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後，男，拯救消失的頭髮

「本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三聯生活周刊

08月09日17:28

文｜李明潔

當95後走進手術室

兩天我前聯繫到阿瑞的時候，他剛剛做完植髮手術，正在北京的親戚家休息。通過手術，他將自己後腦勺的2800個單位的毛囊，移植到了髮際線區域。術後幾小時，麻藥的作用已經消退，生理鹽水卻還在刺激着腦袋發腫，正裹着的紗布下還有一些傷口隱隱作痛。

阿瑞是96年出生的遼寧人，今年剛剛25歲，正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經濟學博士一年級。這次回國頗費周折，經歷了高價的航班、幾周的隔離，就是為了來北京做植髮。

植髮手術的醫學稱呼是「自體毛髮移植」，基於紐約皮膚科專家諾曼·奧倫特拉奇於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供區優勢（donor dominance）理論：一般脫髮的男性後枕部和頭側部的毛囊，並不會明顯萎縮，而毛囊移植後會像在原部位時一樣繼續生長，並不知道自己「搬家」了。這樣取多補少，以達到視覺上的平均。

90年代前後，FUE（毛囊單位移植）和FUT（毛囊單位提取）技術在美國開始應用，2004年前後進入中國。阿瑞做的就是FUE，前後有7名醫護人員負責為他的腦袋剃頭、打麻藥、消毒、提取毛囊、整理毛囊、打生理鹽水（使髮際線區域頭皮膨脹）、針管種植、裹紗布、戴帽子、配消炎藥。旁邊也不斷有護士擦拭他出血的頭皮，全程需要大概八個小時。

植髮手術通常需要多位醫生相互配合（寶丁 攝）

阿瑞趴在手術椅上安靜地挨着，不僅不會得到什麼安慰，還不停地被警告不許亂動。這實在是漫長的、痛苦的一項皮肉工程，但是阿瑞堅信，手術植髮就是治療脫髮最有效的辦法。

實際上，治療脫髮的方式也不只植髮一種。以最常見的雄激素性脫髮為例，常見於20到30歲的男性，從前額兩側開始，頭髮的密度一般以每年7%的速度下降。為防止脫髮進一步發展，皮膚科醫生普遍會建議男性通過外用和口服藥物抑制脫髮。

植髮前，阿瑞也曾在一家三甲醫院的皮膚科問診，醫生看到他用了三個月的藥後，一些原本禿掉的頭皮長出了新發，又考慮到他年紀不大，並不願意給他做植髮。但阿瑞心意已決，很快找到了另一家商業機構。「我從本科期間就開始嚴重脫髮，各種查解決辦法，也明白吃藥確實會更好。但是，青春很寶貴，植髮一定是越早越好，我今年已經25了，如果等一年或兩年再植髮，就沒有意義了。」阿瑞說。

「26歲做植髮怎麼就沒有意義了？」我問他。阿瑞回答：「因為26歲四捨五入就30了，30歲對我來說，就不再是少年了。」

科發源美容醫院院長李興東曾表示，僅僅10年前，植髮可能還只是少部分年齡偏大的成功人士的選擇，但從近兩年的統計數據來看，目前手術植髮者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態勢，其中25～30歲的植髮者占總人數的34%，20～25歲的植髮者能占到16%，加起來30歲以下的植髮人群占比超過50%。

而根據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2016年的「脫髮人群調查」，中國脫髮人群約為2.5億，以20到40歲之間為主，30歲左右發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脫髮年齡提前了整整20年。

是審美缺陷，還是集體的焦慮？

80後大孟並不是植髮的主流，他對植髮沒有執念，家族也沒有脫髮史。他的頭髮是在工作十幾年的熬夜加班中陸續脫落的。今年六月，在「順道」陪同事去植髮的時候，大孟現場就被說服，花了五萬塊植了三千個單位。如今他正處在新髮長出、種植的舊發脫落的時期，採訪中他多次說到以後不會再做了，以他的年齡付出這麼多來植髮改善形象，也就是勉強維繫幾年，實在沒必要。

大孟最初聽說植髮是在電梯廣告上，身邊第一個做植髮的人，則是公司96年的小同事。「小同事和我不一樣，是在過度減肥、健身後，身體代謝紊亂，髮際線那一圈一下子沒了頭髮。他還年輕需要找女朋友，植髮雖然會有存活率的問題，但至少可以維持到結婚。」大孟說。

不可否認的是，當代青年男性對自己的外表關注正在增多，其中當然也包括頭髮的多寡。

《我與長指甲》劇照

一次北京周末的瑜伽課上，我偶遇了我的一位80後同事（名字不便透露），他主動提起自己正處在寫稿間歇的調整期，為了減脂，上午跑步、下午瑜伽，並且不進食碳水。我很吃驚，原來他對自己有這麼高的要求，畢竟主食對於我一個河南人來說就是命。他說，男性到了一定年紀，新陳代謝降低，必須通過更高強度的健身和飲食控制才能保證不會顯著發福。畢竟，他說，守得住頭髮和小腹，便可遠離成為「中年油膩男」的風險。

想起他平時總是戴着頂黑帽子，我抬頭第一次認真地觀察了他的髮際線，M型凹進去的部分略微有些稀鬆，但離脫髮還相去甚遠。於是忍不住誇讚，那你做得不錯啊，身材和頭髮都保住了。他說，目前還行，但防不住年紀變大的壓力。

不只是長相，在另一些男生眼裡，頭髮甚至還事關自我尊嚴的一部分。

我的一位94年的師弟小蔡甚至將脫髮視為一種「重度殘廢」。因為繼承了姥爺脫髮的基因，小蔡從高三就開始瘋狂掉頭髮。為了力挽狂瀾，他用過薑汁洗髮水，去過脫髮產品線下店，買過日本900元一瓶的防脫洗髮水，用他自己的話說，「最後靠藥物苟延殘喘」。直到去年國慶節，工作後的他終於攢到了第一筆錢，立刻來北京做了植髮，一次性種了5500個單位。

脫髮的尷尬對小蔡來說，無孔不入，隨時來襲。「頭髮少的時候你就想留長一點，掩蓋一點脫掉的頭皮位置，但是在我家內蒙古，只要有一陣風吹來，那幾根散落的秀髮就會四處飄動，這是我人生中最慘的經歷。」小蔡說，「去年秋天剛做完植髮後，大概兩周就長出了毛刺，長度和網絡流傳的某流量明星剛入獄的照片上差不多。趕上大風，我竟然有了安全感，再也不用擔心頭髮在空中飛舞凌亂，整個人的精神狀態也很飽滿。」

脫髮還影響到了小蔡畢業求職的心態。小蔡說：「當你一身西裝革履地去一家銀行面試，如果你發現面試官關心的是你的髮際線而不是你的實際能力，那這場面試註定要失敗的。」他堅信，在這個年紀禿頭，是個人形象上的崩塌和毀滅。

《隱秘的角落》劇照

如今，導致脫髮的科學因素已經確定，但很少有人意識到，脫髮男性往往很脆弱。一項英國的研究發現，43%的脫髮男性擔心脫髮會影響個人魅力，22%的擔心脫髮對社交的影響，21%的脫髮男性認為脫髮與抑鬱有關。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皮膚科主任醫師章星琪認為，脫髮會造成一些男性的心理障礙，衍生一系列負面心理作用，如恥辱、憤怒、尷尬、有失尊嚴、怨恨、悲傷、感覺蒼老、喪失自信心、不滿意外觀、社交障礙、無助感等，繼而變得迴避社交、染上強迫症或焦慮症。

在美劇《欲望都市》裡的一集，33歲的米蘭達被婦科醫生告知自己出現了排卵遲緩的症狀，也就是「右卵巢認為她不可能再結婚生子，停止製造新的卵子」。有點慌亂的米蘭達選擇了和一位追過她兩次，但是有些禿髮的律師約會，竭力勸說自己「不能因為禿髮問題就判男人死刑」。

晚餐的時候，米蘭達發現約會對象植了發，坐在對面開心地向她展示着尚有些稀鬆的前額，感嘆自己現在能有頭髮真是一個奇蹟。律師笑着說沒想到自己是那種會去植髮的男人，米蘭達聽到猶豫了一下後，告訴了對方自己正在服用荷爾蒙，甚至可考慮冷凍卵子，為自己未來的生育留下希望。

剛採用現代醫學技術植髮的律師卻突然發表反對意見，「我認為這是在濫用科學，因為有些人本來就不該生孩子，或許這就是世界進行集體淘汰的方式。」米蘭達很生氣，打斷並斥責了對方：「我不需要一個正在植髮的男人來教我什麼是正確的科學。」之後的畫面中，兩人默默吃着自己餐盤裡的食物不願再開口。

這真是經典的一幕，男性和女性為了保持青春（婚配、生育）所做出的不同技術性努力，被擺在了正在約會中的一張小餐桌上。但身處相似的境遇，雙方卻無法達成共識，克服對對方「缺陷」的偏見。

之後查了一下，發現這部片子拍於1999年，彼時的植髮剛在紐約出現不久。二十多年過去了，植髮已在中國遍地風靡，也多有女性嘗試凍卵，但大家似乎並沒有變得更加寬容。

如何與脫髮相處

其實脫髮作為一種缺陷不是新事物，幾乎伴隨着人們的整個歷史。在《聖經》舊約中，先知伊萊沙前往聖地伯特利的路上，有一群男孩嘲笑他的禿頭。伊萊沙很忌諱這件事，於是向上帝求助，上帝立刻召喚出兩頭母熊撕裂、咬死了這42個孩子。這個故事中，上帝可能告訴了我們不能嘲笑他人禿頭，但卻並沒有對伊萊沙的困境給予實質幫助，畢竟他依然忌諱自己的髮型。

即便在如今，多數人都認為應對脫髮的關鍵在於如何攻克，而非如何看待。於是，脫髮者的自嘲就是一種緩解自卑的嘗試。

在網絡上，從「禿瓢」「地中海」「光明頂」，再到「加班工資還不夠植髮的錢」，脫髮是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把玩、傳播的一個梗、一個標籤。甚至，脫髮還是某些群體的符號，比如程序員、博士以及腦力工作者。當這一標籤化被媒體建構起來之後，群體性焦慮也隨之產生了。阿瑞和小蔡都認為，這些玩脫髮梗、發表情包的人，或許並不是真正嚴重的脫髮者。

小蔡習慣主動和朋友提到自己的脫髮，他說：「你不提的話，別人想說又不敢說豈不更尷尬？」阿瑞也會在每次同學聚會後發朋友圈時主動點出，「我一般會先說一句，『我知道自己禿了』。因為你不說別人也肯定會說，不如你自己先說出來，倒不是說我真的不在意。」阿瑞說。

採訪大孟的時候，他提出可以開視頻，以便更好地觀摩他植髮的效果。我拒絕了，一時間也搞不清為什麼，對直視男性的頭頂竟心懷芥蒂。也是因為害怕笑場，就和他說如果有需要再看。採訪後，我粗略算了一下他們植髮的成本，平均挪動一根頭髮15塊錢，相當於一碗牛肉麵。我摸了摸自己頭上十萬多根的頭髮，第一次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富有。

比起脫髮，光頭的形象反而顯得更正面。我過去有位公司領導，因為做登台主持要化妝，一次被我在後台撞見了，才發現化妝師需要先精心地把他頭部的毛髮像刮鬍子一樣全部剃一遍，然後不顧浪費，將我們一般只塗在臉上的粉底塗滿腦袋和脖子，以顯得膚色一致。不帶有任何歧視他的心理，我很喜歡把這個光頭的故事當作一個段子和朋友分享，而且百說不厭。

圖丨攝圖網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也有人「捨身炸碉堡」，早早就剃了光頭，享受「脫髮自由」。我本科期間所在戶外社就有位學長在脫髮後索性留了光頭。他本來就是社團里出名的、幽默的活躍分子，一個光頭更是將自己和喜劇演員的身份掛了鈎，徹底擺脫了脫髮形象。

阿蔡甚至也有此打算，植髮的經歷對他來說，算不上美妙，花費七萬多，因為頭疼得不能翻身，幾乎坐着睡了一周。他決定，「等它們再次脫落了，我就去剃個光頭，做一個大光頭的中年人也蠻帥的。」他還發現，脫髮影響的主要還是自己， 「我的脫髮不脫髮對周圍人來說，並沒有產生什麼實際的影響，我們公司也有光頭，但我也不會用特別的眼光看他。而且，過了校園戀情的階段，女生在找伴侶方面，只是看顏的也不多了。」

頭上還裹着紗布的阿瑞則意識到，植髮後，自己雖然多了一點對生活的盼頭，但也沒有脫胎換骨的感覺。四月時，他看了一部電影，名字叫《金屬之聲》（Sound of Metal），劇中主角是一個搖滾樂隊的鼓手，突然發現自己失聰後，與搭檔都很懊惱，折騰了一圈，變賣了一切只為了佩戴上人工耳蝸。然而，人工耳蝸卻令他聽什麼都有雜音，世界也變得很嘈雜。電影的結尾他把人工耳蝸丟了，獨自在公園裡坐着，四周一切都恢復了寂靜。

阿瑞自己剛到美國的那幾年很拼，每天學校、宿舍兩點一線，熬夜學習也不社交，憋着一股勁想要讀名校，「雖然這可能導致了我脫髮變嚴重，但你如果問我，是否願意拿現在的博士學位換那時的頭髮，我是不願意的。有些失去是難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