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社區大媽「免費發對象」

大眾日報記者 李夢馨

3月29日，下午2點，天空下起了濛濛細雨，石大媽還是準時來到濟南市市中區六里山街道玉函南區社區居委會，換上了志願者專用的紅馬甲。靠門處擺着一張桌子，東西兩側各排着兩個座椅，桌上是一疊厚厚的報名表。石大媽作為「社區大媽」幫幫團的一員，日常工作就是在這個相親角接待來訪者。

她沒坐下多久，第一個報名者就來了，是位30歲出頭的小伙子。他領過一張空白表格，沉默地填完，然後掃碼加上了石大媽的微信。「等會兒把你個人信息和照片發過來，回去等通知就行了」，石大媽說。

一般情況下，填完表後3天左右就能收到反饋，大媽們會按照硬指標進行篩選，匹配條件相符的人進行推薦，覺得合適雙方就可以加微信進一步了解。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大媽們已經促成了一百多對情侶。

石大媽為來訪家長介紹報名事宜。李夢馨報道 本報記者 李夢馨缺席的當事人與在場的父母

趙女士是這裡的熟人，她一個月前就在這裡給女兒報了名，前後聯繫了3個相親對象都不滿意。她有些坐不住了，趕緊過來問問還有沒有其他合適的對象。

石大媽拿出自己的登記名冊，一張張A4紙上密密麻麻地登記着男孩女孩們的信息，因為翻看的次數太多，紙張的邊緣都有些翹起。在這份「花名冊」中，每個人的信息被簡化成幾個數字和漢字，並且被綴以獨特的編號，在冊的人數已經排到了1400名開外。石大媽用手比着年齡一列，按趙女士的要求篩選着28歲至30歲的男孩，「這個軍官怎麼樣?」「這個飛行員呢?」

在相親角，職業是比姓名更有用的代稱。憑藉着年齡、身高、收入、房、車等可量化的指標，再加上照片，就能給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大體勾勒出一幅畫像。但在家長那裡，還有一些其他的標準被納入其中，譬如屬相。

因為是工作日，來相親角的還是家長居多，像趙女士這樣的「熟客」不在少數，居委會主任趙惠見了他們，第一句話總是「先等等，別着急」。在相親這件事上，父母比子女更焦慮，他們生怕錯失了最佳時機。

於是，許多父母親自上陣，參與到子女相親中來。山東大學教授馬廣海說，這是社會的「慣性」使然。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完全的婚姻自主只是很晚近的事件，絕大多數時間還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從更具體的層面上看，父母是有經驗的過來人，作為子女婚姻的旁觀者，不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干擾，能保持相對理性，給予閱歷不足的年輕人以可靠的建議。

在親歷了兒子的多次相親後，張女士感到自己跟現在的年輕人有些脫節了。「我們那時候都是先接觸着，看看對方人品怎麼樣、可不可靠。現在的年輕人還是比較現實的，接觸之前先打聽好對方的條件，收入、房、車都是第一位的。」

很多時候，這些問題不是直接拋出來的，而是以更隱晦的方式。有一次，對方家長問張女士：「你家有電梯嗎?」常年周旋於相親市場的張女士讀出了話外之音，這是在旁敲側擊地問住房情況。她解釋道：「有電梯的不得是新建的高層樓房嘛。」

這次，張女士從朋友圈裡看到相親角，向幾個親戚朋友打聽好，專程坐公交車從八公里外的地方過來。

由於年齡橫亘在那裡，張女士清晰感知到兩代人的隔膜。但在擇偶原則上，張女士和兒子卻實現了同頻，「門當戶對」是他們奉行的守則。「我兒子是本科學歷，如果對方是碩博士，心理上會有一些壓力;對方留過學的話，也基本不考慮，這種一般家庭情況比較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吳小英認為，在獲得普遍共識的以「條件對」「有感覺」「談得攏」為準則的「找對象」文化中，兩代人的差異，只在於對構成門戶條件和個人身份條件的複雜指標體系的認可度偏差，同時年輕人更強調頗具個人主觀感受性的所謂「看對眼」或「眼緣」。

被動加入與主動挑揀

25歲的小李，昨天在微博上刷到了相親角的視頻，今天就跟朋友相約過來報名。在一眾報名者中，她算是年齡偏小的那批人，可無奈父母「催婚催得急」。今年過年回家，總共沒待上幾天，年初五家裡人還給她安排了一場相親。

一些困於催婚壓力的年輕人在網絡上抱怨，讀書時家裡人不許「早戀」，工作後又催着趕緊結婚生子。這或許帶有戲謔誇張的意味，但也像稜鏡一樣，折射出了部分現實。

小李從事新媒體工作，身邊同齡的男生很少，單身的女同事卻大有人在。沒能把握住校園戀愛黃金期的她們，只能或主動或被動地湧入相親大潮。對於相親這種形式，小李坦言，自己心裡多少有些排斥，「但沒有辦法呀」。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單身人口已經達到2.4億，年輕的單身群體數量龐大，相親成為社交常態。某婚戀平台的調查顯示，38%的單身男女首次相親年齡不足23歲，24%的單身男女為23歲—25歲。

不到兩個小時，相親角已經來了6位年輕人，與來這裡的家長不同，他們從來不過多停留、問東問西。在問清楚流程後，他們就自覺填表，加微信，然後離開。不管是否完全接受，但公認的一點是，相親確實是一種更高效率的社交。

趙惠說，現在年輕人整天跟手機交流，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機會反倒變少了。屏與屏的溝通，也誘發出面對面社交的恐懼。這背後更深刻的現實是隨着個體化社會的到來，社會的流動性空前，維繫一段親密關係變得不易。而工作、生活節奏的加快，使得社交時間被嚴重壓縮。

有學者認為，相親是一個自我確證的過程。湧入相親場的人，在密集的異性接觸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的評價與被評價，自我認知經受着挑戰與重塑，其中暴露出了當代年輕人的一些問題。至少在婚戀上，成人並不意味着成熟。

「現在小孩找對象跟以前不一樣了。」年輕人嚴苛得近乎不合理的擇偶標準常常讓趙惠大跌眼鏡。有個在央企工作的男孩，趙惠連着給他介紹了20多個條件不錯的姑娘，可對方都不滿意，這個是因為跟理想身高差了2厘米，那個說沒有眼緣。趙惠有些哭笑不得，「找對象不就是找幸福生活嘛」。那麼多條條框框篩選出來的，就一定是最合適的嗎?

很多年輕人過分追求完美主義，總是期待着最好的那個。但事實上，最好是否可得都有待證實。趙惠經常說，「這比解方程可難多了，解方程總歸有個答案，但這個有時候都解不出來。」

媒人的淡出與社區的介入

趙惠有兩部手機，常常是正用這個手機聊着天，那個手機上又打來了電話。她的微信上已經有1800多個好友，但還是不斷接收到新的添加通知。「這不一會兒沒看手機，微信上又多了9個好友申請。」剛說完，數字馬上變成了「10」。

白天的工作結束了，並不意味着可以休息。晚上七點，上班族回到家後，趙惠跟石大媽的忙碌才真正開始。一天裡收集的信息擇要謄抄到筆記本上，比對兩人的情況，再聯繫雙方結對子。她們定了個小目標，每天至少牽起20對來，這樣的工作得一直持續到十點半，周六日也談不上輕鬆。

趙惠是個資歷頗深的紅娘，她第一次給人介紹對象是在18歲，那時候她剛參加工作，擔任團委書記。傳達室大爺有個女兒，30多歲沒對象，大爺就向她求助，「小趙，幫你姐介紹個對象吧。」正好趙惠住的院子裡有個小伙子，她就給兩人牽了線，結果三個月後兩人就結了婚，結婚的時候還邀請她來參加婚禮。

這件事讓趙惠打心眼兒里高興，後來她也陸陸續續地幫別人介紹。但現在，她越來越覺得願意當媒人的人不多了，「媒人要負擔很多東西，婚後兩口子是不是和諧，一方人品是不是有問題，往前推都得算在媒人頭上。」

去年3月，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玉函南區居委會成立了「社區大媽」幫幫團，用趙惠的話說，就是「敲敲門、見見人、聊聊天、關注轄區的老弱病殘」。上門的過程中趙惠發現社區裡有許多大齡單身男女，逢年過節時，家裡父母都會催婚，子女過年都不願意回家，甚至影響了家庭和睦。

為此，趙惠聯合幫幫團16名社區志願者，開啟了「免費發對象」的公益項目。今年正月初六，相親角正式「營業」。一開始，趙惠的目標對象只是社區及其周邊的單身男女，但沒想到事情一發不可收。

來報名的人，不光有濟南各區縣的，連青島、天津、上海、北京等地都有打電話來諮詢的，甚至還有家長替遠在加拿大、南非的孩子報了名。昨天相親角的視頻上了微博熱搜，這兩天來線下報名的更多了，趙惠的電話快要被打爆了。

相親角這種形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存在多年，一般分布在公園裡，自發聚集而成。這樣的相親角，是點對點的連接，更自由自主，但同時也伴隨着無組織性，以及信息公開帶來的隱私安全問題。

由社區牽頭的相親角，彌補了上述缺陷。趙惠介紹，社區大媽提供志願服務，不收取任何費用，「個人信息都是一對一對接的，能較好地保證個人隱私」。居委會作為完全中立的機構，充當了媒人的角色，沒有情感上的偏袒，只負責牽線搭橋。

「社區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共同體，其功能是多方面的。」馬廣海教授解釋，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青年人婚戀有很多手段和平台，但是網上社交，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風險。社區作為一個熟人社會，牽頭而成的相親角，所獲得的信任度更高，對於增強社區凝聚力也有深遠意義。

家庭作為一個締結社會的紐帶，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依然是社會的組成細胞。而相親，作為婚姻的前奏，在歷經了千年的延續與迭代後，也在兩代人迥異的價值體系面前達成了某種共識。媒人的角色在更替，相親不復舊貌，但仍舊生命力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