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老齡化，數字經濟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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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偉/文

撲面而來的老齡化

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對外公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的人數已經達到了2.6億，約占全國人口總量的18.7%，比2010年時高出了5.44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總數約為1.9億，約占全國人口的13.5%。

1956年時，聯合國曾經發布過一份名為《人口老齡化及其經濟後果》的文件，根據這份文件給出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超過7%時，這個國家或地區就進入了老齡化。後來，不同的組織和機構也提出過一些界定老齡化的其他標準。無論按照哪一個標準，這次人口普查數據都顯示，我國目前已經進入了比較深度的老齡化階段。

在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在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增大的同時，我國新生人口數卻出現了連續的下降。

一邊是老年人越來越多，一邊是新生兒越來越少，加之醫療條件改善導致人的預期壽命越來越長，如果不發生重大意外，那麼我們面臨的未來一定是一個越來越老齡化的社會。

老齡化會帶來很多問題，有經濟方面的，更有社會方面的。

在經濟方面，老齡化會帶來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負面衝擊。從供給方面看，主要表現為勞動力供給的短缺，以及由此引發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由於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因此這種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勢必會傳導到產品上，從而大幅削弱企業的競爭力。尤其是對於中國這種曾經依託「人口紅利」而長期擁有低勞動成本的國家而言，這種衝擊可能更為嚴重。從需求方面看，老齡化會對消費產生巨大的擠出。隨着老齡化的日趨嚴重，年輕人為了應對未來的老年歲月，必須將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於儲蓄，這就會嚴重壓抑這部分本來最有消費欲望的人群的需求。

在社會方面，老齡化問題則會更多。例如，在一個年輕人必須贍養幾個老年人的條件下，老年人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在年輕人越來越忙，無心陪伴照料老年人的情況下，老年人的心理和情感問題如何解決？當他們生病了，又應該如何進行看護……所有這些問題都會給社會帶來嚴峻的挑戰。

面對這些問題，有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其中，有兩個思路是比較流行的：第一個是全面放開生育限制，並鼓勵生育。這個思路的邏輯很簡單，老齡化不就是因為老人多，年輕人少嗎？只要把年輕人的數量搞上去，所有的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第二個思路是延遲退休、延長人們的工作時間。現在老齡化的很多問題，例如養老金負擔等，都是由於老齡化所引發的工作人口比例減少導致的。因此這個思路的關鍵就是要把工作人口比重提上來，以此來破解這些問題。

這兩個思路看起來不錯，但只要細細想一下，就會發現它們未必是真正有效的。

先看放開和鼓勵生育的思路。這個思路的問題是，簡單地把現在生育率的下降歸結為了過去政策的限制。但事實上，隨着經濟的發展，生育率逐步下降幾乎是一個全世界通用的規律。我們的鄰國日本並沒有實行過生育限制，甚至鼓勵生育，現在的生育率也持續走低。而我國的實踐也說明了，在放開「二胎」後，生育率在經歷了短暫的上升後，又出現了連續的下降。這些證據都證明了，要想把鼓勵生育作為一種政策，讓人們多生，可能更多是一種一廂情願。

至於延遲退休，其問題也是很明顯的。現在很多不到40歲的中年人在市場上已經很難找到工作了，在這樣的就業條件下，讓人延遲退休，企業願不願意收呢？畢竟，市場上還有更多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從國際範圍看，日本等國家都在嘗試鼓勵老年人再就業，這本質上是和延遲退休一樣的。但從效果來看，並不樂觀。在更大程度上，這個做法似乎只是把老齡化帶來的各種問題拋回給了老年人自己。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隨着人們的老去，我們終將迎來一個灰色的未來呢？在我個人看來，答案是否定的，甚至我們把老齡化作為問題來看待本身都是錯誤的——老齡化之所以能來到，主要是源於人們壽命的增長，長壽本是我們社會進步帶給我們的禮物，它本來不應該被我們恐懼或指責。事實上，只要應對得當，以上所有的問題或許要比我們想象得要容易解決的多。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數字技術或許是我們可以用到的一個重要工具。

向機器要養老金：

老齡化經濟問題的數字應對

讓我們先來看老齡化引發的經濟問題。如前所述，它分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從供給方面，問題主要源自於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而在需求方面，則源於老齡化引發的需求不足。

關於供給方面的問題，其實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是非常容易解決的。事實上，隨着現在的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崗位可以完全用機器來完成了。在2013年時，牛津大學的兩位學者卡爾·弗雷（Carl B. Frey）和邁克爾·奧斯本（Michael Osborne）就曾經做過一項預測，到本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現有就業崗位中有約47%是可以被機器替代的。尤其是那些高強度、高重複的工作，被替代的可能性會更高。由於在我國的現有就業結構中，高強度、高重複的工作比例要遠高於美國，因此在我國的就業崗位中，被機器替代的比例可能會更高。對於老齡化可能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問題，其實我們並不用過多擔心，因為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將足以抵消這一衝擊。

事實上，在勞動力供給這個問題上，我們現階段最應該擔心的，並不是勞動力有一天會不夠用，而是現在機器替代人類勞動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這幾年，我曾去過很多工廠參觀，發現很多工廠的車間裡其實已經沒有幾個工人了。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不僅是程序化比較強的製造業，甚至連吸收勞動力的大戶——建築業，都開始了使用機器替代人。這就不得不引發我們的憂慮。如果這個過程太快了，而原來在這些崗位上工作的工人由於缺乏相關技能，不能及時轉崗，那麼就可能對現有的就業帶來巨大的衝擊。因此，如何在推進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應用以此抵消老齡化的供給面影響的同時，做好相關行業人員的培訓和轉移，將是我們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

至於老齡化引發的需求面問題，我認為破局的關鍵可能在於對新技術可能創造的巨大價值的再分配。在差不多一個世紀前，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在劍橋大學開過一門關於人口的課程。在這門課程里，他也談到了一種和今天類似的人口減少、老齡化加劇、消費不足的情形。凱恩斯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要對收入進行更為公平的分配。其理由很簡單，因為相比於富人來說，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是更高的。儘管從絕對值看，富人消費得很多，但從比例上看，消費率其實是很低的；相比之下，工人的消費率卻要比他們高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過抬高邊際稅率，讓富人多繳稅，讓中產和窮人少繳稅，那麼整個社會的消費就上去了，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就隨之解決了。

具體到現在的形勢。正如我們前面指出的，在現有技術條件下，人工智能其實已經能夠幫助我們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從理論上看，在不遠的將來，這些財富所創造出的消費將可以抵消老齡化帶來的需求衝擊。但問題是，這些財富大多數會歸機器的擁有者所有。在這種情況下，富人有錢不花，窮人沒錢花這兩種力量就會使得這種力量難以被釋放出來。因此，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對現有的稅收制度進行更為合理的設計，鼓勵企業積極推進數字化、自動化，應用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提升生產率的同時，也要讓這些首先獲得機器紅利的企業多承擔一些稅收，然後政府再將這些稅收分配給中低收入的群體。

這裡有必要提一下，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對企業用機器替代人的實踐進行限制。這種觀點的理由很簡單，如果任由企業用機器替代人，那麼從現階段看，很多人就要失業；從長遠看，很多人交不了養老金，未來也會增加養老金缺口。對於這個觀點，我是不太同意的。因為這種做法的本質，其實是把原本應該政府做的事情甩給了企業，把原本應該二次分配做的事情甩給了一次分配。企業用機器替代人是好的，是有利於做大蛋糕的。政府最應該做的，是肯定這個趨勢，然後從企業創造出的蛋糕中拿出一部分，去補貼社會上需要的人。在我看來，要強行把人「塞」給企業，以此來解決就業和養老金等問題，其實是非常無效率的。與其這樣，我們不如想想辦法，直接從機器要養老金、要轉崗培訓費——這，或許是現在最為可行的一個選擇。

用數字技術來幫助養老

至於老齡化引發的社會問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依託數字技術，以及依託於數字技術發展出的種種政策以及商業模式來得到緩解甚至解決。

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曾經提出過一個「積極老齡化」（active aging）的概念，呼籲從「健康」和「生存質量」兩個方面入手，提升老年人在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這三個維度來提升老年人的生存質量。2005年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了一份名為《在數字經濟中推進積極老齡化》（Promoting Active Age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的報告，對數字經濟在推進積極老齡化進程中可以起到的作用，以及與此相關的政策議題進行了討論。這份報告認為，「只要數字經濟應用得當，就可以讓全世界的老年人保持獨立、活躍，並工作更長的時間。醫療保健、遠程醫療解決方案、交通和城市生活的進步將只是老年人從數字經濟中受益的一些方式。更廣泛地說，技術可以創造一個包容性的勞動和生活環境，並有助於培育一個銀色經濟——一個60歲以上的人在工作場所相互交流和茁壯成長的環境，參與創新型企業，並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站在現在回看，這份報告中的論述可謂非常富有前瞻性。事實上，隨着近年來老齡化在全球範圍內蔓延，「老齡科技」（age-tech）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之下，已經有很多新型的數字技術被應用到了為老年人服務上。

舉例來說，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看護一直是困擾人們的一個重要問題。傳統上，人們關於這個問題，主要有兩種解決思路：一是將老人集中照料，即將老年人送入養老院，由專業人員進行專門的看護；二是分散照料，即讓老年人居家，主要依託子女，或者保姆來進行照料。這兩個照料模式都有其優勢和劣勢。

集中照料的看護主要體現在其專業性上。由於有專業人士的照料，老年人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服務，尤其是在疾病預防和療養上，這種模式的優勢十分明顯。除此之外，集中養老可以很好地將年輕人從沉重的養老看護當中解脫出來，讓他們可以更為安心地工作。不過，這種養老模式對於投入的要求很高，因此整體產業的規模還不夠大。事實上，現在不少老年人都希望去養老院，但比較好的養老院的名額已經排到了幾十年之後。除此之外，老年離家，在外養老，從情感上也不太符合國人的傳統習慣，因此對於部分老年人來講，這些模式還比較難以接受。

而分散的居家養老呢，其特徵則正好相反。雖然它的可及性更強，也更符合傳統習慣，但其成本較高，專業性較差。尤其是具有某些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不僅很難獲得比較好的照料，還會給子女帶來非常嚴重的照料負擔。

針對以上兩種傳統養老模式的問題，社區養老這種新的養老模式在最近幾年開始流行起來。這種模式以社區為單位，在每個社區派駐一些專業的護理人員，負責本社區老年人的看護。這樣，老年人依然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還可以在日常享受到專業人士的照料。不過，這種模式依然有自己的缺陷。一方面，社區老年人的密度相對來說不如養老院，因而護理人員的派駐數量也會相對較少；另一方面，相比於養老院，老年人在社區的居住條件也會相對分散。在這兩個條件的綜合作用之下，就會出現護理人員不足、對老年人的相關要求反應緩慢等問題。尤其當老年人突發急病，或者出現其他緊急事件的時候，護理人員如果不能及時反應，甚至可能會導致老年人的生命危險。

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以上護理人員反應緩慢的問題並不來自於護理人員數量的絕對稀缺，而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養老院，所有老人住得都很近，所以護理人員對老年人狀況的檢查可以很頻繁，因此對很多問題都可以早發現早處理，對於突發急病也能及時應對。但在社區，以上的這些都很難做到。那麼怎麼應對這個問題呢？一個破解思路就是用數字技術來輔助護理人員的配置效率。比如，現在很多社區，已經專門開發了為老年人服務的手機app，居家養老的老年人就可以通過app來呼叫社區服務人員。對於一些身患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一些社區還嘗試用物聯網技術構建了監控網絡，用以監測其生命體徵。一旦發現了異常情況，監控網絡就會同時向社區服務人員和最近的醫院同時發送信號。這樣，社區服務人員可以及時上門，進行急救，而醫院的醫護人員也可以在隨後趕到，進行進一步的醫療。通過以上這些手段，原本比較有限的社區服務人員就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社區養老的相關缺陷也就可以得到克服。

另一個例子是，數字化技術可以幫助老年人更好地實現交流，從而讓他們得到更多的情感慰藉，更好地融入社會。在現實中，很多與老年人有關的問題其實來自於與社會互動的減少。當一個人老了，退休了，他事實上要經歷一個痛苦的，與習慣的圈子告別的過程。一方面，子女有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交流頻率會減少；另一方面，自己過去熟悉的同事、熟人也會隨着退休漸漸疏遠，最終斷了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老年人會陷入一種空前的孤獨，由此產生很多心理問題和社交障礙。尤其是在大城市，人們的生活空間相對隔絕，上述這種情況就會更加明顯。在過去很長時間，這類問題都很難得到破解。但在最近幾年，隨着老年人對社交軟件和社交媒體的逐步熟悉，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解。現在，藉助於微信等app，老年人不僅可以很容易地和自己的子女、親戚實現聯繫和交流，還可以在退休後通過各種群和自己的熟人群體繼續保持聯繫，不至於出現過去常有的退休即失聯的情形。一些對網絡熟悉程度較高的老年人，甚至還可以通過某些社交平台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同伴，進行線上交流、組織線下活動。事實上，有不少研究都表明，現在老年人的心理問題和社交障礙比過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在這個過程中，社交軟件和社交媒體其實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

當然，以上這兩個例子其實只是「養老科技」的很少一部分。隨着老齡化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企業都開始投入到「養老科技」的開發中來，形成了很多的產品。例如，專門針對老年人的遠程醫療服務系統、專門用於陪護老年人的情感機器人、專門為老年人服務的數字生活服務平台，都陸續被開發了出來。可以說，從純技術的角度看，我們已經為解決老齡化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作好了充分的準備。現在我們要做的，更應該是從政策角度入手，思考如何用政策來引導和促進人們能夠把更多的技術真正用到服務老年人上來。但從現在看，這一點做得還不是太好。

由於現在的技術都是年輕人主導的，因此在考慮技術應用時，他們很可能會在不經意間忽略老年用戶，或者以他們眼中的老年人訴求替代了老年人的真正訴求。一個重要的例子是健康碼的應用。本來，健康碼是為了方便人們在疫情期間出行的，而且從年輕人的視角看，應用健康碼也很容易。但在現實中，很多老年人卻因不會使用健康碼，導致出行困難，甚至還因此導致了不少的衝突。針對類似的情況，我們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一方面，企業在設計相關產品時，應該更加強調對老年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政府對於類似的產品，也應該給出相應的標準，對企業提供相應的指導。

用數字技術逆轉老齡化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直接解決老齡化的各種問題外，數字經濟或許還能被用來增加出生率，在一定程度上延緩和逆轉老齡化趨勢，為調整人口結構作出一些貢獻。一個國家出生率的高低，除了類似計劃生育等政策因素外，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人們的生育意願。關於生育意願，經濟學家們曾經進行過很多研究。例如，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諾貝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就在其著作《家庭論》中探討過這個問題。在貝克爾看來，人們對於生兒育女的決策，其實在本質上是和消費、投資等決策一致的，都是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比較。生養孩子的收益很多，例如，在自己年老時，孩子可以為自己提供相應的保障，所謂「養兒防老」就是這個道理。此外，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人們也可以獲得相應的情感慰藉，這些都可以被視為是生養孩子的收益。但另一方面，人們為生養孩子也需要支付很多成本。且不去說諸如學區房等大額投資，照料孩子所需要投入的時間就是一筆巨大的投入。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工作越來越忙，越來越沒時間在家帶孩子，這已經構成了人們不願意生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我們可以設法用技術的手段減少人們帶孩子的成本，就有可能對人們的生育意願造成正向的激勵，從而促進生育率的提升。

例如，由於照料孩子需要很大的投入，因此現在不少夫婦在有了孩子後，都會有一人專門在家照顧孩子。在傳統的就業模式之下，這就會導致其無法工作。因此，如果可以推進居家工作，一部分人就可以在照料孩子的同時，繼續就業、繼續獲得收入。這樣一來，他們養育孩子的成本就會大幅下降。目前，隨着各種遠程辦公、遠程會議系統的普及，以上情景似乎慢慢成為了現實。隨着這種趨勢的演進，適齡人群的生育意願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升。

小結

從目前的趨勢看，老齡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隨着老齡化的到來，很多經濟、社會問題都會隨之產生，這讓很多人感到很煩惱。但這種煩惱其實大可不必。引用現在網上的一句流行語，「面對困難最好的辦法，就是面對它」。事實上，包括數字技術在內的技術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破解老齡化問題的良好工具，如果我們能夠用好這些工具，那麼就能成功走出老齡化的困境，甚至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和逆轉這個過程。

長壽本應該是一種社會進步的恩賜，我們不應該把它看作是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