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解讀《中國婚姻家庭報告2022版》提出七大建議促進婚育

來源：睿見Economy

　　3月28日，「育媧人口研究」微信公眾號發布《中國婚姻家庭報告2022版》。報告指出，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輕人口的迅速萎縮，已成為中國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門需出台相關政策措施鼓勵年輕人結婚生育，積極出台相關政策降低年輕人的結婚生育成本。此外，社會各方也需要引導年輕人樹立積極的婚戀觀，共同關心適婚人群的婚姻問題，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幫助更多的單身青年走進婚姻、建立家庭。

　　報告指出，我國結婚率從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隨後逐年下降，2020年結婚率下降到5.8‰；離婚率從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

　　我國初婚人數在2013年達到2385.96萬人的峰值後持續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萬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國結婚登記對數為1346.93萬對，2021年結婚登記對數下降到763.6萬對，連續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齡大幅推遲。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齡分別為男31.89歲，女30.73歲。

　　從2009年到2013年，20-39歲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從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國30-34歲男性未婚比例為18.16%，女性未婚比例為8.7%，低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

　　中國的未婚同居率不斷上升。根據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出生隊列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0.33%，女性為26.79%；出生隊列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7.99%，女性為33.13%。

　　近幾十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隨着生育政策的收緊而逐漸升高，然後又隨着生育政策的放寬而逐漸下降。2020年全國總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其中，20—40歲適婚年齡男性比女性多1752萬人。

　　就家庭規模而言，建國以來我國家庭規模的總趨勢是不斷縮小，1953年家庭規模平均為4.30人，1964年為4.29人，1982年為4.41人，1990年為3.96人，2000年為3.44人，2010年為3.10人，2020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規模小型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單親家庭、單身家庭、獨生子女家庭和獨居老人家庭。

　　「首先結婚的幾個數據，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的趨勢是非常令人擔憂的，這也是有點震驚的，結婚的意願下降得這麼快，從幾個數據來看確實是很震驚，我不知道哪個國家或者人類歷史上不是戰爭年代會有這麼大的降幅，這確實也是特別令人震驚。我們可以看到七年時間，降了一倍，將近減半，結婚的人數和結婚率都差不多減半的降幅，這也確實令人震驚。」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人口經濟學家、報告主要作者梁建章說。

　　梁建章在報告中指出，造成結婚人數下降的原因是：一是年輕人數量下降，二是適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養育成本高，四是結婚成本高，五是社會競爭激烈、就業壓力大，六是年輕一代的婚姻觀念已經發生改變。

　　「另外我們都知道現在年輕人就業壓力也很大，白領在大城市打拼壓力也很大，在城市裡打工基本上是年輕人，就業壓力也很大、很辛苦，他們跟上一代人不一樣，他們觀念上是比較獨立的，有各種各樣的豐富娛樂活動，所以對於結婚這件事沒有那麼熱衷。但是我覺得這根本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或者我們可以改變的原因，還是成本，結婚的成本和育兒的成本還是特別高。」梁建章說。

　　梁建章表示，結婚的成本當然包括現在的結婚條件比較高，有房、有車，彩禮或者婚宴，這些結婚成本還是很高的，年輕人在城市裡打工、在城市裡買房成本非常高，如果在二線、三線城市彩禮等等也比較高。與此同時，孩子的教育成本和養育成本也比較高，這不僅拉低了生育率，也會拉低結婚率。反過來說，如果通過鼓勵生育的政策能夠降低養育孩子的成本，那就能同時提高生育率和結婚率，對於年輕人來說應該是非常好的消息。

　　「當然這幾個原因未來會不會減輕或者未來會加劇，我覺得未來的消息應該不是太好，因為更多的年輕人會到城市裡來，更多的就業壓力等等，尤其是現在疫情，我覺得對於整個經濟的影響、就業的壓力、各方面的生活壓力和前面所說的這些成本都會出現更壞的狀態，所以未來的結婚率也是非常不樂觀的。當然總體的結婚人數，男女比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會改觀，也會出現更壞的趨勢，所以我們未來對於結婚率和結婚人數的預測也是比較悲觀的，未來可能還會比現在更糟糕。」梁建章說。

　　對此，梁建章在報告中建議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應，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持系統；放寬收養和送養條件；法定婚齡降到18歲；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啟動中國《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等。

　　當被問及當前年輕人擇偶難的問題時，梁建章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其實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肯定是非常受男性喜歡的，但是她自己的獨立性非常強，所以她對於對方的要求，最低要求都應該是比較高的，這也是非常正常的，最關鍵還是這些女性的獨立性，會更強。當然，獨立性再強，比起生育成本，養孩子的成本，雖然收入是比較高了，比如在上海，一萬、兩萬的收入，也算是比較高了，她自己一個人可以過得很好。但是生孩子的成本或者是養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成本，是更高的。所以她覺得，雖然自己可以過得很好、很獨立，但是如果真的組織家庭去生孩子的話，成本也是比較難以承受的。所以這個我覺得，從觀念上是很難通過說教去改變的。真正能夠去改變的還是降低生孩子、養孩子的成本，降低房價，這才是真正能夠實質上改變現在的這樣一個不結婚不生孩子的趨勢。」梁建章說。

　　在梁建章看來，結婚跟生育的最重要的一個制約還是成本，購房是一個大頭，養育成本包括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個大頭。

　　「購房成本，我們覺得最有效的，也是非常可行的，還是要大量地能夠加大在高房價地區，尤其是高房價地區，住房的土地供應。大城市的擴容還有很大的空間，北京、上海這些地方並不缺地，有大量的農田，還有開發效率不高的土地可以開發出來。與其讓年輕人在縣城買房，占了個地而不去住，還不如讓他們在大城市能夠儘量地住得寬敞一些，或者低成本低能夠買到一些房子。如果把非常豐厚的賣地的收入折讓一點，補貼結婚、生小孩的家庭，就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早一點買得起房，這樣他們的生育和結婚的意願就會加強。這是我們說的購房能夠給予優惠，通過增加住宅土地供應，在這些高房價地區。」梁建章說。

　　梁建章指出，這些還是不夠的，對於想要孩子的年輕人，能夠給他們養孩子更多的補貼。生育成本里，在大城市，從孩子出生到上大學之前，就需要差不多上百萬，在其他地區平均也需要60多萬。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現金的補貼或者是所得稅或者社保的減免的方式，能夠給這些家庭實質的支持。比如說，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給一千塊，多孩家每個孩子每月給兩千塊，這樣的幅度，能夠大幅度減輕這些家庭生育跟養育孩子的成本。這是我們提倡的。我們看許多發達國家，他們在鼓勵生育方面的投入都在GDP的百分之幾，甚至多的國家能達到3%到4%，少的國家也有1%到2%。中國應該可以拿出GDP的1%到5%來鼓勵生育，這我覺得是非常實際的，而且能夠快速地降低生育的成本，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夠組織家庭，能夠生兒育女。」梁建章說。

　　對於建議將法定婚齡降到18歲，梁建章解釋，自己覺得這是一個解決法律上的矛盾的問題，既然成年了就應該有這個結婚的權利。然後男女應該平等，回到18歲這樣一個成年的年齡。

　　「國際上基本上都會是這樣一個年齡，成人了以後當然可以結婚。有些國家更低，有些國家說是如果父母同意的話可以更低。基本上都是男女一樣的年齡，不會有男女差異的年齡。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解決以前的一個遺留問題。過去之所以會是這樣一個年齡，應該是我們過去計劃生育希望能夠推遲結婚年齡，定的這個法律。現在我們不是要限制生育而是鼓勵生育，那麼應該回歸正常的狀態。」梁建章說。

　　當被問到攜程3月份開始施行混合辦公，如何能讓其他企業也一起參與進來，一起來提升社會上整體年輕人的結婚意願，梁建章進行了回應。「混合辦公，我們試下來還是效果很好的，尤其現在疫情的情況下，我們混合辦公，在家辦公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我覺得對女性來講，能夠減輕通勤的壓力，有更多的時間跟家人，跟孩子在一起，我覺得這個是有利於家庭的。」梁建章說。

　　梁建章指出，企業怎麼樣讓員工更願意結婚，企業做得好一點讓員工拿更高的工資，企業能夠做好企業這是第一重要的。

　　「其他的方面，我覺得社會上能不能給大家創造一個更好的結婚的環境，我們提倡，婚宴少辦，多去蜜月旅行，用蜜月旅行替代婚宴，這是比較好的辦法。我覺得也是，因為蜜月旅行給你的印象更深刻。婚宴從簡，婚宴的儀式感也是要的，太奢華的婚宴可能是沒有必要。我覺得這個觀念上可以提一下。」梁建章說。

　　在梁建章看來，無論什麼樣的形式、什麼樣的企業也好，能夠讓年輕人一起去通過一起做一些活動，大家能夠有一定的交流。具體什麼形式年輕人最能接受，這需要具有創新精神、創業精神的企業去發掘這樣的活動。

　　「我們過去旅遊方面也是，如果是一群不認識的，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能夠互相介紹，一起在旅途中大家去互相認識、交流，這樣的一些共同旅遊的方式，不一定跑很遠，或者郊遊的方式，這些都是有可能可以去嘗試的。現在年輕人，其實業餘的時間還是有的，更多的時間可能是在玩遊戲，可能是一個虛擬的方式，並不一定是很好的，能夠跟真人適當地，有潛在談戀愛可能性的這一些年輕人交流，這樣的一種場所和活動。」梁建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