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代性總是和男性相關，而懷舊總帶有女性氣質？

浪漫主義筆下的女性，身上往往具有救贖色彩。現代文明則意味着物質、科學理性崇拜及環境的異化。這種將女性氣質進行情感擢升的做法，體現了時代的變音。19世紀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工業化，使得時間經驗和時間觀念發生了改變，這導致了一種日益增長的懷舊情緒。

原作者丨芮塔·菲爾斯基

摘編丨董牧孜

1

社會學與現代性，

是互相決定的

文學和社會學之間保留着異常鮮明的學科界限。儘管文學社會學有一些擁躉（雖然並不多），但文學批評家對社會學思想「大師們」的著作提不起興趣。然而，最近的學科發展鼓勵跨學科交流，這使得文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學科壁壘開始動搖。即使是最避世的文學作品，也會含蓄地影射一些它所試圖超越的社會現實；同理，那些自稱塑造了社會現實結構的文本，本身也受到了各種敘事、隱喻和修辭圖式的影響。社會學理論也是一種再現行為，它借用了各種描述性詞彙、分類體系、闡釋方法和言說規則（enunciative rules）。通過解讀這些再現的邏輯，我試圖揭示性別寓言（特別是那種充滿了懷舊感的女性氣質觀）在塑造現代社會學和批評思想上起到的重要作用。

《現代性的性別》，作者: [美]芮塔·菲爾斯基，譯者：陳琳 / 但漢松（校譯），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

在世紀之交，文學與社會學的關係問題受到了極大關注，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社會學正努力確立自身的合法性，希望發展成為一個不同的思想研究領域。伍爾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論及社會學的形成和發展時，將之視為文學和科學傳統的不穩定混合體。他指出：「自從19世紀中葉開始，文學和社會學就互相競爭，聲稱本學科可以為現代文明提供一個導向。」和當時許多現實主義小說家一樣，社會學家也以定義和記錄時代根本特徵為己任；只過了很短的時間，社會學的論述框架和術語就已經深刻地影響了對人們對於現代的性質和意義的常識態度。社會科學的闡釋範疇經由教育和媒體這樣的機構，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日常意識中，塑造了我們對現代和性別許多習以為常的信仰。由此可見，主導某一特定知識形式的基本假設和盲點會遠遠超出它的學科起源，影響一個大得多的文化和政治領域。社會學的話語已經影響了我們想象現代的方式。

社會學通常被認為是最典型的現代學科，它在自由化的民主國家出現之前絕無可能存在。我認為，社會學與現代性之間是互相決定的關係；社會學是在其分析過程中幫助我們形成一種現實感，而不僅僅是分析某個業已存在的社會現實。例如，很多社會學理論的核心就是討論何為現代，它其實與19世紀晚期文學中另類的現代形象既相關又不同；通過比較兩者，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有益的發現，看到那些劃分歷史時期的術語究竟是如何在特定話語中被建構，並被賦予意義的。正如現代概念在不同的文本語境中性質和內涵有所不同，女性形象的意義和隱喻關係在世紀末的各種話語中也歷經變化。然而，除了審視這些差異，我也期望能夠通過比較社會學和心理分析的一些基本假設，在這兩種話語域之間找尋相似性，探究它們相似的女性氣質觀（即女性氣質是未分化的前現代之物），因為它們都源自文化參考點和參照框架的共有聯結。

在社會學努力確立其學科合法性的時期，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但在某些方面，他也頗為與眾不同。他常被視為德國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但在其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候，他都沒有獲得穩定的職業地位，沒有榮膺那些來自體制的常見頭銜。他在學術上和職業上的邊緣化，一方面是因為德國學術界泛濫的反猶主義，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兼收並蓄，脫離了正統。齊美爾的興趣遠超出了社會學慣常的關注點，涉及了心理學、哲學、文化和藝術等各種話題。他看似隨意地論及一些不相干的主題，如調情、廢墟、把手、時尚、餐食、妓女、氣味的社會學、陌生人和阿爾卑斯之行，梳理出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瑣碎的現象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塑造了個人經驗和社會互動。戴維·弗里斯比（David Frisby）將齊美爾稱為社會學的遊蕩者（a sociological flneur），因為他喜歡用印象主義的手法來勾畫現代城市生活的經緯，而不是要建構宏大的理論體系。齊美爾堅持認為，社會現實已經不能再用整飭的總體性來把握，他想要去探索不穩定的，往往是碎片化的現代經驗。這種傾向讓他一生都飽受苛責，但也讓他在當前文化理論的後現代潮流中魅力四射。如今的文化理論往往對總體性框架持有懷疑態度，而對現代社會的審美維度有着濃厚興趣。近年來，學術界重新對齊美爾產生了巨大興趣；他現在被讚譽為現代性的社會學家，或是超前的後現代或解構主義思想家。齊美爾似乎成了我們同時代的人。

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1881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14年轉任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他一生交友甚廣，馬克斯·韋伯等人都是他家中舉辦的沙龍的常客。

我對齊美爾作為社會理論家的獨特性並不那麼感興趣，更感興趣的是他關於性別的一些重要論述，當然這種偏好很可能會導致對齊美爾複雜思想的某種暴力闡釋。和很多早期社會學家不同，他寫了大量關於女性和現代性的文字，儘管這些論述長期被評論家忽視，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視。如利特克·范·武赫特·泰森（Lieteke van Vucht Tijssen）所言，齊美爾是少數幾個將性別關係作為現代化一般理論的重要組成的作家之一。齊美爾在論著中將社會學和哲學欲說還休的東西做了明確表達，從而讓我們看清了許多把性別與現代性視為對立關係的假定。齊美爾發現，將男性和現代性等同起來的做法在他所處的文化中屢見不鮮，而他本人也恰恰是這樣做的。於是，齊美爾在現有的象徵和體制結構之外構想了一種真實的、自主的女性氣質。因此，雖然他常被當作一個拒絕浪漫主義思想中那種烏托邦誘惑的理論家，但在其論著中女性事實上被視為懷舊欲望的明顯對象。

我的觀點是，這種將女性氣質作為一種非異化、非碎片化的身份象徵的渴望，構成了關於現代性本質的文化再現史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母題。在這些話語中，女人成為真正的起源點，是未受社會和象徵體系影響的神秘指稱；她成了反覆出現在現代性中心的一個象徵，象徵着非時間性（the atemporal）和反社會性（the asocial）。因此，通過分析齊美爾的作品，我可以闡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假定，它們認為現代性、異化和男性氣質必須具有同一性，從黑格爾到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這一頗具影響力的思想傳統的深處，都能看到這種觀點。在這種傳統中，懷舊和女性氣質在對神話般豐饒的再現中合二為一，以此為反襯的是另一種宏大敘事，它將男性氣質的發展當成自我分裂和存在的失落。換句話說，懷舊並不代表一種犯有時代錯誤或邊緣性的狀態，而是現代性自我建構過程中反覆出現的重要主題；救贖性的母性身體構成了非歷史的他者（the ahistorical other）及歷史的他者（the other of history），現代身份正是在其反面獲得了定義。

2

浪漫主義筆下的女性：

帶有救贖色彩的避難所

最初讓我對齊美爾產生興趣的，是齊美爾關於女性、性和愛的文集導言中的一句話。導言作者蓋伊·奧克斯（Guy Oakes）指出，齊美爾將男性性格與現代文化的客體化本質視為如出一轍，因此，奧克斯認為，對齊美爾而言，「女性化其實就是去現代化」。奧克斯用簡單的語言概括了關於女性和現代世界的普遍看法。無論是女性主義者，還是非女性主義者，他們都常常認為真正的女性文化將會改變城市工業化社會的工具性和非人性化。保守派、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性主義思想家，都認為女性與非異化的自然和有機共同體之間存在所謂的緊密關係，保守派嚮往的是回到理想化的前現代，而對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性主義思想家來說，這樣的女性化原則體現了一個烏托邦化的另類選項，它有別於工具理性的統治和啟蒙思想的專制。

盧梭的論著已經充分體現了這一主題，他講過如何以適合的方式塑造兩性主體的心理和社會性，這一觀點對後來的性別差異觀影響深遠。他將女性氣質劃入自發性情感的真實之域，這種做法與浪漫主義對女性的刻畫方式不謀而合，浪漫主義筆下的女性總是一個帶有救贖色彩的避難所，保護人們不受現代文明的荼毒，而現代文明就意味着日益增長的物質主義、對科學理性的崇拜，以及城市環境的異化。因此，女性氣質代表了人類從伊甸園墮落之前的狀態，「那是在人類形成自我意識、與自然形成主客體關係之前的時代」。這種將女性氣質進行情感擢升的做法，顯然體現了時代的變音。19世紀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工業化，使得時間經驗和時間觀念發生了改變，這導致了一種日益增長的懷舊情緒，人們開始懷念那些被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革所威脅的傳統。換言之，女人逐漸代表了一個更加自然化的過去，象徵着那種業已失落的前工業時代生生不息的有機社會。

這種歷史懷舊當然也可以用精神分析來解釋，因為浪漫主義思想中總是頻繁使用「大自然母親」（Mother Nature）這一表述。從精神分析視角看，渴望逝去的黃金時代就是渴望回到「前俄狄浦斯」的心理完滿的狀態。母親的身體被認為代表了一種存在的完滿，一種原初和諧的幻覺意象，與成人意識中的疏離和缺失形成鮮明對比。雖然精神分析學說傾向於認為這類幻想是人的本質構成，但它本身的形成顯然受到了更大歷史變革的影響，這種變化主要是指家庭關係的象徵性再現和物質構成。在心理上渴求成為理想化母性，渴求前文化時代，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中家庭私有化功能的體現，因為母親變成了專職照顧孩子的人；另一個因素則是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界限日益顯著，在此語境下出現了自我的新規範，它將女性定義為自然和情感的生物。「女性的時間」（Women’s time）並不是在線性的歷史發展之外構成了一種基本的循環式時間性，而是與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正是現代化帶來了核心家庭的出現，並建立了母性的救贖之域。

這種浪漫主義女性觀在整個19世紀都深得人心，不僅在文學中被反覆提及，而且在科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等各類文本中皆有體現，這些文本都試圖去證明女性與前現代狀態的緊密聯繫。在這種語境下，文明的發展和個體的發展（系統發育與個體發育）被不斷地拿來作類比，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19世紀文化中的性別再現模式。人們總是將女性和原始的前工業時代聯繫起來，與此相同的做法則是藉助女性的母親角色，將之和沒有自我意識、存在於這個世界但又尚未社會化的嬰兒勾連在一起。將女人與自然和傳統視為對等，這早已在早期現代思想中屢見不鮮，而達爾文主義進化發展觀的流行又讓這種觀點大放光彩，促使進取型的、不安現狀的男性氣質與有機的、未分化的女性氣質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在19世紀後期，科學理論不斷試圖證明女性處於進化鏈上較低的位置，總是用兒童或是野蠻人的進化狀態來與女性做比較。正如辛西婭·伊格爾·拉西特（Cynthia Eagle Russett）等女性主義歷史學家所言，女人被定義為尚未發育完備的人，和男性相比，她們是一種低級生物體，未能從普通原始的胚胎形態中充分分化。因此，女性氣質究竟是代表了發展受限的原始狀態，還是代表了未被現代社會的斷裂和矛盾所影響的伊甸園式有機整體，這取決於作者到底是看重進步話語，還是更相信墮落的神話。

因此，將女性排除在歷史之外，這種觀點本身就是特定時期歷史思維方式的產物，這種思維方式用文化興衰的哲學元敘事來解釋文明的發展。這樣的敘事，體現了對歷史終極意義和歷史目的不容置喙的自信。19世紀歐洲社會經歷了迅猛且看似混亂的變化，這一切最終被解釋為一種宏大的發展計劃，而白人中產階級男性就位於這個計劃的中心位置。然而，關於遙遠過去的田園意象反覆出現，這說明人們對這些社會進程還抱有懷疑和矛盾的態度。如果說我們在體驗現代性時感受到了強烈的創新、轉瞬即逝和混亂的變化，那麼它同時也滋生了對穩定性和延續性的各種渴望。懷舊是對理想化過去的一種悼念，因此它成為一個有持續影響力的現代性主題：進步時代也是渴望的時代，人們渴望那個業已失去的想象中的伊甸園之境。

追溯「懷舊」的歷史和詞源，會帶來一些有啟發的洞見。該詞最早作為一種疾病的名字出現在17世紀晚期，指的是瑞士僱傭兵特別容易患上的重度思鄉病。其症狀包括沮喪、憂鬱、情緒不定、痛哭、厭食、全身消瘦、偶發的自殺傾向。邁克爾·羅斯指出，19世紀出現了大量的科學著作來研究這一令人費解的疾病，它們對該病的時間意義和空間意義都做了縝密考察。醫生們一致認為，病人急切地想要返鄉，同時也表現出急切回到過去某個重要時刻的渴望。病人切斷了與當下時間的一切聯繫，遁避到對家庭和出生地的美好回憶中，並哀悼那些已經失去的東西。「懷舊之人通過逃離現實世界，表達了對過去的『過度』依戀。這種逃離很微妙，病人們甚至沒有注意到他們患了病，而只是默默地渴望回到過去，直至死亡。」這種退行的毀滅欲望，是由現代社會的混亂所造成的，因為流動性的增強和人口的變化導致了大量人口離開家鄉，失去了故土之根，從而也失去了與出生地和歷史的自然延續性。

有些醫生認為，女人不太容易產生懷舊情緒，因為她們的生活更靜止，以家為主。換句話說，儘管女性作為母親往往是懷舊的對象，但她們自己很少成為懷舊的主體。她們不渴望回到過去，因為她們就是過去；她們屬於家庭領域，很少有無家可歸之感，也不太會渴望那些逝去之物。當然，現在懷舊已經不再是一種病症，但是異化的現在與美好的過去之間仍然有着一根時間分割線，它仍然被投射到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男性空間和女性空間的分野中。女人之所以被認為不那麼容易懷舊，是因為她們不像男人，她們的生活更為靜好，具有時間上的延續性。相應地，母親的家園對於那些逃離混亂、流動的現代生活的人來說，就是救贖的庇護所。女性氣質繼續成為一個能指，指向現代人不再擁有的整體性（wholeness）和自給自足的完整性（self-contained completeness）。因此，女人「自身就是家」，而男人「家在自身之外」，關於這一點我還會在對齊美爾的討論中繼續談及；對於齊美爾而言，就像弗洛伊德所相信的那樣，女性身體象徵着本源的出生地，是一個讓人熟悉的謎一般的家園，而男性主體已經永久地從這個家園被放逐了。弗洛伊德在此處的引用是為了論證母親的身體是「所有人曾經的家園……它是我們每個人曾經的居所，也是最開始的居所。有一個笑話說，『愛就是一種對家的思念』; 每當一個人夢到一個地方或是一個國度，他就會在夢中說，『這個地方讓我覺得熟悉，我來過這裡』,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這個地方就是他母親的生殖器或是身體」。

本文摘編自《現代性的性別》第二章《論懷舊：史前女人》，由出版社授權轉載。摘編有刪節，標題由編者所加。原文作者：芮塔·菲爾斯基；摘編：董牧孜；編輯：木子。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