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20年後，「二奶殺手」沒有退休

「二奶殺手」張玉芬和反二奶聯盟的成員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一

她的手機響了，號碼來自廣東省東莞市。這些年，成百上千的陌生號碼湧進來。前一天晚上，還有一通電話來自美國洛杉磯，她習以為常，統統接起。

來自東莞的電話只響了兩聲就斷了。「打兩下就掛！不用說也是來諮詢的。」她使勁摁了屏幕上那串號碼，回撥過去，聽見「嘟——」的一聲，立馬掛掉。她有些得意：「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張玉芬不能受委屈——哪怕是在這樣的小事上。

手機又響了。來自天津的對方傾訴：丈夫出軌，跟一個河北女人有了感情，倆人「偷」生了孩子，大的今年8歲，小的3歲半，住在張家口市。

「你丈夫可真能耐。」張玉芬從包里掏出個巴掌大的筆記本，這樣的筆記本她有30多個，記滿了來電者的信息。「你是打算跟他往下過，還是要分開，還是想出這口氣？」她說：「按照你的選擇，我來做事。」

對方哭訴一陣，說日子過不下去了。「現在你咽不下這口氣，下一步想告重婚，就是缺乏證據，是不是？」

答覆是肯定的。「有『二奶』的身份證號或者手機號嗎？我記一下。」她麻利地寫下號碼，打斷了對話，「你聽我說，你想委託我們給你搜集證據，我現在沒在北京，得從山東給你調人做這個事，肯定是要收費。我先跟調查部的人商量，商量完給你回電話。」說完，她就摁了掛斷，「得，車上辦公，做一單生意。」

這台車正從北邊的縣城往西安城區開。「我得讓調查的人到她（二奶）娘家去查一下，你女兒都生倆小孩了，她丈夫是誰？按法定的重婚罪標準找事實重婚的證據。」張玉芬解釋了兩句，不再往下說了。除了她，車裡還坐着她舞蹈團的兩位團員，她不愛在他們面前談論這些電話里的哭訴。哭訴別無二致：丈夫有了婚外情。

張玉芬今年62歲，住在西安，是一個民間舞蹈藝術團的團長。只有親近的團員才知道「張團」的另一個身份——「二奶殺手」。

新聞節目中的張玉芬。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她已成名20年。1990年代末，張玉芬以重婚罪將出軌的丈夫告上法庭，總共告了11次。1997年起，她帶着相似經歷的9個女人成立「反二奶聯盟」，常在大街上對第三者施暴。2003年，她成立「火鳳凰偵探社」，專門從事「抓二奶」的偵探事務。在介紹她的網絡資料中，張玉芬的名字後面緊跟着稱號：中國「第一女子偵探」。2014年，她又在北京成立了「情感驛站月亮灣」，自稱「全國婦女民間救助站」，專門接待遭遇婚姻困境的女性。20年來，張玉芬接受了數不清的媒體採訪，「二奶殺手」被人熟知。

2020年7月，熱播的電視劇《三十而已》引爆人們對「小三」的討論，「二奶」這詞不再時興，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現在「小三」被用來指代婚姻中的第三者。張玉芬沒看過這劇，但她又因「二奶殺手」的身份重回輿論視野。現在，媒體記者和紀錄片拍攝團隊常常登門。她來者不拒。

「張團」和「二奶殺手」給張玉芬帶來不同的社交生活，她掌控着兩種生活的張力。2020年9月19日是周六。上午，張玉芬帶領團員去西安東郊參加一場婚宴，安排團員在接親時敲鑼打鼓。有媒體記者跟拍她，為了配合記者採訪，她從附近找來一名曾參加「反二奶聯盟」的成員。下午，她去北邊縣城參加「張氏宗親大會」，帶領兩位團員到會上表演節目。臨行前，同去的人員中又增加了一個名叫蘭芳的廣州人。蘭芳是陌生來電者中的一員，從廣州乘飛機到西安，只為跟「二奶殺手」見一面，除了向她傾訴自己因丈夫出軌經受的折磨，同時還希望借「二奶殺手」的名聲，打開在陝西推銷化妝品的市場。

蘭芳的西安之行並不像她想象的那樣受益頗多，張玉芬太忙，沒時間跟她交談。感情的事，蘭芳來不及說太多，最後只能簡單向「二奶殺手」表達敬意：「我曾經也想成立一個機構幫助受困的女性，但我沒有做，我覺得你好勇敢。」

這樣的話張玉芬都聽麻木了。「張團」的身份更能帶給她快樂。談到跳舞，她走在街上就邁起舞步，說起唱歌，她馬上就來一段拿手的秦腔。

張玉芬在「張氏宗親大會」結束後表演一曲秦腔。攝影：高佳

不過也有時候，回想起抓「二奶」的經歷，她也大笑。比如有一回，西安市的一名法官和他的二奶被她抓了正着，有電視台在旁邊跟拍，那是記憶中的一次「名場面」：

我們一圈人圍上去，拉着二奶使勁打，正弄着，物業就來了。物業說：「憑啥打人？」我們說：「她就是二奶！她破壞別人的家！」物業管理的領導發話：「這是人家私事。」保安隊都不管，走了。

說到這兒，她笑了，然後瞪大眼睛，眼露凶光，掉了色的眉毛也扯起來，接着說下去，她提高音調，語氣兇狠：

他們一走，我上去拽着二奶，啪、啪就扇。旁邊有人提醒，「快點兒，有人報110。」我們幾個馬上回到門口打了個的，回家了。過了幾天，派出所給我發傳喚證，說我破壞公私財物，限7月份到派出所協助審查。

回憶到此戛然而止，她大笑起來。那名有婚外情的法官最終丟了職位，「打二奶」的諸多勝利中，這成了讓張玉芬印象深刻的一次。

二

張玉芬在西安火車站附近長大，她母親在車站旁的解放路開了家「八姐妹旅社」。1960年代，旅社因為服務周到在西安城內出名。10年前的一次採訪中，張玉芬提起母親：「我媽性格特剛強。她要干哪件事，就一定要干成功。」

家裡的孩子屬張玉芬跟母親性格像，「以前我們出去買東西，人家暗中多收錢，我哥我姐都說算了，我可不行，我據理力爭，絕對不會饒了他們。」

母親不想讓張玉芬下鄉做知青，她自己偷偷報名，被分配到長安縣。插隊期間，她認識了寶雞人郭鵬。1979年返城，張玉芬到北京一家工廠做行政工作，郭鵬也跟着到北京當兵。「一下班，我倆就在北京城裡轉，爬長城，逛故宮，在頤和園划船，跑到首都機場看花樣滑冰。」

1981年調回西安後，張玉芬和郭鵬結了婚。張玉芬在工廠做工人，郭鵬從部隊轉業，到稅務局給局長當司機。「當時工人職業最光榮。「張玉芬說，她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在工作上強勢，在外頭愛交朋友。郭鵬內向，跟女孩聊天都臉紅，他朋友不多，唯一的愛好是搓麻將。但在家裡，張玉芬都聽郭鵬的，她接受的家庭觀念從來都是「女人做賢妻良母」，郭鵬也算體貼，「一下班就坐到跟前，我做飯，他就陪着我做飯。」

十多年來，她的日子過得平淡富足，但到了1990年代，夫妻倆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張玉芬下了崗。司機郭鵬則被調到一線負責稅收，成了名公務員，待遇越來越好。

年輕時的張玉芬和郭鵬。

1997年，張玉芬發現郭鵬出軌了。他從南方出差回來，張玉芬給他洗衣服的時候，發現車票、船票都是兩張的。「他解釋說南方愛下雨，包了個出租車，不管走哪都給司機買張票。」張玉芬信不過這套說法，郭鵬那時又以工作為由更頻繁地不着家，她的疑心更重了。

她跑到稅務局門口，躲在大樹後面蹲守他，按着他騎摩托的方向，每天往東挪300米，找到了他在外面的居所——東方機械廠的家屬院。郭鵬不擅長跟女性打交道，不過之前曾帶回家一個女性朋友張萍，稱是收稅時認識的，還讓張玉芬幫她物色對象。張萍從那以後常來家裡玩，幫着包餃子，還給她夫妻倆都織了毛衣，她就在東方機械廠上班。

張玉芬找來張萍：「這傢伙在外頭有女人了，現在離家出走，跟個女的就住在你們東方廠。」張萍沒動聲色：「那我要是見了他，跟他說說讓他回去。」她說：「我經常在這片夜市見他。」

張玉芬後來才知道，郭鵬出軌的對象正是張萍。她找上門後，郭鵬也攤牌，說要離婚。她知道婚姻保不住了，自己也無法忍下去，對着他喊：「想離婚？門兒都沒有！除非給我100萬！」

郭鵬跟張萍換了住的地方，他們換一次，張玉芬就找一次，她要把郭鵬告上法庭，首先得拿到證據證明他有重婚行為。為了拍到他們同居的照片，她找了偵探，偵探要價5000塊錢，一聽這數目，她就急了，「訛人，你等着我告你！」

她只能自己行動，郭鵬第五次搬家後，張玉芬踩好了點，專門在他生日那天帶着記者敲了他的門。「你來幹啥？」張萍站在房裡。她闖進去，見郭鵬在床上躺着，一把掀開他的被子，「他一絲不掛，我拿着照相機使勁對着他拍。」

「他平白無故的跑你這兒來睡，你這是什麼行為？」張玉芬扯着嗓門：「你明知道他有妻兒老小，還要這樣做，你個狐狸精！還有郭鵬，我告你重婚告定了！」

郭鵬最終後來被稅務局開除，在接受採訪時說，要早知道張玉芬性格這麼剛烈，自己當時不敢鬧離婚。張玉芬曾問過他離開家的原因，他答：「單位里人人都有情人，我沒情人，我多沒面子。」

火鳳凰女子偵探社的成員們。

她無法理解這些行為。在她的青春年代，人們對待感情普遍是忠誠的。「那時候出這樣的事，搞不好永世不得翻身。」張玉芬說：「後來改革開放，經濟是發展了，但社會上有了烏七八糟的風氣。」

她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鄭重地寫在筆記本上，固執地搜集丈夫出軌的證據，鐵了心要告他「重婚罪」。

經過媒體報道，張玉芬成了一位罕見的強悍女性角色，被困境中的女人們當作「指明燈」。她們通過報社找到她，她至今記得，世紀交接前後的許多個除夕夜，她們在她的客廳圍坐一團，每人帶來一個菜，她提供啤酒。她帶頭唱歌，她們舉起酒杯，眼淚掉進酒里。「自己釀的苦酒自己喝！」她說，掛着滿臉眼淚。她張着嘴又大笑起來。

三

公眾對於重回輿論視野的張玉芬，認同感正在降低。

5年前，張玉芬參加鳳凰衛視的節目《社會能見度》和接受《南方都市報》的人物專訪時，還是「婚姻衛道士」的形象。和以往不同，現在更多網友認為她「可怕」。一段媒體對她的採訪視頻在微博流傳，評論區里，熱度最高的留言是「她已經有心理病了吧」「女人何必為難女人」和「動私刑在任何國家都違法」。

李艷婷覺得這些評價對張玉芬不公平，「說實在的，你們媒體還是應該好好表揚張姐，她真是挽救了不少人。」2006年，李艷婷在絕望中找到張玉芬。「老公有外遇以後，我腦子都不正常。」她跟張玉芬說：「我在家裡自言自語，我姐嚇得不行。」從那以後，張玉芬常叫她到環城公園散步、聊天。

反二奶聯盟成員合影。

西安城裡，許多找到張玉芬的女人都有相似經歷。李艷婷的丈夫老家在農村，兩人結婚後，通過女方家的社會關係，他被安排進公安局上班。上世紀90年代末，李艷婷的丈夫晉升不斷，她在企業的工作輕鬆，少有應酬，更多心思放在顧家上。

李艷婷說，遭遇婚姻困境時，她不敢理直氣壯地提離婚。「外人聽說離婚，只說女人看不好自己的男人。」離婚後，她不敢在原來的家屬院住着，她記得：「有一次坐在外頭乘涼，有個鄰居經過，原本他見了我都低頭哈腰的，這回走到我跟前，直接說了句『好狗不擋道』。」

結識張玉芬之前，更多遭受丈夫出軌之困的女性採用的方法是「忍」，「反二奶聯盟」的第一批成員中，有抑鬱自殺的，有患乳腺癌、宮頸癌的，幾乎全部去世了。張玉芬認為，她們得病和「忍」有關，她教她們「反抗」——告重婚、「打二奶」。「這就是一種發泄，發泄完就一個感覺：爽！」她從不懷疑「打二奶」的正當性，「我沒有一點兒負罪感，有氣就要撒出來。錯的是二奶，打的就是她！」

加入「反二奶聯盟」後，李艷婷堅定了離婚的想法，張玉芬幫她們找丈夫在外姘居的住所，帶着姐妹打二奶，再找媒體曝光丈夫們的婚外情。這至少能為她們找到丈夫出軌的證據，在離婚法庭上爭取到更多財產。

「要不是張姐把我們叫來（接受）採訪，我一般不愛想這些事。」李艷婷說：「一想起來，就覺得我們女人活着太倒霉。」現在，李艷婷等成員們重新組建了家庭，她們和那段痛苦記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張玉芬習慣記錄下求助者的信息，現在記錄用的筆記本已經積攢了30多本。攝影：高佳

仍不斷地有「倒霉」的人，通過張玉芬的博客或新聞報道找到她的號碼。電話鈴聲沒斷過，最多的一天，她接了160多通電話。這個活動範圍限於西安城，已經步入老年生活的女人，好像仍然掌握着正在這個國家發生的婚外情事的全貌。

離婚已經不再是件「見不得人」的事，遇到丈夫婚外情，更多女性有經濟能力也敢於放棄婚姻，從廣州趕到西安的蘭芳就做了這樣的決定。在蘭芳之後，馮婷婷也從廣州來到西安，向張玉芬吐露心事。

馮婷婷今年58歲，和丈夫是再婚夫妻，結婚近十年後，丈夫和一位20多歲的同事有了婚外情，2017年，兩人生了孩子，丈夫以為孩子辦戶口為由，要和馮婷婷離婚，五次把她告上法庭。

西安的秋意已經濃了，馮婷婷穿着碎花超短裙到約定好的酒店和張玉芬見面。「我穿這個，就是因為我老公喜歡。」她向張玉芬事無巨細地講述自己和丈夫的相處。

「麻煩就麻煩在這兒，我看得出來你很愛你老公。」張玉芬說：「那你來找我是希望我幫你做什麼？」

「我就不想離婚嘛。」馮婷婷壓低聲音，「我知道您是二奶的克星，就想讓您幫我收拾這個小三，讓她退出。」

「有辦法。」張玉芬坐直身子，頭也不抬，語氣淡淡的：「咱不用暴力的方式，照樣勸退她，我已經想到（辦法）了。」

她說，現在暴力不再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一名「小三」曾被她帶去跟「反二奶聯盟」的姐妹見面，聽完她們的故事，「哭得稀里嘩啦，再也不插足別人的家庭。」對於馮婷婷的請求，張玉芬還沒想出完整的計劃，不過有了思路：「跟小三面對面聊，或者找她的家人。實在不行，就找個男人跟小三接觸，也跟她同居，天天粘着她，騙取她的信任感。」她笑起來，「真有人願意幹這個。吃定了她，再把她給甩了。」

這樣一來，「小三」也成為感情中的受害者，張玉芬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妥，「社會就是這樣。」她說，正符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道理。

網上關於「女權」的討論對張玉芬來說太遙遠，她甚至沒聽說過「女權」這個詞。」比如出軌這事，女權主義者會問，為什麼不教訓男人只教訓女人？」界面新聞解釋。

「我不是女權。」張玉芬想了想，一字一頓答得清楚：「我這叫維權。」

四

只有張玉芬，被過去的經歷纏繞得厲害。她還住在離婚前的老房子裡，房子是她「維權」的成果。

11次以重婚罪起訴丈夫後，法院認為張玉芬提供的證據只能證明姘居，不能證明重婚，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起訴。2007年，法院判決張玉芬和郭鵬離婚，基於張玉芬靠低保維持生活和她並無過錯的考慮，將這套住房判給了她。

離婚前，郭鵬趁張玉芬出門時，撬開了門鎖，拿走了家裡值錢的東西，「電暖氣，燒水壺，洗衣機都帶走了，連小靈通都被他拿走了。」直到現在，門鎖還是壞的，在木門外，她新安了一個防盜門。

房裡仍維持着上世紀90年代的樣貌，牆上的鐘表走字時聲音還是很響，摺疊的靠背椅，針織的沙發罩，都是上了年頭的，有把雨傘放在家10多年，「是到移動公司的老總家抓姦，從他的客廳里拿回來的。」

2019年8月份，張玉芬摔了一跤，腳骨折了。後來因為疫情，她不能回北京打理「情感驛站月亮灣」的事務，只好一直待在西安。很快，求助電話和舞蹈藝術團的各種活動又填滿了她的生活。林晴曾經做她的助理，幫忙接求助電話，知道她的辛苦，「說實話，張姐不容易，如果當初她的婚姻好，現在也不會每天把自己忙得團團轉。」林晴說。

和媒體見面，也是她填滿生活的一種方式，並且，她想藉助媒體向人們展示自己豐富的娛樂生活，她知道很多人看了她的故事，認為她一直生活在仇恨中，「其實早就不了，一個人的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恨。」

她並不總是強悍的。她的母親在電視新聞上看到她，說她「是個怪物」。「別人都是上班，下了班回家，都過得好好的。就你一個從小瘋到大，五、六十歲還瘋得很。」她不敢告訴兄弟姐妹自己忙活的事，帶着舞蹈團的團員去參加婚宴表演時，小心翼翼地站在人群里，怕被住在附近的親戚看見。

在外面的社交活動中，也會有些時刻，她感受到自己的弱勢。「情感驛站月亮灣」現在搬到了北京市大興區，最早開辦在門頭溝時，她會受到租房的房東騷擾。「那個老頭太色。」她一個人在那兒住的時候覺得害怕：」他老叫我，我不去他就吵。我只能裝糊塗，把門鎖上，把手機調個靜音。」

帶着舞蹈團團員參加婚禮上的接親表演時，張玉芬站在花轎前留影。攝影：高佳

張玉芬去年還和郭鵬見了一面，她已經很久沒聽到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和張萍都被單位開除，也分了手，他沒有工作，住在自己申請的廉租房裡。

這次，他回來拿獨生子女證辦理退休。隔着防盜門，張玉芬沒認出他來，他原本瘦瘦高高的，現在得了腦血栓，打完激素髮胖得厲害，走路一瘸一拐。「我說你找誰啊？我不認識你。」她關了門，要求他拿回這套房子的房產證作為交換，「人看了都覺得唏噓，有人說他，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你也痛苦，她也痛苦。」

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中獲得勝利，未必使人心滿意足。況且，張玉芬知道自己不算一個完全的勝利者，她看不慣的婚外情風氣沒有太多改變，求助電話還在接連不斷地打來。

林晴和張玉芬討論過改善風氣的辦法，「現在所有的個人信息都錄進互聯網裡，其實感情信息也應該被錄進去。」林晴說：「這就相當於感情方面的個人信譽系統，最起碼能查出來他經過幾次婚姻，跟誰談過對象。」

「對，透明化。」張玉芬表示贊成，「別說什麼隱私權，隱私權也該分類，在婚姻上沒有隱私權。」她說，「還得有配套的規章制度，明確規定禁止婚外性行為或婚外與他人同居，再細化懲罰，比如說犯錯一次可以，兩次警告，第三次坐牢，看誰還敢！」

她始終嚮往是非分明，熱愛忠誠，懷念沒有婚外情的「純真年代」。「那時候雖然沒有法律規定，但靠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夫妻的矛盾都消滅在萌芽狀態。」她說，「誰要敢隨便做，一個帽子扣上，這輩子都別想翻身。」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界面新聞 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