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作家邦達列夫去世：我們從戰爭中學會了恨和否定

來源：一財網

今年97歲的邦達列夫在過完生日後不久逝世。他差不多快要被人忘了，就像他所拿過的兩枚勇氣勳章，以及發給他勳章的那個國家——蘇聯一樣。

學業將盡，情竇初開，迷人的可能性正在前方若隱若現，正當此時，國家突然陷入了一場事關生死存亡的大戰——一個男孩趕上這般命運，他事後會作何感想？以及，他有沒有「事後」感想的機會？這，就要看看尤里·邦達列夫怎麼說了。

在有機會說這話的人中，他不是最後一位，最起碼也是位列倒數。今年97歲的他在過完生日後不久逝世。他差不多快要被人忘了，就像他所拿過的兩枚勇氣勳章，以及發給他勳章的那個國家——蘇聯一樣。邦達列夫為這個國家戰鬥過，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這場「偉大戰爭」中，他不僅活了下來，而且還用自己的經歷寫出了小說。俄羅斯人還沒有忘記《熱的雪》這個書名，它的影響力至今仍在；不過，遠去的戰爭終究也會把小說帶得更遠。

尤里·邦達列夫 (1924年3月15日~2020年3月29日)

生於奧倫堡州奧爾斯克市。衛國戰爭參加者，戰後畢業於高爾基文學院。曾獲列寧文學獎、國家文學獎、肖洛霍夫國際文學獎等，並任俄羅斯作家協會主席。主要作品如《最後的炮轟》《營隊請求炮火支援》《熱的雪》《岸》等均有中譯本，並多次再版。

成人禮

必須先有憧憬，然後才有震撼——倘若1941年夏天，那個17歲的莫斯科男孩對尚未打響的戰爭就有了虛無主義的判斷，那至少證明教育是失敗的。在邦達列夫的一則散文中，我看到他在記錄當年的時刻時，設法不讓回憶受後來的情緒所影響。他說，自己在步兵學校讀書，暑熱中，教員汗流浹背地講解着火力圖，不時激起他對建立功勳的嚮往。不朽，那是真的存在的；榮譽，每個男人都得追求。當然還有愛情。邦達列夫說，那是一樁不知所云的戀愛，他戀慕的姑娘來自哈薩克西北部的阿克糾賓斯克，兩人分別時，相約戰後聚首，他相信，她會在「那個窗燈明亮的小院裡夜夜耐心地等待着我」。戰爭儼然就是一場成人禮，是對他可以進入一種「永恆的生活」的批准儀式。

隨後，他筆頭一宕，寫下一個反問句：「難道這就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

這樣的反問句，或者類似反問句的、充滿了不甘心的疑問句，在這本名叫《瞬間》的散文集中所在多有。每一個問號中都凝聚着或多或少的沉痛。他若寫成「這難道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嗎？」就會柔和許多，認命許多，可他說「難道這就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這就是不屈的怨訴：這場成人禮太猛，太狠，它把「我」直接從17歲催熟成了一切都看得透透的50歲、60歲、70歲的人了。

從第一發炮彈、第一聲槍響、第一具屍體開始，他就全明白了。一切夢都碎了。從今往後，只有活下去是最大的價值，至於功勳、榮譽，即便不是謊言，也是要推到其次的考慮。在《瞬間》中，他每當寫到記憶中的女孩時，就尤有痛心疾首的況味，因為那是被生生打斷了的夢境，因為他連越軌的體驗、連失戀的機會都被生生剝奪了，連回憶一兩張精巧的面孔這樣的事情，他都做不到了。他能不怨恨戰爭嗎？他能不怨恨自己的生年——1924年嗎？列寧去世不到兩個月，他，尤里·邦達列夫出生了。沒有人告訴他說，1941年夏秋在靜靜地等着他。

死亡的色子

《熱的雪》這部長篇小說，是邦達列夫1969年發表的。此時戰爭已經過去了25年，然而書中那些紅軍戰士的言語依然具有一種迫不及待的「當下性」，邦達列夫絲毫沒有出於虛構藝術的考慮，或為了更加深刻地「回眸」，而去刻意地設計它們。恐懼是下意識的反應。讀者們讀到庫茲涅佐夫的話，就該明白這本書要寫怎樣的戰爭和怎樣的人物了：「我為什麼怕死呢？我害怕彈片削進腦袋嗎？我該跳出戰壕，卻無力這麼做，我準備好了要上陣，身體卻還在這裡。離開戰壕後，我可就沒有保護了……」

「在這場戰爭中，我會死的……不，我不會死……不，我一定會死……不會的，我一定不會死……」在戰壕里待過的人，誰心裡沒有擲過這種色子，誰就是一個純正的傻子，是人性不幸沒有覆蓋到的空白。庫茲涅佐夫無數次下了必死的決心，而且決意要死得安詳，不哭不叫——他希望這樣想能讓他堅強些。弔詭的是，當他堅強起來的時候，他反而相信自己不會死了：我這麼心胸慷慨的人怎麼會送命呢？難道心胸慷慨不該得到回報嗎？當德軍的坦克發起總攻時，庫茲涅佐夫暗暗給自己打氣：我只要心裡想着「我不會死」，我就一定能不死。

《熱的雪》的讀者將忘不了那些坦克，即便僅僅形諸文字，也教人頭皮發麻。事實上，邦達列夫的戰爭記憶中，1943年秋在德軍坦克面前突圍的那一戰，也是最讓他刻骨銘心的場面之一。他在《瞬間》中，將這次戰鬥寫在了一則以「瘧疾」為主題的小文章里。他回憶着兒時犯過的一次瘧疾（顯然是17歲之前他離死亡最近的一次），他描寫着譫妄狀態下腦波的運動，幻覺的紛呈，驚恐情緒雜布其間，然而寫着寫着，他就轉入了那塊處在坦克炮口之下的無名高地了。「這次戰鬥中，」他說，「我們炮兵連的武器全部被打毀。」

這是譫妄導致幻覺的一部分——沒錯，邦達列夫想象着那個曾是自己的孩子夢見了未來戰場上的自己，他正獨自躺在高地上，在被炸毀的大炮和彈坑旁邊。在這種「過去未來進行時」的時態下，那個士兵也在回想幾秒鐘前的過去：「最後幾秒，一股熾熱的氣浪衝擊了我的胸部，於是，眼前一片黑暗，我重又做起了沒做完的童年時代的夢，也可能是重新陷入了從前發瘧疾時的譫妄。」他回憶童年的自己如何夢見了一個未來的自己，而這個相對於眼下的他來說是過去的「未來的自己」卻又夢回童年：就只能這樣夢中套夢地夢下去；他躲去另一個噩夢裡以擺脫這個噩夢，然後再從那個噩夢逃回原地，再出發……無休無止。

為了驅散對戰爭的餘悸而咀嚼生病的記憶。這是多麼痛苦的事情。而就在高地上，他還記得，那九死一生的時刻自己夢見了女孩。那是他六年級的同班同學。他看不清她的模樣，「可是感覺她就在我身旁」。這太真實，真實到如臨其境：一個命在須臾的大男孩，不顧一切地企圖抓住活生生的肉體，哪怕只是感覺和想象出來的肉體。因為他不想就這樣失去本該屬於他的東西，他甚至要靠它來拯救，就仿佛那個女同學是真實的，而屍堆里的他才是虛幻的一樣。對那一刻的回想，他照例以問句結束：「為什麼？我為什麼想起了她？」

他很可能只是心有好感，並沒有機會和女孩好好說些話。但在那一刻——撈到籃里都是菜了。全天下有名無名的軍人墓里，不知封存着多少這樣的念想。它們若是全能破土，世界將返歸莽莽原林。

離經叛道的真實

從戰爭中走回來的蘇聯男兒，勢所必然地要有一部分寫起了書。對俄羅斯/蘇聯來說，文學的意義是非同小可的。倒不全是因為在19世紀，有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屠格涅夫、契訶夫、果戈理等人立下了豐碑，應該這樣講，文學是俄蘇人民最重要的「集體情感出口」，承擔了其他文藝形式都無法匹敵的重任。在1940年代末，邦達列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1951年他加入了蘇聯作協，到1957年，他發表了中短篇集《請求火力支援》，大受讀者喜歡，基本確立了名作家的地位。對故事中戰士的處境，用「煎熬」二字描述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更加突出的一點是，他們對人的尊嚴的維護和證明，並不完全繫於誓死抵抗到最後一槍一彈。

這是邦達列夫離經叛道的地方，也是蘇聯批評界當時有所非議的原因所在。說白了，正統的批評人士總是希望戰爭小說能夠樹立楷模、塑造讀者，而邦達列夫的寫作卻從另一個角度教育讀者，他過於激進地把「英雄」還原成人，把通常被冠以「偉大」的戰爭還原成一群人開展「誰死得更晚」的比賽。在蘇聯作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批評家列昂尼德·索勃洛夫就說，像邦達列夫這批新湧現的作家，他們熱衷於講述一些他們獨家掌握的戰爭中的事實，憑此，他們偏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文藝總路線，討好讀者的獵奇心。

那些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奠定經典地位的蘇聯文學，中國人聽着耳熟的還相當不少：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較晚的還有1959年康斯坦丁·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晚至1972年，還問世了大名鼎鼎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這些作品的共性，就是在描寫戰爭時都要揭示戰爭善惡兩方，要標舉何種舉動、何種決心為偉大。邦達列夫如能被納入這一流派，他的日子會舒服很多。

可這不容易。索勃洛夫暗示說，他應該寫得積極向上一些，人物更富於英雄氣概一些，不宜讓「真實」二字羈絆了腳步；他們讚美《請求火力支援》是佳作，因為它歌頌了英雄主義，然而對《熱的雪》就很難給出很積極的評價。小說里的每個「英雄」或多或少都糾纏在畏死之中，他們的犧牲似乎更多的只是「陣亡」，況且死的人也太多了點。

還有另一部分批評家，他們的意見更為有趣，他們說，戰爭記憶已經在邦達列夫心裡沉澱很久了，他理應消除掉那些太直白的內容，而寫出一些富有世界眼光的深邃之作來。《熱的雪》等都過於自然主義了，只有表現而沒有「沉思」。持這種看法的人，都是從各種書本資料中獲得相關知識的。他們所認知的真實跟邦達列夫認知的真實完全不一樣。在1969年，頗有一些人認為，必須以宏大的「全球眼光」來再現二戰，戰壕的第一手經驗假如不該廢棄，也得降一個等級。

來自戰場的邦達列夫，無論如何都不會有這種想法。可當時，面對諸如「思想太弱、感受太強」的代表性批評，他沒有反駁。他的沉默等於是告訴主流說：我不願與你們為敵。正因此，邦達列夫不久就不再被看作一個異常者了。他被籠統地吸收進了蘇式現實主義流派之中。他要繼續出版作品，不會有障礙。

但他後來的作品卻再難有《熱的雪》的成功了。從七八十年代的《岸》《選擇》到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的《百慕大三角》，轉入「社會倫理寫作」的邦達列夫以五年一本的速度出書，十分踏實，但也再難找回昔日的感覺。在《熱的雪》中他是普通一兵，為青春被粗暴地取消、生命被瘋狂地消滅而憤怒，可到了後期，進入體制的他總要持一點蘇聯/俄羅斯的大國立場。那些人物的命運不管如何浮沉動盪，邦達列夫的憂憤似乎都落在了這樣一個認識上：他們的淪落失德是國家和民族的羞恥。

戰爭是什麼？

他在《瞬間》裡談寫作，說到了自己早期的三部作品：

「一切在現實中真正存在的東西，只有當我寫了出來和記錄在紙上之後，我才能真正領會它們——於是，我不再回想那些已經為我所用的記憶，儘管反映在書上的東西明顯地不同於過去某個時刻真正存在過的東西。我是否在《請求火力支援》中成功地描繪了秋天的第聶伯河，在《寂靜》中成功地表達了歸來的『氣氛』或是在《熱的雪》中描寫出了戰鬥的瘋狂？可是現在我已擺脫了過去我與這些事件相關聯的某些感覺與回憶。」

在這些方面他都是成功的。因為他在第聶伯河戰鬥過——那支深夜渡河，然後在岸邊死守無名陣地、晝夜無望地請求支援的小部隊裡，是有他的某個分身的，或者說，有人代替他死在了那裡；後來，他也隨得勝的部隊西進到過烏克蘭，到捷克斯洛伐克，到波蘭，解放那裡被納粹蹂躪的人民。如果說，戰爭也能留給人什麼巔峰的愉悅體驗的話，那就是重訪被自己解放過的故地。邦達列夫曾在一個春夏之交，在宜人的氣候中，同一位親密老友無憂無慮地閒聊時，說起1943年收復基輔後乘勝追擊，攻下烏克蘭西部重鎮日托米爾的情形。那炮筒子還是熾熱的，但德國人已撤走，他們在軍需庫里丟了成千上萬的香檳酒，都被紅軍戰士拿來暢飲了。

也只有戰爭能像磁石吸附鐵屑一樣，把那些最小的碎末也給拉動起來。在一則題為「草原」的小文章里，邦達列夫說起童年的他在世間萬物面前所感受到的那種默默的狂喜之情。他隨家人出遊一日，一整天沉浸在欣喜和滿足之中，晚一些的時候，他們路過一個村莊，父親把槍放在身邊。孩子問為什麼，父親漫不經心地回答：附近的村子裡最近打死了三個人。

原來是死人了。孩子吃驚地追問父親說：你殺過人嗎？殺人可怕嗎？為什麼？……困惑的鐵籠從天而降，罩住了他柔軟潔淨的世界。當21歲，邦達列夫從戰場上歸來，「那以後我再也沒向父親提出過這樣的問題」。

戰爭是什麼？「戰爭——這是痛苦的汗和血，這是每次戰鬥後團部文書那裡不斷減少的花名冊，這是全排剩下的最後一塊麵包干——這塊麵包干還要由倖存的五個人勻着吃，這是一飯盒池塘里的鐵鏽色髒水，這是人們抽得直燒到手指的最後一根香煙，這是盯着正在開過來的坦克群的瞄準手。」光憑修辭是達不到這樣的感染力的，不過，如果一個人不能充分地和他的原材料融為一體，他也無法準確地傳達那種作為人生底色的沉痛和凝重。

拋開意識形態的固見，我們會在蘇俄作家的寫作里發現一種獨特的感傷氣氛。它是地域性的和民族性的，豐富遼闊的自然場景會激發悲傷，而「戰鬥民族」那種鐵與火的歷史記憶又有所助燃。在邦達列夫寫來，戰爭是一座嚴酷的學府：「我們這一代人從戰爭中學會了愛和信任，學會了恨和否定，學會了笑和哭。我們學會了珍惜那些在和平生活中由於司空見慣而失去價值的東西，那些變得平淡無奇的東西。」這些話一點都不深刻，無需理解，只需動容，為着這些「瞬間」：「在街上偶爾看到的女人的微笑，五月的黃昏那蒙蒙的細雨，水窪里閃現着的路燈的倒影，孩子的歡笑，第一次說出的『妻子』這句話，以及獨自做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