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章：那些隱姓埋名的女作家

女性地位提升的標誌是什麼？擁有一份工作？不依賴男性獨立生活？投身社會活動？那麼，寫作算不算呢？答案是肯定的。寫作意味着一個女人開始獨立地、系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她希望全社會都能了解她的思想。

今年下半年以來，有兩件事不約而同讓女性寫作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其一是國內公映的根據同名文學經典改編的電影《小婦人》中，主人公、叛逆而獨立的女作家喬最終堅持為自己的小說《小婦人》署上「馬奇·喬」的真名。其二是英國「百利女性小說獎」贊助商即將出版「奪回她姓名」系列叢書，將隱瞞真實姓名幾百年的女作家們的真實姓名呈現於讀者眼前。

值得人們熱議的，其實不是女性在寫作中簡單的署名問題，而是女作家是否需要化身為男性，來贏得更多評論家和讀者的關注，以及由署名所牽發出的一系列問題：女作家為何要化身為男性？女性為何要寫作？女性寫作的價值何在？

同是署名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有迥然不同的訴求。科勒·貝爾可能是一種掩飾，而喬治·艾略特和喬治·桑則需要一種欲蓋彌彰

伍爾夫（1882-1941）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隱隱批評了化身男性的女作家，「科勒·貝爾，喬治·艾略特，喬治·桑，無一不是她們內心衝突的犧牲品，這從她們的寫作中可以看出來，她們徒勞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飾自己。」然而，同是署名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卻有迥然不同的訴求。科勒·貝爾可能是一種掩飾，而喬治·艾略特和喬治·桑，則正是需要一種欲蓋彌彰的效果。

對於喬治·桑（1804-1876）來說，她把自己這個中性的名字當成一種時尚符號。她大約已經忘記自己的性別，把男性筆名作為自己進入公共領域的身份標識。作為知識女性，她認為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樣強。她並非像伍爾夫說的那樣，認為女人拋頭露面是可恥的。相反，她把巴黎文壇折騰了一個底朝天。她喜歡着男性服裝，熱衷於出現在公共領域。在帶着女兒前往巴黎之前，她是不幸婚姻的犧牲品，曾試圖為了維持婚姻而犧牲自我。在她的自傳中，她非常理性地解釋自己婚姻不幸的原因：「我不能跟他一起生活下去，是因為我們在性格、思想觀念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沒有情感交流的婚姻中，她開始創作小說《教母》。此時，寫作對於她，是一種精神上的宣洩和救贖。

喬治·桑走上離經叛道的道路，與法國社會從16世紀以來沿襲的文化沙龍的傳統密不可分。尤其到了18世紀，沙龍的平等氛圍為女性參與公共生活提供了廣闊空間，成為她們獲取知識提高修養的課堂，湧現出眾多沙龍女主人。這一文化基礎使得法國的婦女地位與英美有很大的不同。當然，喬治·桑的個性也和自己的母親、父親、祖母直接相關。她的母親和外公都酷愛鳥類，她在自傳中花了很大篇幅談論鳥。對鳥兒的喜愛助長了她對自由生活的渴望。她的父親曾在拿破崙的軍隊服役，四歲之前，喬治·桑由父親帶着在軍營長大。那裡的歡快氣氛造就了她擅長社交、恣肆爽朗的男性氣質。給她最大影響的女性，要數她的祖母，除去三年在修道院學習的時光，從四歲到20歲之前她一直跟隨祖母生活。雖然祖母是貴族的後代，卻對大革命持支持態度，她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祖母的寬廣視野讓喬治·桑看到了一個更高遠的世界。祖父母的愛情也讓喬治·桑一生都遵從自己的內心、愛得轟轟烈烈。她在巴黎文壇剛出道時，與情人于勒合作寫書，用的是于勒·桑多這個筆名。當她獨立出書時，出版商要求沿用這個頗有知名度的名字。她拒絕了，而啟用了喬治·桑這個中性筆名。告別那個叫阿曼蒂娜·露西·奧洛爾·杜班的豆蔻少女；告別被人們稱為杜德旺夫人的悲情少婦；告別仍然在精神上對男人有所依賴的于勒·桑多，一個剛強獨立、擁有無限可能性的喬治·桑誕生了。這個筆名，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女人內心的成長。

1832年，初到巴黎的喬治·桑發表了抒情小說《英迪亞娜》，它的恢弘氣象讓巴黎文壇對這位年輕女人綻開笑顏。雖然小說有她自己的影子，但是擺脫了自傳體的窠臼，情節曲折，不僅反映兩性關係，告誡女性關於生活和人性的複雜，也反映嚴肅的社會問題，將人物關係置於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下，把時代脈搏和浪漫情懷融為一體。

大約比喬治·桑晚出生半個世紀的英國女學者弗農·李（1856-1935），原名維奧萊特·佩吉特, 是一位在文史藝術方面早慧的天才少女。她在14歲之前，便用弗農·李這個中性筆名與恩師Jekin夫人通信，因為她覺得，「除了嘲笑之外，沒有人會閱讀一個女人寫的藝術、歷史和美學作品。」她14歲便在瑞士的報紙上發表關於歷史的簡述。1880年，她24歲時出版了專著《關於18世紀的意大利》。1884年，她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布朗小姐》，諷刺唯美主義和藝術中的「肉體派」，遭到主流批評家的攻擊，朋友們也沒有聲援。到19世紀90年代後期，當她關注「心理美學」領域時，她與英國的文學主流更加格格不入。她和克萊門蒂娜·安斯特魯瑟·湯姆森合作，探討對藝術形式的感知與人的反應之間的關聯，將「共鳴」這個概念介紹到英國的美學圈，打破了佩特的美學理論的壟斷，促進了美學的「新科學」進入英國的美學傳統。

弗農·李不僅涉獵諸多學科領域的研究，還是一位勇於發表見解、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她在一戰前和一戰中都大聲疾呼，並創作了反戰的戲劇《撒旦這個廢物》。蕭伯納在劇評中認為，她是維多利亞時代具有國際主義情懷的知識分子，他說：「弗農·李是英國人中的英國人……我脫下禮帽向這位最高尚的英國人致敬」。除了研究美學，弗農·李還涉獵了語言和音樂研究，發表了《詞語的處理》和《音樂和它的愛好者》。很可惜的是，弗農·李晚年和去世後，作品遭到低估，很多出版商拒絕出版她的著作。作為女知識分子，她遭遇了不被主流文化圈理解的悲哀。她的遭遇值得我們深思，究竟是她個性上的原因？還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抑或是主流文化圈的偏見認為一個女人無法在眾多領域都有所創見呢？

女性想親自描寫真實的自己，表達真實的內心，而不是男性想象和建構出的女性形象

在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婦女在履行妻子和母親職責的同時，還想堅持寫作或是從事獨立於家庭的事業，那是怎樣的艱難呢？即便是單身女子奧斯汀，堅持寫作也不容易。她的外甥說，她沒有單獨的書房，在與家人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創作。若有親友拜訪，還要把手稿藏藏掖掖。即便到了現代，女人寫作依然有很多阻擾。愛麗絲·門羅的小說《辦公室》中講述了女主人公「我」艱難進行小說創作的過程。她租用了一間辦公室，希望能專心寫作。但是房東先生接二連三地監聽、打擾她的寫作，還潛入辦公室偷看文稿，並不斷編造關於她的桃色新聞。

在女性寫作權利喪失的漫長年代裡，女性形象是由男作家們描畫的。他們中不乏同情女性弱勢地位的婦女之友，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都對女性的不幸遭遇報以深切同情。然而，男性作家對女性的描寫真的符合事實嗎？顯然，很多女性並不滿意他們在作品中屈尊俯就地同情女性。在女性的塑造方面，他們不可避免帶上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偏好。

讓我們看看大文豪是如何描繪他們理解中的女性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洋溢着濃厚的厭女症氛圍，王后、奧菲利亞似乎是政治角逐的陪襯和犧牲品。年輕的王子得知父王仙逝、母后很快改嫁叔父，馬上高呼：「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難道女人改嫁就是意志薄弱嗎？難道其中沒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嗎？難道王后可以代表所有女人嗎？

彌爾頓在《失樂園》中塑造了嬌羞動人、天真順從的夏娃形象，這是彌爾頓理想中的女性。儘管他不厭其煩地描述亞當夏娃共同勞作、彼此親密無間的婚姻生活，這已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對於女性在婚姻中的定位，但我們仍然能體察到他內心深處認為男性高於女性、女性要服從男性的價值觀。比如，他像老祖母一樣教導女性如何心平氣和地接受伴侶和婚姻。他借亞當之口道出「女人的可愛莫過於對家政的考慮，促進丈夫的工作」。更有甚者，在二人偷食了智慧樹上的果實之後，亞當感到即將遭上帝嚴懲，他怒火中燒，用嚴厲的眼光訓斥夏娃：「別讓我看見你，你這條蛇！這個名字對你最合適，你和他聯盟，同樣虛偽和可恨」。接着，亞當又感嘆世界如果只有男人沒有女人就好了：「若只造男人和天使來/充滿世界，不造女人，用其他方法/來生殖人類的後代，該多好呢！/這個禍水一降下來，便愈降愈多，/在地上產生的無數亂子，都是由於/女性的羅網……」但即便亞當如此怒斥她，夏娃居然沒有反駁，眼淚不住地流，謙卑地伏在亞當腳下，抱住他的雙腿，祈求和解。

喬伊斯在塑造《尤利西斯》中的女主人公莫莉時，用的是自己的妻子諾拉作為原型。雖然諾拉很骨感，但是喬伊斯刻意凸顯了莫莉的豐滿。喬伊斯筆下的莫莉，帶有濃厚的中古愛爾蘭史詩中的豪放女子的調性，在深夜獨白中饒有興致地回顧了她年輕時的所有追求者和風流韻事，尤其渲染了莫莉的情慾和對情人鮑伊嵐身體的渴望。喬伊斯一片好心，希望啟蒙女人們從舊式道德的束縛中掙脫出來，能尊重自己身體上的感受，然而乘風破浪的女作家並不樂意看到他把女人描繪得如此放浪形骸。弗吉尼亞·伍爾夫看了《尤利西斯》後大為光火，說它的粗俗冒犯了自己。

正如伍爾夫指出的，男性作家和男性評論家會忽略女性的價值觀。從這個角度看，女性寫作的意義就更大了。女性想親自描寫真實的自己，表達女人真實的內心，而不是男性想象和建構出的女性形象。

喬治·埃格頓（原名瑪麗·布萊特，1859-1945）就是這樣的女作家。她致力於探索女性生活和經歷中的「未知領域」，比如，一些古怪的人，一些潛藏的特點，一些隱秘的情感。她特別關注只有女性才能感受到的獨特領域，比如母親職責與性教育的關係，比如再婚家庭的困境等等。

母職不僅僅體現在照顧孩子的生活起居上，對於女兒來說，母親還有性教育的使命。然而在埃格頓的時代，很多母親對於這件事羞於啟齒。在《原始的土壤》這篇小說中，女兒弗洛倫斯在婚前問母親結婚是怎麼一回事，母親閃爍其詞。在結婚後，弗洛倫斯譴責母親，「你把我培養成一個傻瓜，白痴，對於我應該知曉的每件事我都一無所知。」這對全社會都提出了家庭中的性教育缺失這一嚴峻話題。

在小說《婚姻狀態》中，埃格頓描述了一個靠酗酒和懲罰繼子消除內心痛苦的後母形象。與男性作家寫的童話作品中一邊倒的惡毒後母形象不同，這位後母是值得同情的。她的惡來源於再婚丈夫的欺騙和壓迫，她與前男友的女兒被丈夫視作「私生子」不被接納，而她卻需要撫養丈夫與他前妻的三個孩子。小說的結局悲慘而深刻，女主人公的女兒身染重病，她不顧一切沖回去看孩子，但已無力回天，前夫的孩子也死於她的虐待。女主人公陷入瘋癲的狀態。如果她的丈夫兌現婚前的承諾，將女人的親生孩子一同撫養，如果丈夫給予了這個女人真誠的愛，她也不會因為怨憤而失去理智，那麼四個孩子可能都不會死去。

女性不僅靠自己的努力爭得了「一間自己的房間」，還打開了房間的窗戶，讓思想和情懷擁抱更新奇的風景

很多化名為男人的女作家，並不滿意「淑女作家」風花雪月的文風，希望有更寬廣的視野和境界，在關注女性困境的同時，也着眼於社會改革。她們清醒地意識到，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於社會還不夠進步。喬治·艾略特（1819-1880）在《米德爾馬契》中就暗示了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不要被世俗所束縛，要有勇氣去推動社會革新、去追求理想。書中很多話語表面上符合維多利亞時代主流價值，實則是不動聲色的反諷。比如，「真正幸福的婚姻，必須是你的丈夫帶有一些父親的性質，可以指導你的一切，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教你希伯來文。」這是對女性在精神上依賴丈夫的諷刺。再如：「婦女有些想入非非的見解是難免的，但為了保障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安全，這些主張自然不宜當真實行。正常的人總是別人怎樣，他也怎樣，這樣，萬一有個瘋子跑到了大街上，人們才能識別，及早迴避。」這些話語如果以艾略特與劉易斯驚世駭俗的愛情作為參照來閱讀，將更加別開生面。

同時，女作家們也充分釋放着女性特有的天真爛漫和奇思妙想。當年，伍爾夫擔心女性寫作沒有傳統可以遵循，這一困境正在被女作家們改善。喬治·桑與弗農·李就曾經創作過童話和奇幻作品，這一傳統還延續到了當代女作家身上，《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就是典型代表。她將女性作家書寫奇幻文學的傳統發展到了極致。作為生活的強者，羅琳將原來女性氣質明顯的名字喬安妮·羅琳改為中性化的筆名J·K·羅琳。女兒四個月時，她與前夫分開，靠救濟金生活。冬天只好在溫暖的咖啡館裡取暖，一邊寫作，一邊照看嬰兒車中的女兒。同當年的喬治·桑一樣，雖然生活暫時窘迫，但她並不為了迎合社會而寫，而是書寫異想天開、抒發真情實感。她甚至也不是專門為孩子創作《哈里·波特》系列，而只是因為自己對魔法這個主題很感興趣。這種純粹的女性價值觀，帶來了巨大成功。現在，羅琳已經不需要在咖啡館中取暖寫作，但她仍然勇於從零開始、突破自我。2013年，她以新的男性筆名羅伯特·蓋爾布萊斯發表了犯罪驚悚小說《布穀鳥的呼喚》。她說，用新的筆名，可以避免誇張的宣傳，並且得到不偏不倚的評價。我們欣喜地看到，女性不僅可以寫奇幻作品，也可以寫驚悚小說，她們多變的風格充分展現了女性壯闊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我猜，如果伍爾夫健在，她會很樂於再發表一次關於女性寫作的演講。女性不僅靠自己的努力爭得了「一間自己的房間」，還打開了房間的窗戶，讓思想和情懷擁抱更新奇的風景。

有趣的是，署名的風向也在逆轉，很多男作家也開始在名字上做文章，他們或是把名字改得像一個年輕人，或是改成女性名字，以便贏得更多女性讀者和年輕讀者的青睞。當然，好作品，與名字無關，與名字後面那個有趣的靈魂直接相關。

作者：韋晴，復旦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生，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

來源：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