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們為何熱衷護持道教：政治逃避還是政治野心？

作者丨[美]賈晉珠

在主流的道教研究中，往往認為明代道教處於沉寂衰落之中。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一書，對這個觀點進行了顛覆性的歷史解讀。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副教授王崗（Richard G. Wang）的這部新著中，明代的道教藉助神樂觀，使得道教滲透到了國家中央機構當中，道士也在國家儀典的施演中擔當了壟斷性的角色，甚至道教在明代的精英文化中占據核心位置。王崗的研究，顛覆了明代藩王闒茸無為和明代道教衰落沉寂這兩種傳統認知：道教在明代恰恰是某種興盛的新發展。

正如書名所示，在《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中，王崗將研究的視角轉向明代分封於各地的藩王，更注重道教及其護教人群在明代地方社會中的廣泛存在和在基層社會的生存狀況，而非聚焦於宮廷與道教上層精英的關係及其政治影響。基於文獻研究和田野調查，王崗發現，除了個人信仰的因素之外，資助道觀及其宗教典禮、豢養道士、整理刊刻道教典籍，成為明代藩王鞏固和展示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在此過程中，藩王們深深捲入了地方社會中宗教文化事業之運作，成為明代官方宗教政策與地方民眾的信仰需求之間的中介者。

在王崗看來，明代道教的興盛與藩王制度有着天然的內在關聯。明代藩王廣泛參與了對道廟的支持，進而使這些城市廟宇成了國家宗教地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對道教的文學支持、與道士結交以及取用道號等，展示了藩王接納道教的其他幾個重要方面。他們對道教的積極支持動力十足，從許多不同方面一起參與道教活動。

《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美]王崗著，秦國帥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版。

道教，為明代藩王提供了一種精神載體，用以表達他們在藩禁制度所劃定的社會角色中不可能享有的超越的身份認同和自主的自由。地方道教宮觀充分利用了其與藩王的特殊親密關係。為自身的宗教和世俗利益，這些宮觀也藉此擴大了道廟的規模，並發揮出了更大的影響，甚至極有可能逾越了政府所施加的限制。同時，來自藩王的支持又協調了官方的宗教政策與普通人的精神需求。有時候，這些藩王會利用自己的權力來改變官方限制，並對道教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2012年，《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英文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賈晉珠（Lucille Chia）於2014年6月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第74卷第1期發表了針對該書的書評。賈晉珠將王崗的《明代藩王與道教》與卜正民的《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相提並論，認為王崗「這部書打通了明史研究中尚處於荒蕪狀態的兩個領域：明代道教，以及情況稍好一些的——明代藩王」。

下文為賈晉珠所撰寫的《明代藩王與道教》書評，由該書中文版責任編輯黎大偉翻譯，作者賈晉珠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刊發。

評《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

作者丨賈晉珠

王崗（Richard G. Wang）積十幾年之力完成的《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一書，討論了明代藩王家族廣泛而多樣的道教活動，是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緻的學術研究。這部書打通了明史研究中尚處於荒蕪狀態的兩個領域：明代道教，以及情況稍好一些的——明代藩王。

正如王崗所指出的，關於明代宗室精英如何參與地方性宗教活動的研究，一直落後於對宋代和清代的同類研究，並且，學術界也一直沒有能與卜正民（Timothy Brook）關於晚明士紳精英的佛教支持活動的著作（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中譯本：《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張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相匹配的對明代藩王的相應研究。這種忽視部分來自學術界長期流行的對明代藩王的偏見，如歷史學家傅衣凌所說：「（明代藩王）食租衣稅，無所事事，就是溺佛燒丹。」那麼，我們怎樣才能論證，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明代宗藩人群的歷史重要性呢？

明初藩王分封圖

王崗發現，終明一代， 有288位藩王（包括親王和地位較低的郡王）以及291位低等級的宗藩成員「參與了道教活動」。儘管相對於王朝整個時段的宗藩人口總數，這大約600人所占比例不到1%，但是，必定還有其他我們不甚了解的宗藩成員也參與了道教活動，比如宗藩的女性成員，只是關於她們的史料罕有保存下來的。

為什麼這些宗藩人士會護持道教呢？他們是要通過宗教行為在封國所在的地方社會中攫取更具影響力的地位？抑或通過護持道教來組建全帝國範圍的關係網絡，特別是與中央朝廷的關係網？哪怕是就一個個案如此發問，也顯示出這些問題的複雜性。

王崗的緒論，從對深深浸潤於道教生活方式的朱權（1378-1448）的討論開始。此人是明太祖的一個兒子，始封於帝國北部邊境（今內蒙古），後來徙置於江西南昌的寧藩的始祖。在其20歲之前，朱權已經編纂了一部百科全書，其中有一章是關於道教的。此章所收65個新詞條中，有43個是朱權寫的。在朱權一生撰寫或編纂的70餘部著作中，至少有25部以道教為主題，他的雜劇作品中有3部亦然。朱權不僅贊助其封國乃至全帝國範圍內著名的道教聖地的道觀和道士，他本人還成為道教正一派中淨明道的一位宗師。

最後，在朱權的後代中，也有不少人，包括好幾位寧王，積極地贊助或親身投入道教活動中。儘管朱權對道教的熱情尤其特出，促使他奉道的因素在明代藩王人群中卻是具有普遍性的：個人興趣；明帝國國家典禮儀式中對精通儀式樂舞的道士的格外倚重（從明太祖開始）；曾經在帝國初代藩王統御下的軍人們對道教神祇如真武的特殊信仰；被朝廷剝奪了政治和軍事權力的後期藩王從道教中獲得了慰藉；在封國所在的地方社會中維持存在感的一種方式；傾瀉宗教和文學熱情的渠道。

位於江西南昌的朱權墓前八角狀華表，自上而下陰刻八道字符

該書第一章對明代藩王歷史作了一番有益的概述。王崗指出，訖至永樂朝（1403-1421）後期，明太祖曾託付於最早一批藩王的可觀的軍事力量已經被顯著地削減了。在「藩禁」制度下，藩王們被禁止統御軍隊、參與政事、干預行政機關、從事士農工商諸業，藩王及其親屬們的生活空間日益窘促。他們也不得逾越所封藩國的界限，與其他藩王來往，並且只能依賴朝廷發給的歲祿生活。

在此情境下，藩王們主要的官方職能就是作為國家的代表在其封地內主持國家性的儀式典禮，而這些典禮有着鮮明的道教風格，往往是由熟諳儀式樂舞的道士來施演的。耳濡目染下，藩王們對道教的興趣被點燃了。他們中有的人成為道教宗師而被納入教派譜系，有的親自施演道教儀式，有的成為道士的贊助人，有的資助道觀的修建和日常運行，有的編撰刊刻道教書籍。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些片段中，王崗進一步討論了明代藩王及其他宗藩成員是如何被道教吸引的。他提出但並未充分討論的一個解釋是：明太祖和明成祖與道教及道士有着密切的關係，相形之下，他們對士大夫們所捍衛的儒學並不信任。這種立場影響了他們的親屬和後代。

王崗還指出，時代稍後的藩王們喪失了大部分政治、軍事權力後，自身了無價值的空虛感，被隔絕於社會生活的孤獨處境，促使他們趨向宗教生活。同時，明代初期皇室對道教的偏愛，意味着上至中央朝廷、下至藩國的很多國家儀典都由道士來施行，因此，代表國家主持這些儀式的藩王們自然而然地與來自道教的儀式專家們熟稔起來，並對道教發生興趣。

在第三章，王崗從各種類型的文獻中鈎稽出了藩王們違背「藩禁」制度的大量史實，以更深入地討論他們是如何參與道教儀式的。比如，「藩禁」制度禁止藩王加入道教教團以及受籙成為道士，但很多藩王對此視若無睹，包括一些等級最高的、統治着最主要藩府的親王。如朱權，成了道教正一派的淨明道的宗師。其他一些宗藩人士則將他們的道教身份認同凌駕於宗室身份之上。遼王朱憲，甚至在平日裡也穿着道士法服。吉藩的朱常淳，是全真教龍門派的一個成員，他為了逃避繼承王位，不惜詐死。

明禮部祠祭清吏司所頒的道士度牒，今藏上海博物館

還有一些藩王則將道教儀式作為實現政治野心的手段。如朱柏，第一代湘王，道號紫虛子，曾暗示說他接受了完整的正一授籙儀並達到了最高位階。1399年，朱柏舉行了一場道教的普天大醮，而這一儀式本來是中央朝廷的禁臠。很可能正是因此，朱柏被視為謀逆於建文皇帝，他在這場儀式後不久即自殺，而建文皇帝其時正在大肆捕殺他的那些有叛亂嫌疑的叔父們。略有遺憾的是，除了枚舉大量的例證之外，王崗本可以對他的推測作更詳盡的分析。

明代的藩王們曾積極地參與書籍的製作和消費，自然，那些涉身道教的藩王也會投身到道教書籍的撰寫、編纂、校勘、刊刻、收集、複製中。本書第四章以此為主題，並提供了大量藩府所製作的道書的例子，其中一些被收入《道藏》。王崗論證說，明代藩府製作的道書作為獻給皇帝或贈予道觀、道士、友人的禮物，刊刻精良，僅印刷有限的數量，不會廣泛地流通。對於部分藩府刻書來說，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它們往往附有呈給皇帝的獻詞或由皇室御用的高級道士所作的序言。

然而，也有一些藩府刻書後來被商業性地翻印，並變得極其常見。例如：著名的醫學處方集《千金方》；賢哲的傳記匯編；趙藩的朱載所編集的內丹著作集成《金丹正理大全》。另外，並非所有的翻印本都能保持優良質量。實際上，很多藩府刻書的書版是在被蛀壞後才借給或轉讓給衙門或書商的。同時，這些翻印本所用的紙張也往往劣於初印本。

第四章還描述了藩王的某些行為，涉及《道藏》的接受和贈予。比如，明宮廷會把《道藏》副本作為禮物賜予一些藩府。然而，這種賞賜是有限的。至少在一個案例中，徽莊王希望獲得第二部《道藏》的請求被拒絕了。這是否意味着藩王們無法把《道藏》贈予他們所支持的道觀呢？十分有趣的是，類似於《大藏經》的情況，藩王們和其他的宗藩成員在明代版《道藏》（完成於1447年）的編纂中顯然沒有扮演積極的角色。這或許仍然是因為宮廷施加的或明或暗的限制。

《道藏》

第五章討論了明代藩王護持道教的史實中非常顯著的一個方面——對道廟的支持。其方式有：向道廟贈送土地、錢財、藝術品、書籍；新建或重建道廟；圈占封地內的道廟或聖地，將其變成家廟。這種支持，尤其是那些來自親王們的，與非宗室精英們對他們所屬意的廟宇的贊助非常相似，但要慷慨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獲得藩王及其親屬贊助的至少386座道廟，絕大多數都位於這些贊助人被分封的城市中及其近郊。這種在地點上的選擇體現了「藩禁」制度的約束。再者，這些道廟的精確位置也反映出他們的宗藩贊助人的地位差別。最高級別的親王們能夠贊助那些遠離他們封地的道廟，包括那些有全國性影響力的道教聖地，如湖北的武當山，有12個王府在這裡建立了「茶庵」，供道士和香客們歇腳住宿。親王們既擁有雄厚的財力，還能跟宮廷說得上話。在王崗舉出的四個例子中，親王們設法促成了皇帝向他們資助創建或重建的道廟賜予《道藏》，對道廟來說，這是一種極大的榮耀。

然而，正如王崗指出的，級別較低的宗藩成員受到的來自中央政府的監控較少，有更多的行動自由。因此，我們應該考慮到，在與其所在地方基層社會的互動中，這些人在社會地位和行為方式上，應該是近似於非宗室精英，乃至於較為富裕的平民的。問題在於，有關這些低等級宗藩成員的史料寥若晨星，除了一些非常巧合的情況，比如，當他們的名字被記錄於信眾團體（「社」）的香客名單中時。

第六章討論了藩王們以文學形式進行的道教活動。王崗論證說，由於藩王們在行動上受到限制，他們通常只能與王府的屬官和神職人員交往，而無法與他們所在時代最有聲望的士大夫交往。結果，除了16世紀晚期的一些精英文士（包括王世貞和汪道昆）外，他們通常只能資助較為次要的文士。至於藩王自己的文學創作，主要是一些道教主題的詩歌。

明代道教版畫

第七章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討論藩王與道士的關係，特別是那些具有全國性聲望的道士。王崗揭示出，這些道士是藩王的朋友兼宗教導師，經常被邀請到王府去主持法事。這些道士（他們往往擔任中央政府的高級道官，或得寵於皇室）的聲望，實際上增進了藩王的利益。他們也成為藩王與皇帝之間的一條聯絡渠道。再者，這些道士在政治上的審慎有類於藩王，甚至有所過之，他們會避免與那些有謀逆嫌疑或失寵於皇帝的藩王交往。

第七章的第二部分探討了藩王取用道教名號之舉。從擁有正式的道教法名，到僅僅取用以「道人」作為後綴的別號，王崗揭示了這一行為的不同類型。這一部分包含了有益的信息，但是，如果將其與前面章節中關於法名的更充分的討論置於一處，也許會有更好的效果。

本書最令人滿意的部分是尾聲，這一部分細緻地描述了分封於蘭州城的肅藩成員代代相傳的崇奉道教的家族傳統。從精通道教典籍和科儀的初代肅王朱楧到末代肅王，這個家族的成員一直贊助蘭州地區的佛教和道教廟宇。

肅王們為何奉道？除個人興趣之外，王崗給出了很多解釋。首先，是因為蘭州地區駐有重兵，尤其是初代肅王，他統率着部署在西北邊境線上的超過2萬名士兵，這意味着蘭州地區的人口有大約50%—70%是由軍人構成的。軍官們崇奉的真武（也即玄武大帝），被認為護佑着北方邊境免於異族侵犯。因此，蘭州城及其周邊，尤其是在軍隊的駐防地，存在着大量崇奉真武的廟宇和神龕。

明肅王墓

在討論與蘭州玄妙觀有關的世俗信眾社團（「會」）時，王崗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軍官們參與的種類多樣的道教活動。他提及四通立於1560—1561年的石碑，它們記述了信眾社團資助重修玄妙觀的經過，也記錄了這些社團成員的姓名。在這些名單中，相對於文官，軍官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這暗示了，相對於官方認可的儒家意識形態，軍人們更偏愛道教。另外，肅藩王府成員們積極地倡議重修玄妙觀並提供慷慨捐贈，很可能鼓勵了當地社會中的其他人士，如王府屬官、士紳和商人，進行同樣的捐贈。

最後，王崗解釋說，在這個西北邊境地區，「明代藩王和貴族們很可能是把道教當作中華身份認同的象徵來護持，作為在這個地區經常失效的官方儒家意識形態的補充」。他在對雲南地區道教廟宇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同樣的現象。

總而言之，王崗的這本有益的著作中充滿了有關明代藩王及其道教活動的信息。然而，在許多章節中，史料的分布過於密集了，以至於讀者可能會設想，它們如果被更好地編排在一些設計精巧的表格中，或許能給作者留下更充裕的空間來進行詳細的論述和推斷。另外，王崗提出的關於明代藩王的道教活動的很多問題，對這一人群的佛教活動也同樣適用，這足以構成另一本書的主題了。

（本文系對201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此書英文版的評論，作者授權翻譯發表。作者賈晉珠，系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文章原載於2014年6月《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第74卷第1期，由黎大偉翻譯。）

作者丨賈晉珠（Lucille Chia）

翻譯丨黎大偉

摘編丨嚴步耕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