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詩經》：解密中國古代婚姻制度

《詩經》中所反映的婚俗文化產生於我國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構建了我國傳統婚姻制度的基本框架，對後世的婚姻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

作為反映先秦社會生活的《詩經》，可以說是一軸巨幅畫卷，它反映了當時的經濟、文化、世態民情和民族風俗，我國古代的婚姻制度在《詩經》中也有全面的反映，主要從婚戀的形式、古代婚姻的風俗和禮制來體現這些內容。從這些詩歌中，可以看到當時婚俗的一個側面以及婚姻制度，同時也展示了婚姻制度發展的歷史軌跡。

人類婚姻制度、習俗很早就在民間歌謠中有所反映。《詩經》中所反映的婚俗文化產生於我國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構建了我國傳統婚姻制度的基本框架，對後世的婚姻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詩經·國風》內容涉及婚戀的作品比比皆是，從戀人的相識相知到互相愛慕，詩經里均有全景式的展現，反映了先秦時期男女交往自由、戀愛自由的時代主旋律。

《邶風·靜女》饒有趣味地描寫了一對青年男女美好約會的片段。「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明明之前約好了在城牆角落會面，小伙子早早趕到約會地點，急不可耐地四處張望着，可調皮的姑娘就是要故意躲藏在城牆背後，饒有興趣地看着戀人抓耳撓腮、一籌莫展的窘態，忍俊不禁，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對戀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情侶。

雖然先秦時代崇尚戀愛自由，但需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周禮·地官·媒氏》記載：「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由此可見，「媒氏」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官媒，其職責主要有：記錄新生兒的出生年月和姓名；敦促和撮合適婚男女及時嫁娶；監督彩禮的數量在禮制範圍之內；處理男女之間的婚姻訴訟（主要是針對婚內不忠的情況）。「媒氏」在先秦時代社會生活中具有較大的行政強制性。

無媒不成婚，婚姻從古至今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在中國古代，婚姻講究明媒正娶，因此，若結婚不經媒人從中牽線，就會於禮不合，雖然是兩情相悅，也會假以媒人之口登門說媒，未婚男女需要通過媒妁的穿針引線，獲得父母同意後，才能啟動議親程序乃至形成雙方的婚約。《衛風·氓》中所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意思就是說「不是我故意拖延，而是你沒有找到好媒人」。由此可見，媒人在當時就已經是婚姻的必備條件了。

直到西周建國，制禮作樂，婚姻禮儀由上至下，由貴族到平民，逐漸普及。《詩經·齊風·南山》中，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詩句，《衛風》《豳風》也有類似的歌詠。可見，「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在西周時已成普遍的制度與風俗。

《孟子》中也說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一對男女在沒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和媒人的說合下的結合，是不被當時社會所認可的。

在《國風·鄘風·蝃蝀》中也有類似的描寫：「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於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詩中先寫彩虹出現在東方。古人因缺乏自然知識，以為虹的產生是由於陰陽不和，婚姻錯亂，因而將它視作淫邪之氣。詩人無疑是將淫邪的美人虹來象徵這個出嫁的女子，譴責私奔者背人道、逆天理，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個不從母命的私奔女子，其實正是一個反抗禮教制度、爭取婚姻自由的勇敢女性。而無奈的是，當時的社會對婚喪喜慶有着極其嚴格的禮儀規定，詩中女子沒有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種大膽的私奔行為無疑為當時禮教所不容，所以一些所謂的正人君子便將她視作淫婦而進行嚴厲斥責。

古代合法婚姻需遵「六禮」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令人嚮往，然而愛情並非都那麼美好，婚姻也存在諸多世俗和文化「約束」。那個年代，婚姻充滿了「儀式感」，完整而受認可的婚姻，須經「六禮」，據《儀禮士昏札》記載，聘婚的儀式分六個步驟，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聘婚是周代的合法婚姻，聘婚制是周代的合法婚姻形態。聘婚禮的第一步是納采。納采即男方家請媒人去女方家提親，女方家答應議婚後，男方家備禮前去求婚。

《國風·豳風·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娶妻要通過媒人的介紹，就如同做斧柄要用斧頭砍木頭一樣。遵從媒妁之言是古代婚姻的主要形式，後世稱請人做媒為「作伐」即來源於此。先秦時代是中國傳統婚姻文化的形成時期。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稱為婚姻問題的「過渡階段」。周公制禮，用以規範人們的行為。婚姻是形成家庭的基礎，也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自然備受重視，同樣被納入了禮的範疇，確立了聘娶婚的核心體制。

納采之禮結束後便是「問名」之禮，即男方家請媒人問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以用占卜。即納采畢，使者（媒人）出而復返，向主人問女子之名，「問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儀禮義疏》）此問名，但問女名，而不及男名，因為男名在納采時已先通知，故問名是男方專問女名，更重要的是問生辰八字，以為卜婚。

第三步是納吉，即男方將女子的名字、八字取回後，進行占卜。卜得吉兆後，備禮通知女方家，決定締結婚姻。先秦時代就有采草占筮的婚姻民俗。《衛風·氓》中女主人公就曾說過：「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這兩句詩描繪的是氓這個青年用龜甲和蓍草來占卜，卦體上都是吉利的言辭，神靈暗示這樁婚姻是幸福美滿的，於是女子就迫不及待地讓男子拉走自己的嫁妝。這就是「六禮」中的納吉。通過卜筮來預測婚事吉凶，表現了世人對婚姻之事的嚴肅與慎重。

第四步是納徵，即男方家以聘禮送給女方家。在《詩經》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締結婚姻中，男方是要給女方聘禮的。聘禮，在「六禮」中屬於「納徵」。由於地域不同，風俗各異，所送聘禮也不同，主要有鹿和雁等。《國風·召南·野有死麕》中「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一個英勇的男子從野外用白茅把殺死的麕包起來，送給自己喜歡的女子，向她求婚。

春秋時納徵直稱納幣。納幣以玄纁、束帛和儷皮（兩張鹿皮）為禮物，《周禮·地官·媒氏》說：「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五兩，即五匹，每匹二端，每端二丈，共十端帛。即五匹帛為一束，但每匹帛的卷法是兩端對卷，一束共合為十端，為雙數(禮品計雙為吉)，同樣，儷皮也是雙數，皮指鹿皮，「儷皮」即象徵夫妻的兩張鹿皮。在此基礎上，天子再加「穀圭」（穀，善也，飾以粟文之圭，用以聘女）。「丈夫納徵，加以大璋」，至於庶人，幣帛無過五兩。

古時婚禮為什麼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呢？當與其時主要生產方式為狩獵和農耕分不開的，它代表一定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玄纁、儷皮不但是當時衣飾的貴重用品，而且都當作幣帛使用的。所以男子向女子求婚送去這些聘禮實是上好的禮物，它不僅保存有狩獵時代男子射獵的「勇敢和技藝」，還有男子親授勞動經驗，維持家庭生活能力的社會功能。

關於「請期」之禮，即男方家擇定婚期，備禮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從《詩經》婚嫁詩的描寫中可以看出，周代民間嫁娶所定婚期一般是在秋季至第二年的春季之間。

《邶風·匏有苦葉》寫道：「雍雍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男子若要娶妻，就趁冰未化先過河。大約是在仲春二月。《衛風·氓》一詩中「將子無怒，秋以為期」，男子本欲於秋季未至之前就來迎娶女子，但女子卻勸解男子不要生氣，最好是秋天再來迎娶。可見，在秋季之前行迎親之禮似乎有違禮法。由此推之，當時民間嫁娶時間應在秋季至來年春季之間。那時為何將婚嫁時間定於此時呢？這是由於這段時間是一年中的農閒季節，在此階段舉行婚禮不會影響農業生產。

親迎是婿親往女家迎娶的儀式，它是六禮中最重要最繁瑣的成婚典禮。《豳風·東山》中「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描寫的就是新婚的景況。《詩經·大雅·大明》寫周文王卜得吉兆，納徵訂婚後親迎太姒於渭水之濱有「文定厥祥，親迎於渭」的記載。《詩經·大雅·韓奕》中「韓侯迎止，於蹶之里，百輛彭彭，八鸞鏘鏘」，也是寫親迎的隆重場面。「親迎」，在情誼上也表示男子對未來妻子的欽佩和重視，其表達極欲得之的愛慕之心是顯而易見的；同時也有利於婚後夫妻之恩愛和好，使嫁女之家感到光榮。親迎，於禮不缺，也被看做是夫妻關係完全確立的基本依據。在當時還有一種習慣法：凡未親迎而夫死，女子可以改嫁，然而舉行了親迎之禮而後夫死，按禮俗，妻子就必「從一而終」了。所以後世亦重「親迎」之禮，直至今日。

「七出三不去」的離婚制度

「夫妻本是同林鳥」，男女結為夫妻，就要白頭偕老。在封建社會，雖然是男權社會，但男子也不能隨便休妻，早在西周時期，解除婚姻關係，就有了明確的禮制依據。

我國古代的「禮」和「法」為男子休妻規定了七種理由，即「七出」。《周禮》中便給出了丈夫休妻的七大理由：「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妒，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也就是說，七條中占了一條，丈夫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休妻。但也不是隨便滿足一點就必然可以休掉妻子，也有保護女方的規定，即所謂的「三不去」。據《大戴禮記·本命》載：「有所取（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三不去」的意思是，妻子因娘家無人，沒有歸處不能去；和丈夫共同守過公婆喪事的妻子不能去；娶時男方貧賤，後來富貴，不能去。

「七出三不去」不僅是中國古代離婚制度的特定形式，同時，它也是中國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內容。但當時「七出三不去」並沒有融入禮制因此沒有普遍的約束力。對於那個年代的普通人來說，娶妻尚屬不易，而出妻當然不會輕易為之，從《詩經》中為數不少的棄婦詩來看，拋棄糟糠之妻的人也不在少數，可見「三不去」也沒有在周代廣泛適用。

《邶風·谷風》全詩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口氣寫出，訴說丈夫喜新厭舊，而自己含辛茹苦卻受盡虐待，終被拋棄，感情淒涼、哀怨。一無疾聲怒顏之辭，儘是殷殷相訴的哀哀之語，通過女主人公自敘性的語言，把她勤勞善良溫順又帶軟弱的性格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勤勞善良、溫柔多情、自信自強的女主人公，對於家中艱苦繁重的勞作，她任勞任怨。對丈夫在感情上的故意冷淡和折磨一再忍讓，甚至在丈夫已迎新入門，使她處在無可忍受的屈辱之中時，她還希望丈夫改變主意；當她已遭遺棄，不得不回娘家時，故意走得很慢，仍然希望丈夫能來送行，哪怕是送出大門，「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丈夫背信棄義對她產生的強烈刺激，她無法忍受眼前出現的這一現實，更不能以平常之心來接受這一現實，所以反覆詠之，以示銘心刻骨，難以忽忘。「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衛風·氓》全詩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口氣，訴說了自己從戀愛、結婚到被棄的全過程。回想其婚姻的失敗，女主人公是清醒的，她從愛情的幻想中走進現實，認識了現實的殘酷後，毅然決然與過去告別。女主人公認為自己並沒有錯，「女也不爽」，丈夫遺棄她只是「士貳其行」「二三其德」罷了。她本想與丈夫「及爾偕老」，但丈夫「老使我怨」，留給自己的只有無限的憂傷與哀愁，誰讓自己嫁錯了人呢？「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最終只能認命了，「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離婚不僅是當今社會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也是中國古代社會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在中國古代，「七出三不去」形成於周代，確立於漢代，完備於唐代，經歷了由禮到法的發展過程，是中國古人離婚所遵循的重要原則。「七出三不去」根植於儒家倫理道德的體系之中，在中國古代社會發揮着穩定婚姻家庭關係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它的形成、確立與完備深受儒家倫理道德的影響。作為中國古人智慧結晶的「七出三不去」制度，只要我們加以合理利用就能夠對當今的法治建設發揮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務於當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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