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圓明園獸首到敦煌瑰寶：心痛背後，是讓人深思的歷史

11月13日，曾流失海外的圓明園馬首銅像，被捐贈給國家文物局，未來將劃撥北京市圓明園管理處收藏，成為首隻回歸圓明園的獸首。

2007年，港澳知名企業家、愛國人士何鴻燊以6910萬港元競拍成功，流失海外近一個半世紀的圓明園馬首銅像回歸祖國。如今，何鴻燊將馬首銅像捐贈給國家文物局，回歸國家永久收藏。捐贈儀式後，馬首銅像將與其他六尊獸首銅像聚首京城，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舉辦的《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上共同展出，截至11月27日，公眾可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北2、3展廳一覽風采。

圓明園馬首銅像。國家文物局供圖

為圓明園馬首回歸欣慰的同時，不少人也想到了歷史上那些曾經被盜走，流失海外的文物。這其中，流散的敦煌瑰寶可能是最令人心痛的。

惟一的方法，只有補救。如今，國際文物界公認，文物應儘量留存於原地，才能在與其相適應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展現出其最大的價值。離開了原地的文物，即使能夠受到良好保護，但脫離開它的歷史文化背景，它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更何況，當代中國文物保護早已進步巨大，我們完全有資質照顧好屬於自己的每一件文物。

今天，我們想帶大家回到那些歷史現場，看看歷史上，那些複雜，甚至詭譎的文物流散現場。這些歷史上的過錯和罪責造成的無法挽回的嚴重傷害，即使再多的粉飾和託辭，也難以讓人原諒。

撰文 | 李夏恩

人頭攢動。每個人都探出脖子，就像參觀某種珍稀動物的巢穴一樣，試圖看清裡面究竟有些什麼。但那裡除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僧人塑像之外，一無所有——早在一個世紀前，那裡就被搬空了，至今連一點兒昔日的痕跡都不曾剩下。儘管它不過是個面積不到3米見方，高不過2.7米的狹窄空間，但它廣為人知的名字「藏經洞」卻能引起參觀者浮想聯翩，幻想裡面曾經就像童話中四十大盜的寶庫，塞滿了各種奇珍異寶，它曾經被人遺忘塵封數百年，然後突然在某一天從黑暗中被喚醒，用它蘊藏的無限魅力征服了整個世界的目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藏經洞，儘管被單獨編號，但其實是第16窟的一個耳窟。

帶領參觀的講解員面無表情地向遊客們重複着他已經不知講過多少回的故事：1900年的夏天，一個叫王圓祿的道士雇了一個姓楊的人在這裡清理積沙。這個人喜歡抽旱煙，一次，他把點旱煙用的芨芨草杆插到牆縫裡時，發現那根草杆居然全部插進牆裡去了。他用手一敲，發現牆壁里是空空的聲音，於是，他立刻找來王道士一起砸開了這堵牆，「藏經洞」就這樣被發現了。

這個故事頗為引人入勝，但它的來源只是1949年2月謝稚柳出版的《敦煌石室記》中的一段沒有來源的記述而已。關於藏經洞的發現，真正的發現者王圓祿有着自己的說法，在《催募經款草冊》中，他寫道：「至本朝光緒皇帝年內，因貧道遊方至敦，參拜佛宇，近視洞像，破毀不堪，系先年賊匪燒毀，貧道誓願募化修補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裂一縫，貧道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個，上刻大中五年國號，上載大德悟真名諱，系三教之尊大法師。內藏古經數萬卷」。儘管它聽起來仍然玄乎其神，然而仔細品咂，就會發現，這段文字描述的不過是一場清理工程造成的牆壁塌方而已。但無論是哪種說法，能夠確定的是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天，藏經洞被打開了。

「然後，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來了，從這裡盜走了許多文書，之後又來了許多其他國家的探險家，從這裡拿走了很多東西」，講解員的音調並沒有任何變化，但這段冰冷的陳述顯然在圍攏在洞窟旁的遊客中激起了一陣惱怒，有人低聲罵着「強盜」，還有一些人質問為什麼不把那些被盜走的東西要回來？但大多數人臉上依然帶着饒有興致的興奮表情，一言不發。只有一個聲音發出疑問：

「為什麼當初不阻止他們帶走呢？」

01

藏經洞：盜走？買走？還是帶走？

斯坦因可能是近代中國最聲名狼藉的西方人之一。1956年出版的一本向公眾介紹敦煌的小冊子《敦煌的故事》中，斯坦因是「處心積慮的帝國主義者」中的第一人。這些「帝國主義者」在探知了敦煌石室秘藏發現的消息後，「他們立刻乘我們鬆弛不備，接二連三地來『光顧』，大大地施展他們的盜劫手段來了」。「很狡猾的」斯坦因在莫高窟「盜竊的經過和所得的贓物，有一篇很詳細的供狀，記載在他所寫的《西域考古記》裡」。

如果斯坦因親眼看到這本書，得知自己的論著居然會成為指控自己「卑鄙無恥伎倆」的自供罪狀，一定表示強烈憤慨。1929年，他在哈佛大學的講座中講述自己在敦煌的經歷時，那種難以言喻的激動和自豪深深感染了在座的聽眾，宛如他在1907年3月12日初次見到莫高窟時的情景，望着崖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昏暗的洞窟，這奇特的景象讓他瞬間產生了一種幻覺，就像是他很久很久以前看到過的早期的意大利繪畫一樣，這種熟悉而又陌生的魅力或許在那一刻賦予了他某種使命感，要完成某項重大的事業。

馬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在他的中文護照中名字被寫作「司代諾」。這幅肖像出自他的考古探險著作《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扉頁。這部著作記載了他考察敦煌莫高窟的經過。

指引斯坦因前往敦煌的動力，確實是渴望揚名立萬的勃勃野心。野心的背後是當時圍繞絲綢之路考古探險的激烈競爭。隨着19世紀西方勢力對內亞和遠東地區的滲透，越來越多的西方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將這片廣大的土地視為尚未開墾的處女地，在這裡競逐先驅者和發現者的崇高名譽，1870年代遠征絲綢之路的尼古拉·普爾熱瓦爾斯基和1890年代探險死亡大漠的斯文·赫定都獲得了令人垂涎的巨大聲譽。到斯坦因踏上探險之路的20世紀初，絲路探險已經成為各國探險家紛紛覬覦的目標，以至於不得不在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上商討劃分各國探險家的考察範圍。絲路北線被劃給俄國人，而德國人得到了吐魯番地區，法國人的考察範圍在羅布泊以北，英國人則被劃到了和田地區。斯坦因的對手們紛紛各就各位，俄國人鄂登堡正計劃在庫車發掘，德國人馮·柯勒克正在吐魯番發掘，法國人伯希和則籌備前往中亞各個遺址進行發掘——這些人後來都不約而同造訪了敦煌，每一個都不是空手而歸。

必須承認，與前面提到的小冊子裡的指控不同，斯坦因抵達敦煌的初衷並非藏經洞。斯坦因最初的計劃，至少公開的目的地是斯文·赫定在1900年探險時發現的羅布淖爾北面的遺址，也就是米蘭遺址。他在那裡花費了18天時間進行發掘，帶走了大量寫在木片上的手稿和文書，以及壁畫殘片和雕塑。2月21日，他啟程向敦煌前進，箱子裡滿載着米蘭發掘出的古物。初到敦煌時，他最開始只是參觀了莫高窟里的壁畫和塑像，隨後前赴敦煌周邊的沙漠中進行考察。而真正將他的目光拉向藏經洞的，是一名「頗有頭腦的烏魯木齊突厥生意人兼當地一處穆斯林流亡小社區頭目札希德伯克」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他的。「許許多多的古代寫經寶藏等待被發掘，這個念頭就像隱秘的磁場一樣，把我拽進了藏經洞」。於是，他放下在敦煌沙漠中的考古工作，於5月21日重返敦煌，開啟了他探險生涯巔峰的23天。

接下來的事情是關鍵，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將獲得藏經洞文書的過程描述得猶如一部慢鏡頭放映的電影，幾乎沒有漏下每一個細節。他詳盡描述了自己如何想盡方法說服王圓祿打開藏經洞，又如何最終以布施的形式將文書售賣給他。在行動前，他就已經想好了周密完備的策略，「我已告訴我忠誠的秘書，印度的經歷教給我，最可能成功的策略是與那些常常既無知又貪婪的當地僧侶打交道。他迅速的理解使我相信，所建議的方法也會在中國的土地上顯示出效果來」。像現代的考古學家必須尊重當地風俗一樣，斯坦因也充分考慮了當地民眾對佛教的虔敬之心。在他重返敦煌時，他目睹了敦煌民眾對莫高窟的盛大的朝聖典禮。成千上萬的朝聖人流讓斯坦因意識到，無論這裡有多衰落破敗，它在每年的特定時期仍然是當地的信仰中心，「我通過謹慎的思考，我在壁畫、塑像方面的考古活動必須限制在以拍照和繪圖等手段對藝術遺存進行研究的範圍內，簡而言之，不能激起民憤」。在仔細觀察了藏經洞的保管者王圓祿道士的性情後，他還重新調整了簡單的金錢收買策略「我用盡我所有的金錢來引誘他同他的寺院，還不足以勝過他對於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眾怒的畏懼，或者兩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因此，他用自己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唐玄奘的西方信徒，撬開了王道士心中虔誠和憂懼的兩把大鎖。最終，他以取經的名義，用四塊馬蹄銀作為「布施」，帶走了「裝滿寫本的24口箱子，另外還有五口內里很仔細地裝滿了畫繡品以及其他同樣美術品上的箱子」。

斯坦因對自己如何獲取藏經洞古物的過程毫不諱飾，不僅在他公開的考察報告和刊印的書籍中，也在他的講座中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講述同樣的故事。儘管他在給朋友艾倫的信中很得意地宣稱，這批古物所花費折合不過130英鎊，「在其他地方，買一個梵文貝葉寫本和一些古舊物品就要這些錢了」。但在書中，他卻寫道「到最後，他得到許多馬蹄銀，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愛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覺得十分滿足，這也足以見出我們之公平交易了」。不過他也意識到自己這些活動本質上在當地是不可公開的，他在書中寫道：「在敦煌找到足夠的箱子又不讓人起疑可是有些難度，好在我有先見之明，提前準備了一些空箱子」。

斯坦因的記錄幾乎沒有任何美化或是諱飾自己的詞句，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光明正大，順理成章，其坦誠的態度反而讓人覺得那些指控是在污衊他真誠的人格——有哪個強盜或小偷會如此公開坦率地告訴世人他所做的一切呢？繼他而來的伯希和在次年來到敦煌，在他記錄中，他同樣毫不掩飾自己跟王圓祿討價還價，最終才進入藏經洞。他險些被沙海般的珍稀文獻所淹沒，「頭十天裡，我每天看1000份捲軸，這一定是創了紀錄，與一輛時速100英里高速疾馳的車子別無二致」。最後，這位出色的漢學家以五百兩白銀的打包價格，滿載而歸。根據他的秘書瓦揚回憶：「我們也被迫僅用隱秘的言詞來講述這一發現，即使在我們的書信中也是如此，一直等到努艾特將我們的搜集品裝上大型郵船後，伯希和才公開講述它們，並且攜帶一箱這類寫本樣品前往北京」。

斯坦因與伯希和之後的故事，是一連串的造訪，每一次的造訪，這座洞窟都會失去一些東西。日本探險家橘瑞超在1911年的深冬來到敦煌，他與大谷光瑞派來的攝影師吉川小一郎在這裡相聚，他們共同從藏經洞中取得了六百份經卷。1914年，來自聖彼得堡的考古探險隊拜訪敦煌，隊長鄂登堡不僅購買了王道士手中剩餘的藏經洞存貨，並且用破壞性極大的砍鋸手段剝走了一些壁畫。

斯坦因拍攝的敦煌藏經洞外堆滿經卷文書的照片。從照片上可以看出，王圓祿道士給藏經洞裝了一扇小木門。事實上，王道士給斯坦因每次拿出的經卷並不多，這張照片上堆滿經卷的樣子是斯坦因用多張照片疊印製造的效果。

這些探險家的共同點與斯坦因一樣，都是在獲取時諱莫如深，而在將物品安全運回國內後便幾乎不諱飾自己取得這些文書的手段和過程。遮遮掩掩與公開坦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折射出的自相矛盾的心態比他們獲得這些物品曲折複雜的過程更加值得玩味。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考古學家的觀念中，文物的所有權並不完全指向所在國，而是指向個人，這就是所謂的「先到先得」原則。這是剛剛從探險加尋寶遊戲中脫胎而出的科學考古學所面臨的尷尬窘境之一，也是考古學史上諱莫如深的一頁。這一時期的許多重大考古發現都經歷着同樣的遭際：1845年，萊亞德在尼姆魯德發掘出的亞述遺址中的銘文石板，被轉讓給大英博物館；1873年，謝爾曼在土耳其的希薩利克丘發掘出的特洛伊古城遺址的「寶藏」，被半賣半捐給了柏林博物館；1878年到1881年間，薩爾澤克在泰洛赫發現的古代蘇美爾人遺址中文物，幾乎被全數運回法國，以13萬法郎的高價出讓給盧浮宮博物館。即使一些國家頒布的文物保護法確定了文物的國家所有權，但仍會對發掘者的個人所有權進行一定限度的承認。最早制定文物保護法的埃及當局，在1912年頒布的《第14號文物管理法》中，雖然開篇就明確規定「不論出土文物，還是地下文物，均應屬於國家公共財產」，但在第11、12條仍然賦予發掘者獲得部分出土文物的權利，也就是所謂的「文物分成」，這是當時國際考古界長期存在的標準做法。蜚聲世界的古埃及美人涅菲爾提提王后的胸像，在1912年12月從阿馬爾奈遺址出土後，就根據這一法律被分配給了發掘方德國東方學會，成為了柏林博物館最引人矚目的藏品之一。

1908年，由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帶走的文書《勞度叉斗聖變》。畫面中表現的是佛陀弟子舍利弗與外道勞度叉鬥法的情景。勞度叉變化出寶山、水牛、寶池等幻象之後，舍利弗即變化出金剛、獅子、香象來降服對方。這段故事出自佛教早期漢譯經典《賢愚經》。這一變身降服的故事母題，在歐亞大陸各地都有出現，也是敦煌石窟壁畫中經常表現的題材。

而在中國，直到1926年中國清華學校與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合作進行西陰村史前遺存考察時，才第一次明確規定發掘文物的歸屬權「歸中國各處地方博物館，或暫存清華學校研究院，俟中國國立博物館成立後歸國立博物館永久保存」。1927年由瑞典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聯合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制定協議時，以不立正式文字的口頭方式承諾將發掘文物中的重複品贈與斯文赫定，部分承認了發掘方對出土文物的所有權。1930年6月2日（次年6月15日正式施行）由國民政府頒布的《古物保存法》，才將「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歸國有」列為法令條文。但這已經是斯坦因抵達敦煌的二十多年後。有必要指出，斯坦因在出發前，曾通過英屬印度政府以正規方式向中國政府申請過發掘權。在他1899年初次探險提交的意見書中，他提出自己「希望印度政府能幫忙解決這一問題，爭取中國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能給和田的辦事大臣發去指示，證實我已獲准勘察或考察他轄區中所有古代遺址，在這類遺址上進行發掘，擁有其中出土的文物，如有人出售，還可購買這類文物」，這是合理合法的正規申請，但當時的中國卻不存在這樣的法律，甚至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發掘權的觀念。所以這份申請理所當然沒有下文。因此，當斯坦因在敦煌四處發掘，帶走那些出土的漢簡、絲綢殘片和藏經洞文書時，根本不必顧及任何規章法律的約束。

1907年被斯坦因從敦煌帶走的唐代印刷本《金剛經》。這部經書引首的精美扉畫展現了唐代雕版印刷的高超技術，但它最關鍵的部分卻是在卷尾一段重要的題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868年。這比歐洲最早的印刷書，印刷於1455年的古騰堡聖經早出近六個世紀。是世界現存有明確紀年的最古老的印刷品。1914年，這部經書首次在大英博物館展出，少人問津，饒富意味的是，在它不遠處展示的就是那部在它被發現前頂着最古老印刷書桂冠的古騰堡聖經。

更何況，正如斯坦因反覆宣稱的那樣，藏經洞的文物是他付款購得的。儘管這筆錢確實如其自己坦承的那樣，遠遠抵不上它們的真正價值。但20世紀初仍然處於被謔稱為「文物自由市場」的時代。文物的流通和交易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只要你付出了對方認可的報酬，這件文物就歸你所有。這意味着一名探險家除了身兼考古學家之外，還要是一名精明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眼光來衡量這筆交易，哪怕你付出的價錢與它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並不般配，但只要賣方願意，這就是一筆「公平交易」。因此，按照這一標準，無論是斯坦因，還是伯希和，抑或是其他從敦煌藏經洞獲得古物的探險家都並不認為他們「購買」的行為有何不妥，而且交易的過程越是曲折複雜，就越容易引人矚目，也越容易獲得更響亮的聲譽，這場討價還價將成為他傳奇探險事業中一段諧趣的插曲。「王道士」就因此成為了斯坦因探險傳奇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又被接踵而來的其他探險家加入到各自的傳奇故事當中。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藏經洞中閱讀文書時的情景，出自《敦煌石室記》（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第六卷

相比起法律限制和交易過程中的曲折，最大的阻礙很可能出自當地風俗。探險家們在深入當地，了解風俗人情之後，他們很容易發現自己的某些行為很可能是在觸犯當地的風俗。就像斯坦因所體會到的，在千佛洞這樣當地人心目中的佛教聖地，堂而皇之帶走一大批宗教經卷和神佛畫像，幾乎可以肯定會引起當地信眾的不快。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講，觸犯當地的風俗和禁忌，本來就是探險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是打着學術的旗號，這種刻意的冒犯就更富有英雄無畏氣概的傳奇色彩。斯坦因的前輩，聞名於世的探險家與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就曾在波斯盜取過安放在寂沒塔上的瑣羅亞斯德教徒的頭骨，用於人類學的測量研究。當他做這些事時，他非常清楚會在當地教徒中造成「騷亂和暴力事件發生」，但他回到歐洲後，還是以賣弄甚至有些輕佻的口吻，興致勃勃地向一眾聽眾讀者講述自己的冒險經歷——所謂名利險中求。至於斯坦因，他以「布施」的形式付款購買，又以「取經」的形式完成交易，以他的視角來看，這甚至算不上冒犯禁忌，而是順應當地人對《西遊記》和唐玄奘崇拜的風俗。

由此，秘密行事也並不意味着做賊心虛，而是一種必要的保護措施，保護自己和當地交易者不致因為觸犯當地禁忌或法令遭受危險。很多時候，這種保密措施甚至是對方主動提出的，當王道士深夜抱着從藏經洞拿來的經卷鑽進斯坦因帳篷里時，他提出了嚴格的條件，「除我們三人外不得有任何人得到絲毫如何交易的暗示，而只要我繼續留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些發現物的來源不得透露給任何人」——比起斯坦因事後毫不隱晦的坦率回憶，王圓祿倒更像是那個明知故犯的小偷。

因此，在這套發掘-購買-帶回-展示-研究的西方探險-考古價值觀支配的邏輯鏈中，沒有哪位探險家和考古學家會認為自己是盜賊或小偷。他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已。而對他們來說，更具有說服力的是，這樣做是一種崇高的道德使命。

著名的古埃及王后涅菲爾提提胸像，1912年12月6日出土於埃及阿馬爾奈遺址，根據當時埃及制定的文物法案，在文物分成中歸入發掘方德國東方學會所有，成為柏林國家博物館中埃及博物館最矚目的藏品。埃及曾提出願意用其他文物進行等值交換，但未獲得德方同意。至今，埃及仍未放棄對該胸像的返還要求。

02

328窟消失的菩薩像、壁畫與被折磨的「道德」

如果說藏經洞的遭遇令今天的中國遊客感到憤怒，那麼328窟里發生的一切可以說令人髮指。1924年，一名叫蘭登·華爾納的美國探險家從這裡撬走了一尊美輪美奐的供養菩薩像。殘缺的空位至今仍在那裡，一個圓圓的印子，蓋着塵土，提醒遊客這裡本應有一尊與對面一模一樣的胡跪式菩薩像。

328窟，失去了供養菩薩的那個空位顯得分外刺眼。儘管與其他洞窟里那些遭到歲月侵蝕、人為毀壞而破損甚至消失的成百上千尊佛像相比，這個空位並不引人注目。但想到祂那被人遺忘了千百年的曼妙婀娜的身姿，猝然被人從風沙侵蝕的家鄉故土強行帶走，安放在萬里之外乾淨整潔的展廳里，供一群異國他方的遊客瞻仰讚嘆，就不由得令人心痛不已。更加令人悲傷的是那些被剝取的壁畫，參觀323窟的遊客會在講解員高舉的手電筒的燈光下，看到那片灰黑色的空白，這同樣是華爾納在這裡留下的疤痕，他用化學膠水在不同的洞窟里剝取了十二塊壁畫帶回美國，與被撬走的供養菩薩塑像一同成為福格美術館最重要的藏品。至今，仔細觀看，仍然能從空白的邊緣看到滲入到牆體裡的發黑的膠水印記。

華爾納撬下的供養菩薩像與被他僱傭來搬運這尊塑像的敦煌當地工人的合影。

「整整五天，從早到晚，我都在辛苦地工作，而在這五天晚上，我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深深自責，但第二天又強迫自己去繼續工作」，與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記述完全不同，華爾納公開的探險筆記中，充滿了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深深自責和懺悔，他將自己剝取壁畫和撬下塑像的行為稱為「罪惡」，他非常清晰明白地理解敦煌壁畫的價值，將它稱為「古代中國經歷了許多世紀的劫難之後，留給我們的獨一無二的遺產，是無可替代的珍寶」——恐怕再難找到任何一句話比這句話更能體現出作者對敦煌壁畫的摯愛之情了。這樣深深的懺悔和真誠的讚美，着實很難視為惺惺作態或是偽善之詞。但恰恰是他對這座人類獨一無二的遺產進行了最令人髮指的破壞。

華爾納從328窟撬走的盛唐半跪式供養菩薩像。這尊優美的彩塑讓本來默默無聞的福格美術館瞬間名聲大振。至今這件菩薩像仍是福格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但破壞的原因僅僅是貪婪和野心嗎？不可否認，貪慾肯定占據了很重要的因素。早在1922年，華爾納就發表聲明：「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已經大規模拓展了人類的歷史知識，還順手牽羊從中國新疆帶回來不朽的歷史傑作，以此豐富自己的博物館。在那方面，美國人沒有任何貢獻，幾乎已成為令人備感恥辱的一件事。」因此，他到敦煌的目的就是想獲取那些足以超越英美前輩的珍貴文物，將它帶回到博物館裡，在獵取中國文物的競奪戰中拔得頭籌。

強烈的追名逐利的貪慾是把他推到敦煌的最直接動機。但當他到達那裡，卻遺憾的發現，那些輕便易攜的文書經卷早已被前輩們搜括一空。所以，顯然，他「必須收集一些壁畫樣品送回國內進行研究」，當他揭下那些壁畫時，他在筆記中坦承自己心裡想到的是「我們在美國，甚至在柏林從未看到過如此精美的作品，它們比藏於那裡的從新疆灰泥牆上取下來的壁畫都要優秀，足可以讓它們嫉妒」。

但華爾納聲稱自己更強烈的動機，卻是在力圖保護這些脆弱的人類瑰寶避免進一步的破壞。在給妻子的信中，他哀嘆道：

「壁畫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臉上有深刻的劃痕，一排排侍女從你身邊走過，她們穿戴着華麗頭飾，然而你卻難以看到一個完整頭像。在德高望重的眾神中間，王位之上端坐着觀音。在觀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愛的跳舞女孩。整個畫面布局精巧，卻沒有一個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愛面龐上面，胡亂塗畫着俄國兵的番號。佛陀端坐，從他宣揚蓮華經的口中，刻畫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穢語」。

1921年，在俄國內戰中失敗竄入中國的阿連科夫、伊拉列耶夫等469名白俄軍隊殘部，乘馬488匹，駕馬車18輛，被解送敦煌。經敦煌縣知事陸恩泰等人商議後，為保證敦煌縣城安全，將白俄軍隊殘部安置在莫高窟住宿，由此給莫高窟帶來極大破壞。照片特別感謝敦煌博物館提供。

華爾納的描述並非望壁虛構，而是真切的事實，在他抵達敦煌的兩年前，在俄國內戰中戰敗的阿連科夫殘部被送到敦煌，安置在莫高窟中住宿。這些俄國士兵對莫高窟的破壞只能用殘忍來形容，他們在洞窟中燒火做飯，熏黑了大量精美壁畫，並且肆意破壞塑像，傷痕累累。更慘酷的是，他們還褻瀆了封存在464窟的一位元代公主保存完好的遺體，根據陳賡雅《西北視察記》中的調查報告「白俄於最高層之窟中，見一女子趺坐，以真金玉為裝飾，華貴一如佛像，白俄一一竊去其寶物，女屍即頹然而散，視如灰土」，最後只剩下一隻腳。根據華爾納所述，最終刺激他做出剝取壁畫行徑的，是那些虔誠的信徒對壁畫的破壞：「他們足夠虔誠地在一具粗糙的紅臉藍發的現代泥塑前祈禱，然後站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人用他那滿是油污的手掌撐在一幅公元九世紀的壁畫上，斜倚着身子，另一個人踱到繪有壁畫的牆前，慵懶而好奇地用指甲摳那幅壁畫上的裂片。當他們在狹窄的洞口過道並行而出的時候，散發着腥臊味的羊皮大衣摩擦着神聖的人物畫像。那些畫像，天啊，經過身穿羊皮大衣的成百上千人肩和肘部的摩擦之後，中間的部分消失了。」

「這就足夠了，我所要進行的任何心懷虔誠的試驗都被賦予了正當的理由」，華爾納認定自己剝取壁畫和撬下塑像的正當性就是對文物進行搶救性保護，盡其所能避免這些歷經劫難的文物繼續遭受新一輪的天災人害。而這也是斯坦因當初從王圓祿手中購買藏經洞文書的託辭之一，如他所說，「我正採取虔誠的行動來為西方學術界獲取這些佛教古代文學和藝術品，而當地人的無知讓它長期不被問津或最終流失掉」。回國的演講中，斯坦因特別提到敦煌當地因為官糧收購導致的動亂以及之前的回變給敦煌石窟造成的傷害。繼他而來的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國的學者們展示了他從敦煌帶回的文書經卷，儘管這激起了中國官方的興趣，最終在1910年決定將藏經洞剩餘經卷文書盡數運往京師。但運送途中就在不斷流散，每位經手官員都會從中揩油。

運抵京師後，它們又遭遇學部官員監守自盜。負責整理的學部官員，著名藏書家李盛鐸從中盜取了大量質量上乘的文書經卷。1919年，羅振玉前往李盛鐸家照印這些文書，得知李盛鐸「藏有敦煌古籍，多至四五百卷，皆盜自學部八千卷中者，已輾轉與商，允我照印，此可喜可駭之事」。這些珍貴的文書，包括稀有的唐代兩部景教文獻《志玄安樂經》和《宣元至本經》，都被李盛鐸出讓給日本人。但卻鮮有人指責這位藏書大家盜賣國寶。日本探險家橘瑞超更指出另一種破壞形式，許多壁畫和塑像遭到了後代的整修，「特別是塑像的頭和手腳，經後代敦煌雕刻家重修過，拙劣俗惡，不堪入目」。

華爾納從328窟撬走的盛唐半跪式供養菩薩像。這尊優美的彩塑讓本來默默無聞的福格美術館瞬間名聲大振。至今這件菩薩像仍是福格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風沙侵蝕、亂世兵革、無知愚頑、後代濫修，四項原因中每一項都可能讓一件精美的中古壁畫或是塑像毀於一旦。只要敦煌仍然淪於這四類天災人禍的魔爪之中，它的災劫就永遠不會結束。華爾納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有誰知道，何時中國軍隊會如白俄軍隊一樣駐紮？更糟糕的是，那裡的回族起義，還會持續多久？再過二十年，敦煌將變得不值一看。」

今天，任何一位敦煌莫高窟的參觀者都能輕而易舉戳破華爾納的預言，認定這是他為自己罪行辯護的可恥的遮羞布。華爾納從北京一路行來，目之所見，皆是軍閥恣肆，亂象叢生。從河南到西安的路上，他途經的一個村莊幾天前剛剛發生過兵匪械鬥，死傷慘重；在西安，在距他不足一百碼的地方，「兩隊凶相畢露、身着黃軍服的士兵不由分說地把三個被捆綁的囚犯押上了大街，只片刻工夫，三顆腦袋就落地了」。他還在一家古玩店裡買到了鈐有前清四川總督端方鑑藏印章的珍貴拓片，這位聞名東洋的收藏家在12年前被一群革命黨處死，腦袋被裝在煤油桶里遊街示眾。在蘭州，他們的騾子和大車竟然被當地駐軍強行徵用，而在肅州，他們遇到一個倒霉的鴉片商，幾天前，他剛剛被土匪洗劫一空，還開槍射傷，只是僥倖撿回一條命。兵連禍結的社會現狀，正是那些試圖為華爾納們定罪的人們所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尷尬之處：國際公認的文物保護的第一原則，即是應讓文物處於安全的、有利於長期保存的環境之中。而在當時那種混亂的狀況下，面對這些脆弱的壁畫，你是要將它們留在原地任由它們遭受不確定的危險和破壞，還是將它們帶到一個更安全、更整潔、更有利於保存和研究的專業機構去？

自然，沒有人能逆料未來會發生什麼。在這場與時代的賭博中，華爾納選擇了後者。至少按照華爾納自己的解釋，這套以搶救文物安全為首要原則的道德託辭是順理成章，甚至是令人感動的。但如果仔細閱讀他的手記，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漏洞之處：那些剝取壁畫用的膠水和工具，是從哪來的？

如果事實真的如華爾納所說，他是在看到壁畫遭受的那些破壞，受到了無知信徒剮蹭摧殘的強烈刺激之後，才陡然起意，決心剝取壁畫的，那麼膠水和工具理應全部來自敦煌城裡。但事實上，就像他在書中小心翼翼吐露的那樣，這種剝取壁畫的方法，是他「誠惶誠恐地嘗試採用哈佛大學博物館專家介紹的一種技術」，而那些剝取壁畫的重要工具膠水，也是他「在離開北京時，已聽從一些化學家的建議，準備了一些粘固劑，用來將古畫上的顏料粘結在一起」——易而言之，早在出發前往敦煌前，他就已經做好了所有剝取壁畫的準備。這並非受到刺激後的臨時之舉，而是早有預謀的行動。

華爾納從敦煌莫高窟剝走的壁畫，圖上是329窟的一尊菩薩半身像。儘管華爾納對外宣稱他只剝下了12幅壁畫，但常書鴻在1955年發表的《警告霍雷斯·傑尼和他的主子們》中稱，「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二四年華爾納在千佛洞用膠布粘去與損毀的初、盛唐石窟壁畫，計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第320、321、323、329、331、335、372各窟壁畫二十六方，共計三萬二千零六平方公分」。但華爾納帶回美國的壁畫卻只有十二幅，最大的可能性是其他探險家也偷竊了敦煌的壁畫，而這筆賬被記在了華爾納的頭上。根據華爾納自己所述，他曾發現日本人試圖用鑿子將一些壁畫鑿下來的痕跡。日本人秋山光和則聲稱，俄國人鄂登堡來敦煌考察時，剝移壁畫十幾幅。最早從藏經洞帶走文書的斯坦因在第二次來敦煌考察時，王道士告訴他伯希和曾企圖割掉一個妖怪的形象。

那麼這一預謀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可以說，在敦煌之旅的策劃階段，華爾納就已經決定這次探險不會空手而歸。他的上司和贊助方代表人福格美術館館長福布斯在遊說捐助人時信誓旦旦地保證，這次探險「確保我們會發現一些重要的藝術品和珍寶」——獲得這些重要珍寶既是這些捐助人出資的目的，也是加在華爾納身上不得不為的任務。對華爾納來說，他早就已經盤算好這趟敦煌探險的戰利品就是壁畫。至少在1916年，他就已經通過斯坦因和伯希和考古報告中收錄的照片瞄準了這些壁畫。在寫給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以搜集珍稀東亞文物藏品聞名於世的弗利爾美術館創始人查爾斯·朗·弗利爾的信中，華爾納這樣描述道：「我們必須有一些供美國研究使用的壁畫……只有那些壁畫是我們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畫藏品，毀掉的東西肯定比帶回來的多」——言下之意，獲取壁畫的重任理應交給他這樣的專業人士。

於是，在那個凜冬，華爾納「狠着心，開始把北京的一位化學家給我的用來固定顏料的無色藥液塗到牆上，片刻之後，又把經過加熱的膠水狀的底基塗到壁畫上」，但就在此時，出現了「未曾預料的狀況」，因為洞窟內的溫度在攝氏零度以下，所以華爾納「無法判斷藥液在凍結前是否已經滲到了牆皮裡面，還有加熱到沸騰的膠水幾乎無法在它凝固之前塗到垂直的牆面上」，這些膠水「像糖稀一樣滴灑在我仰着的臉上和頭上」，連手指都被黏在一起了。這種狼狽的狀況讓華爾納不得不承認剝取工作「並非完全失敗但也非非常成功」。但他似乎刻意在公開發表的書中隱瞞了最終的結果：他其實是失敗了。福格美術館負責修複壁畫的文保專家丹尼爾·湯普森指出華爾納根本「沒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膠水，他使用的膠水很厚，幾乎不可能處理。洞窟里牆壁很冷，膠水在上面很快結成了果凍狀。」其中一幅壁畫的人物面部完全消失，另一幅供養人的壁畫圖像特徵已經被徹底破壞。

以搶救文物為名一意孤行的剝取壁畫行為，最終導致了毀滅性的文物破壞，這不僅是個巨大的反諷，更讓華爾納看似情真意切的道德託辭，無論在動機上還是在結果上都霎時成為了一個謊言。這就像是一個盜賊，碰巧從失火的博物館裡搶出了那幅他覬覦已久的名畫，最後把它帶回自己家裡。儘管他客觀上確實保護了那幅名畫，卻並不能掩蓋他偷盜的事實。

但當華爾納離開敦煌時，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編織的被折磨的道德幻想之中。他將那尊小心撬下的菩薩塑像裝進箱子裡時，把自己的「毛氈、羊毛褲和一些不合時宜的羊毛內衣」都裹在了塑像上以保證它不會在旅途中遭到損壞。」在我返回的途中，儘管我沒有穿內衣和襪子，但想到它們正在擔負着另一件更有意義的工作——保護塑像光滑的肌膚和鮮亮的色彩時，我的內心便充滿溫暖「。當他終於回到北京，回到他溫暖、舒適、整潔的辦公室，凝視他在這場西方競奪中國文物的戰爭中的戰利品時，在他富於道德主義的自我安慰中，他仿佛在「朦朧的遠方，看到那些古老的殿堂，在那兒，年代更為久遠的可愛佛像正在慢慢地消隱於永恆的過去之中。」

03

王道士塔：可以理解，但難以原諒

終於，短暫的參觀宣告結束，看着最後一個參觀洞窟的大門被講解員熟練地關閉，或許可以懷着某種對人間至美的深深震撼和人非物是的無盡悵然走出莫高窟的大門。但在離開前，不妨在一座佛塔前稍作停留。這座與莫高窟隔河相望的佛塔，外表是一尊喇嘛塔，但下面埋葬的卻是一名漢人道士。這名道士就是王圓祿，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將藏經洞的珍貴文書出售給外國探險家的著名道士。斯坦因曾描述過對他的第一印象，他看到王道士站在石窟門前等待他的到來：「在這一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孤傲的、忠於職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見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緊張，但臉上卻不時流露出一絲狡猾機警的表情，令人難以捉摸。從一開始我就感到他是一個不好對付的人。」

這張面孔也被斯坦因攝進了他的照相鏡頭裡。從照片上看，這是個滿臉寫滿質樸微笑的矮個子中年人，毫無任何異常之處。但恰恰是這個很容易泯然眾人的小人物，成為了敦煌的歷史上一個既繞不過去，又複雜異常的形象。暢銷書作家余秋雨在他風靡九十年代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徑直將王道士指控為「敦煌石窟的罪人」。這個「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的重大罪行，就是「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他是「巨大的民族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隨着這篇題為《道士塔》的文章被選入中學語文教科書，王道士這個歷史罪人形象，成為了成千上萬中國人對他最直接的認識——在藏經洞的參觀隊列中，經常會有遊客帶着義憤和感慨重複《道士塔》中余秋雨那聲幽怨的「我好恨」。

與莫高窟隔河相望的王道士塔。攝影：李夏恩。

另一方面，從史料記載中打撈出的王道士形象，卻似乎更接近於道士塔上王圓祿墓志銘的記述：「觀其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葺大小佛洞，積三十餘年之功果，費二十多萬之募貲，佛像於焉莊嚴，洞宇於焉燦爛」。他不僅改建修繕了已經傾頹的廟宇，以備受爭議的方式將古老的洞窟粉刷一新，最重要的是，他引流水疏浚了被積沙掩埋的洞窟，而正是他清理積沙的工程，讓藏經洞現身於世。他的種種善舉也得到來訪者的印證，斯坦因在考古報告中寫道：

「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寺廟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清除這些流沙、修復大殿需要付出熱心、恆心和苦心，而這一切，全都由我身邊這位待人和氣、身體孱弱的道士四處化緣、募得錢財來解決，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到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絲感動。」

最讓斯坦因感動的，是王道士向他們展示的自己四處募捐的賬本：「一筆一筆，記得非常仔細，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從他與他的兩個忠實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一個溫和、堅定、廉潔而又虔誠的近乎聖徒的形象躍躍欲出。斯坦因同時也指出了王道士「在傳統文化方面的無知」，讓他覺得「沒有必要去給他談論考古學的價值，去給他談論利用一手材料進行史學和考古學研究的意義等」——在這位親身接觸者眼中，他就是一個不具備學術和文化素養，無知卻善良的老好人。

1907年斯坦因拍攝的王道士像。

這個相對正面的好人形象很自然與讓人「好恨」的歷史罪人和民族悲劇中錯步小丑的形象發生牴牾。不過，這正是個人情感支配下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時經常會走向的兩個極端：不是強迫無法先知先覺的歷史人物背負超越所處時代的責任義務，就是以歷史局限性或是人物其他嘉言懿行為其罪責掩飾開脫。如果排除情感因素，單就王道士向西方探險家售賣藏經洞文物這一事件條析理剖，就會發現他在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並不複雜。

首先需要確定的是，斯坦因與王道士之間的初次交易並不能簡單地指控為「騙賣」或是「盜劫」。如果認為以極低的價錢購買了遠超其價格的文物就是騙賣盜劫行為的話，那麼如今每個在古玩市場撿漏憋寶的買家都是騙子或是強盜。斯坦因在這場交易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用他渴求名利的迫切野心，以金錢撬開了王道士心中的貪慾。就像他自己坦承的那樣，他是在「盡我所有的金錢來引誘他同他的寺院」。最終，當他把四塊馬蹄銀交到王道士手裡時，後者內心中的魔鬼被徹底喚醒了。這位急需錢財整修廟宇以表虔敬之心的信徒，終於發現自己手中握有一大批可以賣錢的商品。這個無知的人確實不理解這些文書經卷的文物價值，但卻通過這次交易深深了解了它們的商品價值。當斯坦因離開敦煌時，他發現王道士「那古怪而稜角分明的臉上流露出習慣性的拘謹里，夾雜着一絲心滿意足的神情」。

次年，伯希和抵達敦煌時，他發現自己面對的已經是個摸着了門路的商販。當他遇到王道士時，後者旁敲側擊地告訴他「我的這位同行還另外給他個人留下了一筆錢，他稱之為一筆相當可觀的錢，以使他出讓其中更多的寫經」。如此明顯的暗示，伯希和不可能聽不懂他的言下之意，於是開始思忖該用什麼手段對付他。而他很快發現，惟一打開藏經洞的鑰匙就是金錢，於是，伯希和只有在付了錢才進入了這個他朝思暮想的「神聖之所」。為了得到這些經書，他不得不倉促和王道士討價還價，最後付了五百兩銀子，換走了他在藏經洞裡連續工作三個星期，精心挑選的那些文書經卷。

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911年1月16日）敦煌縣知縣諭令王圓祿應將所有藏經洞文書一律搜羅，由官方解送省城的《敦煌縣正堂申諭》，現藏敦煌研究院，編號D0773.

可以說，斯坦因教會了王道士經卷可以賣錢，伯希和則教給王道士他手中奇貨可居，可以討價還價。1911年12月23日，日本攝影家吉川小一郎在敦煌縣城見到了王圓祿，他在日記中描述的王圓祿形象已經和當初斯坦因初見時那個溫和虔誠的信徒大不相同，他在日記中寫道：

「他想將所藏的唐經賣掉，為了賣掉這些東西而來到這裡。他所攜帶的東西品質不佳，讓他帶些好東西來，他也不答應。這個道士的本性好像很是聰敏狡猾，懷疑他暗中和房東密謀。」

此時的王圓祿，已經完全蛻變為一個職業文物販子。在1912年1月31日，吉川小一郎和他的朋友橘瑞超一同前往千佛洞，晚上9點鐘，王道士帶來了他們想要的品質好的經卷，吉川發現「道士的態度恰似他正在搬運賊娃子的贓物一般」。

這段日記中的描述當然帶有嫌惡的個人情感，但卻從另一個側面道破了王道士文書交易的一個實質性的變化：他的行為已經不僅僅是出售商品，而是在銷售贓物。

關鍵性的質變發生在吉川等人抵達敦煌的前一年，也就是伯希和離開敦煌的兩年後。1910年，從伯希和處聞知敦煌藏經洞消息的北京官方下令將洞中文物運抵北京，由官方保存。10月5日，學部拍發了《行陝甘總督請飭查驗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購買》的專電，明令將藏經洞發現文物全部運往京師，並禁止外人購買。王道士則是在次年1月收到了敦煌縣知縣發給他的一份申諭。申諭中明確寫道「盡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羅，護解省垣」。根據這條法令，所有文書盡數上繳，王道士留存任何一卷藏經洞文書都屬於違法行為。但就在11個月後，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就以三百兩白銀從王圓祿手中購得了169卷唐代寫經。這些寫經顯然是王圓祿私藏偷竊的贓物。

從1910年敦煌藏經洞文書被盡數解運北京的那一刻起，王道士出售文書的行為就已經不再是商業交易，而是銷贓行為。而中國政府解運文書的消息，作為文化界大事，也很快傳遍國際，眾人皆知。因此，從此之後，每一位來到敦煌向王道士購買敦煌文書的國外探險家都是在明知其為贓物的情況下仍然購買。毫無疑問，這是協同銷贓。

大都會美術館收藏的山西洪洞縣廣勝寺壁畫《藥師佛佛會圖》，這幅壁畫被寺僧出售後，被文物販子切割裝箱，運往美國。被酷愛遠東藝術的著名收藏家阿瑟·塞克勒購得，捐獻給大都會美術館。今天，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也是塞克勒家族捐資興建。目前正在舉行《千山共色——絲綢之路文明特展》。

1914年，斯坦因再度探訪敦煌與他的老朋友王圓祿見面。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形容再次見到的王道士「一點也不為上次交易中表現出的貪婪而感到害臊，現在只是後悔1907年因膽小而沒讓我拿走藏經洞中所有文書。1908年伯希和來訪後，剩餘文書都被北京派的人運走。王道士和他的寺廟未得到分文報酬，購買文書的錢全進了官僚的腰包」。這位老朋友熱忱地邀請斯坦因再訪莫高窟，目的直截了當，就是說服他購買自己私藏的贓物。斯坦因發現，王道士在銷贓上的商業才能已經今非昔比：

「自我初訪這裡之後，先後做成了幾筆交易，積累了一些經驗，確實已使他不再有宗教方面的顧忌以及更世俗的擔憂。在前一次和他打交道時，這些東西使他非常難以應付。但另一方面，他那精明的生意感覺又已經被後來的訪客所付的錢款喚醒，從而使他更強烈地意識到他所保留的那些東西在金錢方面具有的價值。結果，他在談判剛開始時毫不讓步，咬定每個卷子的售價是1907年10月蔣師爺大網撈盡時所付的款數的4倍所有。」

經過一番談價還價，斯坦因最終以500兩銀子買了570份文書。當他在4月8日帶着這批贓物離開莫高窟時，他看到昔日「見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緊張」的老朋友「正忙着應付大腹便便的訪客們」。

王道士從售賣藏經洞文書到竊盜銷贓的過程，足以說明無知和貪婪是文物流散破壞的罪魁禍首。藏經洞文書的不幸遭遇，並非孤例，而是20世紀中國文物破壞流散悲劇命運中一個典型案例。1928年，山西洪洞縣廣勝寺主持貞達和尚為修繕頹廢破敗的寺院，與當地鄉紳會商，決定將大殿元代壁畫以1600大洋的價格出售，賣畫修寺。兩鋪壁畫《藥師佛佛會圖》與《熾盛光佛佛會圖》被切割裝箱後，流入美國，分別成為大都會博物館和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的鎮館之寶。稷山縣興化寺壁畫《彌勒說法圖》則幾經售賣後，成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最引人矚目的藏品。太原天龍山石窟精美的佛像，被全球最大的文物商之一的山中定次郎看中後，以金條二十根、銀洋兩千元的價格賄賂山下壽聖寺的住持淨亮和尚，將天龍山石窟中的佛像頭顱洗劫一空。他甚至還想以500銀洋的價格購買壽聖寺山門照壁上的琉璃團龍壁心，但因為拆卸時損傷而放棄購買，但也對其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永久性損傷。

《北魏孝文帝禮佛圖》，與《文昭皇后禮佛圖》原是龍門石窟賓陽洞中兩幅浮雕。被中國古董商岳彬派人從石壁上盜鑿下來，出售給美國收藏家。由於盜鑿技術拙劣，導致後期拼接時出現大量錯誤，如今已經難以恢復舊觀。《北魏孝文帝禮佛圖》現藏大都會美術館。《文昭皇后禮佛圖》現藏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

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與敦煌莫高窟齊名的龍門石窟佛像的流散和破壞。1915年5月，古物學家羅振玉訪問龍門石窟時，發現「佛像首多失去，聞是（琉璃）廠估祝續齋等，以錢貿乞兒於深夜私鑿，以售諸外人」。而這場悲劇中還具有荒誕色彩。提出保護龍門石窟佛像的，恰恰是當初剝取敦煌壁畫、撬走供養菩薩像的華爾納。他在1913年赴歐洲訪問，驚訝地發現考古學前輩沙畹刊印的龍門石窟考察報告中的照片，已經成為了西方收藏家的訂貨清單。這讓他非常擔心自己出版的附有照片的中國考古研究著作也會帶來同樣後果。1923年，在前往敦煌途中，他特意參觀了敦煌石窟，發現「龍門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壞，如我們聽說的一樣糟糕，隨處可見被打掉的雕塑頭像的新茬兒。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隨意敲落……那種場面慘不忍睹，幾乎使人感到噁心。」他親自培養的優秀學生勞倫斯·史克曼居住北京期間，發現北平琉璃廠的店鋪里到處都是龍門石窟的碎片。「一隻只單手，頭像碎塊、淺浮雕佛龕裝飾和銘文碎塊」，目睹這場文物災劫的史克曼找到北京國立圖書館的館長、古物保護委員會成員袁同禮，告訴他龍門石窟的狀況，「請他在權限範圍內保護龍門石窟。」他得到的回覆是「如果外國人不停止購買雕像碎塊，破壞將會繼續進行。」

「實際上，據我所知，沒有外國人試圖購買任何雕像碎塊或碎片……除非它們在北京市場上出現。」史克曼建議從對中國藝術感興趣的外國人那裡籌款，在龍門石窟那裡部署一些警察。但袁同禮的回答是「沒有必要。」

袁同禮的回答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中國學術界對文物流散海外的普遍表現，儘管他們痛悼敦煌乃近世學術界之痛史，龍門石窟的被盜是場悲劇，也很願意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齊聲怒討西方探險家劫掠中國文物的強盜暴行，但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們中沒有任何一個人離開自己舒適的書齋，像斯坦因、華爾納這樣的探險家一樣長途跋涉橫穿內陸，到敦煌去親自保護它。

但那個時代作為一段歷史，畢竟已成往事。在講述這段故事時，我們固然可以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那些渴求名利的野心，堅韌不拔的信念、志在必得的手段、牟取錢財的貪婪，義憤填膺背後的怠惰無為、粉飾罪責自我安慰的道德託辭和被折磨的道德良知，以及籠罩在這些個人行為和心態之上作為背景的混亂時世，這些作為歷史的既成事實，都可以得到理解。但理解屬於歷史，而原諒則屬於未來。那些歷史上的過錯和罪責造成的無法挽回的嚴重傷害，即使再多的粉飾和託辭，也難以讓人原諒。

惟一的方法，只有補救。如今，國際文物界公認，文物應儘量留存於原地，才能在與其相適應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展現出其最大的價值。離開了原地的文物，即使能夠受到良好保護，但脫離開它的歷史文化背景，它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更何況，當代中國在文物保護方面早非一個世紀前的混亂狀態。敦煌研究院在內的公立文物保護機構和博物館的先進設施已經證明中國完全有資質照顧好屬於它的每一件文物。那些以保護文物為名將其帶走的託辭如今已然不能成立。難道那些流散海外的文物不該回歸它們的故土嗎？

沉重的鐵門在身後打開，穿過灰暗的過道，再次背過身去，又一道沉重的鐵門在身後開啟。這裡是敦煌博物館的地下文物倉庫。兩名面色嚴肅的工作人員打開灰色的鐵櫃，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個棕色的長方形盒子，仿佛捧着一個初生的嬰兒一般，輕輕地安放在展台上。「請不要觸碰，離近觀察時也儘量不要咳嗽、噴嚏或是喘粗氣，不要讓飛沫和汗水濺在上面」，工作人員戴上纖塵不染的白色手套，謹慎地揭開盒子，取出一個黃色的捲軸，像從嫩葉上擦拭露水一樣，緩緩展開了它。

像鉛筆一樣細的墨線畫的豎行里，整齊地寫滿了墨字，如果不是古老的紙張和介於隸楷之間的書法筆體證明了它是一卷距今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北朝時代書法作品，簇新的字跡宛如昨日才剛剛落墨。唯有真切地近距離觀看這卷寫經，才能理解考古學家在形容敦煌文書時常用的那個詞「墨色如新」。

這卷文書正是當年敦煌藏經洞中的藏品之一，是一卷《道行般若經》。它的譯者是東漢末年的高僧支婁迦讖。儘管史無明載，但可以確定這位高僧曾來過敦煌。因為當時的敦煌，是他從故國月支前往中土洛陽弘法譯經的必經之地。在這裡遇到他翻譯的經書，多少蘊含着某種難以言喻的奇妙因緣。

敦煌博物館庫房所藏北朝時代寫經《道行般若經》。攝影：李夏恩。

但遺憾的是，這段因緣並不完整，因為這卷保存在敦煌當地的寫經只留下了第十品。與它原本相連的第九品，於1908年被伯希和從藏經洞帶走，如今是萬里之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P.2260。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它們終會再度相遇。而其他的經卷，則永遠地消失在了歷史的塵埃中。

參考資料

本文特別參考王冀青、榮新江、劉進寶、吳芳思、韓森、卡爾·梅耶、斯蒂芬·K·庫萊特等學者的相關論著，謹此致以謝意。

撰文 | 李夏恩

編輯 | 余雅琴

校對 |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