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相愛變得越來越難？｜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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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沒談戀愛？你是否覺得相愛變得越來越難？

民政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單身成年人口已經超過2億，獨居成年人口超過7700萬。與此同時，年輕人仍然在努力地試圖進入戀愛。《2019年第一季度單身人群調查報告》顯示，38%的單身男女首次相親年齡不足23歲，24%為23-25歲。但是，雖然做出努力，90後戀愛經歷不足2次，95後平均空窗期超過2年。平均相親5次，年輕人才可以遇見愛情，結束單身。

在人與人可以即時通訊、隨時聯繫，可以輕易跨越空間距離抵達愛人面前的時代里，為什麼我們反而越來越難開始一段愛情？

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生導師梁永安給出了他的答案。他是50後，70年代到復旦大學讀書，後留校任教，十年前，他開設了一門課《經典小說細讀》，一位女學生在最後一節課後告訴他，因為在經典小說中看到了豐富、深刻的愛情，她認為自己的男友觀念太單一，不夠「現代」，聽了一半課後就和他分手了。但在最後一節課上，聽到梁永安講「對待愛情要像信仰一樣虔誠，對待信仰要像愛情一樣深情」，她深受觸動，又決定與男友複合。

這個小故事令梁永安對愛情這一課題產生了興趣。在此後的觀察與研究中，他發現，青年一代越來越處於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之中，精神領域裡存在普遍的焦慮、茫然、價值的墜落感與空白感，而這些問題最為集中地在愛情里反映了出來——關於愛情的信仰正在消失，愛情的誕生日益艱難。

梁永安認為，愛情具有複雜性，從微小的日常到宏觀的生活，從價值觀念到社會的環境、經濟發展都有涉及。如果關於愛情的問題能解決好，就可以帶動整個社會的文化觀念向着更有價值的方向發展。

2017年，在一次以愛情為主題的演講後，梁永安開始了他的愛情課實踐。課程分為多個主題，包括「初戀&分手」、「前任&現任」等，從愛情的細枝末節深入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他的愛情課講義不斷被網友整理、轉發，有人說，「梁老師不止治癒了我的失戀，也改變了我對感情、自我和生活的思考。」

《人物》和梁永安聊了聊，為什麼相愛變得越來越難？為什麼即使艱難，我們仍然需要愛情？

文｜徐晴

編輯｜槐楊

《人物》：通過愛情課接觸到很多年輕人之後，據你觀察，年輕人在愛情裡面對的困境是什麼？

梁永安：當代人特別青年人，最主要的核心價值就是自由，而戀愛結婚是當代人享有的最大自由。社會生活中，人有不同的差異，每個人獲得的資源、權利、自由是很不均衡的。比如你想辦個企業，需要資金、人力資源和各種政策，這些往往不是你自己能做主的。你想拍個電影，牽涉到投資，票房的限制，你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藝術想法去拍。人活在社會中，也活在歷史中，有種種現實的、外部的規定性，很多選擇只能在現有的歷史發展水平提供的可能性里。但愛情不一樣，它就是兩個人在當代生活裡面過樸素的小日子，只要你有正常的勞動技能和勞動態度，愛情就是完全能實現的。它的限制是最少的。

但恰恰有好多人放棄了愛情的自由，為了物質，為了房子，為了家人，或者因為異地戀或者出國，隨便一個理由就可以把愛情衝擊掉。

這是一個快速轉型的時代，人在快速的變化里，很難有長情。不管是求學、求職還是遷徙，整個中國都在移動，愛情被一次次打斷。現在的年輕人有一些十幾歲就出去讀寄宿學校，30歲左右才結婚，中間晃晃悠悠十幾年，個性發展，精神成長的複雜性遠遠超過前輩，人和人的相遇更加多元化。馬克思講人最大的財富就是自由時間，如果愛情談不好，就浪費了大好的自由時間，喪失了生存的核心價值。

《人物》：對一個人來說，談好了愛情意味着什麼？

梁永安：魯迅1920年以前寫雜文寫小說都很有力度，他自己說有一種「鬼氣」，但是1920年以後他的一些雜文，很淒清的心情沒有了。我覺得因為他結婚了，也不算正式結婚，是跟許廣平同居，他心裡的孤獨消失了。

一個人有了愛情，孤獨消失了，同時，看世界的角度、眼光也會變得不太一樣。兩個人的認識世界的方法情感，兩相融合，就有了完整的一面，進入了一個倫理的世界，有了人間常情。如果沒有愛情，這種完整性就沒有了。

同時，人具有很強的社會性，跟世界的關係是一種文化性、精神性的關係，擁有了愛情，可以令這種關係更有肌膚感，在這個世界生存，不光是精神的、文化的，同時也是充滿了血肉感、身體感的。

兩個人可以形成一個自己的小世界。外部世界大風大浪，變幻莫測，但是小世界如果是穩定的，就產生了一種溫情，讓人隨時可以在這裡把自己的身心安頓下來。整個社會裡，如果每個人都能擁有一個溫暖的小世界，這個社會就是溫暖的，人心裡的戾氣、焦躁都會平緩得多。愛情在社會和家庭之間，有一個很大的互補和調試作用。如果沒有了這個小世界，人生是另外一種方向，也許更自由，但生活的基本感覺是不一樣的。

圖源《父母愛情》

《人物》：但現在構建出這樣的小世界變得越來越難了，這是為什麼？

梁永安：以前農業社會很單一，人們從小就接觸河流、麥地和豬，動手勞作，生活簡單，情感也比較簡單，對感情的想法都是天長地久。現在不一樣了。不管是消費還是視覺，各種各樣的時尚，形形色色，人們接受的信息很豐富，欲望也很豐富。年輕人的精神發育、個性形成起步比較早，互相之間的差異性也比較大。

原本兩個人要走在一起，必然要尋找共同性，每個人都做加減法，加厚與對方共同的東西，減少與對方衝突的部分，也就是說需要修剪自己。但是現在的青年文化里第一條是不委屈自己。我發現很多人走路，本來應該是靠右走，但有很多年輕人喜歡走路中間。不顧別人的路權，潛意識中給了自己最大的餘地。

愛情有一個基本的情感特點，就是願意替對方多干一點，互相創造幸福。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這個能力，只是希望你是我的資源，你符合我的願望，你讓我幸福。越是親密關係越容易這樣，在愛情的名義下釋放出來很多自私性。這也有人性內部的原因，美國做過一個人性測試調查，結論是，在整個人類中，真正有利他主義本能的人只占4%，剩下96%本能都是利己的。這說明愛情也需要克服利己主義的本能，在互愛中體會利他的價值。據我的觀察，現在大概有1/3的人是不適合結婚的，結婚就要適應別人，而這部分人難以自我調整，更享受一個人的生活。如果按照一種傳統慣性去結婚，實際上是害人，也害自己。

《人物》：年輕人為什麼會喪失「替別人多干一點」的能力？

梁永安：一個人要愛這個世界，需要有一種幸福感，就像農民種莊稼，看着莊稼長出來，然後心裡產生愛護和珍惜。如果說你給一個人一種鼓勵，一份關懷，對方也很感動，也會釋放出溫暖，兩個人互相啟發，互相釋放，感情相互推動，就進入了良性循環。我們社會當下的人，很多缺少這樣的良性循環。

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下，這一代青年從小的生活就是被父母打理好的，飯也不用做，被子不用疊，什麼都要順着自己來，特別缺乏一種承擔自己的生命、並和他人相互成就的積極的力量。同時，社會轉型時期，每個人對自己的價值定位大部分還比較迷茫，愛情變成了一個對自己身份的證明。一個人的原生家庭里缺乏愛，或者說生活裡面潛藏着自卑感，會想要通過愛情的美好來獲得另外一種生存。這導致雙方的輸出能力很差，為對方多做一點的能力很差。

現在的愛情像做買賣，特別講究「對價」，我給你做了頓飯，你要感謝我，你要馬上對我怎麼樣。其實人需要的是尊嚴感：我要做什麼事情，我有標準，我這麼做不是為了獲利，而是因為我必須這麼做，這是我的價值觀。但很多人面對感情的時候有一種功利的想法。這種心態跟當下的房價越來越高、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是有關係的。

圖源《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人物》：房價和工作壓力怎樣影響了愛情？

梁永安：愛情生活受到了996的工作方式的侵蝕，從時間上首先壓榨了你回到你的小世界的時間，然後是兩個人面對的外部世界矛盾更多了。房價升高，結婚的成本也非常大，結婚以後還要教育孩子，那就是一輩子的事，本來活潑的兩個年輕人一下子變成兩頭驢，自由的時間全部消失了。

70年代的人是上山下鄉回來，回到城市裡住的地方很緊，沒什麼好工作，工廠里收入很低，一個月不過七八十元，很難買房子，基本都是靠拆遷。上海的政策是老房子拆了以後，按照每人必須有自己的住處的原則來處理。老房子可能20來平米，住着七八個人，按照人數最後可能給了你幾套房子。所以那段時間雖然生活很辛苦，但在房子這個問題上其實是有解決方式的。

現在的很多困難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集中了很多優質資源，年輕人湧進來，小城鎮越來越虛空，一線、二線城市裡的擠壓感越來越重。大城市的年輕人往往是一邊痛恨着，一邊堅持着，在外部的擠壓里堅持，就對自己的小世界有了更高的期待，對伴侶有了更高的要求，彼此加碼，給對方加壓，希望你能救我於水火之中，希望你在我受到的擠壓之中，給我更多的溫暖來治癒我。

這也是極其不正常的。歐美社會沒有這麼大規模的問題，往往是發展不均衡的後發國家才有。美國人口3億，紐約人也很多，但不會出現像中國這樣集中往大城市跑的圖景。很多人在中等城市過得挺好。日本也是，哪怕在一個相當於我們這裡一個縣城的小城市裡面，生活品質也不低，教育資質、商業服務、文化建設都很好。

《人物》：這種功利性的心態對愛情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梁永安：《賣花女》裡的希金斯是一個語言學家，他對街上的賣花女突然產生了興趣。賣花女叫伊麗莎，口音很重，他覺得把她作為一個試驗品，可以做語言校正，讓她學會貴族語言，變成一個淑女。後來兩個人定下契約，從一個字一個字的發音開始，兩個人一直在一起，感情不知不覺就出現了。

這部電影非常好，好在它不是一個戀愛「模式」。

我們生活里往往是先確定一個戀愛，然後按這個模式，一點一點進行，送花，請吃飯，一起幹什麼，等等，需要人為建構出來一個模式，這個模式其實達不到愛情的本質，而只是把它建構成愛情，今天很多愛情之所以脆弱，就是因為沒有真正打造愛情的成熟度，就像我們在城市吃的水果，不是自然熟，甜度比原生的差遠了。只有兩個人在共同的事情里投入，兩個人融成一個世界，這時候情感的發展才是自然的，非功利的。

電影《賣花女》

《人物》：一方面是戀愛被功利化了，另一方面人們又很注重愛情的穩定性和確定性，這幾年的社會心理，對「小三」深惡痛絕。

梁永安：年輕人更注重穩定性或者確定性，歸根到底是從自己出發，希望對方是可預見的、可控的。但是一旦有什麼更好的選擇，自己可能首先就不穩定了。這裡面有很多雙方無法共享的東西，其實是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矛盾。傳統社會大家在一個村裡面，最多隔兩個村，你能看到他從小在河裡游泳，能看到他爬樹，能看到他的形形色色，所以你看到一個人是從「根」上看到的，而現代社會我們看到的人都是片段，一個人突然跑到你面前來，你覺得不錯，但你心裡也沒有底。所以我們的相愛往往是打折的，都在內心深處保留了一塊不信任。

第三者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有的「小三」確實不是追求愛情，而是為了金錢，為了地位，但也有一部分，中國人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很多婚姻的質量不高，又遇見了一個人，對愛情有了新的想法，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去判斷？從普遍性來說，在現代社會，一個年輕人一次就把婚結對的概率並不高，區別只在於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依然是我們中國人在這個階段上的一種痛苦和糾結，從道德角度看是一回事，從感情角度看又是一回事，這也是一個歷史的負擔。我們到底是站在農業社會的簡單化的立場上，還是現代性的複雜性的立場上，去認真地看待這個事情？為什麼那個人要去找所謂的「小三」，他婚姻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或者他婚姻的不幸到底是因為什麼？現在往往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比如城市裡一家超市，一個女人打理，旁邊一個裝修店是一個男人打理，他們的丈夫、妻子在鄉下，但兩個人互相你來我往，慢慢地感受到愛情。按照傳統眼光來看，是對不起家鄉的愛人，但可能這個感情是非常真誠的，是在城市化的新的維度裡面融合起來的。將來，這一類的兩難會特別多，很難用倫理解釋。

《人物》：你曾經談到，我們其實可以給沒有結果的情感一個空間，在許多文學作品中也表現了這種空間，為什麼這麼認為？

梁永安：杜拉斯寫的《琴聲如訴》裡談到，生活里很多人談戀愛其實是用「余情」，不是用自己最深的感情。余情有一種飄流性，互相之間的流動性和可替代性也很大，可能外部壓力一來，兩個人就散掉了，但人可能在這個不斷失去的過程中逐漸體悟到生命的輕與重，體會到人生里最珍貴的感情。

現在我們的文化中沒有這種多元情感持續存在的空間，一旦有這種多元的情感關係，有了「余情」，就會被道德譴責。

比如杜拉斯的另一部作品《情人》，一個是法國殖民者少女，一個是華裔男青年，兩個都是在社會邊緣里的人。女孩子在家裡不受重視，母親只重視她的哥哥；華裔男青年很有錢，但他被封建婚姻支配，這樣兩個人碰到一起，彼此之間就建立起命運的共同感。他們知道這段感情沒有結果，就非常珍惜，彼此之間不會有太多的壓力，兩個人走出了常規，擺脫了世俗中從初戀到成熟戀愛再到結合的軌道。

這種戀愛在我們中國社會中如果真的遇到了，雙方根本不開心。因為知道沒有結果。但是恰好又是我們現代社會裡會大量遇到的情況。我們需要打開一個新的視角，給生活一個新的情感空間。年輕人需要不斷地去嘗試，去調整，總結經驗，然後才可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那個人。這種混沌的關係令人焦慮，並不是幸福的事兒，但這種情感空間又是當下的一些人非常需要的修煉，這也是痛苦的成長。

電影《情人》

《人物》：你覺得中國人缺乏愛情、情感的教育嗎？

梁永安：錢鍾書說中國古代沒有愛情，只有恩情。恩情都是婚後培育起來的，然後是家族的血緣情感。我們從來沒有好好培養過社會情感，就是陌生人社會裡互相之間怎麼交流，陌生的男女怎麼相愛，我們不知道這些，年輕人內心沒長大，其實是以小學生的心態去做大人的事情。

我們的愛情文化發育時間太短，跟我們的道德環境有關係。愛情有內在的邏輯，兩個人一開始是喜歡，覺得開心，再是依戀，最後是愛情。這三步性質不太一樣，但是我們往往一接觸，覺得喜歡，認為就是愛情了，其實還差得遠，它只是起步，作為愛的基礎很脆弱。中間假如一方覺得想再嘗試一下，跟其他人接觸，比較一下到底哪一方才是愛，這種在我們的道德中不允許，覺得是「渣」。

愛情可以分好幾個等級。最高等級是從身體到精神都特別融合，價值觀、生活觀都很一致，生活本身很有細節，在一起也很開心。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對大部分人來說，這種愛情很難達到。因為這是在一個很廣大的精神人口裡面才能實現的事。如果說國家人口很多，但是精神人口很少，那個相遇的概率就很小。

現在更多的是第二等的愛情，也就是傳統社會歌頌的互相恩愛，為對方着想，精神方面不一定有那麼透徹的相互融合，但在情感上能互相投放溫暖。這是今天大多數年輕人可以去努力學習的，學會去關心別人、溫暖別人。

《人物》：你剛才談到的「精神人口」，指的是什麼樣的人？

梁永安：有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的思想，有黑格爾講的「主人意識」，對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反思。

我們的「精神人口」少，跟我們的歷史有關。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心態一直是動盪的，生活一直沒有正常化，要不是國家危亡、戰爭，要不是階級鬥爭，要不就是思想改革。我們從來沒有一個正常的日常生活。

我在國外工作過5年半，有個深深的體會，就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儘管日本現在也是低欲望社會，但是生活里的那種氣氛，老百姓的人間煙火，那種說話的方式，人際交往的表情，人的行為方式和愛的表達，還是有一種源遠流長的歷史感，有屬於傳統的常態。而我們就是一直處在強烈的社會變動中，人的願望隨着時代劇烈起伏，一會兒要這樣一會兒要那樣，代與代之間、每個人自身不同的生存階段之間都充滿碎裂，不連續。

隨着物質積累和社會發展，我覺得95後和00後以及他們之後的人，也會積累出一個面向現代社會的、相對比較正常的時間段，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會有自己的小小的根。他們是這麼長時間以來，第一代沒有在劇烈的戰爭和變動中成長的青年，他們成長起來，整個社會出現多元文化的發展。他們對愛情，我覺得不是保守，而是一個常態，正常的態度，不抱着激烈的浪漫主義，也不抱着激烈的否定。這樣的幾代人積累下來，會形成新的價值共識，新的生命觀，新的愛情意識，推動我們的社會進入真正的現代階段。

圖源《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