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競昊︱我們為什麼研究歷史：為《五七兩地書》而作

引子：殊途同歸的父輩

朱汐女士的父親劉禹軒先生（1926- ）和我的父親孫念九先生（1931-2015）於1958年初分別在青島、濟南被宣布勞動教養後，先是被發配到荒無人煙的萊州灣壽北清水泊，次年被轉往魯中王村附近，成為新成立的勞教單位山東生建八三廠的「元老」。解除教養後，劉回到青島原單位，繼續做帶「戴帽右派」；孫則留廠重新就業，轉為「二等公民」（「二類人員」）。他們雖然曾有過共同熟悉的友朋，但彼此並不認識，儘管在那非人的歷史時空裡或許於數萬名負軛而行的囚徒中邂逅過。

幾年前，作為「黑二代」（或曰「難二代」）的朱汐和我聯繫上了。她正在整理其父母留下的文字記錄，並不停地走訪父輩難友，務求多重印證。她數次實地追尋他們落難的足跡，如依舊荒涼的清水泊——那裡有許多匆匆掩埋的冤魂，當然還有八三廠——這裡有我幼時的記憶，是我近年來斷斷續續在做的一部父輩勞教口述史的故事發生地。

朱汐姐邀我為她父母在1958-1962年間的書信集《五七兩地書》寫點東西。我有些躊躇，接觸這類題材的心情是沉重、壓抑的，這也是我那部口述史遲遲未竟的一個原因；但我義不容辭。家父留下題為《人·鬼·囚》的自傳，主要內容為在八三廠的經歷。王村比鄰蒲松齡的故鄉，三個多世紀前，這位落魄的鄉村塾師雖然孤貧，卻可以自由自在地杜撰神怪靈異，浮想出一幅幅天上人間仙景，而朱父、家父這幫知識分子囚徒則在思想和人身的枷鎖下演繹鬼的故事，救贖加在他們身上的深重罪孽。

2014年夏末家父被診斷出胰腺癌後，作為「離休」幹部，得到了很好的治療，生命延續了近兩年的時間。但這最後的兩年裡，他的情緒波動不定。他本來一生頗為剛強，1978年初平反前夕還賦詩：「壯士可殺不可辱，歸天再做百年囚。」客廳里長年掛一大字「直」；對聯為：「生平只寫一字直，到老不倒發一根。」但他在人生最後時光里常出現驚慌的症狀，甚至表現在通過服用抑制性藥物而出現精神恍惚狀態之後的胡話、夢囈里。這其實是近一個甲子之前就埋在心底深處之恐懼的本我流露；他終其一生都沒能進入「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狀態。他清醒的時候，幾次囑咐我要把他的自傳和我的口述史付梓。

世事無常，生命脆弱。2015年8月中旬料理完父親喪事後，我決定馬上去青島訪問劉禹軒先生；與朱汐姐也是第一次會面。和家父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魯迅」式性情不同，年屆九旬的劉伯伯表現出舊式浪漫才子的敏捷和活潑，洋溢出詩情畫意、風花雪月的民國閒雅遺風。交談多在一種平淡的氣氛中進行，但有兩次談到妻子慘死時，他動容道：她是聖母！

高中時期的劉禹軒（第一排左三托腮者）和朱文蕙（第一排左六穿黑衣者）和學校劇團成員一起合影

從清水泊到八三廠

劉伯伯和我父親這代人在舊社會長大，在新社會立業、成家，經歷了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段；他們個人和家庭的命運與國家和社會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朱汐整理的《五七兩地書》是兩位主人公——丈夫劉禹軒（「軒」）和妻子朱文蕙（「蕙」）在軒四年勞教期間的通信。兩地書中還有兩位小主人公——他們的女兒「汐」和兒子「汨」。通信內容還涉及其他人，包括親人、友朋、同事、難友、管教人員等。朱汐按照時間順序，摘抄軒的日記及詩詞的內容，以佐證、補充雙方的通信，取得故事完整和情節持續性的效果。

這四年並不是兩人第一次長久的分離。自從他們成為戀人後，在1940年代末的政權交替的戰亂之際也曾分開過，但兩人鴻燕傳書，直到蕙在新政權確立後來到軒工作的青島。他們1948-1952年的通信（前溯到1946年）成為朱汐編輯的《寧青兩地書》的基本內容。

根據汐的介紹，自己父母雖然出生地、背景不同，但都來自比較優裕的家庭，受到了很好的童稚教育。然而，日寇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國破家亡中他們都加入了逃向西南的難民潮流，顛沛流離。

朱文蕙14歲時在蘇稽女中加入抗日童子軍團時所照

蕙姐妹四人全進了「戰時難童保育會」屬下的保育院，後又升入流亡中學，衣食、教育免費。山河殘敗，前線的戰士在流血，在犧牲；後方的幼童、少年、青年卻可以讀書，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談戀愛。軒和蕙就是在收攏淪陷區學生的國立六中相識、相愛的。在他們青春勃發的老照片裡，看到的是純潔、高貴的眼睛。他們繼續着千百年來中國知識精英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待遇。軒後來就讀中央大學英文系；蕙進入金陵大學學習植保專業。

從左至右分別是劉禹軒小學時、初中時照片

左：朱文蕙在金陵大學照；右：劉禹軒中央大學畢業照

抗戰之後又是內戰。終於，這群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帶着驕傲和自負，懷着憧憬和抱負，迎接和平，進入新生的國家裡，儘管懵懵懂懂。他們曾是群被寵壞的孩子，崇奉精神上、人格上的獨立、尊嚴，依次衍生出家、國、天下情懷。即便後來受到政治運動和社會形勢的牽動和遏制，這種情結時隱時現，即便扭曲、消損，卻難以湮滅。

軒畢業後到青島教書，後來陰差陽錯地成為新政權的接管人員，這個「幸運」使得他晚年得以享受離休的待遇。軒在1959年4月9日的日記里，寫到他所在小組：「填教養人員登記表。十一個人只我一個是右派，其餘都是歷史反革命，但如顏振教所說的，右派是現行反革命，有什麼可以自認為特殊的呢？」類似地，家父所在的山東人民廣播電台1957年的「反右」整肅中，被劃為右派的基本上來自解放區，而舊政權的留用人員則大都成了歷史反革命。

新中國成立後，軒和蕙互相鼓勵，如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入黨成為思想進步的標尺。蕙來到了青島，這對年輕的戀人結婚成家，不久就有了一女一子。蕙響應黨的號召，在工作上總是選擇「下鄉去」，痴心於專業；在業務上精益求精，一直持續到生命的終點。軒發揮他的文藝創作才賦，在1956年調入青島市文聯，

而這正是「陽謀」引發的大風暴襲來的前夕。

1956年4月12日劉禹軒與朱文蕙結婚四周年全家福

在1957年早春 「百花齊放」的大鳴大放中，劉禹軒提議確定「憲法節」——這種理念本是常識，但時代變了，已經容不得常識。青島市文聯編輯部15人中挖出了8名右派。

年少軒幾歲的家父威海中學肄業，在內戰期間參加解放軍。戰後轉業，在新建的山東人民廣播電台成為新中國第一批新聞工作者。對魯迅批判人格的認同，加之來自解放區的優越感，使得其早在1955年與家母新婚不久，就在「胡風集團」為導火索的全國性整肅中初陷劫難。繼而在1957年，被冠以比「右派」更為嚴重的罪名：「反黨分子」。

於是乎，這兩位分在青島與濟南的知識青年，殊途同歸，命運產生了交集：被勞教，從清水泊到八三廠。在「思想改造」的名義下，經歷了「改惡從善」的生與死的煉獄歲月。不幸中幸運的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後代，又活到耄耋之年。而他們的多少難友死去了，死因多種：飢餓，事故（家父曾在挖井塌方中被砸昏，後來被機器截斷一節手指，還有幾次僥倖躲過的事故），不正常的疾病，自殺，被升級為極刑。還有1970年代末「平反」後因在八三廠受到廢氣污染而患上不治之症的不少人。家父在自傳里講到：他們「創造出了許多人間奇蹟，被當地群眾視為真正的藏龍臥虎之地，他們說這些人都是替咱老百姓說話才來這裡受罪的」。

改造期間的家書與日記

被勞改、勞教的不僅僅是「右派」，還有「反黨分子」、「歷史反革命」等形形色色「敵我矛盾」中的壞分子、「人民內部矛盾」中需要被強制改造的人。與行之已久的規範的勞改相比，藉助體力勞動達到「教育」目的的強行性勞動教養沒有硬性的時間規定，隨意性、人為因素大，而且各個勞教單位的實際情形也不盡一致。

軒在勞教之初就對自己和「同學」（勞教人員不能互稱同志，只能叫同學）的「罪」十分清楚。他在1958年9月7日的信里這樣寫道：「我們這裡受教養的都是一些罪人，雖然犯罪的情況各不相同，但大家都存在着最基本的問題：立場問題，需要改造思想。」在兩天之後的日記里，他記下自己剃光了頭髮，以詩名之：

去吧，「受之父母」的頭髮，離開這一個罪惡的軀體。既然生就了一個醜惡的靈魂，我還有什麼面目用你來裝扮自己？

家父自傳里講到早在清水泊繁重勞動之餘，每晚兩個小時「批評與自我批評」，系管教幹部：「以夷治夷」（或曰「群眾斗群眾」），「從肉體到精神的摧毀性改造戰術」。

思想改造不單單是個人的事。對身在囹圄的人，來自愛人、家人、親人的關懷，相互的牽掛、不舍，往往是他們活下去的唯一希冀和動力。這在軒，還有家父的身上得到體現。

軒勞教之初，1958年10月蕙新懷上的孩子不得不人工流產。幾乎在同一時期，我父母的第一個孩子胎死腹中。

軒與蕙在通信里，互相安慰，當然是報喜不報憂。軒總是說：「我很健康」，「我很愉快」，管教幹部很關心……軒在勞教期間從來沒離開過王村，儘管後期似乎可以請假探親，但他缺少勇氣以「戴罪之身」見自己的親人，尤其是兩個年幼的孩子。記得家父說道，自己每次從八三廠回家探親，家母常抱怨我和弟弟的調皮。他大都不忍責怪。偶爾厲聲發火，離開的路上總在流淚。

軒與妻子的見面就是蕙在四年裡的三次探訪，還有幾次因為臨時變故而取消，可從通信和軒的日記里大體上復原。蕙每次的到來，包括之前與之後，包括未竟之行，都在軒心裡引起一段時間的波瀾。軒在日記里，記下了每次在妻子來探親問題上的反反覆覆的心理糾結：既渴望，又怯切。所以，他在信里的措辭上既咬文嚼字，又閃爍其詞。軒數次在日記上寫下想起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裡那句著名的話：人們啊，我愛你們，可你們要警惕啊！如他寫下的這麼一段：「現在這樣的見面，我不願再有。因為我們當中還存在着鴻溝。這一天一夜，我們不過是見見面，不是團圓，不是過家庭生活，因而像在宋家莊那一次一樣，我們還有夫妻的關係，但卻不象夫妻……」

家父在妻子探望問題上與軒的矛盾心理是相似的。他回憶家母的一次「探監」：「記得有一次，我的愛人來探監，住了3天，她根本就沒有看出我的模樣倒底黑瘦到什麼程度，因為每天只有在晚上10點到第二天凌晨4點，才可相會。而這幾個小時對於我，則是生死攸關的睡眠。」家母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在車上邂逅一位也去八三廠探夫的年長女性。她問家母是不是探望自己的父親。得知也探望丈夫時，長者好心地勸說道：我們年齡大了，沒辦法；你沒孩子，何必把青春給搭上？！除了與妻子的通信，軒斷絕了與所有親朋的聯繫，其中最為心痛的不僅僅是無法盡孝，而且連對父母的最普通的人倫之情也無法表達。他從蕙的幾封來信中的蛛絲馬跡里揣測父親是否在世，但又怯於直接問詢和表達。軒思念父母，只能在日記里表露。

軒的手稿

勞教期間的信件受到管教人員的檢查，他們其實掌握着勞教人員生死予奪的權力和權威。不難理解軒在1962年1月31日寫的一段暗喻兩者關係的意味深長的話：「今天大隊長又親自來看我們，看到我們都容光煥發，他老人家高興地笑了。真地，我願意把我們的首長都稱為『老人家』（雖然實際上他們都不老，有的比我們還年輕），因為他們對我們真像老人家那樣地關切。我上封信不是說過麼？即使在家庭和親人中間，我們也不可能得到這樣的照顧。」

相對而言，軒的日記和詩詞更能反映真實的情形和心跡，儘管也可能會被檢查。他後來回憶道：「……在無法排遣時偷偷地寫幾首想念他們的詩，但又不能寄給他們看，因為來往信件都要經過檢查。每想到列寧在西伯利亞還能夠打獵、寫書，顧貞觀在寧古塔還能夠和朋友詩詞唱和，我是多麼羨慕沙俄和滿清時期的罪犯啊！」

每逢佳節，傷感倍增，這種心緒常常流諸軒的筆端。在1960年8月16日的日記里，他又不禁悲上心頭：「『今天是我的兩周年紀念』。上班的時候這樣對張孚說。兩年！兩年！真是欲哭無淚。蕙啊！我們的小家庭什麼時候才能團圓呢？」

不光發兒女情長之慨，軒也是觀察者和思考者，儘管無法將經歷、目睹的全部如實地記下。其中有難友離異、孤零的幾例：

1958年10月27日：今天，刨地瓜的地點由李家塢轉移到寇家塢，下午裝袋時，老杜忽然說：「我很悲觀。」原來他吐了血，以前有過肺病，近來也發燒、盜汗。我勸他不必悲觀，等回所後到衛生所檢查一下，然後將醫生的意見匯報給領導再作考慮。他沒有說什麼，忽然站起來，說是點一枝煙，其實大概是哭了。1960年4月27日：今天上午，肖慕華在工地上大便後久久不歸，站在山坡上發愣，組長叫他也不答應，我還以為他在張望什麼，原來是臨風灑淚……

家父自傳里有關於大饑荒年代幾個殘酷情景的回憶。軒寫於1960年8月20日的如下日記，也可窺見一斑：「參加組長會議。各組向張隊長匯報了節約糧食的情況。回到車間裡，讓大家重新考慮個人定量計劃，不久崔少平小組的挑戰出來了，是複寫的，他們每人的定量已壓縮到15斤。」

總的說來，軒在書信，特別是日記和詩作里表現出來的多愁善感和個人主義，正是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裡苦笑自己的那種「小布爾喬維亞」性格。蕙認為寫詩會渲染悲觀情緒，不利於思想改造，多次要其輟筆。她在1961年5月16日的信中寫道：

對於你的詩辭，我也認為這是這種表現的另一個方面。我不懂詩辭，我們不談詩辭的技巧。我認為這是你在精神、思想方面的逃脫，因而那些都不是健康的，正如我跟你說過的充滿着「沒落階級的頹喪情緒」，這種頹喪情緒，提高一點說也是反動的……在勞動之餘，你為什麼不多去想想如何加速改造……我反對你再寫詩填辭。

但軒終究也沒有改掉這個「壞習慣」，他為此多次自責。他在1961年11月24日的信中說：「我知道，你又要責備我寫詩了。是的，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聽你的話，但是請你原諒我。這，有時是我的安慰。」

文如其人，縱然話語在不正常的語境裡可能會以扭曲的方式呈現。軒和蕙的文字及文字背後的含義，體現了各自的人格，也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展現了那個時代。在文字里，與軒呈晦澀、敏感、脆弱的形象相比，蕙浮現出樸實、開朗、大氣的形象，也可能其所學、所從事的技術專業和職業的性質賦予了她率真的一面。與軒除了例行勞動、學習外，只一門心思惦念妻兒不一樣，蕙忙於工作和科研，還要一個人帶孩子。她給軒的一封信往往要斷斷續續幾次才寫成，有時遲於軒期盼的時間，疏於回復軒的瑣碎事宜。

他們的愛遺留了舊社會的基因；他們書信上的稱謂、用辭依然延續了民國時的戀愛風格，儘管內容上有鮮明的時代和環境烙印。蕙不善言辭，用直白的文字表示了對愛情和家庭的忠誠。她早在戀愛期間就致信軒：「一生只愛一個人是最幸福的。」她在1958年8月26日的信里，提到了與軒的三哥的交流：「我也提到在你走前提出離婚的事，我沒有同意，我對他說，48年以後我等你三年多，1955年肅反時我對你是不曾有動搖的，現在我可以等你，不管需要多長時間，只是希望你能很好的得到改造。」

同後來家母一樣，蕙一人肩負了多種角色，成為友人眼裡「堅強的女人」。蕙在1962年3月6日的信中寫到與一位友人的遇見：

他以為我這一家也很潦倒，但出其所料，因而他說我是堅強的女人。前些時候五弟來信也說我是堅強的。我總覺得這兩個字放在我身上是多麼不恰當，甚至感到好笑。……家務勞動我似乎已經習慣了，而且我感到只要需要我做的我什麼都能做了，挑水、拉鋸、劈柴、刨地，男人能做的，我都可以做了。工作上，今天我除了大白菜軟腐病以外又承擔了黃瓜霜霉病的防治研究，這又要求我學習真菌學和掌握真菌研究技術，人真是做到老，學到老。

這種堅強來自即便處在漆黑的夜裡的心中的陽光。汐清楚地記着媽媽領着他們姐弟夜晚從單位回宿舍的田間路上，總是唱歌……

近幾年在我整理父母在青年時期的通信和日記時，讀到了22歲的母親1949年11月22日晨在南京郊區土改工作隊時寫給在青島山東大學的父親的信：「在回來的路上我高聲地唱着歌（當我不快樂而感到孤獨的時候，我就要大聲地唱着），雖然已是十點，附近的村莊已經沒有燈火了。」……. 我才明白在父親勞教期間，我們童年那些像課文中描述的「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在果林間的小路上，母親為什麼那麼愛唱歌。

歌里其實帶着淚水。汐追記道：

1973年母親被害後，跟隨她20餘年的助手上臧尹叔叔也是人到中年，是青島地區很有名的農業技術員了，他多次來看望我們。他回憶父親被勞教，姥姥去世，我們進幼兒園長托後，媽媽下班面對空蕩蕩的家，禁不住蒙着被子痛哭……

蕙工作和生活中的得力助手、青島產男式大金鹿牌自行車

朱文蕙和她的同事張岳在1956年所撰寫的論文

在媽媽的羽翼下，汐和汨得以正常地成長。蕙在1961年2月1日的信中，談到對汐的教育：「給她出的兩個課題，一是幫媽媽勞動，一是幫助有困難的人，（我們的鄰居是一位從浙江來的瘸子）。」不管外面怎樣，家庭里總是充滿着愛和溫暖。在大饑荒年代，蕙領着倆孩子開荒種地，不僅使全家免予饑饉，還幫助了不少周圍的人。經濟稍寬裕後，她還寄錢給婆母。

家父入監後，家母也每月寄錢給祖父，這使得她在老家的族親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而作為一個基層醫院的司藥，她常常給一貧如洗的村民代交掛號費等，以至於我小時候每到附近的村莊玩耍，總是作為「劉司藥的兒子」得到「禮遇」。

從此再無「兩地書」

八三廠勞教解除工作集中在1961、1962年。與很多死於非命的難友相比，軒畢竟熬到了這一天，儘管沒有摘去「右派」帽子。勞教期間，軒因為會英、法、俄等國語言的專業之長受到特別任用，也意味着特別的待遇。他感慨道：「四年而不死，是因為我有幸較早被調到『八三廠技術研究室』翻譯小組，作了三年多的『腦力勞動』，否則也早成累死或餓死鬼了。」

因為當初的處分是「保留公職」，他得以回到原來單位，回歸家庭。這對相愛的人兩次四年之久的分離，都留下苦戀的通信文字，迎來了重逢、團聚。可是，1966年以後，他們再次分離，卻再也沒有兩地書，而且以一方的死亡而做此生訣別。

劉禹軒和朱文蕙家最後一張全家福照，攝於1965年

家父聽從家母的建議，留在八三廠就業，繼續接受一定程度和範圍的管教，而沒有回原籍接受鄉親的監督，這也使得他得以在集中管制中倖存下來，儘管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包括祖父在威海老家不明死因的猝逝。我童少年時代的一個記憶，是「留廠就業」的父親十六年間，通常每周一次從淄博王村騎自行車到益都縣（今青州市）朱崖公社廟子村（家母所在的分管三個人民公社的縣醫院分院所在地），往返都在夜晚，多次遇險，為的是一個白天的團聚。他回憶道：「王村到益都縣朱崖公社的廟子村，相距一百二十華里，路雖不遠，但卻在山丘夾谷中穿行，在礦山淄河中拔涉。路途的艱辛，准假的刁難，夜行的恐怖，都會被短暫的相會的溫馨所融化。唯獨在大社會中穿行的那種自慚形穢，卻為心頭蒙上了一層無法消匿的陰影。」軒回到青島原單位及家庭後的生活怎樣？我思忖，肯定有親人團聚的喜悅。但帶着「極右」帽子的回歸，不僅在單位上、在社會上無法不夾着尾巴做人，而在家庭里何以有個健康的心態做合格的丈夫和父親？分離時期對愛情、親情的渴望，在歸來後冰冷的現實世界裡如何自然地表現出來？

蕙在1962年2月15日的信中說：「我仍然希望你對自己的要求嚴格些，不改造好不回來。我寧願你在較長的時間內改造好了，不改今後再犯錯誤，（我想，我們都不能再經受一次了）而不願意你沒改造好現在就回來。」只是，沒有下一次了。我不了解軒和蕙「文革」爆發以來在單位的具體情形，雖然各個單位大同小異。只是大體知道有「前科」的軒後來被遣返荷澤老家；軒和蕙離婚；蕙去世後，玉璞自廣州給汐寄回了蕙給他的信，「為了孩子，向前看吧」。為了孩子，無數伴侶訣別，無數家庭破碎。蕙的金陵農學院同學、青島單位同事、孩子們的張岳叔叔，與青島海洋大學外語教師的妻子攜八歲的兒子，在1966年底燃煤氣自殺。據汐講，聽到噩耗，與蕙同在農場接受改造的另一位「臭老九」私下對蕙說：他們攜孩子一起死的做法「是對的」。

蕙私下跟友人說過，等退休就去找軒，一起度過人生的黃昏。可是，命運沒有給予如此卑微的願望以機會。1974年，蕙的生命在46歲的年輪上嘎然而止。死者長已矣！也許在天國里，她能回到少年時光，依然是個受寵的孩子，她和軒的愛不再是綿綿無盡的悲情。

1963年朱文蕙在上海參加學術會議照《五七兩地書》的價值在哪裡？

軒，尤其是蕙，應該從沒想到自己的文字會以某種形式示諸他人。軒在通信里幾次表示，以後在蕙的單位附近做一名自食其力的社員就行。所以，他們是無意地成了歷史記載者，記下的是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儘管如軒現在所說：「心靈的碎片，根本不能表達當時的心情於萬一。」但這畢竟是那個環境和語境裡的真實反映，無論如何晦澀，如何曲筆。

這些通信、日記、詩詞保留了下來，竟然還躲過了「文革」，非常罕見，所以彌足珍貴。今天，作為有心人，他們的女兒汐梳理了這些原始的歷史記錄，展示給了我們。朱汐寫道：

這份「五七」兩地書，我母親保存了近15年，母親去世後我又保存了40年，加起來55年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文革」期間，我家經歷了多次抄家，母親為了不連累親朋把他們的信和照片都燒了，只把這些信藏在了最隱秘的地方，只不過是因為那份感情。我也是。40年來，搬過多次家，母親的樟木箱一直伴隨着我，直到當我下定決心的時刻，我才打開它……

所以，老詩人邵燕祥先生為本書信集作序的題目即是《珍惜這一件20世紀中國的精神化石》，並稱之為「一個非常年代親歷者的證詞和證物，不說絕無，也是僅有，其歷史價值，將隨着時間而日益突顯出來」。

非常佩服朱汐姐的堅持。因為近年來患病，她有緊迫感。現在集成的《五七兩地書》的一個特色，是把日記及其詩詞與通信相互印證，作為通信的注釋集結在一起，加上自己的理解，使其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

《五七兩地書》展現的是「小人物」的活生生的歷史。相比那些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大人物」，無數芸芸眾生的命運，連同他們的記載和記憶，大都在無情的歷史潮流里無聲無息地淹沒了，無異於草芥的榮枯。所以，《五七兩地書》愈發彌足珍貴。其實，歷史不就是各個生命個體組成的，無論民族的，國家的，還是整個世界的。

勞動教養制度已走入歷史。原勞教機構的大多數官方資料已經銷毀，少部分上交封存。所以，個體的記憶、回憶，成為我們追索這個最隱晦的制度和現象的主要來源。

舊有「社會不幸詩人幸」的說法，但放在具體人和人群的身上就太殘酷了。也不要奢談什麼苦難是民族的財富、多難興邦之類；民族、社會、國家都是由一個個生命組成的。也莫胡言壞事變好事；甄別、平反、昭雪、道歉，相對於那些屈死的冤魂、備受摧殘的身體和心靈來說，都是一種濫用的矯情。

歷史無情人有情。我是職業做歷史的，主要領域是明清社會經濟史。但即使再冷靜地做學理式研究，也不能按耐下對大是大非是非的激揚情感。歷史學家無法複製過去，但可以揭示真相，而能否揭示真相不僅僅靠專業技術手段。

朱汐姐對我說：「我們都是『八三（廠）後』。」我為她對父輩留下遺產的整理的全身心投入所鞭策。我忘不了幾年前的一個場景，從山東人民廣播電台到清水泊八三廠與家父一起受難的摯友楊冠英伯伯，微笑着回憶當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形；他的眼裡噙滿了淚水。

作者謹志：這篇姑且作為「序」的文字，堪以告慰無數罹難先輩的心靈或魂魄！同時，感謝朱汐女士在我寫作過程中的鼓勵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