歲情竇初開的小女孩暗戀一個青年醫生，寫的完全是人性深層的隱秘。當年得了《十月》雜誌首屆文學獎，是讀者的票選。這個獎鼓勵了像我這樣沒有任何文壇背景的年輕人。

《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被普遍認為是我的「成名作」，寫了一個違反傳統思維模式、超越常軌的女孩如何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以至被社會視為瘋人、被社會與人群摒棄的故事，這部小說發表之後，收到了不少讀者來信，並且由當時第五代導演中拍《一個和八個》的導演張軍釗搬上了銀幕，獲了第十六屆莫斯科電影節特別獎。當時是八十年代中期，幾乎還沒有什麼關注人類精神層面的文學作品。

曾經有一些批評家對我說，很喜歡你的小說，但是很難「歸類」，很難用理論覆蓋。孟繁華先生是第一位為我小說寫評論的批評家，那時我的小說還沒被歸類為「女性主義寫作」。直到1995年，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國的女性寫作突然熱起來，當時王蒙和王朔各自出了一套女作家選集，兩套書都有我的，一本《如影隨形》，另一本《迷幻花園》。1996年，我接到美國楊百瀚大學的邀請赴美講中國女性寫作，我的題目是「中國女性文學的呼喊與細語」，講過之後當時在科羅拉多大學任教的葛浩文對我發出邀請，接下來又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瑪里蘭大學聖瑪麗學院……當時美國學界對中國的女性文學寫作很感興趣，所以講座也比較受歡迎。

之後，中篇小說《雙魚星座》獲了首屆魯迅文學獎，被評論界一致認為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作品，其實那時我依然不很了解西方的女權主義運動，也就是看了本《第二性》和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也可能是我的小說暗合了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吧。我的女主人公受到世俗社會的聯手戕害，她雖然選擇的是逃離的方式，卻是以逃離的形式在進行反抗。《雙魚星座》實際是在我陷入困境中寫的。

寫《羽蛇》的時候，我的生活境遇更加糟糕，我是在一個小小的陋室里，用當時粗陋的四通2403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來的，當時我痴迷其中，似乎和我的小說人物一起生活，寫到痛心處會趴桌上哭。但一旦回到現實，反而經常不知所措。

我自己似乎更認可戴錦華教授的評價：「儘管徐小斌的作品在令人目眩的潑灑的濃重色塊、多向的豐富的知識與奇異的異地間迴旋，但筆者傾向於將其讀作關於現代女性、女性生存與文化困境的寓言。毫無疑問，徐小斌的作品不僅僅關於女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關乎於整個現代社會與現代生存。」

2016年4月我參加倫敦書展時，與一位西方華裔學者有一次深度對話，一是他認為，大多數作家都是外部敘事，而我是一種內部敘事；另一個是我的小說中的思想性。思想性對於女作家來說似乎是個很忌諱的話題。另外澳大利亞兩位女學者所著

Women Writ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的一章講到我，認為我的寫作是一種現代寓言式的寫作，這個評價與戴教授的評價很接近。並且，她們認為我與法國的女權主義者克里斯蒂娃有相似之處，在我的小說中，可以找尋到大量有關女性、欲望、愛情、邊緣、顛覆、憂鬱、焦慮、恐懼、潛意識等等問題。

總之，我似乎更傾向於自己的作品是一種現代寓言式的寫作，如果說是女性寫作也沒有關係，這種歸類對寫作影響不大。

徐小斌經典書系，作家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澎湃新聞：

在《羽蛇》的開篇，出現了長着羽毛的蛇，書中寫道，它「其實是個女人」。這樣的描述很有畫面感，讓人立刻聯想到了創世紀神話。為什麼以羽蛇的形象來比喻女人？

徐小斌：

因為羽蛇曾經是遠古時代亞洲太平洋地區最高的陰性神靈，大英博物館至今陳列着遠古羽蛇的像。羽蛇與中國神話也是暗合的，離騷里講：「陽離爰死。大鳥何鳴」，陽離即太陽神鳥，而神鳥常棲神木之上，在楚帛書的十二月神圖中有三頭人像，象徵太陽神、太陽神鳥、太陽神樹三位一體。而「羽蛇」在西方的形態就是神鳥與神蛇纏繞在生命樹的十字架上，它是遠古的神靈，但卻是陰性的，是遠古母系文明的象徵物。

羽蛇又象徵着一種精神，一種支撐着人類從遠古走到今天，卻漸漸被遺忘的一種精神：在古太平洋的文化傳說中，羽蛇為人類取火，投身火中，粉身碎骨，化為星辰，是女版的普羅米修斯。

在小說中，羽蛇與太陽神鳥金烏、太陽神樹若木，火神燭龍的關係，構成了她的一生。她是個為愛投身火中，粉身碎骨卻至死也沒得到愛的女孩。她屬蛇，取名羽。

澎湃新聞：

《羽蛇》講述了一個家族五代女性的百年命運，也是女性抗爭的歷史。但是有點矛盾的是，女性在抗爭中，漸漸變得和男性一樣，被權力欲望所控制。正如您在《水晶婚》裡寫到的，我們經歷了「鐵姑娘的時代」到「小女人的時代」的轉變，鐵姑娘的時代讓人在干體力活上做到男女平等；而小女人的時代，女人要情商高，懂得取悅男人、取悅上司，從而在男女關係中掌握主控地位，這比鐵姑娘的時代更糟。所以，您在《羽蛇》的題記中寫：世界失去了它的靈魂，我失去了我的性？

徐小斌：

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因為這兩部小說的寫作隔了十年。《羽蛇》是1995年動筆，1997年完成，1998年首發花城出版社，2009年西蒙舒斯特全球英文版。《水晶婚》寫於2006年，首發《天南》，2015年由英國Bastltier出版社發行。當上世紀末完成《羽蛇》最後一個字的時候，我寫下了扉頁那行字——「世界失去了它的靈魂，我失去了我的性」。寫這句話的時候，難過得幾乎落淚。有很多東西無法言說。

我一直相信人分為兩類：有靈魂的和沒有靈魂的。

自由的靈魂是縱橫捭闔、飛揚游弋的，在藏傳佛教中，靈魂被稱為「銀帶」，當人們入睡的時候，「銀帶」是游離於人體之外的，它的遭際便形成了夢。而近年來，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羅伯特·蘭薩教授通過量子力學的實驗，更是進一步從科學的角度證明了靈魂的存在。

當然，有靈魂就會有痛苦。

然而沒有靈魂的人其實很可怕。他們無信仰、無道德規範，更無自律精神，他們有的只是永不滿足的欲望，和能夠達到這些欲望的手段，他們混淆了視聽，對精神極端蔑視，對物質貪婪索取，他們標榜着各種莊嚴的宣言、動聽的詞藻，實則各自身懷絕技，長袖善舞，是高仿真的專家，製造出的贗品比真的還像真的。這種人在任何時代都很吃香。

可悲的是，在我們的世界，沒有靈魂的一世主義者似乎越來越多了。而且從世俗的成功、輸贏這些角度來看，顯然這些人「取勝」的概率要大得多。

所以我說，世界失去了它的靈魂。

至於「性」，曾經對於我們這代人是絕對的禁錮，我們的青春期很多人不知性為何物，當時女性的標杆就是「鐵姑娘」。而現在這個「小女人時代」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女性最重要的是要「情商」高，在情感中運用手段獲取男性青睞，然後讓自己在與異性的關係中掌握主控地位並從而獲得更多的金錢財富變成了真正的生活智慧。這種人會被萬千女生羨慕。然而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嚴重的女性自我貶低和喪失尊嚴，甚至比鐵姑娘時代更糟。

如果說羽蛇代表青年時代的女性，而《水晶婚》裡的楊天衣則代表了後羽蛇時代的中年女性，她們的共同特徵是「低情商」，在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依然保留了自己完整的天性，她們的內心一直頑強地愛着她們所愛的，她們是無法把愛與性分開的女子，無法支配自己的身體去接受無愛的性。純粹的不沾染任何世俗的愛，在濁世中註定是一種幻想，最後註定幻滅，也註定她們會是現實世界的失敗者。所以說，這一類女性在青年時代敗給了「鐵姑娘」，而中年時代又敗給了「小女人」。

一句話，有靈魂的女子可能會由於「真」而失去「性」，而無靈魂者則失去了「本性」。

徐小斌繪畫作品《羽蛇》

徐小斌繪畫作品《水晶婚》

澎湃新聞：

在您的所有小說中，《德齡公主》是比較特別的一部，歷史題材，用不同以往的語言風格——明清話本體來寫作。您說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一個類似「清宮秘聞」的小冊子，能具體講講這次意外發現，哪些點深刻觸動了您去寫作《德齡公主》？

徐小斌：

其實最早是在《新觀察》上看到有關德齡、容齡的故事，當時就吃了一驚：原來晚清時就有人在宮裡跳芭蕾！後來就在故宮裡面的書店看到一個類似清宮秘聞的小冊子，寫了德齡姐妹曾經是伊莎貝拉·鄧肯甘願不收學費的入室弟子，這更讓我興趣大增。我主要是想不明白慈禧是怎麼會允許這姐兒倆在清宮大殿裡跳舞、彈琴、教英文的！於是我買了一些當時的史籍和野史故事，重遊頤和園。

這大概是1999年的事。東宮門走進去百米開外便是仁壽殿，正是當年慈禧光緒召開御前會議和接見各國使節的地方。按照史料的描寫，在本世紀初的1903年春天，慈禧曾經在頤和園舉辦過一個盛大的遊園會，邀請各國使節夫人來賞牡丹。自庚子之亂後，慈禧逐漸由排外轉為媚外，所謂「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美國大使康格夫人就是在這次盛會後不久，推薦了美著名女畫家卡爾為慈禧畫像。慈禧內心實際很排斥這件事，她數次私下對德齡說，中國人靠想象就能畫得很好，外國人卻偏得照着實物畫，可見外國人笨得很。西畫的光與影她一無所知：「我的珠子明明是白色的，為什麼畫的紅紅綠綠？」「我的臉上怎麼還有黑影？」肖像畫完成後，卡爾署上自己的名字，她更是大惑不解：「明明是我的畫像，為什麼要寫她的名字？」對於長時間的枯坐她十分不耐，大約也覺得有損尊嚴，於是常常讓德齡姐妹代坐。

走進軟禁光緒的玉瀾堂，看着當年皇帝批閱奏摺的案幾，可以想象一個世紀之前的風雲變幻。一個三十出頭的中國皇帝，被殘酷地剝奪了權力和愛情的年輕人，就在這園子裡焦慮地踱步，如同困獸一般。根據各種史料的描寫，光緒實際上是個相當執拗的人，並不那麼懦弱無能，在變法失敗、失去珍妃、被囚瀛台之後，他表面上「一切聽皇爸爸的」，其實內心一天也沒放棄過自己的主張！

德荷園，是慈禧看戲的地方，石舫和諧趣園，是慈禧扮觀音拍照的地方。提到拍照，又是一件趣事，慈禧接受拍照比接受畫像痛快得多，慈禧晚年所有的照片都由德齡的哥哥勛齡拍攝。在這一點上，光緒皇帝亦有同好，光緒實際上很聰明，很小的時候便會拆裝很精密的西洋鐘錶，對相機的興趣亦然。慈禧與光緒共同的愛好還有書法，頤和園中到處是「慈禧皇太后御筆」，也有少許光緒的墨寶。慈禧的書法的確堪稱上乘，但光緒的書法似乎更顯筆力。據說自變法失敗後光緒就不再寫字了，但後來因為拍照的原因，竟破例給勛齡寫了幾幅字，勛齡當作寶貝似的珍藏了起來。

沿長廊往湖邊走，萬壽山昆明湖盡在眼底，風雲變幻驚心動魄的歷史蹤跡就隱藏在這湖山之中。百年滄桑巨變轉瞬過去，那些風雲一時的歷史人物早已作古，而這百年皇家園林依然屹立如斯，經歲月的陶冶越發呈現滄桑之美。於是決定顛覆一下我的語言風格，寫一部關於晚清的歷史小說，就用德齡的視角，寫一個少女眼中行將沒落的帝國。

澎湃新聞：

《德齡公主》創作前後用了四年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您查閱了不少史料。但歷史小說不是傳記，需要創作的想象力，尤其是，文物大家朱家溍等人質疑過德齡公主的身份，以及她所著之書中的一些史實錯誤。那麼在史料和想象力之間，您是怎麼取捨的？

徐小斌：

對，德齡不是公主，之所以用了德齡公主作題，是因為她的筆名叫做「德齡公主」。她寫了七本書，只有第一本《清宮二年記》有一定的史料參考價值，其它的只能看作是商業小說，尤其是最後一本《瀛台泣血記》，竟然寫了李蓮英劃小船載着光緒到北三所去看珍妃，令人忍俊不禁。所以我的《德齡公主》幾乎完全是重塑的，也就是說，我的小說需要用少女的視角去看那個行將沉沒的帝國，而這兩個受西方教育長大的少女的身份也恰恰能與慈禧展開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讓它既忠於史實又不拘泥於史實，既有嚴肅的內涵又有好看的故事，在沒有歷史硬傷的前提下，大膽顛覆歷史人物，創造性地寫精彩的故事。歷史背景是大清帝國如殘陽夕照般無可挽回的沒落，本身就是一個大悲劇，而在前台表演的歷史人物，包括慈禧、光緒、隆裕等等都無一不是悲劇人物，在大悲劇的背景下的一種輕鬆有趣愉悅甚至帶有某種喜劇色彩的故事，這種故事與背景之間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張力。所以我在扉頁寫了：「一半是藝術，一半是歷史，時間總是把歷史變成童話。」

澎湃新聞：

在小說中，德齡雖受西方文化薰陶，但還是明顯有着封建傳統影響，妹妹容齡則給人感覺更加西化，很直接。作為寫作者，您更喜歡哪個？

徐小斌：

當然更喜歡容齡。為了那兩年半的宮內經歷德齡寫了七本書，而容齡只寫了一本《清宮瑣記》，但是與其它史料參照後真實度很高，文字也簡潔。有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容齡記得，有一天，光緒的貼身太監孫某來到她的住處，很神秘地打開攥着的拳頭，只見掌心上寫着一個字。孫太監說：「萬歲爺說姑娘見多識廣，去的國家多，可知道這個人現在何處？」偏偏容齡不認得那個字，孫太監告訴她，那個字念「康」。容齡這才恍然，原來皇上問的是康有為。光緒也是很有幽默感的，大約是聽了太監的稟報，竟賞給容齡一本漢語字典！

德齡姐妹是清駐法公使裕庚的女兒，從小在教會學校念書，後隨父母去過日本、英國和法國。父親任滿回國後，她們被慈禧派作御前女官，主要做「傳譯」（即翻譯）。她們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回國，光緒三十一年因父親病重德齡就離宮了，容齡還要長一些，按照史實記載，容齡後來與太監小德張有一段情感糾葛，最後嫁給了唐寶潮將軍。1949年後，周恩來親點裕容齡為政務院文史館館員，她是1973年去世的，活了80多歲，在「文革」期間被打斷了雙腿，晚年也很悽慘。因為對容齡的喜愛，我還寫過一個中篇《少女容齡》。

澎湃新聞：

您平時喜歡讀哪些作家的作品？有沒有很關注的年輕作家？

徐小斌：

我最近的枕邊書是赫塔·米勒的《心獸》和尤瓦爾·赫拉利的《未來簡史》。我的趣味常常變化，界別也差得很遠。八十年代就讀了本雅明、盧卡奇、榮格、弗洛依德等人的書，似乎很高深，但這並不妨礙我成為哈迷。人文社第一次出版的《哈利·波特》那七本書，我本來是推薦兒子的，沒想到兒子沒興趣，我倒一口氣讀完了。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枕邊書都是自然科學類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應當是《紅樓夢》和《安娜·卡列尼娜》。九歲初讀紅樓，是在一種禁錮的狀態下讀的，因為年紀太小，只是跳着看，專看寶玉和黛玉的愛情。其實不要以為小孩什麼都不懂，孩子的世界經常是成人無法理解的。初讀安娜是在13歲，讀完很震撼，竟然病了一場。後來《紅樓夢》我反覆讀了很多遍，對我的創作和人生有巨大影響。這兩本，包括後來讀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梅里美、茨威格、羅伯-格里耶、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安吉拉·卡特等人的書，都會激發創作欲望。

對我的思維影響最深的一本書應當是控制論鼻祖維納的《控制論與社會》，此書對我的人生觀、價值觀都有影響。我至今依然記得書里的一些金句，譬如：「人類就是一條註定要遇難的航船上的乘客。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要死去的，但是依然要把『活』表演得精彩，這種表演如古希臘悲劇般充滿了盪魂攝魄的美感。」等等。

讀起來最有趣的一本書是《塞菲拉尼抄本》，太怪異的書，前幾年國內有賣，非常貴，裡面大量圖畫，作者是意大利作家鹿易吉·塞拉菲尼。這本書的令人着迷之處，是它讓我們還原成不識字的孩子，可以根據那些奇異的圖畫漫無邊際地想象,因為那些文字的確是「無法解讀的外星人文字」。卡爾維諾為這本書寫了長序。

有一些年輕詩人的詩我很喜歡，譬如楊慶祥、戴濰娜、胡行舟……他們的詩很有意思，文字、意境都妙。胡行舟是「90後」，他同時還是音樂人，自己作詞作曲，他的詩和音樂是一致的，都有重金屬的質感。

根據小說《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的電影《弧光》海報

澎湃新聞：

除了寫作，您還做編劇、繪畫等，曾把自己的小說《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成電影《弧光》，《德齡公主》也改編成了同名電視劇。那麼您有沒有計劃將自己其他作品改編成影視劇？

徐小斌：

《敦煌遺夢》已經賣了電影版權，估計大後年應當差不多能出來。但是因為疫情，也有可能會延期。阿里曾經跟我談過《德齡公主》的電影改編計劃，他們想讓意大利導演托納多雷來導此片。其實我最希望做的電影是《羽蛇》，曾經有幾個導演談過，都沒談攏。《羽蛇》改編的難度實在太大了。我很希望與那種善於用電影語言精準有力地描述人物內心的導演合作，但是那些導演都夠不着，所以我的願望不過是夢想而已。

在豆瓣網上，《德齡公主》已經有了電影條目，導演一欄寫着：朱塞佩·托納多雷

澎湃新聞：

您有沒有什麼新的寫作計劃？您說喜歡大災難之下的人性美，關於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沒有什麼激起您的創作欲望？

徐小斌：

確實，我喜歡那種大災難之下的人性美，無論是冰海沉船還是泰坦尼克，都曾令我淚奔，尤其當大限來時樂隊還在沉着地拉着小提琴，紳士們讓婦孺們先上船，戀人們把一葉方舟留給對方而自己葬身大海，那種高貴與美都讓我心潮起伏，無法自已。

2013年，非典十周年時，我曾經出版過一部小說《天鵝》，現在被一些讀者認為是「非典時期的愛情」。這一次疫情席捲全球，雖然原因複雜，但總的來說我認為是自然界對人類的懲罰。我曾經在一篇隨筆里寫過：「……或許在遠古時代，靈長動物中有一支，深得日月精華、造化之功，成為萬物之靈的人。人就是自然界本身孕育的孩子，和天空大地流水，和鳥獸森林花朵沒什麼兩樣。人可以在水中游，天上飛，陸上迅跑，可以和天地萬物進行對話，和神秘的感情交流。然而人向自然界索取得越來越多，終於背叛了自然，同時也被自然界離棄了。人類的每一次索取都造成自然界的「報酬遞減」，人取之於自然的越多，剩下的也就越少，人再也聽不懂自然界那些神秘的對話了，確切地說，人類的靈性是被各種各樣貪婪的欲望吞噬了，人類的翅膀，折斷在自己的手中……」

這次的疫情來勢兇猛，所有的人都身陷其中，不可能沒有想法。北京封城之後我一直呆在家，唯一和外界接觸的是取快遞，快遞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天風雪交加，看到小區外面順豐快遞小哥凍得發抖，我就送了一件舊羽絨服給他，走了好久，我還聽到他隔着小區的門在喊：「謝謝姐！」有可能，我會寫一個關於快遞的小說，可能是短篇，最多是中篇。

還有，這次疫情最讓我敬服的是張文宏醫生，他專業精神強、說人話、不為名利所累，所以判斷準確，是我們最信任的守護者，如果有可能，也會寫寫他。我的微博（羽蛇徐小斌）已經多次提到他。

至於寫作計劃，是去年就訂下來的，要寫一個與人類困境有關的長篇。

澎湃新聞：

《無調性英雄傳說》個人讀後感覺是在重述希臘神話的同時也暗含中國的政治歷史，您個人說之所以會寫這樣一部小說，是有感於進入算法時代，文學也應當有所反應，能具體談談是怎樣的反應嗎？

徐小斌：

這部小說的寫法，被一些批評家認為是空前的，用了希臘神話、荷馬史詩、科學神獸等元素。前面跟您講過關於維納的《控制論與社會》，他預言了二十世紀的鏈條：是物理學的革命引起了哲學的革命，哲學的革命引起了文學的革命，確實如此。再看赫拉利的三部曲，更堅定地感覺到21世紀的人類正在進入一個算法的時代，這表明作為寫作者，應當多了解文學以外的世界，了解自然科學。《無調性英雄傳說》把四個希臘男神與四大著名科學神獸對接，講了四個獨立又連貫的故事，四個希臘男神都做了重大改寫，而芝諾之龜、拉普拉斯神獸、麥克斯韋妖和薛定諤的貓都在故事裡起了點睛的作用。貌似神秘，其實我從來不認為神秘和迷信並列，神秘恰恰是和科學並列的。世界如此之大，科學的證明幾乎沒有窮盡，尚未被科學證明的那一部分事物被稱之為神秘，神秘領域需要有好奇心、想象力的作家的探索。

這部小說將與我今後的寫作有一定關聯，我會寫這樣一個小說：從物理帝國的著名傳說切入，講述一個與人類發展、人性深處隱秘有關的奇特故事，旨在指出萬物皆有悖論的人世困境，以及世代不畏困境為尋求真理前仆後繼的不滅的人類精神。

當然，可能會寫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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