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億人有睡眠障礙，這屆年輕人怎麼就睡不着了？

距離考試還有3個月的時候，她覺得必須要調整睡眠障礙，不能再日夜顛倒，於是去開了大劑量的、以前吃過入睡最快的一種藥。醫生交代她，那個藥劑量很大，如果吃完睡了一整天就別吃了。她回去試完藥，依舊沒有睡着——那場考試最終以她考前兩天失眠、又在考場上睡去而結束。

對22歲的曾秋來說，凌晨４點是一個特殊時刻。一個夜晚，被４點分割成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４點之前，躺在床上的曾秋可以玩着手機、聞着香熏，慢慢嘗試進入睡眠。她早就計算過了，如果4點能睡着，上午10點醒來，也能保證一晚有6小時的睡眠，對一個剛工作不到一年的「社畜」來說，６小時的睡眠，足夠了。

但大多數時候，到了4點，通常曾秋會發現，自己仍然沒有睡意。放下手機，她開始強迫自己入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整個人變得急躁、心跳加速，擔心自己的身體會因為睡不着而逐漸垮掉。隨着時間流逝，曾秋會察覺到，「自己連最低限度的睡眠也不能保證了」，她越來焦慮，越來難以入睡。到了5點多，曾秋終於「躺平了」，選擇徹底放棄，乾脆繼續拿起手機上網，還有一次，她翻開了一本小說，越看越亢奮，到了早上，她跟領導打電話請假，也沒有撒謊 ，「昨晚沒睡好」。

無數個睡不着的夜晚過去後，曾秋逐漸接受了一個現實——她患上了睡眠障礙。

2020年10月底，中國睡眠研究會調查顯示，中國成年人失眠發生率高達38.2%，這意味着「超過3億中國人存在睡眠障礙」，具體表現為晚睡、失眠、睡眠不足、睡眠質量低等。這些人群中，以90後、95後、00後為代表的年輕人的睡眠問題最為突出。這些數據發布後引起熱議，一度衝上了微博熱搜榜首。

在豆瓣上，有上百個活躍的失眠小組。在「睡吧–和失眠說再見」小組裡，最近兩年裡，小組成員從1萬多漲到接近5萬人。

所有的帖子都是關於睡眠的問題:「總是在入睡前感覺身體突然下降」「一直睜眼到凌晨四點，因為失眠崩潰大哭」「生完孩子後再也沒睡過一個完整的覺」，甚至，有人因為發現自己患上口水強迫症，需要不停吞咽口水而失眠。

會有人反反覆覆退組又進組，與此同步的是睡眠狀況曾經得到改善，卻又復發。每一個治療失眠的經驗貼下面，網友們都會不斷追問細節，沒有人想錯過治療失眠的路上任何可能的方法。

年輕人患上睡眠障礙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總結一下，似乎又都能歸結為「壓力太大」和「現實生活的苦楚」。

在一所藝術學院就讀的遠山，在大一那年發現自己患上睡眠障礙。他是LGBT群體的一員，在意識到自己的性向後，他非常明確的一件事是：出櫃。出櫃讓他迎來攻擊和冷戰。姐姐告訴他，「你讓我噁心。」媽媽試過裝作不知道，但最後還是說出了口：「你不要做這件事情，你這種行為是變態。」

除了出櫃的苦惱，遠山覺得自己在專業選擇上也不得志。他不喜歡自己的專業，但又沒有轉專業的勇氣。如果不是高考失利，他覺得自己會去學攝影，現在所在的動畫設計專業，他難以提起興趣。他還去研究過往學長學姐的就業情況和一些招聘啟事，很快發現「建築設計和交互崗位都拼不過人家本專業的，策展崗位也不收這個專業的學生」。逃課越來越頻繁，課間休息或趁着老師不注意的時候，他從後門逃離，回到宿舍里，躺回床上，什麼也不干。

可一到晚上，他腦子裡就會停不下來地想各種各樣的問題，沒有結婚生子的選項、沒有清晰模板的同性戀的人生，到底要如何走下去？他甚至會一直想到養老問題。雖然完成了自我認同，但外界的一切仍然無法給予他完整的安全感。

長期失眠讓他變得呆滯，走在路上，熟人叫他的名字，等人走遠半天之後他才能反應過來，再加上厭食，他的體重從60公斤降到54公斤。

▲ 圖源：pexels

徐婧的睡眠障礙來得更早一些。2014年，她剛滿15歲，生活在那一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原本中考考了640分，超過高中錄取線一百多分，但距離她向父母承諾好的想那所學校差了13分。她是潮汕人，家在農村，身邊的長輩們覺得讀書沒用，她從小看見身邊的小孩才讀完初中或小學，就被安排去工地打工。

復讀的事情被撕扯了很久，最終沒有結果，她被送去了大姐所在的工廠，在流水線上重複做美發用的夾板。早上8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一個月拿兩千多塊錢。廠里的同齡女生用言情小說、聊好看的男生來抵禦生活的貧瘠，她插不進去嘴，和阿姨們更沒有共同話題。 在工廠的宿舍里，同屋的姐姐晚上睡得早，關了燈，在黑黢黢的房間裡，徐婧整夜整夜地流淚，為沒能繼續的學業，和一個越來越不可能的目標:「考一個好大學，讀中文系」。工廠附近有人養着雞，她聽到雞一晚上都在打鳴，不知道什麼時候終於睡去，又在早上6點醒來，面對重複的新一天。

面對睡眠障礙，這一屆年輕人最容易選擇的前三種解決方式是：音樂、香氛和褪黑素。在睡前打開收藏的助眠歌單，成為睡不着的李離的習慣，她播放最頻繁的是泉水的聲音，30分鐘之後，定時關閉功能開啟，音樂停了，她並沒有睡過去，又過了一會，她不能確定那是多久，人在黑夜裡無法準確感知時間，她的腦海里開始循環播放今晚聽過的音樂，那種感覺像是學生時代，晚上背完書睡不着，腦子開始不由自主幫她重複歷史書上的筆記。遠山試過正念冥想，那些練習包括呼吸、行走、伸展、與困難情緒共處。

他看到過一些研究，堅持正念有提高睡眠質量和提升專注力的作用。遠山被此吸引而來，在一次工作坊的現場，他打禪一樣坐在地上，被正念老師引導着，用全身心去感受咀嚼食物的瞬間。

後來，他還參加過山上舉行的正念活動，什麼也不干，專心致志聽鳥叫的聲音、風吹過樹葉的聲音。他發覺，人在只感受這些聲音的時候，真的可以停止為現實世界裡的煩惱焦慮。

曾秋嘗試為入眠建立一些儀式感，她會反覆確認房門反鎖了，這樣可以避免人打擾，打開小夜燈，把新買的橘子味的精油滴在擴香石上，再吃兩顆軟糖一樣的褪黑素，身邊的朋友對於失眠這件事最常見的建議是「買褪黑素」。有時候會很快睡去，有時候又一直沒有睡意，老實說，她也不確定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中國睡眠指數報告》顯示，2019年，62%的90後消費者購買過褪黑素軟糖、蒸汽眼罩和助眠枕頭等網紅助眠產品，儘管有過半的消費者認為這些助眠產品沒效果，但改善睡眠的需求，還是催生了巨大的市場，超過2000億元規模的睡眠經濟已經興起。

AMSR，在睡眠經濟的助推下，已經成為年輕人們常用的助眠音，它指的是人體可以通過視、聽、觸、嗅等感知上的影響，在顱內、頭皮、背部或身體其他部位產生的令人愉悅的獨特感覺。一些主播就此會模擬或記錄剪頭髮、掏耳朵、敲擊鍵盤的聲音，讓聽眾更快進入睡眠世界，AMSR也曾一度因為「軟色情擦邊球」被一些網站封禁。

up主@金艮君在2015年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AMSR，他已經記不清楚是用什麼發出的聲音，滴答滴答，耳機里的立體聲包裹着他，他「感覺自己在往下沉」。

2020年2月份，他被疫情困着，上一段創業以失敗告終，下一份工作還沒有着落，他在家製作了一個視頻，開頭用了助眠音，結果收到的反饋意外地好，他開始嘗試專門製作助眠音視頻。

起初，他還只有一個用來收音的錄音筆，但現在，工具已經完全不同。每晚11點，他會準時出現在鏡頭前，臥室就是他的工作室，桌子上擺滿了零碎的物價，他靠各種敲擊和摩擦的聲音來創造觸發音助眠，製作聲音的道具簡單而奇怪，他用自己的鬍子蹭錄音筆、撕衛生紙、刮蹭梳子上的齒輪……

對許多睡不着的年輕人來說，第一次聽到某種AMSR的時候，會覺得特別舒服，頭皮發麻，但很快他們就對這樣的聲音免疫了。每天直播五個小時的@金艮君已經明白，最重要的是製造更多的聲音，一種聲音最多只能用十幾秒，重複的頻次高了，粉絲會在彈幕上催他換下一種聲音。

為了尋找更多聲音，他在生活里看見什麼都要敲一下，「家裡能敲出聲音的都被我敲過了」。他敲過最奇怪的東西是自己的寵物烏龜殼。家裡的鍋碗瓢盆幾乎都被他搬到了自己的房間。職業的尷尬一直都在，被親戚問起來孫子是做什麼工作的，他的奶奶會回答說，「他呀，哄人睡覺的。」

直播會一直進行到夜裡四點。他觀察過，所有的整點時刻，湧進來的人會突然很多 ，有些粉絲掐着點進來，帶上耳機，準備睡覺。粉絲管@金艮君叫「叔」。「叔我今天跟經理吵架了」「叔我背考研政治背得好累」……在直播間裡，睡前的煩心事都是可以跟「叔」說的。

他經常收到即將高考的學生的私信，所有的問題和焦慮都是相似的，關於升學的壓力和對未來的不確定，但他還是一條條回復，「高考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缺乏睡眠是人生的常態。在升學的壓力之下，學生是最早習慣讓渡自己的睡眠的一群人。中國最新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超八成中小學生睡眠時長未達標，有95.5%的小學生每天睡眠不足10小時；有90.8%的初中生每天睡眠不足9小時；有84.1%的高中生每天睡眠不足8小時。

遠山有時候會想起自己在高三那一年，每天晚上在教室里熬着畫畫，教室里二十多個人都不肯走，水桶、筆刷、顏料盤堆在教室的地上，到三點多鐘，他實在熬不住了，扔下筆，再回到就在同一棟樓樓上的宿舍。這樣的生活壓抑又疲乏，印象里，他沒有過報復性補覺的時刻，只記得每天都很困，昏昏沉沉。

還有一部分患有睡眠障礙的年輕人，會真的走到藥物治療這一步。

2017年，徐婧被確診為抑鬱症，在跟精神內科的醫生講了自己的睡眠問題之後，她帶着百樂眠、安神補腦顆粒、腦蛋白水解物片、西酞普蘭和美利曲辛片回家了。那一天，她一覺從晚上6點睡到了早上8點，最後是被人叫起來上班的。

仿佛要把這麼多年的覺都補回來，但依舊無法得到滿足。她覺得自己好像一直在睡與沒睡醒之間切換，才睡過去半小時，大腦就把時間混淆了。晚上醒來一次的瞬間，她以為自己已經置身在早晨。

但藥很快會免疫，徐婧已經記不清自己換過多少次藥，又自學了很多藥學相關的知識，有一次和護士在聊到佐匹克隆片，她說這藥半衰期比較短，護士驚訝：「你怎麼還知道半衰期？」她甚至喝過八九個月的中藥，喝第一口的時候，她直接吐了，苦味異常強烈，那裡面有黃連和其他安神的成分。

這些安眠的藥物會讓她白天喪失精神，晚上其實也睡不好。剛吃安眠藥的那陣子，她頻繁經歷「鬼壓床」——意識已經清醒，但肌肉還在癱瘓狀態，想動而無法動彈。儘管她後來查清了，在醫學上，這種狀況叫做「睡眠癱瘓「（Sleep paralysis），是一種正常的睡眠反應，但她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恐懼。

入院治療的時間裡，一位醫生還給她用過一種「睡眠儀「，那是一個半人高的笨重機器，把兩端的貼片放在她耳後，她會感覺到酥酥麻麻的，那位醫生解釋說，微電流通過刺激下丘腦，分泌與睡眠相關的神經遞質，將大腦從異常腦波狀態調整為改善健康波形狀態。通常她的病友們會在治療的時候睡去，但她卻始終不怎麼見效。

徹夜不眠的晚上，徐婧會連發四條朋友圈，從「只想好好睡一覺」到「天還沒亮，趕緊睡」，一直到早上六點，她躺在床上，會看見上面的窗戶，整個屋子黑黢黢的，但是小小的窗戶已經有光透進來，還有兩個小時就要去上班，「還要睡嗎？」

去年，徐婧報名了成人自考本科，8月份考試之前，她重新去看了醫生，又撿起了一大堆藥，在那之前，她本已經對一切治療失望，距離考試還有3個月的時候，她覺得必須要調整睡眠障礙，不能再日夜顛倒，於是去開了大劑量的、以前吃過入睡最快的一種藥。醫生交代她，那個藥劑量很大，如果吃完睡了一整天就別吃了。她回去試完藥，依舊沒有睡着——那場考試最終以她考前兩天失眠、又在考場上睡去而結束。

▲ 圖源：pexels

關於讓渡自己的睡眠權利，來換取一個想象中更好的未來這件事，曾秋發現這已經成為一代年輕人的時代病症。學生時代尚且可以主動選擇，如果實在太困，自己也能在晚上九點睡去，但進入工作之後的這一年裡，她完全失去了對睡眠的掌控。

作為一家互聯網公司的行政銷售，她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開拓新的城市和新的市場，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沒有固定的工作內容，她要為自家產品招聘促銷員、拓展商場資源和聯繫配送系統、設計行銷方案，在自己找來的倉庫里分揀產品，繁雜的工作落到她頭上，她並不直接拒絕，只會說「分揀員很貴的」「反正我什麼都會」。

不在大廠，卻有超過996的節奏，每天夜裡，她十二點才能回到家裡，洗完澡，寫完當天的日報，躺上床，領導的消息會準時在夜裡一點多響起。一些消息不得不回復，這會讓她睡得更遲，但她很難產生恨或者煩的情緒，那位夜裡發消息的領導每天也都很拼命，請好的婚假因為工作一再推遲，直到過期，在五一假期里草草把婚結了。

特別想睡覺的夜裡，曾秋希望第二天早一點起來再工作。一起寫策劃書的同事靈感迸發，拉着她討論，停不下來，她不想拖後腿，跟着熬了一個通宵，第二天早上8點又去商場談合作，「其實人會很清醒，但你的腦子是遲緩的，說話沒有邏輯」。

這一年裡，入睡才開始變得困難。從躺上床那一刻起，她沒有辦法停止去想手頭的工作和項目，「做實習生的時候沒做好就沒做好，正式工作之後沒做好是要被老闆暴擊的」。沒有人明確告訴過她這一批管培生會有淘汰制度，但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同期人數從12個變為了8個。也是後來她才知道，不論是同期還是身邊待了更久的同事，都已經默認了互聯網公司就該是如此的節奏。

職場、社交和社會階級壓力導致的身份焦慮和群體孤獨，讓失眠成為常態。社會人類學家項飈談到這一代年輕人的異化時說過，在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下，人是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的，職場要求「24小時 on call」，年輕人們覺得自己是工具人。

「工具人」曾秋已經放棄治療睡眠障礙，她學會了在白天的地鐵和公交車上補覺。踏上地鐵的那一刻起，她就做好了補覺的準備。她打開地圖軟件自帶的到站提醒功能，再打開手機的鬧鈴，設置一個十分鐘以後的鬧鐘，她睡着之後，鬧鐘的嗡嗡震動聲會吵醒她。等瞄一眼還有多久到站，點擊稍後提醒，鬧鐘會在十分鐘之後再次響起。一趟地鐵，如此循環往復。其實她並不是困得不行，她用這些碎片的睡眠來彌補對身體的愧疚，「我需要休息一下」。

徐婧去過街邊的中醫診所，也換過幾家大醫院，最初治療的時候，她看見醫院走廊上擠滿因為神經衰弱而失眠的中老人。有一次，一個中年女士看見她年紀小，轉頭問醫生「這都是來看睡眠問題的嗎？這么小也會睡不着啊？」那位醫生告訴她，很多的，他甚至還接診過初中生。女士很不理解，「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睡得可香了」。徐婧不止一次聽到陌生人、父母說過類似的話：「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才睡不着，年輕人睡不着就是因為想太多。」起初她還會因為不服辯解，「現在年輕人壓力很大的」，遇到得多了，每每又得不到理解，她習慣保持沉默，「反正他們不會懂的」。

遠山去看醫生的時候，對方甚至也是這樣跟他說的，不到幾分鐘的看診結束之後，醫生只遞給他藥方，和一句輕飄飄的「好好吃藥，不要想太多」，但到了夜晚，他還是沒法控制住自己的大腦會想什麼，就像在白天，他也沒有過辦法控制自己的人生和未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