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文本的開端以及主要藝術特點

說起中國現代小說文本的開端發展，我們就很難繞開倆位標杆性人物，一位是胡適，而另一位則是魯迅。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明確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倡導「活文學」， 第二年，1918年，魯迅先生就在《新青年》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過渡到新文化，具里程碑式的一篇自由白話體小說，從而迎來了中囯白話文學的黎明春天。毋庸置疑，胡適和魯迅先生對開創推進中國新文化建設，可說是倆位標杆性實績性功臣，就單「倡導白話而廢文言」，從立言實踐到具體的應用推廣，便足可在中國現代史，記下濃重的一筆。是的，我們對胡適先生在中囯新文化建設的傑出貢獻，是有待重新評價和認識的，可以說，如果沒有當時「廢文言而立白話」那麼段開創史事，中國現代小說文本還會舉步維艱，仍會遙遙無望懸撂在彼岸樓台，自然也出現不了如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巴金、張天翼等這些家喻戶曉的現代小說家。

任何一種思想文本，開創者的站點高度，以及所開拓的「疆域廣度」，也往往決定着後來者的意識走向。

有文學評論家說，中國現代小說文本是從西方文學借鑑學習而來，在這之前我們只有故事，而沒有真正純粹意義上的純文學小說文本。其實這麼認識與概述是有誤的，你能說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等，只是單純的故事，而不是純文學性、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小說文本嗎？我想不言自明，回答自是肯定的。上述這些作品，在表現自我民族文化元素上，就文學思想藝術的表現而言，一點不比西方任何優秀的文學作品遜色。可以說，中囯現代小說文本的應運而生，西方文學確實是起到了一絲照亮引導作用，但在我看來，「立白話而廢文言」，和當時眾多知識精英的進取意識高度，以及對中西文化思想融會貫通的深厚底蘊，才是促成中囯現代文學史輝煌篇章的大力推手。

應該說，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中國現代文明進程意義非同尋常，這在意識、交流、寫作、閱讀應用，及與世界主流文化的接軌上，都是一次劃歷史性的改善與進步。

中國現代小說文本，與起先我們所熟知的許多普通傳統故事文本的區別在於：不再以故事情節作為主要支撐內容，而以注重細節塑造人物個性命運為基點；不再以迎合讀者趣味為主要創作方向，而以追求藝術思想高度或深度為出發起點；不再以歷史傳奇故事為主要講述內容，而是以現實社會人物為表現對象。因為這種改善，也使文學真正從繁瑣的重複公式、傳統故事文本中解放出來；因為這種改善，也使中國現代文學真正走向了人性和人文，從而更接近了文學的本質內核。

追求敘述上的舒展自由，以現實社會普通底層小人物為表現對象，來反映與展現人性、民族深層文化問題，是中國現代小說文本的一大主要特色與內容，這從魯迅先生的許多小說中可見一斑，如他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等，我們對魯迅先生的主要代表作品，可以說是非常熟知的。有很多讀者總是抱怨魯迅的小說太過深奧、難以理解，我想這主要是因他們已習慣於閱讀淺顯的小說故事，而少有在深入研習真正有思想內涵的文學作品。一位普通的讀者，說對魯迅小說難以理解也是最正常不過，但假如你是一位經營多年的文學創作者，仍始終這麼扮「苦臉」，那就很不應該了，這多少也可以看出你先天缺乏對文學藝術的審美認知，以及後天狹獈的閱讀寫作思維傾向。

冷峻深刻與現實主義風格，是魯迅先生小說的特點。通過對當時典型小人物命運遭遇的成功塑造，來深刻反映和揭示當時社會更或民族深層文化問題，是魯迅先生貢獻給中囯現代文學史的主要精神與內容，這在他的《祝福》和《孔乙己》中，可謂表現得尤為突出，讓讀者在沉痛中，很長更或一生時間也難以緩過神來。以《孔乙己》為例，我們不妨再來重溫學習一下他的經典段落——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里，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裡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鬨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對於一位有見識的作家或思想者而言，沒有比通過文字作品，精確地表達自己所想表述的思想，更有價值的事了。魯迅先生可說是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把這種價值發揮到最極致而完美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孔乙己》，通過對主人公孔乙己形象化的生動塑造描繪，也把中國舊時代落魄文人表現得真實具體而悲涼透骨，從起先「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到接近結尾處的「冷處理」，把世態炎涼和舊文化體制的腐朽沒落，寫得「餘音繞樑而百年不絕」——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檯下對了門檻坐着。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柜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裡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裡，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這篇小說，連帶標點符號，儘管也只二千六百多字，但它所蘊含的內涵，及其生動、厚重深刻程度，卻打動了幾乎一個世紀的讀者。是的，經典總不是以字數的多少來衡量的。文學作品先天具有一份對人性、生命及周邊人們生活狀況的展現與關照，可我們後來的文學人，幾乎已忘記丟失了文學的這些內核精神特質。唐代韓愈有感嘆：「文起八代之衰」，我輩中人有一言：「先秦之後無哲人，魯迅之後無深刻。」

海外著名華人學者夏志清在他頗有影響力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魯迅作品卻是不怎麼看重的，明顯存在輕視傾向意味，而對張愛玲的小說在藝術上表現則推崇讚譽有加，認為張愛玲是有可能取代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地位的第一人。我認為這一點，夏志清老師在看待評價事物的眼光角色上，還是不怎麼精確客觀的，離所謂的真知真學還是存在一定距離。在我看來，即使撇開諸多政治因素，單論在藝術思想上的表現，魯迅的作品也是完全可以排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位置的。張愛玲的小說，在藝術上的絢麗確實是有目共睹的，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驚艷之筆」，但一枝最光彩耀眼的臘梅，在一脈白雪皚皚的青山那兒，總是有所遜色的啊！我們不應張愛玲她的優秀，或者你個人的口味喜好，而去隨意否定魯迅先生他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所達到和取得的高度成就。在許多時候，我們評價一位作家的優秀或者偉大，並不應單以其創作文本之中的出色，而更多在於其作品對一個時代和後來者意識思想的影響、有益和貢獻程度。

當然，任何一位最偉大的作家，其作品或思想體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沒有一絲兒疵瑕漏洞，都會存在某些局限不足；都不能把某位作家對歷史或事物的概述，當成哲學經典更或真理來讀；都需要在不斷的參閱思考中，逐步完善修正之前先人對歷史和事物的判斷與看法。我想，這或許也是我們為什麼需要深入閱讀、思考和創作的具體原因和價值吧。

沈從文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公認最具靈性和才華的作家之一，一生著作豐厚，可圈可點的主要代表作有《湘行散記》《邊城》等等，其作品文筆舒展優美，地域特色濃郁，在對中國湘西地域的文化風情，古典詩意化的描繪展現，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和貢獻。如果說日本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和川端康成的作品, 是一卷日本古典風情畫, 那麼沈從文的散文和小說，則是中囯湘西地域一幅醇厚的民情生活畫卷，既有真實具體的煙火味，又具古典詩意特質：

小溪流下去，繞山岨流，約三里便匯入茶峒大河。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小溪寬約廿丈，河床為大片石頭作成。靜靜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小溪既為川湘來往孔道，限於財力不能搭橋，就安排了一隻方頭渡船。這渡船一次連人帶馬，約可以載二十位搭客過河，人數多時則反覆來去。渡船頭豎了一枝小小竹竿，掛着一個可以活動的鐵環，溪岸兩端水面橫牽了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緣那條纜索，慢慢的牽船過對岸去。船將攏岸時，管理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點慢點」，自己霍的躍上了岸，拉着鐵環，於是人貨牛馬全上了岸，翻過小山不見了。

從沈從文先生的作品那兒，也可以驗證這句話的正確性：越是民族的, 也便越是世界的；一隻文學作品，越帶有自己濃厚的民族地域風情特質，也便越能被世人所喜歡和接受。我想這也是沈從文的作品，為啥過去差不多一個世紀裡，越來越被眾多讀者所認可的原因吧。時間總是檢驗一位作家和其作品是否優秀，最好的利器砝碼。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在當時似乎紅極一時，然而在時間的流逝過濾之下，在我們還沒學會如何鑑賞識別文學作品之前，就變得黯淡蒼白，而退縮到自慚形穢的尷尬境地去了。

與沈從文一脈相承的後來者有汪曾祺與賈平凹，都以描寫地域人文風貌，以及老到沉穩的文風而聞名於中國當代文壇，可說也各領風騷，對同時代作家和後來者的文學創作，起着不可忽視的參照作用。

中國現代文學史，能把家長里短、婚姻愛情，寫得妙趣橫生、迴腸盪氣和深刻哲理來的，我想除了錢鍾書，恐怕也很難找出第二位作家來了。這一風格特色，無疑對日後處於和平生活常態的中國當代作家，起着至關重要的照見啟示作用。「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衝進來，婚姻也罷、事業也罷，整個生活都似在一個圍城之中，人永遠逃不出這圍城所給予的束縛和磨礪」。這是錢鍾書《圍城》所表述的思想主題，也是作品所傳達給讀者的生活哲理啟示。作品通過對主人公方鴻漸在愛情、婚姻困惑的展現描述，來闡明人在所處環境之中的被動和無奈。作為人性和生活本質而言，不管過去多少年，都不會發生大的根本改變。我想這也是《圍城》除了貢獻給我們它超凡的語言盛宴之外，所點亮的另一線現實哲學光源指向吧。有很多讀者或評論認為錢鍾書《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是現代版的「新儒林外史」。我想如僅以風格獨特的諷刺意味，來評述這部小說，是頗顯單薄粗糙而不怎麼準確到位的，也與作者之思想原意相差甚遠，而不在同一層面話題。在我看來，《圍城》不僅僅來自作者深入當時原生態生活藝術化的如實記錄，更是對生活本質內部理解之後的深刻哲理剖析。

錢鍾書先生一生博學多才，為人謙卑低調，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最典型的學者型作家，對中西方文學、哲學、史學等領域都有比較深入的涉及與研究，有影響的作品除了長篇小說《圍城》之外，還有《管錐編》《談藝錄》《槐聚詩存》等等。

在《圍城》發表很多年之後，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女士有兩句比較中肯的評語：「如果讓方鴻漸與理想中的愛人唐曉芙結婚，然後兩人再積愛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圍城的字面原義。」又說：「鍾書寫完《圍城》, 『痴氣』依然旺盛，但是沒有體現為第二部小說。」

那隻祖傳的老鍾從容自在地打起來，仿佛積蓄了半天的時間，等夜深人靜，搬出來一一細數：「當、當、當、當、當、當」響了六下。六點鐘是五個鐘頭以前，那時候鴻漸在回家的路上走，蓄意要待柔嘉好，勸她別再為昨天的事弄得夫婦不歡；那時候，柔嘉在家裡等鴻漸回來吃晚飯，希望他會跟姑母和好，到她廠里做事。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我在很多次讀到《圍城》結尾處，也隱隱總會產生這種感覺和想法：這麼好的語言創作勢頭，錢鍾書為什麼不乘勝追擊，再寫作另些同等品級的小說來呢？我想這或許也是錢鍾書先生創作生涯唯一的憾事吧。但世間之事，又哪能有十全十美的呢？不管作品也罷，人生也罷，大都是如此。但從楊絳女士這一評語中，也可以看出，她對文學藝術客觀細緻的準確認知，和對一件美好事物的更高期待，這是讓人打內心裡特別折服與欽佩的。錢鍾書先生一生能有這麼一位眼光獨到的「紅顏知己」共語相伴，也是人生最大造化與幸事了。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最具才情個性及傳奇色彩的一位女性作家。用純中國式傳統古典語境，近乎冷酷、憂傷的筆調，來敘說舊時期眾多女性悲涼的命運遭遇，是張愛玲小說的主要藝術特質，這些特質，使得她的小說極具閱讀衝擊力與藝術感染力。作家白先勇在說到張愛玲時，有一句評語說得非常精確而到位：張愛玲當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風格很有趣，像是繞過了五四時期的文學，直接從《紅樓夢》《金瓶梅》那一脈下來的，張愛玲的小說語言更純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國傳統文化造詣其實很深。

是的，當我閱讀張愛玲小說時，面對着她似從古典《紅樓夢》一路走來的韻致語系，也總會有這種感覺：張愛玲是中國五四文化時期的作家中，唯一不受多大影響，在傳承和創新路上，走得最純粹而完美的一位現代作家。在她的文字那兒，總能讓讀者領略真正中國古典文學之美。張愛玲是把中國古典敘事文本，加入民國時期特有的憂傷元素，而進行的獨立敘說人，以她極富個性化對人文世界的真實展現，為那個時代和我們留下了驚艷而燦爛的一頁。

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着這個問題：為什麼張愛玲的追慕者無數，是繼魯迅之後，又一位可以成為理學研究的現代作家，可對她具體的文本風格，卻少見有同維度的沿續創作者？似乎亦如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樣，已作為千古絕唱定格在那個歷史時期，可謂皚皚大雪處，一行足印過去，便再無後來者的身影唱詞。有說，沒有同行人是一種寂寞。其實，沒有後來者，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孤獨呢？不過這種孤獨，具有如冰山一般的精神氣質，似乎已遠離浮華喧囂，而進入另一種大明境之美。

趙小良，1968年出生於紹興，198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作品散見於各類文學雜誌和報紙，現為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紹興市作家協會小說創作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