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本芬：八十歲，起筆回家

去年6月，時年八十歲的楊本芬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書《秋園》。

在這本巴掌大的磚紅色小書里，她記錄下母親梁秋芳的一生。書中，楊本芬為母親取名「秋園」，而自己化身文中長女「楊之驊」，秋園苦難堆疊的一生不斷衝撞女兒的筆端和眼眶，是泥沙裹挾的河流，也是書寫的燃料。

母親的生命在紙上落定，楊本芬收攏稿紙，接着講述。這一回，她講自己，講鄉人，講那些溫和細碎的日常，匯集在7月出版的短篇集《浮木》裡。

「作家」的身份是嶄新的，但她敘事已久。

起初是用嘴，二十幾歲的她跟小鎮工作的同事們講《聊齋》裡的花妖狐鬼，外國小說里浪漫壓抑的女人，愛恨別離，流言與傳奇，滿屋子熱烈高亢的聲音；接着用筆，六十歲在女兒家抽油煙機的轟鳴聲中孤獨地爬梳稿紙，她對着回憶流淚；後來用指腹，八十歲學着高高翹起食指，對準平板屏幕一筆一划耕耘。

脊樑一截截矮下去，書寫的聲音和速度逐漸衰弱，聽故事的人卻從一間屋子蔓延開去，又從四面八方拿着相機擠到跟前來。

楊本芬幾乎不會拒絕任何採訪。有客人的日子裡，她早早地起床，把自己和屋子都收拾清爽，一身素色衣裳，端上備好的果盤，一刻不停地展示年代久遠的繡布、相冊和書房。坐在沙發上和陌生人們嘮起家常，她笑聲爽朗，話鋒一轉，又紅着眼落進往日湍急的浪潮。

悽愴是故事裡無法被遮蔽的底色，她是講述者、親歷者，用一支筆和時間頑固地對抗。傍晚送客時半個身子夾進門縫，探出頭來反反覆覆道別，「我的故事說得好麼，文章夠寫了麼？」

擰開龍頭

60歲開始寫作，楊本芬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兩歲女孩的外婆。

為幫二女兒章紅照顧年幼的孩子，她從南昌來到南京，泡在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里，泡在女兒家滿屋的書里。看完野夫的《江上的母親》，她想起逝世的母親，寫作的念頭一經點醒，再也無法平息，「如果沒人記下一些事情，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痕跡將被迅速抹去，像一層薄薄的灰塵被歲月吹散。我真的來過這世界麼？經歷過的那些艱辛困苦什麼都不算麼？」

她在廚房寫，青菜晾在籃子裡，灶頭燉着肉，抽油煙機轟鳴；在搖籃邊寫，外孫女在搖籃里睡得酣甜……寫作過程持續兩年，積攢八斤重稿紙。記憶源源不斷地從腦海里湧出，鮮活，磅礴，筆端像廚房裡被擰開的水龍頭。

作品完成後，女兒章紅將故事以《媽媽的回憶錄》為名發布在天涯論壇上，反響意外熱烈。楊本芬一刻不停地回復讀者留言，像一台通了電的機器。對於這些遙遠而陌生的聲音，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不是感動，而是感激。」留言最密集的時候，楊本芬在電腦前忙到凌晨三點，「生怕怠慢了別人。」

《秋園》掛在網上的十七年間，出版邀約不斷，溝通過後卻總是不了了之，楊本芬對此並不覺得失望，甚至從沒覺得她能變成一本書的作者。

十七年過去，故事終於在紙上落定、延展。

楊本芬的書架。本文圖片均為實習生 陳雨璐豆瓣評分8.9，書被連續加印八次，總計銷售近40000冊。八字當頭的年紀，楊本芬收穫紛至沓來的圖書獎項。有讀者評價，「《秋園》好像女性視角的《活着》」、「一口氣讀完了。輕輕的一本，沉沉的一生。」

鼓勵和讚譽從四面八方湧來，沉寂二十多年的小屋也開始迎來送往，各地記者趕來採訪。

楊本芬在書房閱讀暮年的寫作帶來熱鬧，也帶來孤獨。關起門來，她依然是操勞的妻子和母親，一個在周圍同齡人中顯得些許「特殊」的老人。

這個位於南昌城郊結合部的小區里住滿年歲各異的退休工人，多數「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楊本芬不會打牌，沒上過麻將桌，不跳廣場舞，家庭生活之外，填滿時間的方式是刺繡、寫作和閱讀。

傍晚納涼的人圍坐在綠蔭沉沉的香樟樹旁，她也曾走進人群，乘涼讀書，周圍的目光卻會讓她覺得坐立難安，「他們就那麼盯着你。」書翻得越來越艱難，兩次之後她退回書房，「不想搞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樣子。」。

周圍的一些人並不知道她出了書，一些人知道，但全然不感興趣，也有人會突然湊到她跟前，叫她「大作家」，儘管對方並沒有讀過她的書。

楊本芬在家中寫作。對於「作家」的身份，楊本芬始終感到懷疑，「我只寫了一本書，怎麼能說自己是作家呢？」這個問題也在母女和友人之間反覆討論。女兒章紅認為，「當你有表達的衝動，說出你想說的話，用真誠觸動到別人，寫作就開始了。」在出版人塗塗眼中，「她不僅僅是女兒和母親，她用寫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國的歷史，直面了命運的無解。」

無論是不是「作家」，楊本芬的寫作仍在延續——《秋園》出版後，為了更便捷地書寫和回復留言，她學着打字，用一個月時間熟悉平板電腦。在想要動筆的時候，她從廚房、臥室、瑣碎的家庭生活里抽身而出，在陽光籠罩的小桌邊坐下，樓前幾株豫樟生得高大，她面朝窗坐，「用筆趕路」。

7月，第二本書《浮木》正式出版，這是《秋園》的補足和延續，回歸楊本芬自己的故事，也記錄她記憶深處形形色色的鄉人。

浮木

「這一生，如同水中浮木般隨波逐流，掙扎求生。「《浮木》封面的句子是對秋園母女的真實寫照。在那個遠去的年代，「動盪感」、「漂流感」貫穿她們的一生。

1914年，秋園出生在洛陽一戶開藥店的人家，17歲時被年輕的國民黨軍官楊仁受相中，她以「送我讀書」為條件出嫁，開始隨夫遷徙，到南京生下第一個孩子，讀書成為泡影。

過了幾年安穩日子，很快到了1937年，秋園跟丈夫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撤往重慶，後撤的輪船經過湖北漢口，仁受想起家鄉失明的父親，猶豫是否返還湖南湘陰老家之際，他請船上有「半仙」之稱的同事幫自己算了一卦，按照對方所描述的卦象，帶着妻兒下了船。

命運就這樣由一副搖搖晃晃的卦象顛覆。多年後，他們的女兒楊本芬在書里寫，「過吊橋時，年輕的秋園牽着子恆（長子），邁着輕捷的步子走了過去。從前的生活，也遠遠留在吊橋那邊。」此後，秋園在陌生的土地先後誕下五個孩子，夭折三個。漫長的歲月里她挨餓，受苦，被批鬥，被欺凌，46歲丈夫逝世，無奈之下，帶着兩個年幼的兒子改嫁到湖北，20年後第二任丈夫故去，她回到湖南舊居度過晚年。被兒子們守着，被屋子前後的楓樹與香樟守着，直至89歲終老。

梁秋芳舊照「顛沛流離」同樣刻進楊本芬的一生。那是1960年，楊本芬的父親在飢餓中不安地死去，走時肚子圓滾滾的，「像個闊佬」。丈夫離世，在最需要子女們幫助「掙工分」的時刻，秋園把快小學畢業的楊本芬拉到身前，讓她去考學校，「家裡有我撐着。」楊本芬始終懷着讀書的熱望，但身為長女，她知道一旦走了，擔子全壓在媽媽一個人肩上。她帶着矛盾的心情去考岳陽工業學校，將近30個人參加考試，只她一人考上。

在學校里，她勤學善思，成績優異，「一張紙片子都要撿起來看」，書讀到最後一年，學校因故停辦，師生四散。她獨自跑到江西銅鼓，在建築隊幹活，工友們見她是學生模樣，說起不遠處有個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楊本芬的心思又被點亮，抱着行囊到江西共大求學，學制一年。她盼望儘快賺錢養家，在城市紮根，畢業前夕卻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回農村。流離奔徙中，學業始終是一場空夢。婚後要照顧三個孩子，她又錯過成為中學老師的機會。

章紅的記憶中，母親對「大學」始終有根深的執念。高考制度尚未恢復，她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便是，「等你們長大了，要讀大學。」當時的江西宜春的銅鼓縣城，「連老師都不大知道大學這回事。」

長女章南第一年參加高考，差三分上本科線。家裡的男人們覺得女孩子讀中專是不錯的選擇，只有楊本芬一個勁堅持復讀，老師來勸，「出了窯的磚定型了，再復讀一年，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成績。」楊本芬聽後氣沖沖地對女兒們說，「我就不信，一個人才16歲，怎麼就定型了。」在母親的堅持下，章南復讀，一年後考入南昌一所重點工科院校，畢業後成為一名高校教師。

二女兒章紅自稱「小鎮做題家」，是學校里有名的尖子生，1986年考入南京大學，完成了母親和外婆未竟的「大學夢」。

為籌措女兒上學的資金，楊本芬與丈夫在院子裡養豬——從汽車運輸公司扛來淘汰的舊車廂板，屋頂蓋海綿瓦，竹蔸一剖兩邊，綁在板子上當作食槽，到高考成績揭曉，兩隻小豬長到八十斤，換來的錢給女兒帶去南京。

為生活所迫的處境，她從小就在體味。她和母親一般，如浮木漂泊，如野草柔韌。

《浮木》開篇，楊本芬講述故去的親人們，第一位是早夭的小弟楊銳，「漆黑的頭髮長齊後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特別愛笑。」弟弟模樣胖手胖腳，卻「來得很不是時候」。

那正是饑荒的年代，一家六口擠在破敗的屋子裡為糧食發愁，楊銳出生不久患上肺炎，咳嗽到第十九天，在姐姐懷裡拱了拱身子，斷了鼻息。「弟弟在我懷裡走的時候一歲，我十二歲；現在我八十一歲了，弟弟還是一歲。」而在當時，她沒有流淚，只為他擺脫飢餓感到解脫，「無須體會飢餓等於活埋的滋味」，日後生活有了餘裕，卻越發感到錐心刺骨的疼痛。

楊本芬刺繡作品活着為了講述楊本芬為《浮木》第一章取名「家」，親人先後離開，留下她做記錄的人，這些人終於在書里「相聚」。

八十歲成為作家，楊本芬與人講故事卻可以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

29歲時，她開始在銅鼓縣城的運輸公司上班，日常最愛做的事便是到處找書，想盡辦法換回家讀——繡鞋墊、給襪子鑲底，殺雞招待客人……甚至在家務間隙伏在案頭抄書，讀得很「貪婪」，文字爬進腦海，她用自己的方式記憶和講述。

沒有電視可看的年代，入了夜，楊本芬的小房間便熱鬧起來，同事鄰里聚在一起聽她說起那些古老傳奇的故事——《七俠五義》、《聊齋》、《鏡花緣》、《紅岩》，還有她最愛的《安娜·卡列尼娜》……章紅是聽眾間的固定班底，端一張小板凳，把身體貼緊，喜歡把下巴倚在媽媽膝蓋上，「聽什麼都很入迷」。

楊本芬的書架楊本芬的閱讀習慣也一直延續至今，關注多年的作家出了新書，她讀完覺得失望，不加掩飾地批評，「結構是斷裂的，怎麼會寫成這樣。」在公眾號上讀文章，不管寫得好壞，只要底下有「打賞」通道，她總要點進去花上一些錢，因為「無論什麼年頭，寫字總是不容易的。」被她講述的人，也是渴望被傾聽的。早在讀書時章紅就採訪過外婆秋園，沒有錄音筆，她帶了小本子，到老家找一間小屋，托着腮聽外婆講述往事。外婆聲音柔和、思路清晰，章紅聽得入神，沒有立即記錄，老人便停下講述，張大眼睛問，「你怎麼不記了？」那次的採訪，章紅沒有看得很重要，回想起外婆當時的反應，她至今仍感到遺憾，「我覺得她是渴望講述的，她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看到。」

章紅歷歷在目的是外婆秋園穿着淺灰色立領偏襟棉布褂子，一手舉起蒲扇略擋住太陽，一雙裹了又放開的腳「咚咚咚」走在鄉村土路上，帶她們去走人家，每到一戶就飲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茶里有鹽，炒過的芝麻噴香。晚年的秋園坐在女兒、外孫女家裡看《天龍八部》和台灣浪漫小說，把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一邊講述一邊感慨，「好好看咯，好好看咯。」離世前一年，身體日漸衰敗的她在家中招待後輩，告別時，拉着外孫女的手站在屋前曬坪上，手指向不遠處的山崖，「你要是早來一個月就好了，杜鵑花開得可好看了。」這個畫面定格在章紅心裡，「外婆88歲，依然為我看不到杜鵑花而感到遺憾。」

直到《秋園》發布在天涯論壇後，她的生命終於被千萬人閱讀。

故事掛在論壇上的十七年間，章紅收到四面八方的網友留言，其中一位說自己也想記錄父親口述的往事，無奈父親敘述的內容細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脈絡和層次。讀到這個帖子，他仿佛回到聽父親講述過往的場景里，「一樣的水漫過來，一樣的苦味彌散着。」

《秋園》出版後，章紅設法找到這位讀者，對方卻告訴她，父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症，如今連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這件事帶給章紅衝擊，「人們一直在喪失，記錄和書寫便是人類抵抗遺忘、抵抗喪失的方式，因為故事不經講述就是不存在的。」

一位讀者留言說起自己媽媽的寫作，「她最近也在寫點什麼……世上並不只有名人的巨流河或無愁河，每個人都有河，都可以寫，都能被看見。」

「媽媽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沒於大地，只是我再也沒有想到，藉助於我粗陋的筆墨，她的生平竟得以復活。」楊本芬在《浮木》的序言中這樣寫道，「而最令我欣慰的是這樣的聲音：看來我也要去聽外婆的故事，否則就要來不及了。」

疼痛的骨頭

「用筆趕路」的楊本芬唯一憂心的是，「沒有其他毛病，就是這個膝蓋痛把我打敗了。」

她的膝蓋已經疼了三年多。前年做了微創，疼痛卻加劇，再不敢輕易動刀。常年貼着膏藥，陣痛來襲，常常需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下樓也成了難事。

楊本芬偶爾在和女兒們的通話里委屈地哭，可有些事情卻還是要拖着疼痛的身體去完成。比如寫作，比如照顧年長七歲的老伴。

楊本芬在陽台刺繡寫的頻率不如以前了，但只要回憶上涌，她還是會拿起平板，坐在陽台上那張熟悉的小桌旁，或半躺在書房的小沙發打字，興奮時一下能寫出四個故事。楊本芬感到困惑，明明這些年記憶力衰退得明顯，前些日子才看的書便忘記名字，大部分內容也流水無痕，理不出思路，半世紀前的畫面、言語卻實在清晰。她能清楚地報出在運輸公司做調度員時處理過的數據——成都到長沙198公里，成都到南昌210公里……書里的人多已斷了聯絡，不知生死，說起來卻像剛剛在樓下打過照面，「李娭毑（《浮木》中提到的一個角色）你曉得吧，看過吧，」坐在餐桌邊談起舊時的鄉人，楊本芬放下筷子，半仰頭，表情忿忿，「你說這些人怎麼會這個樣子咯！」

在家庭里忍耐和照料的歷史遠比寫作悠久。早年間為了照顧兩個弟弟，楊本芬到十四歲才正式上學，最潦倒的時候從父親的手裡接過木棍，和鄰家孩子沿路乞討；二十歲流落異鄉，遇見丈夫——舊官吏家的女兒和地主家的兒子，兩個年輕人帶着各自刺眼的階級成分，見過幾面便定下終身；抱着繼續工作讀書的念頭，婚後卻很快成為母親，照顧三個兒女，不到五點起來蒸飯，十多年中頻繁換着工作，卻從未擺脫灶頭鍋尾的瑣碎；到了晚年也難得清閒，日夜看護患有糖尿病和阿爾茨海默的老伴，忍住膝蓋的疼痛在屋內「跋涉」——移動時，一隻手要托緊丈夫手肘，另一隻手扶住他的後背，再借一根杵在前面的拐杖開道，五條「腿」靠在一起緩慢地挪。

而在其他時候，楊本芬總是覺得丈夫離自己好遠。相伴六十一年，她形容他，「是個好人，老實得不得了，對外人極好，對小孩極好，卻不曉得心疼我。」記憶里少有親密的時刻，早年間在南京過馬路，她主動過去牽老伴的手，卻被甩開，丈夫嘴裡蹦出四個字，「各走各的。」別人稱呼她「小楊子」，丈夫有一連串簡單的音節可以用來代替名字，「誒」、「餵」……如果有孩子在場，這個問題便得到解決，他會轉向兒女，在他們名字後面加上一個「姆媽」的後綴，「去找你姆媽。」楊本芬回憶，有一次她在房間裡聽到他這樣說，從房間裡走出來，氣惱地回應道，「你姆媽來了。」丈夫瞪大眼睛說不出話來，這一幕讓她覺得「蠻好笑」。

所有的不滿也只抵達這一聲「蠻好笑」，「我模樣不錯，能說會寫，手腳麻利，也聰明，為什麼不值得他珍惜，不值得他愛呢？」楊本芬坐在書房的小沙發上，眼睛裡有悽愴的顏色。嘗試交流也只是「對牛彈琴」，她感到困惑，但從來沒有想過離開，談話的時候會中途離開，「去看爺爺睡得好麼。」

在丈夫那裡，楊本芬覺得自己仿佛是沒有名字的人，但有件事讓她印象深刻。前些年丈夫的言語和書寫功能衰退得厲害，有人拿出白紙來讓他寫家人的名字，他寫不出兒女叫什麼，只會寫「楊本芬」，不停寫，直到黑色的字跡爬滿一頁紙。

媽媽的困惑也讓章紅感到困惑，她自覺有一個接近完美的父親，「砍柴劈柴，種地種菜，賺錢養家，從無外遇，也不打罵孩子。」朋友聽完描述，誇她的父親是「那個時代的完美好男人」。章紅更加迷惘了，「但我媽媽不幸福，他不能滿足我媽媽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

這些家庭生活的細節都被楊本芬寫進自己的第三本書，塗塗為這本書取名《我本芬芳》，書籍預定明年夏天出版。身邊有人提出質疑，說家庭里的故事是私密的，何必要寫下來讓旁人知道，楊本芬卻覺得只要是真切的生活，便沒什麼好掩藏。團圓和美滿是真的，苦難和委屈也是真的，她從沒想過逃，也不肯放棄寫，「我就是要寫出來，管他的，就是要寫！」

楊本芬用平板寫作對於楊本芬而言，寫作從來不是「出走」的徵兆。「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是掛在嘴邊的話，她習慣付出，擅長忍耐，走過煙火灶台的一生，到了暮年，只是手上多出一支筆來，幾頁紙完成後，原本的生活照舊。曾經被一位記者問到「有沒有想過人生會有另外的可能」，她的回答是「沒得選」——當年身上帶了三塊錢，只夠到江西，去不了更遠，後來被下放農村，只能通過婚姻「挽救」生活。

「媽媽習慣忍耐，但要說真的沒有抗爭，似乎又不是，對她來說，寫作本身就是日常縫隙里的挽留和抵抗，不基於性別，只基於人性，她願意寫，也能夠寫，便是好的。」章紅說。

至於那些傷痛，就像膝蓋下面那塊不安的骨頭，接下來的日子，她還要繼續行走。即便疼痛，也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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