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位作家寫了二十個故事，她們用小說發出女性的聲音

「女性小說是關於女人的講述，但女人的世界裡，除了女人之外，還有男人和世界。」編選《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源於張莉那些長久留存於記憶中的場景，她希望把我們時代各種類型女性聲音收集在一起，形成一種眾聲喧譁，代表我們這個時代不同女性的聲音。

記者 | 何安安

2019年，黃昱寧、蔡東、淡豹、王海雪、崔君、邵麗、唐穎、走走等二十位女性作家寫下了一些故事。在北京、上海、蘇州、深圳，在敦煌、西寧、哈爾濱，又或者在洛杉磯、溫哥華，以及埃塞俄比亞的某地，身在不同地方的她們，用文字寫出了這一年自己對人生的理解。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精心遴選出來自這些女性寫作者的短篇佳作，編選成一套《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該書於2020年7月結集出版。7月底，《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新書發布會在線上舉行，活動以「女性寫作與我們的時代」為主題，特別邀請了張莉，以及這二十位作者之中的十五位，並特別邀請了小說家王姝蘄，《十月》雜誌副主編季亞婭共同對我們時代的女性寫作這一話題進行了分享和探討。

7月27日晚，「女性寫作與我們的時代」《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新書發布會在線上舉行。

在《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中，二十位作家寫了二十個故事，正如張莉所說的那樣，這些作品寫了女人、男人、孩子和老人，寫了我們所在的城市與我們所處的大自然，寫了冬天的雪、春天的雨、夏天的花朵和秋天的落葉，以及我們生命中忽然間到來的木星時刻……這一說法正來自於被收錄其中的一個故事：李靜睿的《木星時刻》，這個故事是對完美和安全的反抗。

為什麼會想到編選年度女性文學選？張莉認為這正是出於女性讀者對女性作品那種難以言喻的親近。她說：「讀這些作品，我會想到自己的童年。那時候我和姥姥生活在北方農村。常常是午後時分，她領着我在村子裡的槐樹底下聽女人們聊天。」這段經歷在張莉的記憶里長久留存。一直到很多年後，她才意識到，那些曾經的場景，是講述也是呼喊，是呼喊也是尋找，「在講述中，我們自我消化，自我療愈。我們從講述里尋找我們，我們從講述里辨認我們。」

張莉說，女性小說是關於女人的講述，但女人的世界裡，除了女人之外，還有男人和世界。因此，「對女人與女性身份的關注、對女性小說選的強調從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從某種意義上，張莉通過編選年度女性文學選，試圖構建一個女性的、虛擬的文字共同體。

《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張莉主編，跨界文化丨清華大學出版社 2020年7月版。

在活動中，這些女性寫作者談到了女作家對自己寫作的影響，談到了對標籤化女性主義寫作者的反感和女作家稱謂里暗含的輕蔑，談到了女性作家的經濟獨立以及打破強權，建立平等自由關係，也談到了男性對女性的塑造，女性形象的公共化，談到了科幻文學領域女性的聲音的匱乏等諸多方面。

張莉認為，「這個複雜的時代，決定了對女性身份、女性地位不同的、多樣的認知和理解入口。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與時代有切膚感的女性作品。」她說，「《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是把我們時代各種類型女性聲音收集在一起，希望它形成一種眾聲喧譁，代表我們這個時代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不同職業女性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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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男性作家一樣

女性作家既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

《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的開篇故事是來自黃昱寧的《十三不靠》。如何找到新鮮的、能讓自己產生興奮感的敘述形式？在《十三不靠》中，黃昱寧希望寫一個人、一群人跟時代的關係。她從麻將技法「十三不靠」中獲得了靈感，最終確定了小說的敘述結構：在麻將中，「十三不靠」是一種特殊的和法，它們彼此之間似乎是獨立的，單一因素無法左右全局，但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就構成了一種「天下大亂」的和法——那個看起來很荒誕的動作就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發生了。小說的十三個小節就可以理解為十三片拼圖，十三個關鍵詞，十三張哪跟哪都不挨着的麻將牌。在這種結構的統領下，隱藏在三十年時光中的變遷、失落、追問，能夠在對場面的描繪中，從桌面下被翻到桌面上。

黃昱寧談到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對自己寫作的影響，她說：「如果我們把阿特伍德的作品按照時間順序一本一本地讀下來，就會發現，從中期開始，阿特伍德就已經超越了狹義的『女性寫作』範疇，但她的筆觸與目光又從未離開過女性最關心的問題。她認為，小說不是紀實，不是現實的復刻，它站在與現實對話的那個位置。女性寫作不應局限於用一種細膩的、『人畜無害』的筆觸來描寫世界，而應該用小說的形式告訴我們，女性如何在一個並非為女性設計的世界裡，更勇敢更聰明地活下去。進而，這裡的『女性』也完全可以代換成所有被遮蔽、被壓制、被扭曲的人物和事件——於是，女性寫作的題材、視野都能被無限擴大。在這個意義上，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以其技術上的窮盡手段、視角上反覆變換給予我們啟迪：在一定的條件下，女性寫作也完全能取得某種技術上的優勢。」

在蔡東看來，文學並不狹隘，狹隘的從來都是我們的評判和認識，「小說是很複雜很綜合的存在，裡面有性別帶來的經驗，很正常。刻意地去追求超越性別的寫作，挺扭曲的。想一想，如果沒有女性意識，《絕望主婦》《早間新聞》這樣的好作品也不會被創作出來。」

那麼，當我們身處的時代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變局時又該如何呢？邵麗認為，「科技革命正在加快重塑世界，我們面臨的不是一個脫胎於舊世界的時代，而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女性寫作與男性寫作一樣，沒有更清晰的界限，只不過女性的視角、切入點可能更細微、更獨特、更刁鑽。同男性作家一樣，女性作家既面臨很大的機遇，也面臨很大的挑戰。」邵麗認為，我們可以藉助技術革命和信息的傳播，加快與世界的融合速度，使寫作能力和水平有一個快速的提升。但與此同時，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的寫作怎麼相時而動、順勢而為則是我們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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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真的擁有

一個可以安心寫作的房間？」

「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作家已經實現了經濟獨立，甚至擁有自己的房產證，但我們是否真的擁有一個可以安心寫作的房間？」王姝蘄提到了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在她看來，男性作家禁止孩子進入書房影響他寫作這條紀律是建立在父權家庭的基礎上的。如果一位女作家也制定了同樣的紀律，為自己贏得了一間清靜的書房，那便成為了另外一種強勢的權利，成為了父權的鏡像。但這並不是我們所倡導的女性主義，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打破強權、尊重個體、建立平等自由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僅存在於性別之間，也應該存在於大人與孩子之間。」但如何在追求平等，追求自由、追求開放的同時，保有自己的空間？王姝蘄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新的課題。

電影《成為簡·奧斯汀》劇照。

每個性別都有各自的優勢，而作家所要做的正是把自己不同的經歷轉化為不同的經驗，以不同的經驗產生不同的思考，然後介入作品，把自己的思想、經歷、才華，在文字中間呈現出來。林那北認為，這種呈現跟性別沒有太大的關係，女性作家跟男性作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一起出發，「女性作家要有同樣的力量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而對作家來說，所有的經歷都是財富，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寫作資源。」

走走以洪治綱編選的《2019中國短篇小說年選》和張莉編選的《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為樣本，以數據為基礎，對不同性別作家小說中呈現的城市圖景、敘述場景、用詞分類、情緒占比等方面進行了文本觀察。

走走發現，在地點構建場景方面，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沒有明顯區別，在句長、詞彙變化和豐富程度、信息含量等方面，男性小說與女性小說「性別」區分也並不明顯，尤其「家裡」和「外面」同樣的權重比，可以看出某種平等性。具體而言，小說中引用的書、影視劇、歌詞、公號文章等等，女性的視覺描述比重更大，男性則反映在聽覺上；女性小說的悲傷指數高於男性小說，男性小說的憤怒指數則高於女性小說；當女作家看見自己以後，往往會用身體的感受來說話。情感經歷早已脫離面向異性的閨怨敘述，更傾向一個自我認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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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別來劃分寫作

是一種粗暴的做法嗎？

「我們這代人受社交媒體的塑造，它讓人持續在表達，也讓我們從每天早上醒來就需要傾聽其他人說的話，傾聽成為一種倫理、表達成為一種本能。這是我這代城市人普遍的一種生活方式。」淡豹說，自己被選入《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的作品《女兒》正是誕生於此種背景之下，寫的是一場充滿分析的分手事件：戀愛中的兩個人相互觀望，評判對方。

淡豹非常認同張莉所說的「與女性作品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親近」，她認為這一點對於自己尤為重要。在以往的中外作品中，無論是司馬遷筆下的「某某母」，還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林黛玉，都是男性塑造的女性。淡豹認為，女性讀者從中辨認出自己的經驗，塑造自己的理想，這個過程雖然也是一個從私人到公共的過程。但這是男性所體驗和想象女性形象公共化的過程，是男性讚賞和譴責的女性形象一再被強化的過程。淡豹同時強調，現在的時代風貌，是女性自己來陳述獨特的生命經驗，再指出這些經驗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自己來發出聲音，所講述的經驗、軌跡，還有世界想象也會很不一樣，所喚起的讀者反應也不一樣。

「不能否認，我們小說中對女性寄予的那些慈悲、期許和厚愛，我們想賦予她們力量、為她們發聲，伸手提供一次機會或者一場難以實現的拯救。這部分就是屬於女性作家與女性人物共謀的結果。」趙依說，女性意識成為一種寫作話語，在小說里創造人物，比如說現代自立自強的女性，她們不亞於男人，而且在某些方面要比男人優秀和高尚；建構一些有顛覆意義的情節，比如把矛頭瞄準男性話語中心，裡面還包含一部分女性向男性立場的介入，甚至成為另一種中性的立場。而之所以說是「另一種中性」，是因為女人的那些美好的自我，例如最直觀的身體和面容，還有內心的柔軟，同樣也是重要而難以改變的，這些不僅是性別立場，還是女性的美學情愫，不應當被放棄。

那麼，用性別來劃分寫作是否是比較粗暴的做法呢？修新羽認為，一方面，真正偉大的作品其實並不會刻意描摹男性或者女性，而會整體地展現人性，展現男性與女性之間複雜的互動。但另一方面，從寫作者個人經驗角度考慮，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寫作」的另一重內涵：它有助於女性作家更注重自己的感受，去挖掘自己生活中真實獨特的部分。

在這裡，修新羽以穿高跟鞋的難受，以及女性生理期的痛為例，「如果我們不作為女性去直視這些事情，可能周圍男性根本無法意識到，也無法體會到其中的困難與尷尬，他們就會很理所應當地認為女生在上班時就是應該穿高跟鞋，會覺得女生在生理期的暴躁都是因為矯情。」從這一點上來講，修新羽認為，以女性的視角來寫作，以女性的身份來發聲，能夠促進不同性別之間的人互相理解。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何安安；編輯：走走。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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