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帥：未來15年，還有一波「增量」機會

增長才是真正的解藥。

從1000億美元，到8000億美元，要花多久？

馬斯克告訴你，一年足矣。瘋漲7倍的特斯拉，如今市值已經超越大眾、豐田等9大傳統車企的市值總和，也讓馬斯克過了一把全球首富癮。

但就在馬斯克生活的同一片土地上，另有一群人正苦苦掙扎：僅2021年的第一周，就有近100萬美國人失業，還有近5000萬美國人面臨食物不足的難題。

一面奼紫嫣紅，一面身陷泥淖，有人管這叫「內卷」。我們似乎正在走向一個分化、乃至極化的洪流中，但卻很少有人意識到自己也是一名參與者。

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我們能做些什麼？又該怎麼做？

正和島近日專訪了著名金融學者香帥，與她就上述話題展開一段討論。以下是她的一些思考。希望對您有所啟發。

口 述：香帥 著名金融學者、得到App「香帥的北大金融學課」主理人、「香帥的金融江湖」公眾號創始人

采 訪：徐悅邦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1

-THE FIRST-

一座叫作「分化」的冰山，正在加速浮出水面

我們正走在歷史洪流的拐點上。

2020年6月上旬，我從北京出發，開始一場長達兩個月的「中國之旅」：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長沙，還有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長串小城。

從城中村到摩天大廈，從食肆酒坊到學院機構，從寺廟到夜店，從阿里到騰訊，從工廠藍領、外賣小哥、美容師，到潮汕客家的民間融資大佬、大小老闆、IT新貴、新老銀行家，以及形形色色的體制內精英。

一路走來，基本將中國的多種有生力量都感受了一遍：民營經濟、創新經濟、國有大金融資本、科技巨頭、房地產、製造業、實體經濟，等等。

在調研的過程中，我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是什麼呢？

某天上午我在東莞跟工人聊天。當時疫情還未完全開工，有的工人說錢不夠花，也有的說夠，但是要拼命加班、節省一點，一天伙食控制在20、30塊，一個月支出控制在1000塊左右，就能把錢存下來。

結束上午的調研，我心裡很沉重。下午，我們去深圳見了一個潮汕老闆，在深圳福田、南山擁有着一棟一棟的樓，120多億的樓拿下來都不在話下。

聊到民間借貸問題時，我問：「你們都怎麼借貸，一般拿什麼抵押？」他說：「潮汕人之間刷個臉就行了，幾千萬要啥抵押啊！」

我記得當時從又豪氣又土氣的樓里出來時，陽光照在身上，整個人有種被撕裂的感覺：

有些人為了一個月5000塊錢要拼盡全力，但對另一些人來說，花掉5000萬也不過就是一種消費而已。

一個詞浮現在我心頭，一座叫作「分化」的冰山正在被托出水面。近100年來，「上升」和「下沉」分流的速度和力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人暈眩過。

不難發現，這些年，全球貧富分化的程度在快速上升。2020年，只是這個轉變被顯性化地拐點而已。

整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從增長到分配的話語轉變。以美國為例，在我印象中，美國中產階層家庭就像《成長的煩惱》裡演的那樣，大別墅、豪車，特幸福、特有錢。

1959年，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在蘇聯訪問期間碰到赫魯曉夫，跟他進行了一場著名的廚房辯論，他列舉了美國中產所享受的一系列好處：

3/4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子、5600萬輛汽車、5000萬台電視機。尼克松驕傲地說：「美國才最接近無階級社會，是所有民眾共同繁榮的典範。」

但到了1978-2019年的40多年間，情況變了，叫「消失的中間層」，美國富人的財富不斷在膨脹，頂部1%富豪的財富占比從21%上升到37%，前10%富人的財富占比從63%上升到71%。

2017年底，全球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報告測算發現，1973年之後，美國工人階層的收入幾乎停滯不動。剔除掉通脹，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40多年來一共才增長了10%。

中下階層的財富一直在縮水，收入在後50%-90%的這部分人的財富占比，從3%一直下行到0附近。

過去幾十年，美國的財富版圖就是「底層沉沒，中層消失，上層微漲，頂層膨脹」的局面。包括巴菲特、扎克伯格等在內的前1%美國富豪，是這幾十年美國財富分配中的最大贏家，律師、醫生等前10%的精英層也頗為受益，其餘90%的美國人並沒有能從「金融夢」和「科技夢」中獲益太多。

2020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美國工廠》，正是這個消失的工薪時代的輓歌：

玻璃檢查員肖尼站在鏡頭前，衣着樸素，臉上帶着點認命的麻木，「我在通用公司的時薪是29美元，還有其他零碎收入。在福耀，我是12.84美元」。

肖尼以前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工人，突如其來的失業使她原本寬裕的家庭陷入漩渦。雖然福耀給她重新帶來了工作，但是離她過去的中產生活水平依然相去甚遠。

片中，肖尼的孩子想買雙運動鞋，換作以前肖尼想都不會想就會買給她，而現在，想想明天的柴米油鹽，必須一塊錢掰成兩半花，肖尼有點猶豫。

紀錄片的結尾是這樣一個鏡頭，休息間隙，肖尼熟稔地點上煙，深吸一口，煙霧背後的她的臉毫無歡顏。

站在歷史潮水的一側，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鍍金時代」，空氣中充滿了增長和財富的荷爾蒙。

但站在另一側，其實還有一個沉默的、鏽蝕的群體——只能在資產泡沫中作壁上觀的普通家庭，在技術進步中被迭代、被下沉的普通勞動力，他們成了鍍金時代的「青銅黑鐵」。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是這樣？

2

-THE SECOND-

不平等，是宿命還是詛咒？

道理並不複雜。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歷史，能夠發現人類歷史的經濟主題從來只有兩個，一個是增長，還有一個是分配。

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兩大議題會有不同的權重而已：

普遍高增長時期，大家的注意力放在「效率」上，主要考慮怎麼更好更快地烤出蛋糕；但當增長機會少了，大家的注意力一定更傾向於「公平」，要考慮怎麼更好更合理地分配現有的蛋糕。

但是，就像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沙伊德爾在《不平等社會》一書中寫到的，人類增長的漫長歷史告訴我們，增長和分化就像「人」字的一撇一捺，快速的增長總是伴隨着劇烈的分化。

越增長，越分化，這向來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必然規律。因為在整個社會分配體系中占據優勢的人，掌握着生產資料、生產要素的那些人，往往就會獲得更多的增長果實。

一般來說，從古至今，只有大規模戰爭、社會變革、國家衰敗和致命傳染病這4種方式，暫時對抗或者短期逆轉了不平等。這之後，人類重新進入一個財富相對平等的階段，接着再往前發展、循環。

然而，到了1945年以後，這樣的歷史進程有點被打破了，上述的幾種方式要麼沒有出現，要麼收效甚微。

上世紀40年代後，是歐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到了60年代則是日本的黃金髮展年代，70、80年代是東南亞，90年代是「金磚四國」，而2000年以後則是中國。

過去的75年，人類進入史上最快的增長階段，與此同時，積累的存量財富也沒有被「消滅」掉。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硅谷和華爾街就成了兩座牢不可破的大山。

可以說，增長的果實確實是極大的，但基本上都傾向了所謂的精英階層。

更關鍵的是，在這輪經濟繁榮的背後，有着一個巨大的推動引擎：

信用貨幣和金融深化。

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塌，進入信用貨幣時代。

在過往的貴金屬貨幣時代，貨幣數量受限於儲藏量和開採冶煉技術，市場交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相對平緩；但到了信用貨幣時代，人類貨幣創造的能力一下子擺脫了「具體物品」的限制，只要有「信心」，貨幣發行數量可以「上不封頂」。

而且就在全球進入信用貨幣時代後不久，也就是1980年以來，全球利率一直處在下行通道中，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從15%一路下降到如今的1%左右。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8年次貸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等幾次大波動後，各國為了刺激經濟都開啟放水降息的模式，利率下行的速度更快了，比如在疫情短短几個月間，美聯儲放水量就高達3萬億美元，是2008年的2.3倍。

經濟下滑了怎麼辦？放水，降低利率；股市崩盤了怎麼辦？放水，降低利率；次貸危機怎麼辦？放水，降低利率；疫情暴發了怎麼辦？放水，降低利率。

有人開玩笑說，外星人入侵地球了怎麼辦？還是放水，降低利率。

而負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本質上對富人更有利，越低利率就越有利於擁有金融資產的人。

因為普遍的利率下行，就意味着資產價格中樞的整體上升，這會讓擁有存量資產人群的財富保值、增值。也讓這些有「信用」的人群更容易通過信用擴張，完成「錢生錢」的過程。相反，那些沒有存量資產、缺乏信貸能力的人群則會被甩下列車。

比如一個年入1000萬的企業高管和一個年入6萬的中產，兩者相差100多倍。如果考慮投資收益率，這個差距就會更為顯著，假定企業高管的儲蓄率是90%，中產的儲蓄率為20%，投資回報率同樣是5%，10年之後，企業高管的財富可以積累到7100萬，而中產的財富只積累到13萬，他們的財富差距拉大到540多倍。

從100多倍到500多倍的差距，這是令人絕望的鴻溝。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過去幾十年的利率下行正是貧富差距拉大的發酵劑。每次危機後的刺激政策，都是一場資產的盛宴。「資產」就像一灣海峽，每次潮來潮去，水域兩側終是漸行漸遠。

對於我們而言，在這樣一個從增長轉向分配的時代，它並不意味着再沒有增長的機會了，只是說分配方式要發生變化。

3

-THE THIRD-

那些被數字化「陰影」籠罩的人

造成「分化」的原因，還有另外一點：數字化。

從亞當·斯密時期開始，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從長遠來看，技術進步能帶動生產率的提高，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技術進步的「陽光」並不會普照大地，總是偏愛某一類人群，冷落另一類勞動者——這叫作「技術進步的偏向性」。

每個時代的技術進步背後都有「失敗者」。

把時間往前撥，18世紀中期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由於紡紗機的技術進步，一名工人將1磅棉花紡成紗線所需的時間，從500小時縮減到3小時。機器生產逐漸替代手工勞動，大批手工業者破產。

1779年，一名叫盧德的英國織布工怒砸兩台織布機，獲得大量工人的支持。他們認為，消滅機器就可以把原來屬於自己的工作拿回來。1811-1813年間，工人們發起聲勢浩大的「盧德運動」，他們衝進紡織廠，搗毀機器設備。

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盧德運動沒能阻止機器代替人力，生產流水線也成了工業社會的標配。

所以儘管技術進步最終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將人類社會的增長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變革的過程中，很多來不及做準備的普通勞動者就被遺棄在了舊時代的陰影中。

現在，技術進步換成了「數字化」的這次變革，會有不同嗎？

答案有點扎心。跟之前的技術進步一樣，數字化本質上仍然是勝利者的狂歡，而且它還是更加有偏向性的技術進步，高技能、高創意、高收入的群體被賦能。

這會導致兩個差異：第一，被衝擊的人群覆蓋面更廣；第二，「贏家通吃」的趨勢會加大。

數字時代的「分化」開始趨向「極化」，絕大部分增長越來越集中在數字科技頭部企業。

傳統企業沃爾瑪做到千億規模花了35年，而亞馬遜只花了18年。

迪士尼營收突破200億美元花了74年，而Netflix只用了22年。

像微信、臉書這種「數字社區」更是呈現出「病毒式」擴張，微信用6年覆蓋9億人口，臉書成立13年就吸引了20億用戶。2006年，彭博公司發布的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名單中，絕大部分都是在通信、能源、金融領域有着悠久歷史的公司，只有微軟作為「數字化企業」鶴立雞群；14年後，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有9家是數字科技公司。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普通個體都是時代的「價格承受者」。

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0年未來就業報告》預測，到2025年，自動化和人類之間全新的勞動分工將顛覆全球8500萬個工作崗位。全球勞動力市場出現「極化」現象，即「紡錐型」的勞動力市場被「槓鈴型」的勞動力市場取代。

因為數字化的本質就是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最核心的就是之前所謂的中等技能崗位會被替代掉，比如質檢員、工廠里的小班組、會計、打字員，等等。

一個「K型」結構開始浮現：勞動者要麼艱難地擠到上坡路，比如成為律師、醫生，但最終成功者寥寥，因為遷徙成本太高了；要麼就是滑入下行通道，在勞動上失去議價權。再沒有中間路徑。原本最堅實的「中間層」開始被分化掉，兩極之間漸行漸遠。

像這次的2020年是勞動力市場的「天災之年」：截至2020年三季度，全球減少的工作時間相當於3億全職工作崗位的流失，整體收入降幅超過10%。經合組織國家的失業率達到1929年以來的峰值，美國的失業率更是觸及二戰後的最高點。

而在另一邊則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我們研究了主要招聘網站的數據，發現2020年前8個月，網絡主播、數據分析處理工程師招聘人數同比上漲50%左右，程序員招聘人數同比上漲22%，招聘薪資也上升了10%左右。

在線教育行業高薪搶人的新聞也頻上頭條：8月，根據有道精品課發布的招聘信息，K12小初學段主講老師的年薪在40-100萬之間；猿輔導在線教育給2021屆畢業生開出了25-50萬元不等的年薪，等等。

可以說，在數字化加速的時代，「凡有的，還要加給他，讓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所以一個有點殘酷但幾乎不可逆的結論是，數字化已經，正在，還將繼續加速人類社會的「分化」。

在這個「光明的未來」背後，有着越來越大的巨頭陰影。這也是為什麼全球在2020年開始了平台反壟斷，正是因為平台天然就具有標準化和規模化的特質，導致初次分配一定會向平台傾斜，頭部效應越來越強，大者恆大，強者恆強。

但平台監管的本質不是為了干倒平台，只是要把分配的機制稍稍矯正一點；不是為了屠龍，只是想讓那些屠龍的少年不要變成惡龍。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是未來10年、20年裡，學界、法律界、監管界和業界共同面臨的問題，現在有討論說比如採取數字分紅或者徵收數字稅的方式。

但沒有人能在這個時間點上就說得到了最終結論，這肯定是胡說，說白了還是得讓市場在演進的過程中去逐步解決。

4

-THE FOURTH-

我有4點建議

我們常說，一個人的命運，當然是靠個人的奮鬥，但是也和歷史進程密切相關。有時，選擇遠遠大於努力。

那麼，在這樣一個歷史大洪流中，國家、企業、個人又該如何作出正確的選擇，把握住自己的命運呢？我有幾點想法：

1.做大「新中產」

在2020年10月五中全會的公報中，有一句話叫「203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是整個公報中非常亮眼的一句話，也是首次提出的一句話。

所謂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約是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現在剛到1萬，意味着未來15年中國經濟要翻番，也就是每年要保證4%-5%的經濟增速。

這代表着「增長」還是未來15年的主旋律，還有許多「增量」機會——

要知道，中國居民只有不到4億人坐過飛機，1.5億人有護照，可能出過國，不到1億人喝過星巴克，不到4億人有駕照；此外，還有5億人沒用過互聯網，至少5億人沒有用上沖水式衛生廁所。

所以下一階段不僅是經濟翻番，還需要讓增長果實向中下層傾斜，尤其是上一波增長分配中被落下的人群，讓另外1億、2億，甚至更多人成為「新中產」，讓中間層收入提高，財富上漲，讓下面的人有上升機會，讓中間的人有繼續攀登的希望——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增長潛力所在。

但問題就來了，怎麼讓這些人成為「新中產」呢？

太陽底下並沒有那麼多新鮮事。20世紀中期的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歷史、21世紀初的中國經驗都告訴我們，首先要讓更多人擁有資產——大城市房產是其中首選。

所以，我們接下來應該做的是「在核心城市大規模建造安居房，幫助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市民以較低價格在城市安家置業，創造新一代中產」。

按照北大國發院徐遠教授的估算，假如針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市民，每年興建1000萬套安居房，套均面積50平方米，套均投資100萬，每年直接投資10萬億，可以保證10-15年每年5%+的高速增長，這會讓未來10年中國得以繼續處在「增量經濟」的通道上。

更重要的是，這個「二次房改」如果能夠完成，中國的城市化才真正走上正軌——將城市權利賦予替城市承擔義務的人，將工棚城市化轉化成市民城市化，讓城市的創造者、建設者享受到城市增長的果實，也分享到中國巨大公共財富的紅利。

對我們這樣一個人均GDP剛過萬元美金，仍有10億多「不富裕人口」的大經濟體來說，只有增長是真正的解藥。套用一句著名的論斷，「讓發展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增量會部分地暫時淡化分配問題。只是，這個增長的過程需要不斷矯正，讓增長果實能被更多人分享到。

2.「搞平台薅羊毛」的時代，過去了

科學哲學告訴我們，世界是「演化」出來的。同樣，企業也是如此，一開始就路徑清晰的企業並不多。真正的企業家一定是演化而來的，像快手的宿華當時肯定沒想到能做成一家千億企業，馬雲就更不用說了。

但是，現在有很多創業者都夢想着成為馬雲、馬化騰、張一鳴，因為「眼饞」這些平台漲得太快了。

這個想法現在基本可以放棄了，未來這種機會會很少。

因為我們今年在研究平台的過程中意識到，數字平台就像是數字世界的基礎設施，這些年無論是騰訊、阿里、美團等平台型企業其實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搞線上基礎設施。

經過10來年的「大吞小」洗牌後，可以說現在線上基礎設施建得差不多了。一個新的「大平台」的空間越來越小了。

這點對大家很重要。整個商業模式要轉向了，過去那種「商業模式為王」，講故事的年代基本結束了。從基本需求出發做好產品的時代來臨，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小而美」的階段，商業邏輯回到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上：是否能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比如作為一個長沙人，我早聽聞「茶顏悅色」是長沙名片，200多家門店，每家的標配都是「貪吃蛇」長龍隊形，有人甚至會為了喝杯茶顏悅色，大老遠打飛的、坐高鐵從廣州跑到長沙。

有一次在飯桌上聊到茶顏悅色，一個50歲的大哥和他22歲的閨女同時喜笑顏開，表示「好喝呀」。所以其實茶顏悅色活下來並高速擴張的道理還是：茶是否好喝？是否健康？用戶體驗是否夠好？

所以大家未來不要總想着搞平台薅羊毛，不如踏踏實實開個店，做好一個「拳頭產品」，就像有2塊錢的紅薯、也有15塊的紅薯，我之前在靈隱寺就吃過一個15塊的，用三角形的袋子裝着，插一個勺子，手都沒弄髒，口紅也沒沾到。大家想這個利潤多高啊。

但現在很多年輕人底氣特高，說白了就是「眼高手低」。我覺得，如果說在泡沫年代仰望星空可能更重要的話，現在腳踏實地才是正道。

3.位置決定命運：抱緊核心城市的核心房產

回看過去30年，中國家庭財富版圖可以濃縮成一個詞「城市」。

30年前從同樣的起點出發，到了2019年，北京人的年收入是廣西南寧人的兩倍，資產價值是其6倍。

可以說城市是決定成長的核心因素。一個人所站的位置、所在的城市，決定了他的生產效率、收入以及福祉。

翻譯成有行動指南意義的大白話就是：一個中國人的財富方程式是——所在城市越大越好，買房越早越好，學歷越高越好，如果沒有所在城市的戶口，那就得打個折扣了。

很多人糾結職業的選擇，困惑資產的選擇，卻從來沒有意識到，對城市的選擇更深刻地影響着個人財富。

一個普通程序員在深圳錘鍊10年和在小城市消磨10年，獲得的技能和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為什麼藝術家會扎堆在紐約、倫敦？為什麼那麼多懷揣夢想的人背井離鄉，在天通苑「北漂」，在漕河涇「滬漂」，在遠方蝸居煎熬？

因為站在對的城市的肩膀上，我們會被賦予更強的財富創造能力。一個三線及以下城市戶口的人，如果在一二線城市定居，那麼平均財富水平為378萬元，如果他到四線及以下城市定居，財富水平會降至236萬元。

而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房地產」就是這個國家、地區和城市的「股票」。根據央行數據，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在90%以上，房產占中國家庭財富的70%以上。

換言之，房產價值差異是中國居民財富差異的最大來源。

如果一個人擁有一線城市戶口，卻沒有或者沒有能力購買一線城市的房產，平均而言，他的家庭財富會下降557萬。反之，一個農村戶口的人如果購買了二線核心以上城市的房產，他的家庭財富則迅速上升到441萬。

現在流傳着很多段子，說「美國年輕人朝氣蓬勃，天天追求詩和遠方，而我們中國人則天天操心着買房」。

但事實卻是美國中產的財富牢牢地附着在房地產上，從數據上看，下層人群的房產在財富中占比80%以上，中間層60%以上，而對於top10%的富人，房產占20%。

所以我還是那句話，人口往大城市集聚是全球幾百年來的發展趨勢。未來，「進城」依然是中國發展過程中不可阻擋的趨勢，「大城市的勝利」是一個必然，典型就是北上廣深一線城市，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越來越少的、最有價值的土地上。

因此，房價的分化程度也會不斷加劇。我們即將告別那個「閉眼買房，躺着賺錢」的年代，只有有增長潛力的地方的房產才有長期價值。什麼地方才叫有「增長潛力」？大城市、大都市圈。

4.對抗分化，你該掌握的3種思維方式

未來10年，是一個從增長轉向分配的時代，分化是大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每次選擇都將左右自己的命運軌跡。面向未來，我們又該如何培養自己不被數字化淘汰的核心能力？這3種思維很關鍵：

1）增長思維

所謂增長思維，就是找到一個可以持續增長的領域，踏上一個高速增長領域的扶梯、電梯，甚至火箭。

而什麼叫增長率？以掙錢為例，你今天掙100塊，明天還掙100塊，後天接着掙100塊，這時你的增長率就是0；如果今天掙100塊，明天掙120塊，後天掙144塊，這時你的增長率就是20%。

所以，怎樣提高你未來的收益？你至少要想辦法找到那個手扶梯，甚至是電梯，這肯定比你爬樓梯快多了。

2）槓桿思維

什麼叫槓桿思維？就像阿基米德的那句話：給我一根足夠長的杆和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所以，槓桿思維其實包含兩樣東西：支點足夠堅實，杆足夠長。

比如當你用5成首付（50萬）購買了一套100萬的房子。過了一年，假設房子漲到120萬。從財富增值的角度來說，你就是用了2倍的槓桿，1年時間用50萬賺了20萬，40%的收益。

如果你用了3成首付（30萬）呢？那你就相當於用了3.3倍的槓桿，1年時間用30萬賺了20萬，獲得了66.7%的收益。

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基於房價大概率是在上漲這個支點上。這就是槓桿思維。又比如我作為一個北大的教師，我為什麼要去做線上課程呢？這就是在用數字化的工具，給自己加了一個槓桿。

3）對沖思維

對沖在金融世界裡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是一種通過反向操作，追求確定、脫離僥倖的操作。

比如一個家庭里，如果夫妻倆都跑到市場上去賺大錢，他們就可能會面臨一種波動很大的人生，要麼大富大貴，要麼一貧如洗。但如果其中一人做比較安穩的工作，另一個再去追求激進。這樣這個家庭就有足夠的上升空間，同時也能保住底。

這就是對沖思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保持安全邊際。現在很多年輕人老說，我就是要高消費，一個月1萬塊的工資要拿3000塊買盲盒，竟然還有人告訴我這叫Fashion。我還是那句話，年輕的時候這叫幼稚、衝動、可愛，到了30歲還這麼幹就是愚蠢。

等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時，你就知道儲蓄才是你最好的朋友，才是最大的風險對沖。要是實在不想存錢，那肯定是買金融資產，要是覺得個股很難挑，那就買基金；要是碰到市場波動怎麼搞，做定投啊。要是都講到這份上還不聽，那就誰都沒有辦法了。

有時候想想，一個人的命運其實就像金融資產，一部分收益來自國家和歷史的系統性風險，另一部分收益一定來自個人選擇的個體性風險。

但不管怎樣，歸根結底，個人選擇始終才是我們自己命運的鑰匙。

也是代際躍遷的關鍵。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得到圖書」《香帥財富報告：分化時代的財富選擇》和公眾號文章《劉潤對話香帥：你應該掌握的3種金融思維》。文章僅代表作者，不代表企業思想家觀點。

END

編輯|錢馨瑤 主編|張郁 校對|堅果 視覺|牛小偉

〖 企業觀察報 〗

本文不構成投資建議，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