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石一楓：對文學來說，這是一個大時代

溜着一口京片子，石一楓言語之間始終透着北京人「混不吝」的那股勁兒。講起自己的文學觀，他那一份鄭重與天生詼諧的表述方式既形成反差，又相得益彰。評論家項靜笑言：「他在生活中是很滑稽的一個人，我看到他時常覺得人格分裂，但也很有魅力。」

石一楓是1979年生人，著有《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地球之眼》《借命而生》《心靈外史》等一系列作品。2018年，他憑藉中篇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9月20日，石一楓來到上海，成為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名家創作談」系列課程第一期主講嘉賓。他以「着眼當下的文學寫作」為題，與現場的老師、同學分享了自己的文學觀。

9月20日，石一楓來到上海，成為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名家創作談」系列課程第一期主講嘉賓。活動主辦方供圖

作家之間為什麼不愛聊天？

在石一楓看來，把文學定義為表現語言藝術或探索人性幽微的學問，都是不夠準確的。對他而言，「文變染乎世情」，文學是研究人類生活狀態與生活變化的「稱不上是學問」的學問。

「文學研究是學問，但文學不是。文學如果是學問，作家就該失業了。」石一楓笑言，相比音樂、美術，文學最大的特質就在於「工夫在詩外」，它是所有藝術門類里「琢磨與它無關的東西」最多的一個。

「至於作家這個身份，也是社會嚴格職業化之後才出現的。20世紀之前作家的第一身份都不是作家。比如雨果的第一身份是法國貴族軍官，後來成為人們眼中的聖徒。海明威的第一身份是記者、戰士。曹雪芹的第一身份就是個破落戶、敗家子。作家這個職業其實也不能稱之為職業，因為作家研究的不是文學內部的東西，但這也是文學最有意思的地方。」

「每個作家關注的重點不在於文學本身，而是與人類生活相關、更具社會性的漫無邊際的東西，所以作家與作家可能是最沒辦法聊天的。他們可以聊寫作的技術，這很重要，但聊起來沒勁。大家的關注點區別太大了。」石一楓說，「就像劉慈欣關注人類什麼時候毀滅，王安憶的《長恨歌》講滬上名媛怎麼傍上國民黨高官，格非的《春盡江南》想要探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他們都從這個行當向外發散，但發散出去的地方不一樣，也就造成了他們的想法、興趣、說話語境完全不一樣。」

「從這個角度上說，作家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職業。他要自成一個世界，要自圓其說，要自己滿足自己。」

2018年，石一楓憑藉中篇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什麼樣的文學最有魅力？

在漫漫歲月中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文學作品被稱為經典。創造經典的作家，往往在當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正在創造經典」。

「說到流芳百世的文學。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時會想到一二百年後人們如何研究他的文本嗎？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時會想到作品啟示了中國八十年代作家開篇是 『 多年以後』嗎？他們不會。托爾斯泰關心的是農奴制即將滅亡時俄國貴族和知識分子的心態，馬爾克斯思考的是拉美人民的革命鬥爭，他們關注的是眼前的人物和命運。」

石一楓最不喜歡的文學是那種在創作過程中就想流芳百世、聲名遠播的文學。「操心這個問題會讓人心態不純，這對作家是個問題。」

而什麼文學是自己喜歡的文學？對石一楓而言，那種「只能發生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和這個人身上」的文學才是最有魅力的。

他以王安憶的兩部作品《我愛比爾》和《向西，向西，向南》為例。《我愛比爾》的故事發生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師大藝術系女生阿三在認識美國大使館館員比爾後「墜入愛河」，並拼命引誘、取悅比爾。在與比爾分手後，她又開始與各種各樣的外國男人談戀愛，勞教農場的暗娼們甚至給她取了個綽號叫「白做」。

「阿三愛的是比爾嗎？不是。她愛的是西方文明。這是一個只能在90年代中國風氣漸開的時候，在上海這麼一座摩登城市，在一個不甘平凡命運的藝術女青年身上才能發生的故事。」在石一楓看來，王安憶就像19世紀巴黎社會的「書記官」——巴爾扎克，她沒有刻意總結1990年代的上海，但是讀者卻可以在她的小說里看到1990年代上海的浮影。

另一篇小說《向西，向西，向南》則通過兩個女人的故事講述作為個體的中國人如何承受着時代對人精神世界的改變。石一楓說：「在我看來，這兩部小說幾乎是一部小說，它們構成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隨着中國變成了一個我們過去不能想象的國家，我們怎麼變化？當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發生巨變，人怎麼變化？」

「這也是我在文學裡非常喜歡的話題，是我非常願意寫到的話題。」他說，「人們通過文學看到文學之外的東西，還是只能通過文學形式得以表現的東西，這是很有意思的。」

讀純文學還是讀網絡文學？

談及閱讀，石一楓提及作家之間明顯的代際差異也體現在閱讀層面。「很多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最先讀的是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的作品，還有國內的 『三紅一創』和 『十七年文學』。他們認識的文學首先來自19世紀，也就是那些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等到了八十年代，他們接觸了卡夫卡、福克納、馬爾克斯、川端康成，又覺得醍醐灌頂，感慨 『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而我們這些出生於1980年代前後的作家恰好和他們相反。」石一楓說，自己在青春期首先接觸到的是20世紀以後的現代主義文學、先鋒派作品，直到二三十歲進入中文系，要認真讀一些專業書的時候，才讀到了《戰爭與和平》《復活》等19世紀的文學經典。

「一個人的閱讀經歷會對他的寫作經歷產生很大影響。」石一楓表示，「所以我在寫作中越來越看重邏輯的嚴密、信息的準確、故事的推進、人物形象的鮮明，也就是那些傳統現實主義要求的東西。」

也因此，他認為現在不受條件限制的閱讀環境值得年輕一代珍惜。他對學生們說：「我相信你們有一個比我們當時更健康、更正常的閱讀軌跡，就是什麼都看，什麼都讀，該懂什麼就懂什麼，不懂什麼就琢磨什麼。從這個角度來說你們是比我們幸運的一代。你們的壓力在於讀還是不讀，但沒有 『只能讀什麼』，所以你們寫出來的東西是更自發的，更自然的，也是更符合本性的。」

「學創意寫作的學生或許還有一個困惑，就是寫純文學還是寫網絡文學，讀純文學還是讀網絡文學？我有一個說法，就是門檻越高的事，快樂越大。」石一楓說，未必文學新人一定要選擇純文學，寫通俗文學寫成金庸這樣的也是大師。「但我相信，看一個人半個月打磨出的一萬字，要比電腦上看洋洋灑灑的一百萬字更快樂。」

什麼樣的人適合寫作？

從閱讀說到寫作，石一楓直言：「心地單純、思想複雜的人可能更適合寫作。」

「文學歸根結底還是向善。心地單純或許不是個人能決定的，但思想複雜是可以自我訓練的。什麼是思想複雜？就是你總是能想到別人的前面，你寫的東西永遠比讀者快半步，這其實是一種能力。」

他解釋道：「我們看書時會有這樣的感覺。作者甩你太遠，寫的東西你看不懂，你覺得沒勁。作者寫得太淺，你也覺得沒勁。但如果他寫的東西永遠比你快半步，你就特別喜歡讀這本書。做到這點很難，因為讀者千奇百怪，裡面有大學教授，也有小學生。但是真正的好東西就是可以做到——比大學教授快半步，比小學生也快半步。」

「比如《紅樓夢》，比如《棋王》，又比如金庸的小說，就是這樣的好東西。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寫出屬於自己的好作品，每個人寫出好作品的道路也是不一樣的。」

有同學提問：「現在的生活趨向於同質化，我們沒有經歷過類似於革命這種比較大的事件，怎麼從身邊找題材去創作？」

石一楓說：「確實，過去人家把日子過成了段子，我們現在是把段子過成日子。咱們生活比人家安穩，也是幸福。但有的人就可以從一杯安靜的水裡找到風波。像艾麗絲·門羅，她寫的北美小鎮沒有殘酷的動盪，也可以寫得很好。」

「中國到了 『杯水風波』的地步嗎？我覺得沒有。你現在可能覺得生活很平淡，但等你看到更多生活以後，你會覺得你依然身處一個大時代，這個時代比起巴爾扎克的時代也不一定差。」

據悉，「名家創作談」系列課程是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的核心課程，從今年9月開始，每周五下午在華東師範大學閔行校區中文系開課。該課程將邀請海內外文學名家來校授課，介紹文學經驗，交流文學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