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藥和手術刀，中西方戰略思維究竟哪個更好用？

作者：王超群 智綱智庫深圳戰略中心

中國人和西方人思維模式的不同，決定了中西方企業戰略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有所差異。

我們的現代管理理論，基本上都來源於西方，西方管理理論，源於手工業盛於大工業。而我們國內真正談管理的時候，已經是信息時代了。

思維模式和企業生長環境的不同，導致中西方戰略相關的人和事都不太一樣。這是學了所有戰略理論，做不好中國企業戰略的深層原因。

一、中西方思維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大體上就是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淵源上的不同。這種思維模式的不同，最晚可以追溯到軸星時代（即我們的東周到戰國前的一個時間段，主要是公元前600-前300年，大概從老子到莊子的時間段）。

稍微留心，我們會發現，原來蘇格拉底、釋迦摩尼、孔子，都是同一時代的人。

老子比孔子大 20 歲。

孔子比釋迦牟尼小 14 歲。

孔子死後 10 年，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誕生。

蘇格拉底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比孔子的學生孟子大 12 歲，比老子的實際繼承人莊子大15歲。

這個共同時代就是所謂的軸星時代，它是形成現代文明框架的真正奇點。

人類的文明在軸星時代開始明顯分叉，三條道路一直延伸到以後的以後。

冥冥之中，如同上蒼安排一般精準，三大文明策源地，一開始就做了分工。

希臘哲學家主要是考慮人和物的關係，重點關注改造物質世界，這可以解釋近代以來西方科學技術特別發達。

印度哲學家主要是考慮人和神的關係，重點關註解脫肉身束縛，所以印度宗教派別眾多(當然，從歷史上看，也有被動接受的成分)。

中國哲學家主要是考慮人和人的關係，重點關注追求自然和諧，造就了我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這三種文明用梁漱溟老先生的話就是:西方向前、中國守中、印度往後。就是說，西方是想法設法改造現實世界，中國尊崇與現實世界和諧相處，印度是極力脫離現實世界。

西方是線性思維，我們是複合思維。

西方更關注點與點的連線，我們更關注面與面的平衡，就像西方更關注生物鏈，而我們更關注生態圈。

西方是邏輯思維，我們是辯證思維。

西方的思維，首先就是邏輯上經得起推敲，區分黑白，而我們的思維，更容易相信陰陽互化和灰度空間。

西方是微觀思維，我們是系統思維。

西方在微觀上喜歡做無窮無盡的分解，我們在宏觀和系統上更具有優勢。

體現在戰略上，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西方企業更關注事的正確，我們中國企業更關注做事的人。

西方戰略更多從業務入手，基本上所有的西方戰略理論，都是圍繞業務在繞圈。而中國企業戰略更多關注團隊，關注團隊的搭配和團隊的精氣神。

西方企業戰略是將事情確定再找相關的人，中國企業戰略一般是先有合適的人，再做相關的事。

最好體現中西方思維模式和企業戰略差異的，是中醫和西醫的例子。

1. 從對人體和治病的認知來看：西醫看皮筋骨，中醫看精氣神；西醫就病治病，中醫治未病

在西醫眼裡，人是皮筋骨的共同體，是各種元素的組合。而中醫把人體看成一個系統的生命，從精氣神的角度去看待人的生老病死。西醫關注看得見的器官，中醫關注器官整體的精氣神。

西醫追求藥到病除手到病除的技術；中醫追求的境界是治未病，將病扼殺在萌芽之前，不追求救火英雄，而崇尚不失火。

體現在企業戰略上，西方熱衷業務的規劃和指標的分析，熱衷管控和風險控制，而中國戰略更多關注企業文化和團隊。

對西方企業而言，看到具體的各個業務受控就感覺歲月靜好；對中國企業而言，看到團隊和大盤運行良好，才會睡得踏實。

西方企業老大喜歡琢磨事，中國企業老大喜歡琢磨人。

中國企業對戰略追求的境界是，提前預判將要發生的問題，追求細水深流的厚重而不是驚濤駭浪的刺激，而不是強調風險和預警機制。

2. 從引起問題的源頭來看：西醫講病毒細菌，中醫講陰陽寒熱

西醫把引起疾病的原因用客觀可測量可控制的理論來解釋，認為有害的東西就要處理，滿眼都是病毒細菌。

而中醫講人體是天人合一的存在，與大自然的陰陽、身體內部的寒熱密切相關。身體內部的陰影寒熱可以相生相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不需要過多矯正。

就像只要行使在路上沒有出軌，更多的是關注遠方的目標，並不過分把目光放在方向盤上一樣。

有一個不是很恰當的比方，西方的戰隊，個個都是能手；而中國的四人小組裡，一般都有一個豬八戒。在西方，豬八戒就是病毒細菌。

西方戰略，很容易將公司的問題歸咎於不盈利的業務和不賺錢的業務領導人身上，容易將責任推卸到所有績效不好的管理者身上。

從顯性可量化的角度去做個人和業務的評估，很多時候甚至以利潤等核心指標來衡量一個業務的成敗。而很少能站在整體平衡和互生互化的角度去衡量。

而中國的企業，更加關注業務的利益相關者和整體的生態圈，更加關注平衡的藝術，關注各業務和團隊之間的平衡，當前與未來的平衡。除了紙面上的文字，還都會有一套潛規則。

3. 從發現問題的方式來看：西醫檢查，中醫把脈

西醫一聽診二化驗三拍片，沒有這些工具，就束手無策。指標上查不出問題來，西醫就說沒有問題。

病有輕重緩急人有強弱老幼，不同的人相同的病，實際在指標上體現也是不一樣的，更不用說是心病、體虛、頭暈等查不出來的問題。

中醫冬病夏治、左病右治、上病下治的理論，在西醫眼裡簡直就是巫術。

實際上，很多A處的病是在B處的指標上體現，這個是光靠檢查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這也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埋下了隱患。

西方戰略重工具，中國戰略重大勢把握。

西方的企業戰略最顯著的特點是發明各種工具，然後把各種工具用到極致。

但是工具一般都是管理專家提煉總結出來的，並不見得適用所有的企業。而且，工具反應的只是企業戰略分析的一個框架，他能提供一些分析的角度，但不見得能指導戰略。

中國企業戰略，更講究的是一種大勢把握，從企業和行業的整體入手，從更高的層面實現把脈。

最典型的例子是，滴滴、美團的戰略，不是戰略工具分析出來的。

4. 從解決問題的思路來看：西醫普適性，中醫個性化，西醫治標，中醫治本

同樣的發燒中醫有不同的方案，同樣的方案，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藥。

西醫就是降溫殺菌，是人是神一個藥方，是人是神一個治療方案。

中醫一對一，不見面不治病，西醫遠在天邊看着檢查結果能開藥。

西醫往往是根據病毒細菌的所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引起頭痛腳痛的關聯原因關注不多。

而中醫更關注引起疾病的根源性要因，找到問題真正的癥結，採取系統調理的方式，緩則治本、急則治標、標本兼治。

這是西方企業戰略與中國企業戰略顯著的差異。

西方企業試圖用一套工具和方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剛從大學校園走進諮詢公司的年輕人，就可以用幾個模型幾個數據給中國大企業做戰略，指點中國企業幾十年的打下的血汗江山。

往往發現一個小問題就以為找到了萬能鑰匙，對引起問題的深層次原因，特別是人的因素關注不夠。而這些，恰恰是中國企業的特色，是中國企業戰略制定的前提條件。

5. 從執行的方案來看：西醫切切切，中醫調調調

西醫分科細，西醫的治療也是把檢查的異常項目降到標準範圍，哪裡有問題就在哪裡動刀。壞了的東西，就切掉，切不掉的，就換一個。

中醫講調理，崇尚疏通氣血，讓器官和功能自然恢復。

中醫把人看做互為影響的系統，不是哪裡堵塞了就去清理哪裡的淤泥，而是把產生淤泥的源頭找到，再把它化解；而西醫往往是把產生淤泥地方的管道敲破，把淤泥掏出來，對管道造成不可修復的損傷。

體現在戰略上，西方戰略重手術，中國戰略重調整。

西方企業戰略更多是立即變革，馬上到位，一刀切，因為西方人為事做事，領導的調整在內部的振盪相對較小。

而中國，特別是中國人是為人做事，所以我們的戰略更喜歡折中方案，喜歡軟着陸，更喜歡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任何破壞組織元氣，損害組織精氣的戰略變革，在中國企業的身上，都要非常謹慎。

6. 從健康的理念來看：西醫修體，中醫調心，西醫講健身，中醫講養生

西醫手術後，請遵醫囑就是臥床休息，加強營養，不要乾重活。中醫更多注重的身心調養，保持適度的活動和愉悅的心態，自然生活。

中醫望聞問切開藥的同時，往往會注意到病情之外的情緒影響，加以疏通。

在強身健體方面，西醫就是要加強各個器官的活力，一個個把人練成怪人。

年輕的時候，確實是活力十足，其實年齡稍微一大，就老得很快。

中醫講養生，講人與自然，情緒與身體，精氣神和諧相處。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倚重設備和工具的西醫，最近頻頻發表情緒是導致疾病關鍵因素的論文。

體現在戰略上，西方企業戰略更多關注財報上的成功，中國企業戰略更多關注團隊的成長關注人心的走向。

西方戰略重擴張重競爭，中國戰略重部署重競合。

西方戰略重宣傳重曝光，企業家一般都是個性張揚激情無限，企業都是想方設法贏得市場占領舞台；中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家大都低調沉穩，更多的是選擇悶聲發財，深諳樹大招風木秀於林物壯則老的古訓。

二、從戰略定位來看中西方差異

定位是企業戰略的戰略，是戰略制定基礎的基礎。中西方企業戰略在定位上，有諸多異曲同工之妙，也有很多大相徑庭之處。

經過三十多年的摸索，中國式的企業戰略理論，各門各派都有自己的絕招。但真正成體系的並不多，能夠得到廣泛共識的，更是很少。

因為中國企業戰略是老闆的戰略，戰略制定更多的是參透老闆解析團隊，再剖析市場制定戰略，這不僅是一門戰略的學位，也是一種讀人的藝術。諮詢經驗比戰略工具重要，所以沒有統一的方法論，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慶幸的是，很多國內諮詢機構，已經沉澱了自己的戰略方法論。

比如智綱智庫，戰略定位的名字都已經中國化，叫做找魂。對比一些找魂和定位的區別，大致可以看出中西方戰略在定位上的不同思路。

1. 從結論的來源來看：定位來源於數據推理，找魂來源於大勢感悟。

定位更多的來源於對市場的數據分析和案例研究，通過工具和方法的分析，得出一個差異化的結論。

在有些時候，定位就容易上假數據的當。比如調研，過於迷信數據，就容易對客戶真實的心理變化和需求置若罔聞。

中國的數據很多時候有太多的水分，中國的案例很多時候有太多背後的邏輯和淵源，與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根據這些素材得出的定位，很多時候就會有很大的偏差。

而找魂，更多來源於大勢把握。智綱智庫在找魂上有一個方法論是順瓜摸藤，反彈琵琶，是帶着結論做調研，先大膽假設，再小心求證。

大勢把握更多的聚焦發展階段和未來趨勢背後的規律，抓住未來發展的牛耳，占領一個制高點。

數據、案例和工具只能作為定位的參考和輔證，不作為定位的全部依據和事實基礎。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可以對比兩者的不同，山雨欲來風滿樓，定位還為數據愁。在大勢已經若隱若現的時候，找魂已經提前一步感知風雨，而定位，還在手忙腳亂地捕捉各種氣象數據。

2. 從結論的側重來看：定位聚焦於正確的事，找魂綜合於三因（因時因地因人）制宜。

定位理論，說到底，更多的是關注做正確的事，就是想方設法把未來的方向和思路想清晰。

只要這個事是對的，不管是什麼企業什麼團隊，都建議不顧一切投入往死里做。

很多時候，這隻做到了因時制宜，而往往忽略了因人因地的因素，特別是發展的時機和企業的資源企業團隊的操作能力因素。

很多提前預判風口卻一敗塗地的失敗案例，大都犯了只顧做正確的事的教條主義錯誤。

我們和西方企業最典型的區別是中國的國情和企業成長的環境不一樣，競爭的關鍵要素不一樣。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的發展階段不一樣，中國人思考問題的重點不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找魂強調的是因人因時因地制宜，根據時勢地方的特色和團隊的資源以及操作能力來量身定做企業戰略。

通俗地講就是，共產主義確實對，李德博古瞎指揮。

對中國企業的定位而言，更要考慮的是老闆和團隊的操作能力和資源，甚至是長計劃短安排，而不僅僅強調業務方向的正確性。

3. 從結論的呈現來看：定位專注於邏輯自恰，找魂專注於靈魂刻畫。

西方戰略定位工具是西方邏輯思維的產物，屬於穩定有序增長的環境下的決策工具，屬於靜態模型下的理想選擇。更多的是關注邏輯的嚴密和事實的正確，得出一個自圓其說的結論。

西方的工具和語言表達的技巧，總是達不到東方人的意境，就像一個手藝不錯的工匠，總還是缺少一點靈魂的美感。

而找魂，更多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思維模式的角度出發，定位的工具和語言往往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比如智綱智庫曾經給雲南的形象定位「彩雲之南、萬綠之宗」；給武夷山的定位「千年儒釋道、萬古山水茶」，就有非常鮮明的中國特色，又表達了高妙的意境。

千年儒釋道、萬古山水茶，成為武夷山的標誌。

如果用畫畫來比喻中西方在工具運用上的不同，就是畫人要有精氣神，奧秘之處叫找魂。

戰略和書畫一樣，我們不僅需要工具和技術，更需要的是氣質和神韻，需要作者的感悟和情感。

三、從戰略創新來看中西方企業的差異

西方的邏輯推理思維，是一種技術思維。我們知道，技術天生的使命就是無限擴大，無限複製。

這導致西方企業的創新，更多的是來源於技術與產品上的創新，而中國企業更多的是應用和營銷上的創新，這不能簡單用中國企業起步比較晚還比較落後來解釋全部。

相對於西方企業更多關注技術和產品，中國企業更多關注技術應用和營銷上的創新，更多關注人關注組織，關注組織上的創新和突破。

現實中，中國企業的戰略創新，往往是從組織變革開始開始的。

1. 力量驅動與智慧驅動

以技術創新推動戰略創新的西方企業，技術流企業家更容易成為社會偶像。

諾貝爾、愛迪生（自己浪費了機會）、喬布斯、蓋茨、馬斯克、小扎，都是社會巨富全民偶像。西方普遍講邏輯的社會文化，造就了技術人才站上人生巔峰的舞台和價值觀，而且社會基礎配套相對成熟。

西方的戰略創新往往是從技術上的突破肇興的。

中國人講道，研究戰略和團隊的企業家，更容易獲得成功和社會認可。

馬雲、柳傳志，就是最好的證據。

西方崇尚力量，中國崇尚智慧；西方人崇尚能力，中國人崇尚道德。所以中國的企業家，除了戰略方向正確，還需要身先士卒、公平正直、境界超群。

更重要的是，要得人心。

最簡單的例子，在西方個人的事情是隱私，而在中國，不關心下屬的生活，你很難得到下屬的心。

所以，那些有智慧和領導力的企業家，在戰略創新上更能得到快速和持續的成功。

2. 從上到下與從下至上

中國企業的創新，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創新，而很少是自下而上的創新，而西方的創新，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

一般而言，中國企業員工很少思考戰略的問題，戰略是決策層特別是老闆的事。

很多時候，是因為公司有了這個戰略，然後出現相關的技術突破和模式創新，而極少是因為下面出了某個技術和模式，來改變企業的戰略。

而西方企業的創新，很多是自下而上的創新，員工想法比較多。

個性的釋放往往容易成事，一個好的想法，一個技術上的突破，一個模式上的創新，就會帶來企業戰略的突破和調整。西方企業更關注實實在在的業務和技術，這些業務和技術反過來會作用於企業的戰略。

這有一個典型的案例，阿里和騰訊是有做網購和移動社交的戰略，才會出現支付寶和微信，而不是因為有了支付寶和微信，再出現阿里巴巴和騰訊戰略的調整。

3. 技術創新與應用創新

西方企業技術上的領先，不僅是歷史積累的問題，也是思維習慣長期作用的結果。

相對於西方企業在技術，特別是在基礎科學、底層技術上大創新大改造的熱情，中國企業更熱衷於應用技術與技術應用上的小改造微創新。

西方高校與市場結合更為緊密，使原創技術有更好的市場複製機制和平台，而中國除了少數的巨型企業有部分的基礎創新之外，絕大多數企業更關注的是如何在技術應用上玩出更多的花樣。

中國企業在戰略上的突破，更多的由初級階段的模仿到高級階段的創新。

我們很多企業的發展壯大，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對技術和市場的深度理解，找到技術與市場之間的橋樑，完成技術應用的最後一步。

我們的創新，需要改變在技術領域的原創性貢獻並不大，只是在技術應用領域有獨到之處的套路。

4. 產品優勢與營銷優勢

技術上的突破更容易帶來原創產品上的領先，這是西方企業自有的優勢。

但是原創性的產品，並不一定能帶來市場的優勢。

在這方面，中國企業在營銷上的創新，不管在中國市場，還是在國際市場，都表現出來了足夠的競爭力。

營銷是與人的溝通，這是中國企業的優勢，這種創新更多的不是理論和硬實力的突破，更多的是合作共贏的軟實力的滲透。

歷史反覆地證明，中國企業在營銷上總有讓世界目瞪口呆的成就。

不僅是因為中國的成本優勢，也不僅是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和中國人的勤勞付出，更多的是中國企業中國人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和藝術。

這些思維方式方面的優勢，一旦轉化為營銷上的創新，就能爆發巨大的市場效應。

四、中國企業要開創自己的戰略方法論

以前，中國企業較少關注戰略方法論，有根源上的原因，也有歷史和現實的無奈。

現在，中國企業在戰略上需要自己的方法論，既是中國式企業戰略發展的必然，更是現實和未來的需要。

產學研的脫節，讓真正做產業思考戰略的人，大都沒有總結表述的能力，那些喜歡舞文弄墨的大學教授，又沒有實踐經驗。戰略理論和方法論的創新，就顯得非常窘迫。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關於資源的評估、關於帶人管人的藝術，都是很難量化或者很難工具化，就很難形成標準化的理論。

1. 為什麼中國企業輕易不談戰略

我們不能說只有大企業才需要戰略，戰略這個事，跟人立志一樣，不是說非要到廟堂之高才有鴻鵠之志，很多有志之士在田野之間，就想着家國天下的事。

但是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大部分的小企業，還來不及思考戰略，生存壓力下，用心做業務，都是好戰略。

第一，國內企業真正的發展肇始於改革開放以後，企業生存發展的外部環境不穩定，各種規則和制度都在發展中完善。

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又面臨千古未有的工業化信息化同步升級的格局。

野蠻生長的年代，一切都在變化中，大家不敢做長線，普遍缺少長遠計劃，很難談得上戰略，導致投機思維盛行，都崇尚落袋為安。

第二，企業和企業家自身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最典型的就是商業規則和契約精神的培育。

大家普遍忙於應付各種夾縫中求生存機遇中求發展的問題，對於戰略，離得較遠，談的極少。

這導致了中國企業戰略上的失調，容易重戰術輕戰略，小招數很多，下大棋很少；重口號輕行動，口號很漂亮，缺乏好策略，落地很有限。

第三，短短四十年，中國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前期發展的過程中，大多數階段都處於模仿多於創新的階段，以中小企業為主。

同質化、低層次、技術弱特點非常明顯。

模仿是不需要太多戰略的，企業規模普遍較小，事情相對簡單，老闆一個腦袋就把所有大事都想明白了，所以大家對戰略不太感冒，反而覺得談戰略就是務虛。

2. 為什麼中國企業需要思考戰略了

經過四十年的積累，我們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因素都逐步成熟和規範，企業規模越做越大，業務越來越多，很多事情不是老闆一個腦袋可以想明白的。

這個時候，就是需要戰略的時候了。

當前的很多企業，不僅是模仿，更多的是需要創新；不僅是內部創造，更是的是外部整合的時候，就必須思考戰略的問題了。

第一，企業越大越大，業務越來越多，更需要指南針。

初創期的企業，一般都是以業務為導向，只需要用心做業務。

但企業越做越大，特別是中國企業追熱點、愛風口、喜多元化發展的毛病，在越來越充分的市場競爭面前，就需要在業務選擇和戰略突破上，做更多的思考，戰略選擇的問題成了必選項。

第二，沒有模仿的對象了，必須走出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就需要戰略。

四十年的發展，中國很多企業在很多領域，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至少在中國市場上，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企業競爭。

之前，從模仿起家的中國企業，在很多領域已經失去模仿路徑，國際領先企業也在探索，他們也是老師傅碰到新問題了。跟隨戰略已經要向挑戰和領先戰略轉變，這個轉變，就需要重新思考企業戰略的問題。

第三，中國企業具備了戰略思考的基礎條件。

我們的產業人才逐步已經完善、產業配套、產業技術、產業資本、產業規則、產業管理日趨成熟。

企業發展環境和競爭規則逐步清晰規範，做長線做精做強做久已是形勢所迫。堅持創新，堅持長期投入，戰略的作用就會在長期的過程中得以顯現。

3. 為什麼中國企業需要自己的戰略方法論了

戰略本身不僅是邏輯和數據，更多的是適應市場環境進化的一種能力，對市場變化趨勢的一種預見和洞察能力。

也就是說，戰略很大程度上不是昨天的延續，而是對明天的市場和消費的走勢把握。

對中國企業而言，戰略不僅是方案的設計，更多的是落地和經營的藝術，是領導力的藝術。

特別是在信息透明資源平等的時候，戰略很多時候不是方向的判斷，而是對落地運營的能力的考驗，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對團隊的考驗。

我們需要自己的戰略方法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企業發展的現實倒逼中國式企業戰略理論的進化。第一，中國國家和企業近40年的崛起，找不到任何理論和模型上的依據，但事實已經發生。

西方穩定環境和秩序背景下的戰略模型和工具，在中國大都已經失效。

這種象棋棋譜指導不了中國的戰爭，拘泥於固定規則的技巧，就會犯學了一百種武功的老師傅，打不過一套亂拳的錯誤。

這種尷尬甚至不局限於戰略制定，在戰略執行方面，同樣如此。比如西方的績效考核工具，對中國人而言，所有涉及到主觀評價的內容，都需要慎之又慎。因為中國人只能是上級評價下級，下級不可能也不敢去客觀評價上級。

一個眼前的事實是，西方戰略方法論，在中國的戰場，越來越表現出黔驢技窮的窘相。

華為、騰訊、阿里不可能是西方諮詢公司可以指導戰略的，如果是西方諮詢公司在指導他們的戰略，他們也絕對成不了今天的樣子。

另一方面，隨着資訊權的平等化，販賣科普性質的信息打劫信息不對稱的客戶已成歷史。不管是西方戰略諮詢公司還是國內企業的戰略部門，對中國企業的戰略問題，都需要全新的思考。

第二，消費需求的急劇變化特別是中國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不僅是西方理論的失效，而是根本沒有現成的理論，來指導中國企業實踐中的戰略調整。

這就需要全新的引領性的力量創新來支持。

也就是說，之前不管是否有效，還有一個框架可以用，現在面臨的是，完全是一場新戰爭。好比冷兵器時代的長矛，遇到了現在敵人遠在天涯海角脫離射程的苦惱。

技術進步的快速迭代和無限擴張，特別是互聯網衝擊下企業發展環境的急劇變化，讓戰略工具根本來不及跟上技術進步的背影。

技術推動全球化進場縱深發展，特別是在軟件的服務行業，技術的價值趨大，技術複製無限性和邊際成本無限分攤性，正讓技術的領先者成為贏家通吃的變化階段。

之前的戰略機會窗口期無限縮短，戰略隨時面臨調整。這導致戰略的長遠性和短期性需要結合，戰略的原則性和靈活性需要平衡。

這都需要全新的中式戰略理論來指導全新的企業發展實踐。

幸運的是，在當代的中國，很多優秀企業決策團隊，就是最好的行業戰略專家，在沒有理論和老師指導下的新領域，他們自己學會了游泳。

中國人與西方人在思維模式上的不同，中國企業生長環境和中國國情的不同，導致中西企業在戰略上形成了兩條路。

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並不代表思維層級上的高下，只要能更好發揮各自優勢，開創適合自己的戰略理論指導自己的戰略實踐，都是成功。

更多關注人更多注重團隊的中國企業，如何在技術和產品有更多創新性的引領，或者說，如何用中國人自己的方式，用東方之道去駕馭技術和產品之術，倒真是個戰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