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是如何控制世界的

民粹主義動盪、病毒恐慌、專家們受到攻擊：在數字時代，本能和情感已經超越了事實和理性-情感現在能把我們推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嗎？

去年11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警察被叫到倫敦的牛津馬戲團，原因被描述為「與恐怖有關」。牛津馬戲團地鐵站被疏散，人群擠向出口。據報道，有人開槍，照片和視頻在網上出現，人群逃離該地區，全副武裝的警察朝相反的方向行進。在恐慌中，目前尚不清楚威脅究竟來自何處，也不清楚是否會同時發生多起襲擊，就像兩年前在巴黎發生的那樣。武裝警察突襲了Selfridges百貨公司，同時指示購物者撤離大樓。當時在商店裡的是流行歌星奧利·穆爾斯，他在推特上給了近800萬的粉絲：「該死的每個人都滾出塞爾弗里奇，現在開槍！」當商店裡的購物者向出口走去時，其他人同時沖了進來，產生了踩踏現象。

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意味着，這整個事件是實時記錄、分享和討論的。警方試圖用他們自己的Twitter賬號來平息恐慌，但這被其他觀察人士的恐慌情緒所抵消了。極右派活動人士湯米羅賓遜在推特上說，這「看起來像是倫敦的另一場聖戰襲擊」。《每日郵報》在10天前挖出一條無辜的推文，上面寫着「在牛津街的人行道上停了一輛卡車」，並以此作為依據，在「卡車撞向行人」後，武裝警察包圍了牛津廣場。媒體與其說是報道事實，不如在公眾面前同步關注和情感。

在牛津廣場最初疏散一小時後，警方發布了一份聲明，稱「到目前為止，警方還沒有發現任何嫌疑人的蹤跡、槍擊或傷亡的證據」。隨後，有9人因恐慌而在醫院接受治療，但尚未發現更嚴重的疾病。幾分鐘後，倫敦地鐵管理局在推特上說，車站已經重新開放，列車運行正常。沒有槍，也沒有恐怖分子。

是什麼導致了這次事件？警方接到了許多來自公眾的電話，他們在地下和街道上報告了槍聲，並在6分鐘內趕到現場，準備做出回應。但是，人們親眼目睹的唯一的暴力事件是在一個擁擠的高峰時段的平台上發生的一場混戰，兩個人互相碰撞，一拳或兩拳被扔了出去。雖然還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槍擊的印象，但這場混戰已經足以讓周圍的人群在恐懼中突然撤退，產生了一波快速的運動，然後隨着它在繁忙的站台和車站的傳播而被放大。考慮到今年早些時候倫敦發生了恐怖襲擊，還有一些報道被警方挫敗，不難理解恐慌在如此狹窄的空間裡是如何蔓延的。沒有人會指望人們在炎熱的天氣里按照事實行事，因為大量的屍體在他們周圍疾馳而過。在快速反應至關重要的地方，身體本能占據了主導。

在牛津廣場事件發生後，當地的店主要求在周圍的街道上安裝一個「東京風格」的擴音器系統，讓警察可以同時與整個人群進行交流。這個想法幾乎沒有得到什麼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診斷了這個問題。當事件迅速發展，情緒高漲時，就會突然缺乏對現實的權威看法。在數字時代，這種硬知識的真空很快就充斥着謠言、幻想和猜測，其中一些很快被扭曲和誇大，以迎合人們喜歡的敘述。對暴力的恐懼可能和實際的暴力一樣具有破壞性，而且一旦它大了，就很難平息。

只要有足夠的速度，病毒式傳播就能在稀薄的空氣中產生恐懼和衝突。華威大學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德國的反難民仇恨犯罪與Facebook使用的水平之間存在相關性，這表明了快速的點對點信息傳輸所帶來的危險和偏執。在斯里蘭卡、緬甸和印度，Facebook也捲入了種族暴力事件，原因是網上謠言引發了身體動員和對抗。

像這樣的事件提煉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一些東西，當反應的速度往往優先於較慢和更謹慎的評估。隨着我們越來越適應「實時」媒體，我們最終必然會對感覺和情感產生更多的信任，而不是對證據的信任。知識的速度和影響比它的冷酷客觀性更受重視，正如對Twitter內容的研究所證實的那樣，情感上的虛假往往比事實傳播得更快。在身體危險的情況下，時間是最重要的，快速反應是有意義的。但「實時」數據的影響現在遠遠超出了安全問題。新聞、金融市場、友誼和工作使我們不斷地接觸到信息，使我們更難站在後面，為其中任何一個建立一個更可靠或更一致的形象。其中潛藏的威脅是，否則的和平局勢可能會感到危險，直到最終真正如此。

在民粹主義興起的背景下，以及隨之而來的被譴責為「後真相」和「部落主義」的綜合症，人們通常會把政治動盪歸咎於選民發泄他們的情緒。但是告訴人們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在他們更理性的上級面前低頭，這並不是一個吸引人的或有效的信息。用這些術語來批評民粹主義者及其支持者，是為了避免面對一個更大的問題：為什麼感覺可能在21世紀成為一種更重要的導航援助。與其批評人們缺乏自我控制，我們如何理解歷史上的轉變，這種轉變已經把感覺變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這個問題讓我們回到了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現代世界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區別上，它們都是在17世紀中葉開始的：思想與身體，戰爭與和平之間。這些二進制文件已經逐漸弱化了100多年。19世紀晚期，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興起使人們的思想和身體更加接近彼此，證明了我們的思想是如何受到緊張的衝動和感覺的影響的。20世紀初的空中轟炸的發明意味着戰爭包括了恐怖和治安平民的技術。

這兩種區別——思想與身體，戰爭與和平——現在似乎已經失去了可信度，結果是我們經歷了衝突，越來越頻繁地侵入日常生活。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將大腦置於大腦之上，作為我們理解自己的主要方式，它展示了情感和生理對所有決策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出現了新的暴力形式，在這種形式下，國家受到非國家團體（如伊斯蘭國）的攻擊，州際衝突使用非軍事手段（如網絡戰）進行戰鬥，警察和軍事干預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起來。我們的情況是緊張的狀態之一，個人和政府處於一種持續和高度警覺的狀態，越來越依賴於感覺而不是事實。

當我們說到感覺的時候，這可能意味着兩種不同的東西。首先，有身體上的感覺，包括快樂和痛苦，這對我們的環境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神經系統接收來自外界的感覺，這些感覺被用來協調我們的身體和本能的動作。我們的神經網絡的輝煌在於它能促進對新信息的即時反應，無論是來自我們的物理環境還是我們的內部器官。大腦對感官印象的管理極其迅速，它提供了一種抵禦外部威脅的重要防禦手段。個體的感覺可能不被認為是知識或事實，但它們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數據形式，我們幾乎一直依賴於這些數據。

第二，情感的感覺是有感情的。這些是我們能夠有意識地思考和表達的經驗。我們有廣泛的詞彙來命名和表達這些感覺。我們用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來表達他們的身體。他們告訴我們關於我們的關係，生活方式，欲望和身份的重要事情。這種感覺會把自己呈現給我們有意識的自我，這樣我們就會注意到它們，即使我們無法控制它們。現在，由於數字技術收集的行為數據，情緒可以被捕捉和算法分析（「情緒分析」）。然而，這種感覺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歡迎。在許多情況下，一種「情感」的指責暗示着某人已經失去了客觀性，並被賦予了非理性的力量。

感覺是我們如何定位自己，同時也提醒我們共同的人性。我們感受到痛苦、同情和愛的能力是我們如何以及為什麼關心彼此的根本。但是，正如牛津馬戲團的恐慌所證明的那樣，生存本能和神經並不總是可靠的。此時此刻所傳達的信息會與隨後建立的事實相衝突。情感的關鍵品質——它們的即時性——也使它們具有潛在的誤導性，產生過度反應和恐懼。肆無忌憚的政客和企業長期利用我們的本能和情感來說服我們相信或購買那些我們不需要做的事情。通過移動技術獲得的實時媒體加劇了這種潛力，這意味着我們將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圖像和感覺的流中，而很少有時間進行反思或冷靜分析。正如許多觀察人士所宣稱的那樣，如果政治和公眾辯論變得更加情緒化，這既是對當前媒體技術的速度和無情的反映，也是其他任何事情的反映。

在17世紀，一些歐洲學者提出了旨在規範情感的想法和制度，理由是它們不值得信任，而且可能是危險的。法國哲學家倫納笛卡爾用極大的懷疑來對待肉體上的感覺，這與屬於思想的理性原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英國政治理論家托馬斯霍布斯認為，國家的核心目的是消除相互恐懼和猜疑的感覺，否則就會引發暴力。在同一時期，商人和科學家的先鋒社區引入了嚴格的新規則，以記錄他們的印象如何被記錄和使用，以避免誇大和扭曲，使用數字和公共記錄。他們後來被稱為專家，他們將個人情感與觀察分離開來的能力是他們的一個顯著特徵。

這個時代產生了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構建模塊。當代的真理、科學的專業知識、公共管理、實驗證據和進步都是17世紀的遺產。理性高於感覺的提升是巨大的生產力，確實改變了世界的意義。然而，這不僅僅是被尋求的知識;這也是和平。直到今天，在公共生活中，客觀性的價值，正如統計或新聞報道所顯示的那樣，是它為那些在其他方面沒有共同點的人提供了一個共識的基礎。一個承認事實權威的社會也必須建立一些超越政治、情感或觀點的職業和制度。

這個17世紀的項目已經擱淺，我們今天看到的結果。現代技術官僚大廈最初建造的那些同樣的職業現在被歸為「自由精英」。專家和事實似乎不再能夠像以前那樣解決爭論，而對媒體的信任則是自由落體。對經濟、社會、人體甚至自然的客觀主張，不能再成功地與情感和身份隔絕，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因此，歐盟和華盛頓的政府機構被廣泛認為是精英特權的中心，這些特權為自己服務，而不是為公眾服務。

像「科學遊行」這樣的活動在2017年3月舉行，旨在保護科學免受政治攻擊，這表明專家們參與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動員，像任何其他運動一樣，呼籲公眾的情緒。當技術官僚試圖保持冷靜的時候，他們就會冒着沾沾自喜或冷漠的風險。這表明，感情的政治現在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是否喜歡。

有些感覺比其他的更有政治效力。懷舊、怨恨、憤怒和恐懼的感覺打亂了現狀。在唐納德特朗普的勝利、英國退歐運動以及整個歐洲的民族主義浪潮中，民粹主義的民粹主義浪潮就是這樣的例子。人們普遍批評他們詆毀專家的專業知識，並利用情感上的不滿情緒。但這些都是問題的症狀，而不是原因。個人領袖和競選活動將會到來，但使他們能夠繼續下去的條件將會持續下去。與其簡單地在這些干擾中拋出更多的事實，我們不如更好地理解它們的潛在驅動因素。簡單地宣稱專家擁有真理是沒有好處的，因此必須服從。我們需要理解為什麼專業知識的理想已經失去了信譽。

對「客觀性」的渴望在經濟領域尤其麻煩。但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客觀的進步指標，如GDP增長，掩蓋了社會內部的深層裂痕。例如，在美國，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有一半的人口沒有實際收入增長，這使得經濟「增長」的概念成為了謊言。失業率下降的歐洲和美國,但這一有關事實掩蓋了越來越多的人被淘汰(或時自己)勞動力市場的健康不佳的原因,疲憊和成癮,或工作,遠不如他們在過去舉行。

對生活在大城市的「自由派精英」的不滿不僅是非理性的，還反映了一些基本的現實，即人們如何將不平等視為一種道德力量，甚至是一種判斷。經濟不僅僅是滿足客觀需求和需求的領域（正如經濟學家所看到的），也是我們獲得地位和自尊的領域。這在整個收入範圍內是正確的。怨恨或憤怒的感覺並不是某個神秘的白人工人階級的專利。

然而，某些人口統計數據顯然與「自由派精英」相比，在文化和情感上的距離要遠得多。隨着政黨政治變得更加專業化，民選代表和專家顧問之間的明顯差異就變得更加困難;國家對許多人來說，就像一個由內部人士扮演的遊戲。

剝奪公民權利的感覺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而且已經獲得了身體和存在的維度：人們的生活正受到不同的健康、預期壽命和身體和心理痛苦的影響。悲觀情緒最強烈地來自於衰老速度更快、更痛苦的身體——進一步的證據表明，我們無法將事物從我們的思想中與我們的身體的感覺分離開來。

一個人可以把故事留在那裡，簡單地哀嘆現代理性的衰落，仿佛情感已經淹沒了像野蠻人一樣的真理堡壘。最激烈的科學理性捍衛者聲稱，外星人——騙子、煽動者、克里姆林宮的巨魔、「後現代主義者」或未受過教育的公眾——已經被賦予了太多的權力，需要再次從政治中消失。

除了對民粹主義根源的幼稚無知，這種反應忽略了第二個關鍵的歷史發展，它對塑造現代世界同樣重要。出於政治目的利用情感和身體本能的願望也有很長的歷史，產生了自己的精英控制中心，但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它的運作是為了衝突而不是和平。在啟蒙運動的鼎盛時期，由於理性似乎是一次勝利，法國大革命展示了一種巨大的軍事力量，它可以被大眾的情緒所釋放。

現代戰爭創造了情感、信息、錯誤信息、欺騙和秘密的miasmas。它以創新的方式調動基礎設施、平民人口、工業和情報部門。空中戰爭的興起意味着平民士氣和實時決策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產生了新的技術來衡量和管理大眾情緒，並感知到威脅。正是這種偏執導致了數字計算機的發明和後來的互聯網。在戰爭期間，信息因其速度和影響而受到重視，就像它的公眾信譽一樣。小布什政府給水刑的一個原則理由是，需要儘快從囚犯身上提取信息，以免為時過晚。這是一種全新的處理真理問題的方式，它常常與最初的科學理想和專業知識完全相反。

最近，這種戰爭精神已經被灌輸到平民生活中，因為強調「實時」知識已經成為商業世界、金融部門和硅谷大公司的一個特徵。知識和決策的速度變得至關重要，公共協議在這一過程中被邊緣化。我們不是相信專家，而是基於他們是中立的，而且是在爭論之外，我們已經開始依賴於快速的服務，但是他們的公共地位還不清楚。

企業家的意識形態是這裡的一個貢獻因素。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企業在面對變革時，被告誡要變得更加「敏捷」，而商業「顛覆者」則專注於尋求在競爭對手面前發掘新知識和新想法。速度是最重要的。在交易員中，他們的技能在於利用微小的價格波動，有時只是比其他人稍早一點。營銷分析師的目標是儘早發現趨勢。這些是感覺和感知的練習，而不是推理。然而，從來沒有人指責一家廣告公司是「後真相」。

專業知識的承諾，最早是在17世紀提出的，它是為我們提供一個我們都能達成一致的現實版本。數字計算的前景是將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敏感度最大化。時間是一切。專家產生事實;谷歌和Twitter提供了趨勢。隨着世界的客觀觀點逐漸消退，它被直覺所取代，就像現在的事物發展方向一樣。這種緊張狀態提供了更多的情感刺激和敏感性，但出於同樣的原因，它對和平環境造成了不安和破壞。與此同時，誰可能會試圖激發特定的感覺，以及為什麼潛伏在幕後。

這種情況的最終危險是17世紀霍布斯發現的。告訴人們，他們是安全的，如果他們意識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那麼他們的價值是有限的。創傷後應激障礙（一種與戰爭有關的綜合症）的傳播是一個例子，說明戰鬥的症狀正在成為平民生活的特徵。症狀的出現是由於持續的和不可抗拒的威脅，這很容易就意味着學校的欺凌或控制關係。無論一個人站在「言論自由」、「觸發警告」或「安全空間」的辯論中，「公民」和「暴力」行為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這是神經科學進步和身份政治的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突然出現的「武器化」概念（例如，Facebook已經被政治運動「武器化」）表明，曾經和平的關係正在被重新構想為暴力。隨着「戰爭」的隱喻傳播（如「毒品戰爭」、「文化戰爭」或「信息戰」），對構成公民社會的機構的信任也會惡化。對於那些蓄意破壞的人來說，這完全是關鍵。

當理智本身處於危險之中時，有一種可以理解的本能，試圖去拯救或拯救過去的東西。對於科學先驅們的頑強的個人主義、冷酷的理性和尋求真理的勇氣，這已經成為老生常談了。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當智力和計算比人類更快、更準確地執行時，就需要另一種理想。也許科學方法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它是智能的（它現在是手機、城市和冰箱的屬性），但它是緩慢而謹慎的。也許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智力，而是更少的速度和更多的關心，在我們的思考和感覺中。畢竟，如果他們被賦予了表達和傾聽的時間，那麼情感（包括憤怒）是非常合理的。相反，先進的情報可能是完全不合理的，當它以如此快的速度移動時，就會無視任何對話的可能性。

民主正在被一種不能被忽視或逆轉的方式所改變。將理性與情感分離不再是可能的。這是我們現在的現實。我們不能逆轉歷史，也不能繞過歷史;這個新時代需要有不同尋常的判斷和關心。我們不應該貶低當今政治中的情感影響，而是需要更好地傾聽和學習它們。