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男女而言，婚姻制度意味着不同的未來

婚姻生活中的種種複雜處境，絕不只是出軌情傷這樣的狗血劇。更多時候，它們是一些更古老也更難解的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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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兩部講述婚姻題材的電影同時獲得了極高的關注與討論：《82年生的金智英》與《婚姻故事》。一東一西，但相同的是，它們都對我們當下的婚姻生活做了鞭辟入裡的審視。

在根據韓國作家趙南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在外人看來，金智英有着令人艷羨的生活：丈夫溫柔體貼、孩子漂亮乖巧，她也不必外出工作……但即使如此，有時候她總覺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麼地方，總覺得越過這面牆壁，應該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還是碰壁」。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而《婚姻故事》中，處在妮可和查理婚姻矛盾中的一個要點便是兩人所希望生活的地點完全不同，前者希望回到洛杉磯——也是她成長、事業和親人的生活之地——繼續自己的演藝事業，而後者則希望依舊待在紐約，做自己的戲劇工作。我們通過妮可後來對查理和自己女律師的抱怨能發現，在紐約她幾乎成了查理的某種附庸，查理敷衍着她想做導演的要求，並且周圍的朋友也大都是查理的。

▲《婚姻故事》劇照。

婚姻生活中的種種複雜處境，絕不只是出軌情傷這樣的狗血劇。更多時候，它們是一些更古老也更難解的心結。在今天這篇文章中，我們試圖去回溯婚姻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以及它在當下可能面臨的挑戰。或許是時候，我們嘗試去改善它，想象一種更好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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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一種既新又舊的關係

在諾亞·鮑姆巴赫導演的《婚姻故事》裡，有幾個情節令人印象深刻且感慨萬千。一是在洛杉磯房間裡，妮可和查理之間的激烈爭吵，曾經堆積的不滿、憤恨和詛咒像泄洪般衝擊彼此；第二個場景是在協商撫養權的法院房間裡，彼此律師們像放大鏡般抓着他們各自的缺點和日常生活里的小問題，對此進行嚴刑拷打，步步緊逼；最後便是查理坐在床邊陪着兒子讀妮可寫的那封信。即使當妮可已經知道他們的婚姻瀕臨結束時，她還是承認自己一直都愛着查理……

在這部看似日常甚至瑣碎的《婚姻故事》中，這幾個情節在某種程度上極具典型性，即它們其實都從不同的側面展現或是揭露了這個叫做「婚姻」的關係或說是制度在每個人的親密關係中所存在、或所隱藏的東西。而在這部電影中，當我們跟隨着這兩個「離婚比結婚更複雜且糾纏」的夫妻故事往下走的時候就會發現，一些看似屬於個體的問題背後實則於水面下有更巨大的冰山在制約着故事的發展。而在其中，「婚姻」——就如電影題目所提醒我們的——或許是這段蘭因絮果關係中最核心的那隻「看不見的手」。

▲《婚姻故事》劇照。

當如今我們討論婚姻的時候，其實我們在討論的是一個古老且跨文化的社會關係與制度。就如愛情一樣，當我們追溯婚姻的譜系時便會發現，這一被置於我們當下現代個人和社會生活中核心部分的關係實則既新又舊，而與此同時，伴隨着現代啟蒙的確立，曾經覆蓋在婚姻制度上的層層累積物在漸漸地消失或被去除，也把另一些新的意識形態納入其中。尤其諸如愛情、自主與個體選擇等現代觀念，從而使得婚姻制度如今被一層層幾乎是玫瑰色的外表包裹着，常常讓我們忘了其中始終存在着的某些幾乎是難以挪動的本質、結構和特點。

我們或許可以說，婚姻制度雖然會伴隨着歷史和文化而進行一定的流變和發展，但在其所誕生的最重要時刻，卻依舊是賦予它真正社會功能的重要起源。在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的《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一書中，他通過對諸多原始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的分析發現了一個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基本結構，而在其中最核心的兩部分便是：

（1）亂倫禁忌；（2）外婚制；

二者既彼此獨立，同時又彼此聯繫和支持，由此才能開啟人類社會——或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父權社會——的誕生和運作。

▲《婚姻故事》劇照。

亂倫禁忌禁止了部落內部的異性通婚。這會直接引起部落人口的下降，進而導致其可能面臨滅亡的危險，因此外婚製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手段。其中，女性被當做交換的物品，在不同部落之間流通，並通過她進一步加強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聯繫，從而形成新的權力聯盟。在《婚姻故事》中，處在妮可和查理婚姻矛盾中的一個要點便是兩人所希望生活的地點完全不同，前者希望回到洛杉磯——也是她成長、事業和親人的生活之地——繼續自己的演藝事業，而後者則希望依舊待在紐約，做自己的戲劇工作。我們通過妮可後來對查理和自己女律師的抱怨能發現，在紐約她幾乎成了查理的某種附庸，查理敷衍着她想做導演的要求，並且周圍的朋友也大都是查理的。對於因婚姻而來到這個陌生之地的妮可而言，她的處境其實是一個十分古老的狀況，即外婚制使得女性離開自己的熟悉之地，進入那個完全陌生的丈夫部落，成為一個後者內部的他者。

也正是在這裡，當許多評論談及《婚姻故事》中妮可話語中的女性意識時，我們需要追蹤的遺蹟其實更為久遠，同時也從這些殘存的痕跡中再次發現我們當下的婚姻制度中一個十分重要但是也正在被削弱的特性，即它是一個用於對女性進行交換的手段。而這一目的與其後隨之建立的整個父權制結構與意識形態都息息相關。雖然鮑姆巴赫所講述的這個美國大都市中的婚姻故事裡並未涉及鮮明或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但另一方面——就如福柯在其《懲罰與規訓》中所指出的——權力的毛細血管已經牢牢地遍布，並且把處於制度中的個體束縛其中。而且福柯還進一步指出，權力遠遠並非壓迫性的，相反，它具有極強的生產性。因此，婚姻制度中那些促使它誕生和堅固的元素本身看似消失了，其實也只不過是隨着社會現實的轉變而改頭換面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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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女而言，婚姻制度意味着不同的處境與未來

在根據韓國作家趙南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在外人看來，金智英有着令人艷羨的生活：丈夫溫柔體貼、孩子漂亮乖巧，她也不必外出工作……但即使如此，有時候她總覺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麼地方，總覺得越過這面牆壁，應該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還是碰壁」。當我們比較這部電影與《婚姻故事》中的兩段婚姻時，它們有着很多相似之處，而在其背後或許也正是列維-施特勞斯所發現的那個關於人類（父權）社會的基本結構在起作用。處於婚姻中的女性，在漫長的歷史中都被建構為整體的弱勢地位，這一點無論在法律、社會還是習俗傳統中都如此，即使在某些特定時刻特定的女性或女性群體利用自我能動性來爭取一定的空間，但這些抗爭和所能爭取到的權限也往往都十分有限，而不足以改變她們在自己時代所遭遇的普遍境遇。

▲《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劇照。

事實上 ，這不是一個新現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談到現代家庭制度與資產階級的私有制息息相關。而當我們把視線轉入這些新興的資產階級家庭時，其中一個典型的特徵便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空間差異的意識形態被進一步地繼承與鞏固。伴隨着19世紀初西方第一部民法典在法國頒布，婚姻中的女人成為男人的私有財產得到法律的維護。

福柯則在《性經驗史》發現古希臘城邦中的家庭里的女性也大都處於相似的地位。一方面，她為男性家族生育一個健康的公民繼承人，另一方面，她屬於男性家族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而婚姻制度的目的也便是為了保障其能夠完好地運作下去。

因此，對男女兩性而言，婚姻制度對他們其實往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處境和未來，即使在當下亦如此。當我們在《婚姻制度》中看到妮可糾纏於自己是誰、想做什麼或是抱怨查理總是不願傾聽她的想法和夢想時，一種幾乎是時空的錯位感讓我們再次意識到，即使是當下開明如西方的社會，婚姻制度中的舊幽靈依舊徘徊不去，而其力量也依舊強勢。因為它與主流意識形態始終保持着緊密的聯繫。

這一點在中國古人那裡早已被發現，他們把由夫妻組成的家庭作為建構整個社會的拱頂石，因此，它成為各種社會、權力和政治意識形態角逐和爭鬥的場所。在《婚姻故事》中，當妮可和查理選擇讓律師來解決他們的離婚問題時，我們發現來自法律的各種對於婚姻的規定和條條框框，以及建立在理性和實用性基礎上的法律與滲透在婚姻中的各種難以量化或被規則的情感和細微之處間的種種矛盾、荒誕與尷尬。而也正是當法律出現時，也才再次揭露了現代關於婚姻的某些迷思，尤其是伴隨着近代愛情、個人與獨立自主等觀念與婚姻相結合後所產生的新的婚姻觀後，人們似乎遺忘了婚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效益和法律維度。

因此，當人們開始思考現代婚姻或是為什麼年輕人都不願結婚這個問題時，他們或許忽視了一個重要的維度，即社會觀念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總是會超越婚姻制度自身的自我修改或進化速度，因此便會產生諸多矛盾。在《婚姻故事》中，每個人或許都會唏噓和疑惑，為什麼曾經你儂我儂、耳鬢廝磨的婚姻到最後弄得彼此相對無言、相看兩厭呢？

▲《婚姻故事》中的吵架戲。

許多人把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歸結於性別平權，即認為是因為過分強調男女一致，導致女性都以進入職場工作，或實現自我為目的，而遺忘了家庭的責任。這一陳詞濫調的批評其實也正是《82年生的金智英》所對抗的，因為情況其實截然相反，是伴隨着女性意識的覺醒，以及對於自我實現的追求，使得她們必然不會再願意扮演曾經只能屈居於家庭與婚姻中的女人，而開始走向社會。所以，也確實是性別平權導致了傳統婚姻關係或模式的漸漸解體，而這本身就是進步的一個典型特徵，與此同時，也是提醒了我們正視當下的婚姻關係和制度所存在的諸多問題。

在《婚姻故事》中，妮可和查理都是好父母，他們一方面在外有工作，另一方面也都照顧着家裡的兒子，儘量平衡兩者。但最後我們發現，最難平衡的也便是在這裡，並且只有當查理需要紐約、洛杉磯兩頭跑的時候，他才真正意識到工作和家庭兼顧本身所需要耗費的精力。對於這一點，一般的丈夫幾乎難以意識到。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當丈夫好心地對金智英說：「那就先在家裡休息一段時間，帶帶孩子」時，金智英問他：「帶孩子是休息嗎？」我們發現，丈夫幾乎天然地認為家庭里的所有勞動都是輕鬆且愉悅的，所以不值一提，而這與待在家裡的妻子的感受卻截然相反。這一矛盾其實也一直隱匿在妮可和查理的關係中，並且也是發展至今的當代婚姻關係中始終如影隨形的問題。

也正因此才導致了婚姻中許多女性的雙重壓力，即一方面她們進入職場工作，另一方面家庭內部的勞動卻依舊屬於她。一些不懷好意的評論藉此抨擊性別平權或鼓動女性重返家庭，但問題的重點截然相反，應該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調整和對於婚姻制度的進一步修改來保障平權運動所希望和已獲得的權益。就像20世紀初當魯迅討論娜拉出走後會變得如何一樣，問題不在於這些出走的娜拉，問題在於社會和政府是否能夠為這些追求自主和實現自我的生活者們創造一個與之匹配的環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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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種更好的親密關係

關於愛情——或說是自主選擇的——婚姻其實在悄無聲息地掩蓋着這些矛盾和衝突，而只把自身裝扮成某種屬於兩個個體之間的溫情歸宿與港口。在現代中國關於女性解放、愛情和婚姻的故事中，我們發現一個十分弔詭的狀況，即伴隨着那些意識覺醒的年輕人開始通過追求愛情來表現或實踐自身的自主和個體性時，他們往往在其推波助瀾下進入一段看似已經被改造過的——從曾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如今的兩情相悅、自我選擇——婚姻，但最終的結局似乎莫比烏斯帶般卻還是未能脫離她們一開始所期望抗爭或是逃離的狀況。即她們最終不過是從「父之家」走入了「夫之家」，而區別於前者的壓迫是明顯且可見的，後者則在由「愛情+自主選擇」的面具偽裝下變得更加難以察覺，現代規訓由此成型。

除此之外，當美國人類學家蓋爾.魯賓在列維-施特勞斯的啟發下進一步討論性/別與婚姻制度時（《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筆記》），她指出後者同時也是對「以性的正常與規範為準則區分等級」的「性階層」（sexual hierarchy）的重要再生產場所。這一點與福柯在《性經驗史》中的研究遙相呼應。在西方漫長的基督教歷史中，唯有婚姻中夫妻之間的性才是自然的、合法且值得提倡的，除此之外所有性行為都遭到污名、排斥和懲罰；與此同時，以異性夫妻情慾作為典型的現代性科學也由此發展出一系列「性異常」和病態類別，從而開啟了現代西方對於性少數的病理化和非正常化敘事與建構。朱迪斯·巴特勒在其經典的《性別麻煩》中，通過對列維-施特勞斯和蓋爾·魯賓等人理論的討論中發現，人類社會親屬結構中除了亂倫禁忌和外婚制這兩個重要元素外，對同性情慾的禁止同樣、甚至是更為初始的禁忌。因為只有如此，異性情慾才能得以實現，為了生育和繁衍而建構的異性婚姻制度才能在其上拔地而起。在朱迪斯·巴特勒看來，同性情慾是異性情慾一個因始終未能被正式哀悼而遺留在其中的憂鬱（melancholia）。

由此我們會進一步地發現，存在於歷史以及發展至當下的（異性）婚姻制度其實具有極強的排斥性。過去它或許因為與權力聯繫緊密而在此表現得十分鮮明和直接，在如今這些特徵則往往都隱於面具之後，但卻依舊存在。當產生於上世紀中葉的美國性少數運動要求婚姻權時，我們一方面能看到後者在歷史中與主流——甚至是霸權——意識形態之間的勾連和再生產模式，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對其的修改也是可能的。

在很大程度上，傳統婚姻制度從未遭受過真正的「他者」的質疑和衝擊，而它自身在現代民主制度下也漸漸擁有一種開放和自我修正的能力，但最終，對於那些如妮可和查理這樣真正實踐着這段走向「失敗」的婚姻的個體而言，他們才是對傳統婚姻關係、制度和觀念的最好的修改者。

福柯在晚年接受採訪時曾指出現代人之間的關係模式的有限性，即除了傳統的血緣關係、婚姻關係、友情、同窗和同事關係之外，似乎少之又少。因此，他建議人們去嘗試着創造新的關係，無論是關於自我的——福柯提倡某種自異性，即我們不能把我們固定成某種本質——還是和他人的關係。而在這其中，親密關係或許更加具有可能性和創造性。

▲《婚姻故事》劇照。電影結尾，妮可看到抱着他們兒子的查理鞋帶鬆了，便喊住他蹲下身給他系了鞋帶，隨後輕輕拍了拍查理。

在《婚姻故事》中，我們始終都能察覺到妮可和查理之間的感情並未真的消亡殆盡，反而從他們諸多細節、眼神和話語中能夠發現那些溫柔依舊，所以許多人為此感到遺憾。但如果我們能從另一面思考，則會發現其實這樣未必不是更好的結果，即電影最後妮可和查理還是分手了，但卻保持着一種新的關係，無論這個關係是友誼還是愛情，或是還沒有被命名的，它都已經真實地存在了。而它或許也就是福柯所提倡的，即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實踐，來創造新的相處和交往模式。因為有時候我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但實踐卻是通向無限可能的重要行動。

如今，當人們談論婚姻關係或制度時，其實我們或許可以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即在法律與社會層面，婚姻作為一項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諸多特徵、保障、福利、以及種種限制；但另一方面，是否還會存在新的可能，即一種或許非「婚姻」的「婚姻關係」，我們甚至不必太在意它的名稱，就如上世紀法國哲學家薩特和波伏娃的關係，就如那些許許多多無法進入主流婚姻制度而以實踐創造着適合於他們自己的相處關係的「局外人」，以及當下諸多年輕人之間的各種嘗試、挑戰與創造等等……

在《婚姻故事》最後一個鏡頭中，妮可看到抱着他們兒子的查理鞋帶鬆了，便喊住他蹲下身給他系了鞋帶，然後兩人相視一笑。對他們而言，婚姻沒了，但那些溫情——甚至愛——都還在，他們只不過是換了種方式繼續相處，發明了一種新的關係。或許，這才是最勇敢和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文/重木 編輯 走走 校對 薛京寧

值班編輯李二號吾彥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