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諮詢火了 但不是必需品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心理諮詢火了，但不是必需品

心理諮詢的作用

就像是快要溺水時突然被人托住了

或如給久病的人服下止痛片

疼痛暫緩後才有力氣主動康復

「空心病」與心理諮詢

本刊記者/李明子 杜瑋

劉倩曾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大廠的視頻部門上班，用她的話說，大公司就像一台結構複雜、不停運轉的機器，而自己是這個龐大系統里一個沒有生命的螺絲釘。一切都是從她升職後改變的。從工作6年的業務崗被提升到管理崗後，她發現，每天處理人際關係的時間與精力遠遠超過處理業務本身，同事之間的互相傾軋、甩鍋與內卷化競爭，讓劉倩在越來越忙的同時，也越發懷疑這份工作的價值和意義。

劉倩漸漸變得「不開心」「很喪」。此後兩年，工作績效也從「優秀」一路下滑到壓線及格。她在2016年離職前去醫院看診，醫生說她當時已經處於抑鬱狀態，但還沒到「病」的程度，不用吃藥，可以找心理諮詢師「話療」。

在進行過幾次諮詢後，劉倩開始自學心理學，如今已經轉行成了一名心理諮詢師。在劉倩的來訪者中，不乏與她經歷相似的人。他們有着收入不錯的工作或很好的學習成績，社會功能相對完好，但就是不快樂。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傅小蘭在2019年公開表示，中國進入信息化、網絡化時代，不僅生活和工作的節奏加快，生理和心理上的壓力也大大增加，國民的心理健康問題已呈現出比單純的軀體健康問題更突出的態勢。

心理諮詢平台「簡單心理」在2021年1月12日發布了《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這份報告在對四萬多人進行調研後發現，不論什麼年紀、收入、行業或性別，77.54%的來訪者表示，最讓他們苦惱的就是「情緒壓力」，即個體在焦慮或恐懼等情緒的作用下形成的心理緊張反應或狀態。

心理諮詢火了

現在，上海市心理諮詢中心每天有1000多人來訪，日門診量是1990年代的20倍。「諮詢需求的增加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只有在維持基本生存的物質需求被滿足後，人才可能關注心理狀態和內心感受。」上海市心理諮詢中心心理諮詢部主任、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專委會主任委員張海音說，1980年代以前，人們只有身體上生了重病才會去醫院，實在顧不上心裡是否鬱悶。另一方面，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後，人們對心理衛生知識有了更多了解，對心理健康更為重視，需求也隨之增加。

張海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二三十年前，到上海市心理諮詢中心求助的來訪者多為神經症性障礙，包括社交恐懼症、抑鬱症、強迫症等等。隨着心理諮詢服務譜系拓展，諮詢室不再只為患者服務，也會面向普通人群或心理亞健康人群，求助問題除了心理方面的困惑，還有職業發展、情感問題、伴侶關係、家庭問題等個人發展問題，包括「我該選什麼大學、什麼專業、什麼工作」、「結婚後如何與婆婆相處」等等，這些問題如果長久未能解決，也會給人心理帶來影響，發展出抑鬱、緊張、焦慮等情緒。「與二三十年前相比，現在的人們對自己內心的感受更重視、更敏感、更關注，所以才會把自己的感受呈現出來。」張海音說。

張海音。圖/受訪者提供

而《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則顯示，有81.81%的受訪者自述有過焦慮、抑鬱等情緒困擾，當人們在談論心理健康的時候，最關心的依然是「抑鬱、焦慮、壓力」，這與2016年的調查結果高度相似。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下普遍的焦慮感與現在的社會缺乏確定性相關。這位專家生於1960年代、80年代考入大學，他以自己的經歷舉例說，過去，每個人的一生基本可以按計劃「計算」出來——農村孩子大多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大學畢業生則被分配到在城裡某個單位工作一輩子。但在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機遇與競爭並存，現實生活充滿未知，有未知就意味着風險，有風險就會給人帶來壓力與焦慮。

由中科院心理所2017年主持的一項調查顯示，教師、醫護人員、科技工作者、工人、公務員等不同職業群體，普遍反映「壓力大」。例如，有10.2%的公務員受訪者表示「壓力水平比較高」。而脈脈數據研究院則在2018年推出「行業焦慮排行榜」，根據行業平均薪資、行業人才年平均跳槽頻率、職場人對行業壓力的主觀評價三個維度，將不同行業的焦慮進行量化，IT互聯網行業位列榜首，文化傳媒行業與金融業緊隨其後。

「現在社會競爭激烈，個人主觀體驗到壓力是正常的，一個人沒有壓力也不會成長、進步，關鍵是如何正確認識、對待壓力。」上述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專家說，個人要學會緩解壓力，如果能把壓力轉化為動力就更好了，如果壓力大到實在扛不住，則要去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師或醫生的幫助。

這位專家指出，人在適應壓力的過程中，自然就會產生焦慮、恐懼、抑鬱等情緒反應，其中，焦慮更像是各種不良情緒的底色，普遍存在於多種心理問題背後，因此看上去更為普遍。一個人從出生到老，都會承受基本的生存焦慮，即便是小孩子，為發展自身能力、滿足父母期待、老師同學評價等等，也會承擔相應的壓力和焦慮。

劉倩的一個來訪者對她說：「我想不到，短短一年，大環境推動着我從一個佛系媽媽變成了一個雞血媽媽。」這位來訪者的孩子在小學時並未花過多精力補課，成績也一直不錯。但在孩子升到清華附中考進創新班（即重點班）後，為了不出局必須學奧數，不由自主地捲入到了學習上的「軍備競賽」中——別人家孩子上一個奧數班，他們就要上兩個。媽媽和孩子都籠罩在一種瀰漫性的焦慮中。

《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對兩萬多青少年的調研結果顯示，孩子們的整體壓力源就是考試。這些孩子即便考上了最知名的大學，可能仍會感到「迷茫」，情緒低落，有強烈的孤獨感與無意義感。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對此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其核心問題在於缺乏支撐意義感和存在感的價值觀。」他撰文分析稱，「空心病」群體受害於一種功利化的社會價值觀，即人生目標只有金錢、地位，學習和工作只不過是追求這一目的的手段。

當這些得了「空心病」的孩子長大後，就更容易產生心理問題。前述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專家說，他們那代人要解決生存問題，人在面臨生存壓力時的韌性是最強的，心理問題的影響反而比較小；而他的孩子這一代物質條件更好，生活起點高，面臨的選擇和誘惑都更多，如果從小沒有培養出自己的愛好和追求，就很容易迷失。

劉倩從小就是「聽話的好孩子」。她從北京一所「985」 大學畢業後，先後就職於廣告與互聯網行業，在外界看來「每一步走得都不錯」。但這些都不是劉倩真正喜歡的，她感覺自己像是被裹挾着往前走。

在調查了505名職場人之後，《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顯示，有50.89%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無意義」，近五成受訪者表示「缺乏目標」或「感到迷茫」。「個體產生無意義感的重要原因就是總在身不由己地完成周遭環境強加給自己的要求，通俗點說，難免總有點為別人而活的感覺。」張海音分析說，比如，個體服從「996工作制」、年輕人浸染在努力加班賺錢買房的氛圍中等等，社會越發展，個體越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無法與大環境抗衡，被淹沒在所謂主流觀念或快速運轉的社會節奏中，無暇顧及自身的真實需求，從而跟自己的內心越來越脫離，這時就比較容易產生「自己這麼拼命到底為什麼」、「活着有什麼意義」等感受。

劉倩開始關注自己內心感受也是在基本物質生活有了保障之後。人到中年，在北京有車有房，劉倩開始關心自己「內心是否得到滿足」。「就像榮格提出的中年危機，人到40歲左右，突然發現很多地方不對，前半輩子活在別人的認為中，下半輩子要還給自己。」她說。

由於心理諮詢有一定經濟成本，付費諮詢人群大多為高收入行業從業者。據《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近90%的來訪者為本科及以上學歷，近五成來訪者從事IT、互聯網、文體、文化傳媒、金融等工作，超過一半的付費來訪者來自一線城市。

有的人更容易有負面情緒

劉倩現在每周有半天到一天在「12355」青少年服務台做志願者，接聽青少年心理諮詢和法律援助熱線，在劉倩接到的求助熱線中，以孩兒媽居多。撥打熱線的青少年中，女孩大多在傾訴學習上的困擾，很多剛上高一的女生會因為成績下滑而自責煩惱，小男孩則有五花八門的話題，有一些還是關於青春期性萌動的困惑。

「高校學生做心理諮詢的原因和社會群體不同，很多是出於自我探索的目的。」心理諮詢師李松蔚說，他在北京大學心理學讀研期間，擔任北大校醫院心理諮詢中心與北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的諮詢師，2012年到清華讀博後，擔任過清華大學學生心理發展指導中心老師。有的學生因為「拖延症」來到諮詢室，有的是因為無法處理大學裡的人際關係，還有人是因為性取向問題。高校心理諮詢免費，學生有充裕的時間，他們希望從各個方面探索自己、了解自己。

女性來訪者是心理諮詢的主力軍。《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顯示，女性來訪者幾乎是男性的3倍之多。「從心理諮詢的問題分布來看，多數與焦慮、抑鬱等負面情緒相關，而跟情緒有關的國內外所有流行病學調查都顯示，女性來訪者幾乎是男性的兩倍。」張海音指出，這樣的數據並不意味着男性心理問題不多，只不過女性會更敏感地感受到自己的負面情緒，並願意通過「傾訴」的方式來調節。男性不太會因情緒痛苦而求助，可能會採取其他方式疏解，如飲酒、吸煙，有時甚至是暴力。

同樣遇到壓力，為什麼有的人容易產生負面情緒，而有的人卻沒有？張海音分析，這與每個人的個性基礎相關，包括一個人所面臨的工作壓力、家庭壓力和性格等多方面因素。例如，有的來訪者首次諮詢的問題是「工作狀態不好、沒辦法好好上班」，但導致無法「好好上班」的抑鬱情緒的根源可能是家庭問題沒有處理好；同時，個人性格很可能還在加重心理問題，負面情緒是多種因素綜合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結果。

在遇到類似困惑時，不同求助者走出心魔的過程也不一樣。劉倩曾有一位年輕來訪者，因為從未得到上司「口頭讚許」而苦惱，並因此懷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已經抑鬱了一段時間。這位來訪者在自訴過程中發現，他的上司在用行動表達對他的認可，比如曾向其他團隊力薦過他，所以只諮詢了一次就解決了問題。但同樣在「與上司相處不好」這個問題上，劉倩的另一位來訪者就諮詢了40多次，問題根源是來訪者和她母親有衝突，一旦上司表現出來訪者母親所具有的一些特質時，來訪者就會特別煩躁。

簡單心理平台對2020年的來訪者進行了統計，來訪者平均進行了10.82次諮詢，有17.35%的來訪者進行了20次以上的中長程諮詢。那麼一位來訪者應該做多少次心理諮詢？這個問題並沒有統一的答案。

「心理諮詢的對象是生活中遇到心理問題或心理痛苦的正常人，與心理治療的不同點在於，心理治療的對象是精神障礙患者，二者的區分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科教授、主任醫師叢中說。

叢中認為，諮詢次數和來訪者性格、來訪目的相關。有的來訪者人格比較成熟，比較獨立，原生家庭和現在的人際支持環境都比較好，療程就相應地會短一些，療效也會好一些。而有的來訪者人格比較幼稚依賴，療程就相應地需要長一些，如果堅持不到最後就停下來了，甚至會覺得沒有得到相應的、自己所期待的「有效幫助」。

劉倩的來訪者一般會進行20次左右的諮詢，諮詢期最長的一位來訪者在進行完第41次諮詢後，又選擇了一位新的心理諮詢師。李松蔚給自己設置了一個期限，通常在10次諮詢內結束咨訪關係，假如10次諮詢都沒有解決某個現實問題，他不認為來訪100次就能解決。

「遇到過度依賴的來訪者，治療師只能提供某種程度的心理關注，卻無法達到來訪者期待的程度。」叢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來訪者有所失望的時候，治療師就去共情來訪者的期待和失望，並且在來訪者失望的時候，治療師不離不棄，陪伴來訪者，並一路跟隨來訪者一起長大，這往往需要更長的療程才能完成「從依戀到獨立」的人格發育過程。

另一方面，有些諮詢的目標明確，就是要消除一些症狀，適合做短程諮詢，而有些來訪者想要做「深層治療」，不但要消除症狀，還希望了解自己為什麼會產生負面情緒，希望人格更完善，諮詢過程自然比較長。「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做一輩子的心理治療，因為沒有一個人的人格是完善的。心理治療過程長短不由病人決定，而是外界環境決定，比如美國就是由醫保決定的。」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副主任仇劍鎣說。

心理諮詢不是必需品

相比於在諮詢中得到的幫助，劉倩覺得自己是在學習和上課過程中自愈的。辭職後她在家上網課自學心理學，其中一節課講到「自我接納」，劉倩感覺自己的癥結被人一語道破，她自省從來沒有正視過自己的內心、從沒真正接納過自己，所以總是感覺彆扭、糾結，甚至痛苦。劉倩把那節網課反覆看了三遍，狠狠地哭了一場，此後，整個心境發生了轉變。

在心理治療中，人本主義學家羅傑斯認為，每個人的心理內部都有自我完善的內在潛力，心理治療不過是促進該潛力的自我實現。「醫生治病的前提和基礎是病人自身具有恢復健康的內在潛力。醫生的治療工作也僅只是在病人的自身康復能力的基礎上而發揮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叢中曾撰文分析，治療師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來訪者成長的治療關係和情境，來訪者藉助這樣的治療關係和情境，就可以逐漸地恢復自身的心理健康了。

如果最終可以自愈，那麼心理諮詢的作用是什麼？「就像快要溺水時突然被人托住了。」劉倩形容那種感覺就像是給久病的人服下止痛片，疼痛暫緩後才有力氣主動康復。

心理諮詢的價值在於能夠提供相對純粹的咨訪關係。李松蔚解釋說，心理諮詢師不會用自己的價值觀對來訪者進行判斷，而是站在來訪者的角度和處境提供幫助，這與朋友、家人的角色天然不同。比如，當孩子說自己遇到困惑時，很多父母會否認這個「困惑」，不然就好像承認了自己對子女的教育出了問題，父母常對孩子說「你遇到這點事不算什麼」，而孩子聽到這樣的回覆時會感覺自己不被理解，從而放棄向父母尋求幫助。

還有很多困擾是來訪者不敢同自己親近的人訴說。比如，「結婚後遇到有好感的人怎麼辦」「有異裝癖怎麼辦」「自己對同性有好感怎麼辦」，對於這些隱私問題，來訪者更願意花錢、花時間找個專業的提供諮詢服務的人來聊一聊。

然而，過度重視情緒問題也可能對康復起到反作用。「任何心理障礙都涉及從正常到異常的連續譜，很多人介於兩者之間，有情緒起伏，但還沒到異常狀態。」張海音分析說，心理學概念的普及有利有弊，「利」的作用是主要的，讓很多原本不知道自己有心理障礙的患者得到了專業、及時的幫助。但同時也存在一些症狀沒那麼嚴重的人，因為看到相關資料而對號入座，甚至誇大了自己的症狀。

一位心理諮詢師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舉例說，他有一位年輕女性來訪者，產後自己查抑鬱量表對號入座，越看越痛苦，便來做心理諮詢，發現實際情況並沒有產婦自己想得那麼嚴重。

專業心理學概念在被廣泛接納的同時也存在誤用的情況。例如，「原生家庭」理論時下非常流行，似乎一個人所有的行為與情緒問題都能從原生家庭中找到原因，原生家庭在一些文章中被認為能「決定一個人一生的發展」，這樣的論斷完全忽視了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張海音說，還有強迫症、抑鬱症等各種神經症性障礙也常被誤用、泛化，一個人出門前習慣性多鎖幾次門就說自己是強迫症，事實上，強迫症患者同時存在強迫和反強迫的衝突，反覆洗手到出血還是不受控地強迫性洗手，患者自身非常痛苦，需要專業的醫學治療。

有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後，美國青少年患抑鬱和焦慮症的比例出現了大幅激增。2020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等人在《嬌慣的心靈》一書中就指出，學校的過度保護換來的卻是學生脆弱的心靈，校方很多措施的初心在於保護學生群體不受語言和思想侵擾，但好心辦了壞事，讓學生動輒陷入認知扭曲，最終反而增加了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同時，有證據表明，類似的趨勢在加拿大和英國也有發生。

「我強烈反對對孩子進行特別多的心理健康教育，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是看不見心理學的。」前述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專家說，中國很多學校所謂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是開一門課、發一本書，老師搖頭晃腦照本宣科，流於形式。他表示，好的心理教育是老師懂心理學，把心理學知識融入到日常教學和學校管理中。

這位專家還指出，從科學和統計學規律來說，並不存在情緒完全正常的人，人應該相信身體自我矯正和平衡的能力，有時，「不開心」的情緒在睡一覺醒來後就會消失；同時，他建議每個人都可以了解一些心理學常識，知道什麼情緒是正常的，什麼時候需要求助於專業人士。

心理疾病作為一種客觀現象早就存在，但它成為一種概念或文化現象則是被定義出來的。叢中在《心理治療與諮詢的終極目標：來訪者的症狀是如何消失的？》一文中分析，醫生付出專業勞動獲利無可厚非，但如果沒有「病」這個概念，病人就沒有對「病」的自覺意識，更沒有求醫的行為，那麼，醫生也就失去了收入的市場和來源。因此，醫生需要不斷地去宣傳「疾病」和「健康」的概念，開發和培育市場，然後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前來尋求醫療幫助。

心理諮詢本質上是一種服務，不是治療疾病。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規定，心理諮詢人員不得從事心理治療或者精神障礙的診斷、治療。李松蔚認為，心理諮詢服務的是那些沒有人格層面或深層次心理問題的人群，他們在生活中遇到挑戰、壓力，迫切希望有人可以幫他們分析現狀、推動支持他們實現目標，功能定位類似於健身教練。

張海音認為，如果一個人過度接受心理諮詢，就意味着其一直處於被降低要求對待的環境中，容易忽略自己的潛能，總期待別人替他解決問題，無法繼續完成學業和工作。

「心理諮詢只是其中一種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不是必需品。」李松蔚說，不是所有人在某段時間覺得自己遇到了壓力或挑戰，就必須做心理諮詢，他可以找朋友去喝喝酒、唱唱歌、聊聊天，或者一個人看本書，或者休息兩天，很多事情就想通了。心理諮詢只是若干種方法中的一種，而且還不是性價比最高的那一種。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劉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